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 （二）

 
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
田纪云
2006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9529
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造。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等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总结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人民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现在，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80年代，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他认为，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并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民主和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增强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委员长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作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同时，常委会把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会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提请代表大会审议。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实行修正案外，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合计86个。
在监督工作方面，万里委员长提出，一定要把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从此，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一到两个执法检查报告，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先后对31个法律和6个法律问题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万里还非常重视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说，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为此，就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大问题。他一再讲，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惩治各种腐败行为。1990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了监督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台。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作了修改。
万里同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无私无畏、具有深邃见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在这里，我着重讲点个人的亲身体会。
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捂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在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