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还是富民？——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吴洪森

把强国和富民区分开来，看成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奇怪。多年的舆论宣传，我们下意识中已经把强国和富民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只要国强了，民就自然富了。

然而，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中国打入近代以来，一百五十多年的实践经历却告诉我们，追求强国未必能达到富民的结果，甚至导致“国富民穷”或者“国强民弱”。

正是现实所提供的惨痛经验，使我们醒悟过来，强国与富民两者之间并不等同。把强国作为首选目标，还是把富民作为首选目标，将导致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

我们可以这么说，追求强国，未必富民；而民富必然带来国强。

这点认识在如今已经成了简单的常识。奇怪的是，这简单的常识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追求强国的历程中，似乎并没有被掌权者以及鼓动变革或者革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

无论是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派，还是变法维新的康梁，无论是以三民主义立国的孙中山，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追求强国，强国第一都是他们天经地义的共同目标。

一百五十多年来，各种政治主张的提出，不同政治道路的选择，都是手段，都是围绕怎样才能强国这个终极目标。

学习西方的先锋人物之一严复，带着寻求西方富强奥秘的心愿来到英国。他观察学习数年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人民自由。人民可以自由的结社、自由的办报、自由的办公司。由于人民有自由，西方社会就民气活泼，人民的力量就能自由发挥和伸展。

严复的观察和结论无疑是深刻的是准确的。比起只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派，严复的眼光可以说完全和“国际接轨”了。

严复以他的译著和撰写对西方的认识文章，启蒙了知识界。加上后来从美国归来的新派人物胡适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时间，鼓吹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风潮。

然而，随着五四政治运动掀起，新文化运动所鼓吹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很快就转向为集体主义和暴力革命。

对这转向的发生，有一种说法，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注】。 我们考察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之后，就明白了，新文化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为了救亡的启蒙。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及民主和科学等等主张，在这场启蒙运动中都只是强国救亡手段。这和欧洲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向神权争人权，向教会争自由，向封建争平等。自由、平等、博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

正因为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不同，当严复来到欧洲的时候，欧洲正处于和平繁荣的时代，严复看到了自由的有效和有用。时隔多年，梁启超来到的欧洲，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欧洲。这种景象使得梁启超不再信任自由的价值。在心理上，他这时已经是个准社会主义者了。
苏联的出现，使得中国知识界看到了另外一条道路，既然集体主义也可以达到强国救亡的目的，本身就被作为手段看待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当然就可以抛弃了。

因此，因巴黎和会上国家蒙受耻辱而爆发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是为救亡而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的合理甚至是必然的结果。根本不存在什么“救亡压倒启蒙”。

至于说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那么责任也不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救国强国，现在救国强国的道路和真理已经找到了，这就是走苏联之路。既然如此，剩下的就是行动问题了，真理讨论已经没有必要没有吸引力了。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短命，只能从它所预设的目标的短浅来得到说明。一个短浅的功利的目标，自然只能产生一个短命的运动。如此，新文化运动从为了强国救国鼓励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及民主和科学开始，结局却是国家至上主义和集体主义。

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探索和提出的变革之路，始终只是强国，而不是富民？

首先，中国的变革是被西方大炮轰开了国门之后的被迫变革。就统治者来说不变革就保不住政权。正是这种保住政权的紧迫性，决定了只有急功近利，能立竿见影的改革手段才能被当局接受。为国为民长远着想的方案是不可能有实践机会的。

另一方面，被清朝禁锢了三百年的知识界，对西方毫无所知，也不可能提出有远见的方案来。即使有个别人能提出有远见的方案，整个知识界和官场的无知，使得这种方案不可能获得响应。
不仅清王朝的变革是迫不得已、急功近利的变革，之后的民国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也都面临着保卫政权的难题，因此，朝代虽然换了三个，但是改革的目标始终都是急功近利的追求强国。

保住政权的需要，使得强国又被简化为军事上的强大。有了军事上的强大，外敌就不敢入侵。一个国家，缺少现代化工业体系支撑，又想迅速拥有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全国全民的财富、智力和劳力都集中于这个目标上。

就此而言，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所探索的军事强国之路，可以说完全取得了成功。

军事强国实现之后，我们才看到才发现，这种道路的代价太大，这种道路能使落后贫穷的中国在军事上迅速强大起来，却难以为继。

这种道路，固然能阻挡外敌，因压迫人民过甚，内乱危机始终难以摆脱。

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真正的强国，是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富裕的国家；真正的强国是人民所爱戴的国家。一个人民真正爱戴的国家，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人民会拿起枪来奋勇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样的国家能不强盛吗？

怎样的国家才是人民真正的爱戴的国家呢？

首先，这个国家真正是属于人民所有；其次，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唯人民之命而从；最后，这个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真正为人民利益的。

这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治、民有、民享”。

怎样才能做到“民治、民有、民享”呢？

于是，我们发现了严复已经发现过的那个奥秘了：人民自由！

人民不但能自由办报自由结社自由办公司，而且人民能自由选举管理者。

不过，我们重新发现严复所发现的，在骨子里已经和他不同。

我们不再把人民自由看作强国手段，而是终极的价值追求。


2009-5-8于上海莘庄




（注：这个说法的首创者是美国学者舒衡哲。李泽厚八十年代中在和舒衡哲聊天中获悉了这个观点，就发表文章占为己有。舒衡哲教授因此非常生气，专门写过文章表示抗议。王若水先生去世前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特地写文章阐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来龙去脉，为舒衡哲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