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五四”90周年谈话录——只有反思，方能超越

朱学勤：“五四”90周年谈话录——只有反思，方能超越

　　从“北大之子”痛殴“北大之父”谈起

　　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各方从不同角度对“五四”进行了解读。大致能听到两种声音：一是要把“五四”精神统一到“爱国”与“进步”这两个主题上来；二是坚持“五四”当年的原貌：“民主”与“科学”。我当然不会认同前者，而是支持、理解后者。从历史事实说，“五四”当年的追求确实是“民主”与“科学”，爱国与进步只是围绕这两大主题产生的社会影响、社会效果。

　　然而，“五四”已经90年，在坚守“五四”历史原貌不被篡改的同时，还有没有必要反思“五四”，超越“五四”？

　　“五四”事件发生不久，知识分子万众一心，支持学生火烧赵家楼，但也不是没有人提出异议，甚至预想到此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更难驾驭的潮流。例如罗家伦，“五四运动”的命名者，在火烧赵家楼当天，就对这一标志性事件表示厌倦。胡适一开始也对“五四”持赞扬态度，但到上世纪40年代重回北大，已不能将一场讲座讲完，频频遭遇左翼学生事先布置好的跺脚、喝倒彩。“五四”之父已回不到“五四”，晚年胡适曾对此有痛切反思。陈独秀当年肯定“五四”也是不遗余力，尤其对“五四”民主追求的喝彩，更是超过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五四”追求的民主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主。但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反思自己一生，终于明白只有真民主与假民主的区别，年轻时代的选择是误入歧途。

　　最值得重视的是梁漱溟。梁当时就认为，对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第一要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民国初年刚建立的法治；第二要当庭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回过头看，当年只有梁漱溟一人说对了。但梁当时却是孤立的，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思考也值得重视。学生被捕后，蔡奔走营救，尽到了校长应尽的职责，这种风范值得今天所有的大学校长效仿。可是，为什么学生营救出来以后，他立刻南下辞职？蔡元培不希望被“捧杀”。蔡元培说，从今以后中国面对的是“洪水猛兽”。“猛兽”当然指北洋军阀，但猛兽不猛，旧式军人还有一点尊师重教、敬重文化的传统，校长出来一说，徐世昌就放学生。可是那个从“五四”发展而来的“洪水”，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火烧赵家楼得胜以后，学生在校园内啸聚奔腾，无法回归正常的学术轨道，三年后就发生了“讲义费风潮”。当时北大旁听生比注册生多，而且先占座位，先领取发下来的讲义，注册生反而拿不到。北大校务部门要收“讲义费”，今天看来完全合情合理。结果左翼学生发动罢课，追打总务部门负责人，蔡元培出来制止，学生对蔡辱骂不止。不出数年，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不听劝阻，在南京对自己的“校长”饱以老拳，“北大之子”终于痛殴“北大之父”。这都证明了蔡元培当年的预见：这批学生获救了以后，将来很可能要害我，事实果然如此。

　　这样的“民主”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不要用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反对它的下游

　　在继承“五四”正面价值的同时，能不能反思“五四”遗产的另一面：后来肆虐中国数十年的左倾思潮与左倾实践，与当时的“民主”口号有没有联系？

　　1937年抗战以后，陈伯达等人在华北搞新启蒙，以更左的新启蒙压倒“五四”。比如“五四”提倡个人、自由、民主，新启蒙认为这是“五四”之歧路，应重新启蒙，启“五四”之蒙。后来发生历次左倾运动，受伤害最重的恰是那些还保持一点“五四”余绪、选择左翼阵营的知识分子。左倾灾难中打出来的旗号，并不是否定“五四”，而是高举“五四”的旗帜。一部20世纪知识分子逆向淘汰史，几乎是一部“左倾比赛”史。“文革”10年，每到“五四”，“两报一刊”社论总是高调纪念，有没有否定过“五四”？一次也没有。

　　从“五四”到“文革”，知识界与这一段历史的关系，是“木匠造枷枷自家”。形成“文革”中知识分子灭顶之灾的“左”的思潮从哪里来？是从“五四”那个“左翼洪水”一步一步发展而来。把当年对“五四”有所保留乃至批评的意见恢复出来，例如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人的批评或反思，再来看“五四”，视野就开阔多了，就能看到更多被遮蔽的东西。所谓“一流人物二流堂”，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写照，谁把他们关进那个笼子？暂不论政治原因，就精神观念而言，是这些知识分子自己的选择。迫害与被迫害者，是有精神选择的共谋关系的。

　　“五四”90周年要做的事情，最紧要的是超脱上述两种声音的缠斗。后一种声音在当下是有一点进步意义，但从历史源流说，与第一种声音语出同源，是用同一股源流的上游反对它的下游。要有第三种声音出来，反思“五四”之痛，特别是反思蔡元培所讲的“洪水”这一面。2009年是“五四”90周年，北大建校也已110年了，北大应不应该自我反思？纪念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是必须的，但也不应回避“忘恩负义”的另一面——北大之子痛殴北大之父，这是北大百年之耻。

　　那一代人是知识分子的“少年时代”

　　其实，对于“五四”的思考当初就是多元的，后来却被简化为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那一代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甚至第一代还没有走完。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不读“子曰诗云”，光读ABCD，现代知识分子还处于少年期幼稚时代，能作出有深远眼光的选择？不可能。当年他们无论如何迷悟都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原谅的。

　　与其去责备前人，不如把反思留给自己。今天，90年过去了，如果知识分子依然迷悟，当然还可继续原谅，但也太没有出息。我赞赏韦君宜《思痛录》，也希望能将《青春之歌》与《思痛录》对比着读：到底谁在反思，谁在坚持林道静式的“愤青传统”？我赞赏有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对那些还沉浸在《青春之歌》林道静式的“愤青”民主，只能报以悲悯。

　　“五四”的正面价值，比如说反专制、追求个人自由等，即使是朦胧稀疏的，因自觉程度不够而容易误入歧途，也不应该否定。但那些负面东西不可避而不谈，例如“五四”式的民主，当时就暴露出问题，他们向往的是俄式民主，那个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新儒家以及相近思潮对“五四”也有所批评，但对这种批评应作区分：第一种是站在维护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在反思，对这一部分人我报以同情与支持，如海外的余英时，余英时声明他已经不是新儒家立场。第二种是站在当年片面否定文化传统的对立面，重复当年犯过的错误，只是“反其道而用之”，认为今日之中国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开辟新的制度，甚至不是“开”，而是“守”，“守”既有的权力结构。在思维方式上，这是当年“五四”文化决定论的同义反说。“五四”是从“文化不改、制度不来”走向歧途的，今日这些人反过来，是“新制度不必来，老文化可以开出新制度”。这种人不是糊涂，而是精明，是在向权力献媚。

　　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把文化保守主义和宪政民主对立起来，是“五四”余绪造成的一个困扰。好像在中国要建立宪政民主，非得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不这么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当然有联系，但更多的是相互独立。一个制度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但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安排，是利益觉醒、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文化观念博弈的结果。

　　罗素曾有一句话：“在先进的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观念引起革命。”这话耐人寻味，但在中国难以被人注意。“五四”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知识分子落后的表现之一，就是埋怨民众落后，总在责怪阿Q、小D、吴妈，要改造他们，改造他们的鲁镇、未庄，乃至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不在制度上着力，却要去百年“树人”，树新人，破旧人。

　　二战后不止一个民族由于政治分裂，在分界线两边出现不同的走向，如东西德。在边界线的这一端，总是在强调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肃清旧社会，改造新人；在边界线的另一端，对社会、对文化取保守主义态度，不触动、不破坏，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上嫁接宪政民主法制。如此竞争50年，结果怎么样？离我们最近的是香港，在既有文化传统未被触动的情况下，嫁接了现代文官制度、廉政制度、法治体系，它运作的结果是好还是差？30年来，我们如果有进步，是改造文化的结果，还是制度变迁，甚至制度未变、仅仅是政策变迁的结果？是鲁迅式的改造成功改造了阿Q、吴妈，才有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进步？恰恰相反，是那种“改造”破坏了社会有机体，鲁迅的弟子学生首先被送进牛棚“改造”，此后天怨人怒，方改弦易辙，再不谈改造，再不问“姓社姓资”，而是向社会让步，向阿Q、吴妈的本性让步，手一松，才会有此后的社会进步！难道是因为鲁镇觉醒了，未庄启蒙了，阿Q革命了，才有了改革开放？门里门外、三十年前后，有这么多的对比在，我不懂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抱着五四式的文化改造话语不放。

　　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社会，是要被这种文化话语折腾坏的。例如法国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源头，与知识分子的恶习不无联系。

　　我们是落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

　　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宪政，在经济思想上曾短期彷徨，羡慕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在文化上却持激进主义立场，欲除传统文化而后快。但胡适的可爱之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晚年以后他开始反思、调整了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立场。鲁迅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些可贵的东西，但他那个精神方向存在更大范围的隐患。他对民众、社会的悲悯与傲慢，既有“闰土”式的怀旧，也有尼采式的改造冲动。他那种“启蒙”、“树人”，与“改造”话语仅一纸之隔。

　　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一要民主，二要计划经济，三要文化改造，再加政治激荡，才会有40年代整个知识分子的左翼化。这与“五四”的真实面貌被遮蔽，迟迟没有得到梳理有关。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大部分人过了市场经济关，但在文化上，厘清文化和政治、传统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关还没过。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为什么“文化大师”层出不穷，丑闻不断？除了那些“大师”本身有“文化劣迹”，90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五四”话语的大环境，也让这些所谓的“文化大师”钻了空子。

　　这块文化土壤被翻腾多次，已碱化、沙漠化。正常环境下可能是一代人能积累起来的精神进步，我们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历史被切割成碎片，没有连成一条线，每一代人总在原地踏步，事倍功半。这也是中国社会有进步但仍未取得应有的更大进步的一个原因。社会有进步，但进步很慢，而知识分子的进步比社会更慢，已经落在社会进步的后面。对此，我没有那么乐观，可以说悲观。悲观的一部分，是对知识界的“愤老”思维感到可悲可叹。

　　历史上生活过无数代人，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历史的皱褶部位，向下凹进去的部位，少部分人能够生活在历史鼓出来的部位。大凡被摁在历史皱褶里的一代，都是难以自拔的一代。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

　　我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自发扩展理论。什么叫自发扩展？第一，社会不应改造，传统不可切断；第二，社会传统自发扩展的结果，能够滋长起民主法制宪政，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的路数就是“五四”的负面话语，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传统，改造的最后结果，欲树立的民主自由却越来越远，改造者反过来被改造、被侵蚀。这一百年的制度选择，几起几落，凡是“落下”部分，都是打着“社会”的旗号，与“社会”为敌，反社会，改造社会；凡是“起来”部分，都是与社会言和，向社会让步。只有向社会让步，才能让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更多的是要依靠社会自己的生长，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知识传承、观念变革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但很容易由此而轻轻一滑，滑向人性变革、社会改造，那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知识分子的职业本分、价值坚持，是社会进步的合力之一，但没理由夸大。你到一个正常社会看看，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坚守他们的价值立场，但自我感觉要谦卑得多，他们与大学门口修鞋、补车的人没有高贵低贱之分。我母校复旦大学编汉英大辞典的陆谷孙先生，经常到门口买报纸，报贩有事离开，他能为报贩朋友守摊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念念不忘知识贵族身份，端着个人上人的架子。这个“世界是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是平行结构，只有病态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才是垂直结构，要么被压制在下，要么被高抬在上，两端都不正常。当然，在病态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要大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是被不正常的制度逼出来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出来说几句，就是为天下代言，是社会良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人张载，我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话，这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追求，不穿袈裟的袈裟语言。一个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些话语当史料来读，但如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就可悲了。

　　12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访问紫藤庐。庐内挂了一副对子：“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这是紫藤庐前主人周德伟留下的。周即五四时期北大人，他偏偏不喜欢北大“五四”人，厌恶林道静们的“愤青话语”。林道静活到现在，该是“愤老”了吧？血缘不同，后来的选择自然不同。周德伟后来去台湾，成为引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进中文语境第一人，也是殷海光的引路人。殷海光经他点拨，才知道“五四”之外还有如此道理。也是周德伟给殷海光推荐《走向奴役之路》，殷海光就在紫藤庐开始翻译此书。可以说，没有周德伟，就没有《走向奴役之路》的汉译本。但到殷海光临终，还在为自己是“五四”后裔，却没有分沾“五四”光泽而抱屈。殷海光的硬骨头精神是应该继承的，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旁人难以取代的，但相比周德伟，他的思想深度还是差了一层。他到死也没有想明白“五四”式的文章功业，与“五四”之后的苍生之苦有什么背反联系。这个局限，当为我之戒，或也能与当今“愤老”引为共同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