要读懂近代中国，就不能不读晚清史，要读懂晚清史，就不能不说李鸿章。

　　1862年初，由于曾国荃昧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执意要夺得攻克“天京”的头功，拒不接受其兄曾国藩要他率兵救援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的命令，李鸿章得以离开曾国藩回乡组建“淮军”援沪，9000名衣衫褴褛、来路庞杂的新组建军队前后分7批，乘坐上海士绅花18万两白银租来的英国轮船，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取道南京，直抵上海。

　　在李鸿章的铁幕周馥的回忆中，当时南京驻守在长江堡垒上全副武装的太平军将士个个剑拔弩张，他们清楚看到轮船上的淮军，只因为有外国轮船这张“虎皮”掩护而不敢开枪。太平军的这一错念，直接导致了两方实力的改写，并把李鸿章推上了晚清权臣之阶。在上海带领淮军连打三场胜仗的李鸿章，直接从原先为曾国藩摇笔杆子的幕僚，晋升为江苏巡抚，成为朝廷大员，从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宦海生涯，最终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这位乱世枭雄在政治上大红大紫的40年，也正是中国封建王朝走向衰亡、近代社会启蒙生发的转折点。

　　他的政治对手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后作传纪念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甚至把他与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逐一相较，认为李鸿章与诸葛亮、王安石、俾斯麦等人都大有可以一较高下之处。

　　李鸿章自嘲“破屋裱糊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曾殚精竭虑，希望含悲饮忿，委曲求全，为清廷赢得喘息的时间，以图中兴，并师夷长技，力求自强。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他缔造了中国第一支远洋海军，创办翻译机构，译介西方政治和科技书籍，修铁路，开矿山，架电报，办工业，造军火，并主持公派大批留学生赴美求学，其中知名的有詹天佑、严复、段祺瑞、唐绍仪等，为中国近代化做好了人才储备，其历史功绩，史学界早有公论。但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败、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百余年来，吐血而亡的李鸿章头上始终难以甩脱“刽子手”、“卖国贼”两顶罪臣高帽。

　　千秋功罪付史评。对于历史，我们无意重新评论，也无权贸然改写，我们只想还原大时代背景下的关键人物，还原一个既勤勉忠直、又圆滑狡黠，既权倾朝野、又万般无奈的晚清老臣，以及他身后，那个伴随着中华民族百年进程、绵延不息的庞大家族。

　　李鸿章：舟大水浅无力回天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南京、合肥

　　从李道炯家里新开张的饭店走出来，往西踱去不远，是一眼斑驳的古井，几百年来井绳上上下下的负重运作，已经把石井勒出许多道深深的豁口，仿佛大地上张着一圈缺了牙齿的嘴巴，犹豫着不能说的秘密。

　　这是一个依旧固守农耕方式的村庄，少见的水泥路直通李道炯家门口，其他的地方，多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土路，黄色的油菜花在空气里迸发出略带土腥的苦香。李道炯家饭店的匾额写得谦虚谨慎：“乡村饭庄”。

　　李道炯没有在匾额上大书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毕竟他的高祖与李鸿章是堂兄弟，这层关系解释起来还是相当拗口。但方圆几十里内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在高挂鸿章招牌推销楼盘，相形之下，李家后人反倒显得低调。

　　李道炯的二儿子刚从城里学成厨艺，原先给别人打工，现在回家自己单干。磨店乡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多少乡镇企业，当地政府希望发展旅游，李道炯脑子活络，回家把房子粉刷粉刷，就替儿子开起了饭店。但这里的农家游似乎远未成型，仅凭一口古井，几段残碑，吸引不了远方来客。饭店大厅里只放了一张圆桌，四壁空空。

　　合肥以东30里地的磨店乡，100多年前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无人不知这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老家。——“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分别影射着李鸿章与翁同龢两位大人的籍贯与人品。当地人说，这方水土历朝历代出过不少官员，就拿这口古井来说，开凿者是明朝一位姓熊的侍郎，所以它的官名叫“熊砖井”，是一口“很有水平的井”。相传这井有法力，曾经有一位官员为求庇佑，从井栏上敲下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熊砖井有一处豁口特别大。村人们相信，李鸿章一家就是喝了这井水，才一路发迹荣升，家道中兴。这方水井润泽了李家起码八代人，如今还生活在井边的李道炯，是当地的支书——祖上为相国，后代是村官，形成一种对比式承继关系。

　　“若不是40多年前那场狂飙式的群众运动(‘文革’)，这儿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晚清传统式官宦大宅门的博物馆，因为现在人们收集到的李家各式碑刻，仅仅拓片，堆在地上也有半人高。”《李鸿章家族》一书中这样写道。祠堂与石碑已经被砸了个稀巴烂，只有那口古井，因为还有日常供水的实用价值，在浩劫中保存了下来。

　　李道炯指着家门前的水塘告诉我，李鸿章小时候在这里洗过澡，私塾先生把换下来的衣服挂在树上，随口吟了一句“千年古树当衣架”，少年李鸿章开口就接“万里长江作浴盆”。

　　在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里，故事变成了李鸿章的父亲随口吟出“风吹马尾千条线”，年仅6岁的李鸿章朗声应对：“日照龙鳞万点金。”折射出胸中气象的下联让父亲吃了一惊，当即决定送他去私塾念书。

　　这些对联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引用了。在另外一些野史中，据说是朱元璋小时对出了这对联。所以“日照龙鳞”等句，是否真的出自幼年李鸿章之口，现在已不可考，但是这位官至一品的北洋大臣，确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同时还是个出色的书法家。6岁时的“日照龙鳞”也许是杜撰，但20岁时他的自述诗，已经可以一窥他冀望少年得志、扶摇直上的自我期许：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二十自述》

　　他的野心与抱负并未等待太久，21岁，李鸿章中举人，24岁中了第25名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成绩名列前茅，年纪轻轻就进了翰林院。曾国藩因此写信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令弟少荃(李鸿章字)，自乙丙(指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郭嵩焘字)，帅逸斋(帅远燡字)，陈作梅(陈鼐)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曾国藩果然目力过人，他冷眼相中并热心扶持的这4个青年人里，郭嵩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而李鸿章一生纵横捭阖，位极人臣，历任北洋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被梁启超尊为近代史的“当时中国第一人”。

　　暗中同情变法的老臣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翻开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开宗明义第一段，如果翻译成大白话，是这样的：

　　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没有骂名、也没有美名，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恨他，那他一定是盖世奸雄；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爱他，那他可算是盖世豪杰。但是，全天下人那么多，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庸常之辈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未必就不是滥好人；谤满天下的，也未必不是真伟人。老话说：盖棺论定。可我发现有的人盖棺了几十年、几百年，却还没有定论。……且不管此人是大奸雄还是大豪杰，但他的位置与行事，不是庸常之眼可以借烛光窥探，也不是庸常之舌可以信口乱雌黄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有资格读我所写的李鸿章。

　　梁启超自己承认，他跟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所以来自梁的褒奖是颇为难得的，因为这是一个敌人的赞美。

　　其实，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的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授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所以他对康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对维新派进行彻底清算，很多人揭发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李鸿章干脆承认：如果说支持变法就是康党，那我确实是康党。但是李很明白：戊戌变法一方面是政纲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这一点上李鸿章特别圆滑，他说“不与闻废立之事”，即表态：我从来不参加“帝党”。慈禧也因此放了他一马。

　　天津教案扶上青云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快40岁才中了进士，他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是一种极其微妙而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上说，远超过同乡、同学、同族……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初为京官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联系与参照，无形中成为一个整体。

　　李文安是刑部司法官，有清廉正直之名，他性格内向，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近。当时的曾国藩不过是一员普通京官，而李文安却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与李鸿章去拜曾为师，学“经世之学”，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家族的最高智慧。

　　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中国此后长达百年的乱世拉开序幕，在天子脚下摇了6年笔杆子的“翰林”李鸿章，也被拖回老家干起了“绿林”。他的淮军体系，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1870年天津教案，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衙署，一边是中国人焚烧教堂领馆，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七国连衔抗议，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军舰集结大沽口，直接威胁北京。慌乱的清廷马上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在此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在处理此事。曾性格正直，希望秉公直断，处理方案是百姓洋人各打五十大板。结果两边都不领情，愈闹愈凶，事情还没办完，曾国藩的身体就垮了，一年后去世。

　　李鸿章手段圆滑许多，他知道事不宜拖，快刀斩乱麻：赔偿洋人50万两，条件是军舰立即退兵。杀掉主要“打教”的20人，充军发配25人，就双方死伤人数来说，基本是一命偿一命。据说到了真正处决之时，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其中一些是从监狱里拉来的死刑犯冒名顶替的。

　　清廷一看李鸿章这个安徽人本事不小，又会带兵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写得又好，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以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于是很快，李鸿章就接到任命，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即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

《中俄密约》的骗局

　　御用火车太监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项“第一”与李鸿章直接相关：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第一个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个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广方言馆；第一次公派留学生：1872年留美幼童；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 ：1874年《中秘条约》 ；第一个电报局 ：1880年设立于天津的中国电报总局；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北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近代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

　　是他推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但这些“第一”阻力重重，有时甚至进两步，退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再度吃紧。在晚清文武之中，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在1874年清廷组织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战略，其中格外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朝廷内反对派的理由则是：“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李鸿章的聪明与狡猾，就在于他懂得阳奉阴违的艺术。1880年，李授意唐廷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为免朝臣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驴马拖载，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一直伺机争取更进一步。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是有机头的，由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汽机车头，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上的第一台机车头。但通车没多久，“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机头被下令禁止使用，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拖载所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之一。李鸿章迂回前进，6年后，当铁路大讨论再次提到清廷的日程之上，他耍了个小心眼，决定设法送慈禧一个小礼物，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的魅力。

　　送礼是没有阻力的。于是，1888年，古老的皇宫西苑，从中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赞助的1500米的微型铁路，与此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和6节小车厢。这个可以快速行进的“玩具”，成了皇亲国戚们在深宫后院的游览花车，大开眼界的慈禧转而明确支持铁路修建，长达十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条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厌烦了宫闱中时有机车声响，又将机车头驱动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缓缓滑行，成为晚清末年荒诞滑稽的另一幅插图。

　　甲午战争一败涂地

　　李鸿章曾自比“破屋裱糊匠”，时代危艰，清廷风雨飘摇，他能做的不过是东修西补，挽回不了颓局。

　　作为西洋枪炮的终生崇拜者，李鸿章一直致力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振兴，为北洋海军建设耗尽了后半生。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中，中国在数千公里的海防线上装备了25艘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的有14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7艘装甲巡洋舰，而“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

　　但这支海军命运多舛，先是撞上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然后又遇上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使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据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考证：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共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等于吞掉半支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之初，在全国上下一片主战声中，李鸿章处境甚为孤独。陈寅恪的弟子石泉先生在他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中认为：当时对中日军事实力悬殊，以及对自身军备的弱点，其他官员都不如李鸿章心中有数，北洋海军的军力仅够自保，完全不足以应付境外开战。而以清流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对李鸿章的隐忍妥协，不肯增兵备战，惟事寻求外援的做法，已经不能忍耐。

　　这场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就注定了败局。“清流”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对李多有牵制，最要命的一次是1891年，翁作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财政部长)，居然让清廷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所以李鸿章在战争爆发时怒对翁同龢：“你还有什么话说？”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影响到作战的指挥与策略。开战以后，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因海军快船不敌日本，不可轻试，故颇慎重，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本海军行动而已。国内主战派则认为他拥舰自保，“偷生纵敌”，向清廷嚷嚷要临阵换帅，惩办丁汝昌。

　　类似例子在甲午战争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中国人一边在与日本开战，一边自己在窝里掐架。

　　甲午战败，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一签，“卖国贼”这顶帽子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事业，至此扫地无余。李常常自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

　　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遭日本浪人行刺，弹中左颊，血流不止，这次颜面尽失的马关之行深深刺激了他，他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洲回来，在日本换船时，怎么也不肯乘上摆渡的日本小船。最后人们只好在两条大船之间架起一块跳板，扶他过去。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当他来到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上，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别人矮了一截，不由悲从中来。同行的日本人请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写了4个字：“伤心之地”。

　　《中俄密约》的骗局

　　在李鸿章签署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里，有一份代表清廷跟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当时极为保密。清廷的目的，无非是想与俄国建立防御同盟，但沙俄开出条件：你得让我在东北修建铁路。铁路一旦修到了海参葳，无疑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的实力。

　　《中俄密约》的真正内容，在签订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个谜，舆论沸沸扬扬，各国间谍无孔不入想得到情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刊出伪造的版本，清廷则因为这份说不清的密约承受了巨大压力……其真实情况直到清王朝和沙皇俄国政府都被推翻后，两国政府从前朝档案卷宗里发现了真正的《密约》原件，将之公布于众，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回忆录，维特是当年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也是签订密约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这些知情人在世时不便发表的真相一旦公布，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李鸿章被骗了。

　　照维特回忆录里的描述，沙皇俄国提交给李鸿章签署的密约是被暗中调了包的，中国方面完全蒙在鼓里：

　　……他(主持签字仪式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看了看表，那时是12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间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了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两份新的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和我签了字。

　　维特还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谈判对手：“李鸿章是十分率直而且认真的”、“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他同时承认，“那时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李鸿章万没想到自己的谈判对手是这样一群背信弃义的虎狼之辈，欧美之行回到天津时，他还以为做了一件好事。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 (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事实上，不要说20年，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临事方知一死难

　　79岁高龄的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内外交煎，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在他临咽气之前数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他，来病榻前纠缠，逼其画押把整个东北作为俄国的“保护地”。李鸿章这次再也不肯上当，抵死不签，继而引发大吐血。

　　俄使走后，李鸿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刻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在遗折中，李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临终，他嘴里还在痛骂向慈禧力荐义和团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误国！”

　　正如毛泽东评价李鸿章的那一句：“舟大而水浅也。”他是个强人，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末路了，大舟被小水所误，徒劳搁浅，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悲剧。

　　忠心耿耿跟随了他40年的老臣周馥此刻守在李鸿章床边，见李已经咽气，但双目炯炯不闭，遂哭出声来：“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吧！”李鸿章“目乃瞑，犹溜涕口动欲语，可伤也”。(周馥《李文忠公七律诗》注)

　　所谓“未了之事”，在临终病榻上，李鸿章曾口占一绝。在这首绝笔诗里，诗人兼政治家李鸿章不但道出自己孤身一力难扶大厦的悲凉，也似乎预见到了自己将背负重大骂名，成为祭坛上代人受过的牺牲品，一些意象甚至暗伏了清朝的没落与衰亡：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最终笔锋一转，把对个人悲剧的伤痛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对后继者的叮嘱——“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其情怀与语气，几乎与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出一辙——当然，李鸿章与孙中山，所代表的阶层不同，所维护的政权不同，所崇尚的政治理念也大有差异，但中堂大人临终时流露出来的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热望，也许跟中山先生一样真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作为晚清老臣，无论李鸿章受到怎样的臧否，他都确实尽力把自己的这一棒传递了出去，一代一代中国人，就是秉着这股自强的心劲，各执信仰，各走一程。

　　(感谢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梁启超著《李鸿章传》、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刘广京、朱昌峻著《李鸿章评传》、宋路霞著《晚清第一家——李鸿章家族》、冯祖贻著《百年家族——张爱玲》，感谢合肥市李鸿章故居程红馆长、帅艳华馆员提供的无私帮助。)

李氏后代：从外交官到科技人

　　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第三代也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人经商，有人出国，到第四代、第五代，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合肥、上海

　　在合肥最繁华的步行街淮河路上，灰瓦黛墙的晚清建筑与周围热闹的霓虹拉开了距离，曾经“半个合肥都是李家的”，现在只余下了这座“李府”。

　　这座房子是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在1983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并接管下来的，现任的文物管理处处长程红当时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据她的回忆，当时这座房子里挤挤挨挨住了十几户人家，一些为了临时需要搭建起来的违章建筑，像各色补丁拼接在这座昔日相府的四角，但是房屋的外观和内部格局保存完好，并未遭到太大破坏。

　　老宅旧主人身份如此特殊，所以，当这所宅子变成“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并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承担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许多太平天国的后人写了小字报贴在门口，说是这个屠杀我们祖先的刽子手，现在怎么纪念起他来了？”

　　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程红就请告状者来参观馆内陈列的李鸿章生平，最后特别告知：我们是“陈列馆”，而非“纪念馆”，不管对李鸿章此人历史上如何评价，把这一段历史真实地“陈列”出来，这总没错吧？

　　长子李经方曾想扶老爹当皇帝

　　按照老李家的族谱，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开始，这八代人的辈分分别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现在合肥还能觅到不少道字辈，永字辈的李家后人。“真正李鸿章这一族的后人，国内已经不大找得到了，很多人去了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国内留下的大多是李鸿章兄弟的后裔。”《李鸿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说。

　　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经叙述过自己回乡探亲时的一段经历，在小火轮上，乡人见了就骂他洋奴、洋鬼子。在清朝时当外交官，语言不通，生活不惯，“正人君子”动辄以“卖国”相讥，弱国外交腹背受敌。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是时人共识。

　　但李鸿章偏要让他的子孙们捡酸果子吃，从小就让他们在科举之外兼学西语，他的3个儿子都从事外交。过继来的长子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次子李经述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庶出的三子李经迈曾任钦差出使奥国。

　　李经方为人聪敏好学，名将刘铭传记载过一段逸闻，他曾看见少年李经方一边读书，一边吃菱角蘸糖，因为太过专心，菱角蘸的是墨，吃得两嘴发黑仍浑然不知。小李精通五国语言，写一手极帅的隶书与行草，相貌高大英俊，但他一生既没赶上父辈打仗立功的时代，也没在洋务运动中捞个肥缺发财，他当过3年驻美公使参赞，3年驻日公使，但基本是被老爸带在身边，成为李鸿章办外交的重要帮手。沾父亲的光，也分到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人称“割台大臣”，一生政治上郁郁寡欢。

　　有个强势的老爸，李经方并没有太多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马关议和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制止了。他设法影响父亲的思路，叫随员们把见解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决策参考，但也未被采用。

　　马关签约归来，全国舆论沸腾，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台湾具体画押交接之事还得跑一趟，李鸿章遇刺受伤无法成行，任务落到李经方头上，李鸿章心想这卖国之事不能再让李家人干，想保护孩子的声名，就推说李经方病了。结果光绪皇帝一怒：“李鸿章不得推脱！”李经方不去也得去了。

　　跟父亲不同，李经方早看出清王朝气数已尽。他多次对他的学生鲁望岩说，“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复之日可待矣。”还劝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庚子议和前夕，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清廷12道金牌急召远在两广的李鸿章进京。曾有人力主李鸿章甩掉慈禧，自立为王，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人天下。据说李经方也持有这种想法，屡次与李鸿章密谋。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回忆，当时他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千万不要失去这千载良机，拥兵自立，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但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电文烧掉。(据马建忠之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父亲对清廷的愚忠让李经方失望，他对仕途、对政治都失去了信心。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李经方的仕宦生涯彻底结束。

　　李经方可算妻妾成群，除了原配的两任老婆，还有五房侧室和两个洋太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辛亥革命后李经方关起门来当寓公，一大家子坐吃山空，但他凭着外语好，跟洋人狠做了两笔地产和古董生意，大赚一把。这两次成功的投资令他开心，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

　　梁思成高足李道增一生的遗憾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馆长程红，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李家后人，她总结了这么一条规律：“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办外交的不少，第三代也基本上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些人经商了，有些人出国了，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从政的就寥寥无几了，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自身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确实，翻看李氏后人的族谱，到了“道”字辈，几乎是一长串卓有贡献的专家名录：高级工程师，桥梁专家，铁路专家，著名医生……他们曾经背负过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些人甚至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但这一辈人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苦难磨砺中站起来了。

　　以李道增为例，梁启超与李鸿章之间的渊源，到了后代那里又奇特地续上了。李的后人李道增，成为梁的后人梁思成的门下高足，这也算一种缘分。

　　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曾长期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人物。

　　1930年，李道增出生在上海跑马厅边曾祖父的豪门大院，三四岁的时候，大家族经济破产，只好变卖老宅，全家几十口搬出来分家另过。走出大宅门的李家人心性依然很高，对孩子的学业尤其抓紧。长期的租界生活，让他们的思想都十分海派，主张学好英语，哪怕没钱将来也要设法让孩子出国留学，而且从小就把孩子送进教会学校。

　　在清华是另一种严格到冷酷的学术环境，那时清华的老师都是名教授，“上课一律用外国原版课本，每一节都是英文授课”，入学后第一场考试先关个三分之一不及格，把这些以前全市第一、全省第一的学生全部打懵，以挫其骄锐之气。李道增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遇到了受业恩师梁思成。

　　李道增一生有个最大的遗憾。1958年，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他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了国家大剧院的计划。清华大学调动了全校精华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等抽调了300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到了破土动工的时候，中央发话：国家经费有限，目前工程不能上马。

　　这一放就是近40年，十年浩劫中，300人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设计图纸，被造反派一把火烧得精光……

　　“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一张图，”李道增说，“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到了1990年，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李道增代表清华参与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

　　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原先1991年方案的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这次是国际招标，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供最后定夺的有3个方案，其中一个就出自李道增之手。

　　李道增的建筑理念跟梁思成一致，也欣赏北京的故城之美。他认为中国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而且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在它们旁边建大剧院，就要与这些古建筑协调，避免喧宾夺主。应该“近看有形、远看有势”、不设“虚假空间”。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上级提出了要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张爱玲和李鸿章家的女人们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张爱玲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一部《小团圆》，把张爱玲生前最深的爱与痛揭了开来，裸裎在世人好奇的眼光之下，有张迷说，“我恨不能把这本书在市面上的所有版本全部买下，付之一炬。”

　　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在《小团圆》的前言中举出了Max Brod和卡夫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未遵作者叮嘱销毁遗作的情有可原。张爱玲已经无法挺身而出为自己辩护，而读张的人也不过是徒增叹息。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她与李鸿章之间的血脉渊源，作为前朝大老的外曾孙女，张爱玲并未享受过太多荣华富贵的遗泽，相反，她的一生几乎都在困窘中度过。李氏望族所遗留给她的，仿佛只有那些弥漫着鸦片气息的、无望深宅里的悱恻流言。读者们在她的小说里按图索骥，猜测着谁是小说中破落贵族的原型。张爱玲的舅舅因此生气地说：“她来问我，我什么都告诉她，她却在文章里骂我们！”

　　她那样入骨三分地把豪门怨事化进小说，因此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几十年后，《李鸿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采访李氏后人时，几乎所有老李家人提起张爱玲都是一肚子气。从香港回沪探亲的李家皓对宋路霞说：“张爱玲写小说是为了出风头，她没东西写了，就专写自家人，什么丑写什么，李家人出来工作的也不少，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她不写，这算什么？所以我们当年就不高兴睬她……她写别人是病态，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态……我看她最后也没什么好结果……”

　　同族把话说到这份上，也算相当刻薄。但张爱玲岂是寻常人哉？她那个从未谋面的外曾祖李鸿章，独独把一项难得的基因遗传给了她，那就是：承受误解与骂名的能力。

　　《孽海花》里的择婿佳话

　　其实不单是张爱玲，李鸿章家族中许多女人都值得一书，即使在封建男权社会，她们大多隐蔽在某个男人背后，不为人知道，但她们的光芒也常常要漏将出来。就拿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来说，这个女生男相的女人几乎是老李的“定海神针”。都说赵氏有“帮夫运”，她嫁到李家的这30年(1863-1892)，恰恰是李鸿章在中国政坛上大红大紫的30年，湘军淮军平定天京、老李办洋务、办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期间。而赵氏一死，一切都乱了套，甲午战败、撤消职务、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厄运就此开始。

　　赵氏是李鸿章的续弦，相貌并不漂亮，但生于安徽太湖著名的书香门第，祖父是嘉庆年间的状元、清廷册封琉球国王的正使；父亲是咸丰皇帝的陪读；满门兄侄都读书入仕。赵小莲嫁给李鸿章的时候已经24岁，在乡下算是老姑娘，那个年代的女子大概只有靠婚嫁才能实现自我抱负，她非将才之辈不嫁，也说明她是个有主见的巨眼英雄。

　　李鸿章子嗣并不兴旺，原配夫人生下的儿子夭折后，不得不过继了弟弟李昭庆之子李经方——这个名为长子的侄儿一生追随老李襄办外交，是他的左膀右臂，此是后话。但赵小莲嫁给李鸿章的第二年，就为李家添了个货真价实的子嗣李经述，过了几年，又生了李经  (又名菊耦)和李经溥两个女儿，菊耦就是张爱玲的奶奶。

　　两个女儿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老李并不十分重男轻女，他一直把她们留在身边，迟迟舍不得让她们嫁人，因女儿都聪明过人，文墨清通，可以帮他处理公文。尤其长女菊耦，见识高，口风紧，办事细心。张爱玲说，“我祖母也是二十三岁才订亲，照当时的标准都是迟婚。”“因为父亲宠爱，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个还剩一个。李鸿章本人似乎没有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惟一的一个姨太太据说也丑。”张爱玲在小说《创世纪》里写紫微22岁嫁给16岁的少年匡霆谷，就是写的自己的六姑奶奶李经溥。

　　而张爱玲的奶奶，23岁才出嫁的菊耦，夫婿是李鸿章亲自挑选的清流健将张佩纶。

　　进士出身的张佩纶，因为一支敢言硬笔，到处弹劾官员，曾经风头很劲。但光绪十年中法马江之战战败，被朝廷发配察哈尔。3年后归来，李鸿章特邀张到天津小住，对他欣赏不已，认为他的才干堪称今世蔺相如，得知张佩纶的继室在发配期间过世，便暗示张佩纶秋后来提亲。

　　菊耦为相门千金，容貌娴雅，能诗，善琴，懂得奕棋、煮茗，对书画有很高的鉴赏力。而张佩纶年届40，一把胡子，相貌甚至有几分粗鄙，结过两次婚，是一个流放回来的罪臣，怎么讲两人都不相配。据说赵氏当时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最后，菊耦自己点了头，因为“爹爹眼力必定不差”。

　　这段东床选婿的佳话在当时流传很广，曾朴在他的《孽海花》中，专门把这一段写了进去：

　　一日威毅伯感冒，要请仑樵去商量一件公事，踏进房门，早被威毅伯看见，便喊：“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姑娘红了脸，道了万福，转身如飞逃进里间。庄仑樵一面与威毅伯谈话，一面看见桌子上有一本锦面的书，……一翻就翻到两首有关中法战争的诗，起首便是“鸡笼南望泪潸潸，闻到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竟是“功罪千秋付史评”，对他竟是既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下来。威毅伯看见就笑道，不过是小女的涂鸦之作，又说：“小女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庄仑樵接着说：“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样的才貌！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听后哈哈一笑竟说：“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说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领神会，马上托人提亲，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

　　张佩纶字幼樵，所以《孽海花》里的庄仑樵，当时几乎人人知道是影射张佩纶。连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儿女——张爱玲的父亲与姑姑，都私下讨论这一出是杜撰。按张爱玲的看法：爷爷不可能在签押房遇到奶奶，而奶奶也不大会作诗。

　　张佩纶后来仕途并未再有起色，李菊耦38岁开始守寡，靠嫁妆维持生活。张爱玲不信爷爷奶奶婚后琴瑟和谐的佳话，连她的姑姑张茂渊都责备李鸿章：“这老爹爹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张爱玲后来看到一张奶奶中年时的照片，“阴郁严冷”。菊耦让女儿着男装，称少爷，这种阴阳颠倒“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后来，菊耦的女儿张茂渊，菊耦的儿媳、张爱玲的母亲黄素莹果然都脱离旧式家庭，到海外求学，自食其力，作新女性。张茂渊长年单身；黄素莹冲破婚姻，成了出走的娜拉。

　　揭开血淋淋的疮疤

　　也许是《孽海花》提醒了张爱玲，家有传奇，别人能写，我为什么不写？她热衷于打听家族逸闻，并写进自己的小说。而母亲姑姑往往对豪门旧事讳莫如深，因为经历了“五四”，“现在不兴说这个了”。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老实不客气地把姐姐小说里的原型一个个来了个对号入座，“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在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

　　这姐弟俩还真是统统继承了爷爷张佩纶直笔弹劾、不怕开罪人的本事，张子静在文章里逐一评点：《金锁记》一书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的生活为背景，故事影射了李经述三子李国煦夫妇，孙子李家瑾是小说中的“长白”，孙女李家瑜就是小说中的“长安”。小说里的三爷季泽影射的是李经述的四子李国熊，李国熊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

　　文章一出，张家姐弟就算把老李家全得罪光了。家丑不可外扬，他们姐弟俩居然一个出小说，一个写注释，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叫李鸿章家的后人怎能不暴跳如雷？

　　张爱玲当然管不了这么多，戏与人生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影子，这个小说痴人不但对李家人下手不留情，对自己的累累疮疤也照揭不误，因为“最好的材料就是自己最熟知的材料”：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孽姻，详细到床笫之欢；与电影明星桑弧成为秘密情人，在《小团圆》中首次得到印证；而与美国丈夫赖雅未婚先孕，张爱玲不想要这个孩子，居然在打胎后把孩子扔在马桶里冲了下去。

　　当时爱玲已有身孕4个月，很担心手术会有问题，但找到的这个医生居然也肯做。

　　根据谈好的条件，不能有任何其他人在场，所以赖雅事先避开了。医生走后，赖雅走了进来，把一柄劈柴斧子放好，说，“我没出去，就在楼梯口，看见有这把斧头，就拿着，想着你要是有个什么，我就杀了这狗娘养的。”

　　这次手术，给张爱玲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小团圆》里写到这一节时，说，“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打胎用的是古老的“药线”，医生走后好几个钟头才会发作，把胎儿打下来。当时爱玲肚子痛得翻江倒海，到夜间胎儿才下来，扔在浴室的马桶里。由于惊恐，爱玲看那男胎足有10英寸长。

　　恐怖到极点的时候，她扳动旋钮，把胎儿冲下去了。“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清秋子《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爱恨倾城小团圆》)

　　事后说给好友炎樱听，炎樱不信，认为一切不过是爱玲的幻觉。

　　张爱玲早在19岁时写过一篇小文《天才梦》，其中一段可作为她一生的注解：“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世人是难以取悦的，他们也许真的不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因为与胡兰成有过一段情，桑弧最初爱上张爱玲，亦不免常常为她的身份立场起疑。桑弧为人忠厚，性格拘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都由他执导。当时一班做电影的朋友看他与爱玲彼此有意，曾想撮合这一对。据龚之方当时公开的说法：他亲自上门去替桑弧提亲，而张爱玲的反应是略感诧异。龚之方回忆：

　　她的回答并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说下去了。不可能的。

　　《小团圆》的出版颠覆了这个“不可能”。

　　燕山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

　　九莉笑了起来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

　　当然她知道他是问她与之雍之间的关系。他虽然听见说，跟她熟了以后，看看又不像。

　　他拥着她坐着，喃喃的说：“你像只猫。这只猫很大。”

　　又道：“你的脸很有味道。”

　　又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哪？”(张爱玲《小团圆》)

　　这一节写出了桑弧初坠爱河时不确定的猜忌：眼前这女子，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是“汉奸妻”，她到底是好人坏人呢？

张爱玲：永远的争议者

　　努力向左翼靠拢

　　其实几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流语境，难以原谅张爱玲的不光是“汉奸妻”，还有她的“反共文学”。

　　从1945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被攻击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卖文的“汉奸文人”，这期间的张爱玲，除了参与一些电影剧本以外，在事业上是郁郁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艺登上主流舞台，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可争取对象，柯灵、夏衍等人都对她的小说很欣赏，《十八春》就是在这个时节，开始用“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轮番换了化名写文章帮她捧场。小说连载写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梁京”就是“张爱玲”，大吊读者胃口。

　　这部脱胎于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十八春》，应该算是张爱玲“与时俱进”的一部作品，也是张在平实文风上的一次成功转型，小说放弃了以往对绮丽意象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以往泼天而来的机智辛辣，转而使用一种温厚的叙事风格，小说的结尾，男女主人公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并焕发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获好评让张爱玲再接再厉，半年后，她写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小艾》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是个异数。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她对此不太熟悉，“要么只有阿妈(指佣人)她们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时局势变迁，她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文艺转型了。她笔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结了婚，经过苦苦挣扎，才等来了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备受摧残的身体已不能生育了。这部小说不但“左翼”，甚至跟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类似。

　　张爱玲还是秉承她不熟不写的原则，佣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两个“无产阶级”工种——早年刚成名时，她就去印刷厂参观过自己的书籍付印。但她原本构思的小艾，有心脱离底层身份，曾主动挑逗过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即便不谙世事的张爱玲，也知道这种真实的人性，在现实政治风气下是不能写的，正如她在《十八春》里所言，“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于是，她草草写了一个故事交差，内心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与当下环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灵曾在文章中回忆张爱玲参加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当时张爱玲是欣然赴会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张爱玲对在衣着上努力向新社会靠拢，也有过一段描述。她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做了件喇叭袖单衫和一条裤子，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一身：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张爱玲《对照记》)

　　永远的争议者

　　1950年，土改开始，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谁也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时候萌生去意的，但是到了1952年初，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她终于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的上海了。

　　同年7月，张爱玲远赴香港，这一年，她32岁，此后再未踏上故土。

　　临行前，与姑姑约定，不通信，不联络。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认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这些照片因此得以存世。

　　在香港度过了最初的经济困窘，一腾出手来，张爱玲马上开始创作英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这是张爱玲第一部英文小说，也就是后来很著名的《秧歌》。《秧歌》在美国出版后，《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时代》周刊都给予了好评，其中一篇书评说 ：“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人，也感到羡慕。”书的外语版权卖出了23种。

　　但就是这篇在大洋彼岸引发赞美的作品，在她的祖国却骂声一片。

　　《秧歌》的故事中，金根是村里劳动模范，但家中常常挨饿，邻居谭大娘骂金根：当劳模是用饿肚子换来的。年关将近，农会规定每家出半头猪和40斤年糕慰问军属，本来就吃不饱的村民提出向公家借米过年，干部们当然不肯，铤而走险的村民决定去抢民兵把守的粮仓，在冲突中金根受了重伤，女儿也在混乱中被人踩死。金根怕政府追究连累家人，躲进山林等死，金根的妻子痛失两个亲人，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粮仓，自己葬身火海。村子里，新年还是照过，干部们带领村民备齐年礼，喜气洋洋扭着秧歌去给军属拜年，扭秧歌的队伍里，也有68岁的谭大娘。

　　《秧歌》与《小艾》的写作时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年，国内文坛对这本小说几乎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们认为，张从“左倾”一下子跳到“反共”，不免有投机嫌疑。《秧歌》与《赤地之恋》成了张爱玲数十年中在中国主流文坛一直承担“反共”骂名的最大罪证之一，直到“文革”后才获得重新评估。

　　值得玩味的是，跳出当年的语境，再来看这部《秧歌》，小说批判了农村工作中的“极左”倾向，这种倾向从50至70年代绵延不止，给农民带来极大伤害。离开大陆的张爱玲竟成了反映这一题材的最早的作家，她提前看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新政权背后的问题。内地80年代“新时期文学”描写同样题材的《狗日的粮食》、《犯人李铜钟》等知名作品，比张爱玲晚了将近30年。

　　过去人们以为张爱玲“反共”，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张爱玲最后嫁给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左翼作家赖雅。人们以为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不过是互相利用，可是赖雅在日记里散步回家去见爱玲的感受是“他正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爱”。人们以为张爱玲一生执于情障，张迷们更是为她遇人不淑扼腕不已，但其实以张的骄傲，她一生最介怀的绝不是某一个男人，而是她的小说，她的天才之梦，她“出名要趁早”的志愿。再爆出10本事关隐私的《小团圆》又如何？作为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她从来不惧被人侧目，她怕的倒是被人无视。但她自己已难以解说，少年时的张狂，老来全部化为沉默，她在沉默中死去了。

　　死前，她意识到，从她母亲这一辈起就急于摆脱的家族血脉，一直在她身体里，逃了一生也没逃掉。在晚年，她与隔膜多年的亲人终于在心灵上达成和解，她写道，“我爱他们！现在他们正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到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