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 当年我写“小平您好”

当年我写“小平您好”

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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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写“小平您好”？“小平您好”是用毛笔写的吗？酝酿者、打出者、书写者当时为何受到责难？是谁拯救了当事人？

　　契机

　　 1984年9月，刚开学，学校通知说要搞国庆35周年阅兵式，之后是群众游行，北大全体学生参加。从月初到月底，估计我们排练了20来次，地点是在未名湖畔第一体育馆前的大操场。大系的学生有一两千人，分成几排，小系的学生如东语系、俄语系、生物系、国政系，一个系也就几十人，便合在一起排练。每次排练的时间是在下午4点到6点，规定的动作、规定的节奏、规定的口号，每人右手拿一束纸做的鲜花伴随着“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的音乐反反复复地走来走去。中间休息时，这些从全国各地考来的“状元郎”，坐在水泥台阶上议论开了：这次我们呼些什么样的口号、打什么样的标语呢（当时有规定不能呼口号，打标语）？肯定要与邓小平相关！但邓小平当时的称呼太复杂了。若称主席，只包含了军委主席，不能代表邓小平的党内地位。当时中央党校的高干学员称邓小平为“邓大人”，我们认为这种称呼封建色彩太浓了。但喊“万岁”更不合适，最站得住脚的是“邓小平同志您好”。议论来，议论去，吃饭时间一到，大家均作鸟兽散，谁也没放在心上。

　　选择

　　大概到了9月28日晚上，同寝室的人都上晚自习去了，我这个贪玩的人用同学的收音机在听音乐，这时生物系的两个学生来找我，说想让我帮忙写个标语夹带去游行，写了几次都不成功。大了写不下，小了看不见。而且纸展开时容易弄破，准备的几张纸也用完了。我以前见过他们的面，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后来也再没见过他们。我看他们要写的标语是“邓小平同志您好”，我说，还不如写“向邓小平同志致敬”气派呢。他们说，将两张纸接起来，写7个字都很小，写8个字更看不见。天安们城楼离大马路100多米，要让邓小平同志看得见才有意义。我便建议他们去找一支排笔和一块白床单来，7个字写成长形的等级体，效果是最好的。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去转了一圈，排笔没找到，只找来一块白床单。我当时手头只有两只小毛笔，无法写黑体，便建议随手写，为了醒目，最好写4个字，将“邓”、“同志”3个字去掉，改写成“小平您好”。他们说这样无姓无称呼，太不礼貌，要惹祸的。我说不一定。小时候，我没有出过村子，村子的人都姓胡，我也以为天下人都姓胡，我们的称呼是从来不带姓的，后来到了外地，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称呼也是不带姓的。他们说，你们的村规在北京是行不通的。我又找出一本书，证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都是“恩来同志”、“少奇同志”等，姓是可以省的，“同志”二字更能省。况且“同志”是党内称呼，我们都不是党员，我们是群众，直呼“小平您好”走过天安们广场，代表群众向邓小平同志打个招呼、问个好，既精练，又礼貌，写出来又一目了然。他们二人被我说服了，我便在报纸上用小毛笔勾了4个空心字，在床单上一比划，大小正合适。但往床单上勾时，却遇到了问题。毛笔太小，在床单上勾一两寸长，笔就枯了，这样一则太慢，勾完字再填墨到10点也完不成，一下晚自习，其他同学回来就泄密了；二则笔划不连贯，写的字也太难看。但我是有绝招的。小时候既无纸，又无笔，更无贴，但手痒爱写字，什么都可以当纸，什么都可以当笔，写春联时，没有大毛笔，经常用抹布写。这时墨汁已不多，我加了一些水，拿起抹布很随意地写下了“小平您好”4个字，趁着其他同学尚未回来，他们二人（好像一个叫毛庆宾，一个叫常生）卷起床单就离开了。

　　人物

　　毛庆宾、常生都是生物系的，他们为什么要来找我写字呢？这就有讲究了。当时北大书家云集，朱光潜、宗白华、王力、季羡林等20余名著名教授都是书坛大手笔，法律系的李志敏教授、东语系的陈玉龙教授等10余人亲率北大学子逐鹿中国书坛，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大学生中冒出了不少书法高手，本人不才，忝列其中，与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张辛4位师兄，被同学们戏称为“北大五小虎”。4位师兄当时就修成了正果，今日更是饮誉华人书坛。我当时混迹于北大学生书法社和学生会生活部，做了不少组织工作，经常在三角地写通知，几乎每个星期宣传栏里都有我的字出现，再加上几位教师的褒奖，许多学生误认为我是高手，便将我纳入“五虎”里面凑数，北大的40多个群团组织搞活动，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叫声“哥们帮个忙”，我都乐意为他们写海报、出通知。再者，生物系的游行队伍本来就跟我们编排在一起，他们写不好时请“名家”出马就毫不奇怪了。

　　心愿

　　当时纸不够，笔不够，墨也不够，怎么没想到写其他的字，而始终围绕小平同志做文章呢？如果说只写4个字，“祖国万岁”，“富国强兵”等等都可写，但当时压根就没想过。高考制度恢复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地上到了初中毕业，一边放牛，一边摆弄乐器，自学作曲。物质贫困，精神痛苦，是邓小平同志让我有机会考上了大学，又是邓小平同志让我们全家摆脱了贫困，住上了楼房。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谢之情。中国的许多人都有同感，但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合适的方式来表达，甚至不敢表达。改革开放刚刚四五年，“四人帮”的流毒尚没完全肃清，“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依然存在，当时的社会，是“姓资”还是“姓社”谁也说不清。人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一方面又对社会状况表示不满，各种文学思潮、哲学思潮更是涌入校园，引起了思想上的极度混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小平您好”的口号显得既含蓄又深刻，它在一片迷茫中把住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人们支持改革开放，期盼国富民强的心态，因而也就产生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影响。

　　历史

　　 “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时打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具有戏剧性的。记得毛庆宾、常生二位同学在我的前排，游行前学校用车把我们送到东长安街的一个地方排队，他们走在长安街的南面，我走在北面，相距二十来米，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带了标语。因为开始队伍排得很整齐，校领导还拿着高音喇叭反复叮嘱注意事项。可能是排练不认真吧，越走，队伍越乱，到达到安门城楼前面时，队伍已不成行了。这时只见我的前面突然冒出了白条幅，他们二人早就瞄准了方向，举着条幅朝天安门城楼跑去，其他人置身于纸花和人流的海洋里，辨不清方向，也就跟着朝天安门城楼方向猛挤。维持秩序的警察立即采取行动，将我们挡在了金水桥头，随后又疏导到了马路上。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自动摄像机拍摄的镜头只有十几秒，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抢拍了两张珍贵的照片，其他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横幅已经被扯下来了。在一片混乱中，许多女生被挤得大哭起来，我的一只皮鞋也被挤掉了，我光着脚，一直坚持走过了西单路口，才乘校车回到了北大。近来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小平您好”的镜头那么短？标语为什么不多打一会儿？我们回到学校大家是如何欢迎我们的？我只好摇头苦笑。

　　影响

　　当我回到学校，辅导员气势汹汹地来找我，也早在我意料之中了。但当听说学校准备开除我的学籍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们违反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有关规定，破坏了校规校纪，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受处分是应该的，但开除未免太重了！

　　随后的两天，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学校里满城风雨，有的说这几个学生胆大妄为，非开除不可；有的说看见电视画面中的邓小平笑了一下（我们当时没电视看），应该没事。

　　游行回来当天下午，我一个人在未名湖边闷坐，一想到学业未成，即将被开除学籍，忍不住喟然长叹。这叫我如何向家中年迈的双亲交代呢？正当我痛苦不堪时，金克木教授缓缓地走了过来，跟我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我顿时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坚强了许多，也相信事情没有辅导员讲的那么严重。作为北京大学艺术团民乐队的负责人，晚上，我又随艺术团到天安门广场演出、联欢，直到深夜12点。这时北大艺术团的指导老师是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分来的徐小平，早在他分来之前，他对北大的情况就十分了解，具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当别人还在判断上面如何处理我们几个学生时，是他引导了正常的舆论导向。联欢会一结束，徐小平就与另外两名记者联合写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心声》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尽管只发了一千字，还是在报纸的第三版，但毕竟证明我们表达了社会的心声，不至于给我们扣上一顶政治错误的帽子。而《光明日报》直接用《小平您好》的标题将这篇小文章登在头版，《人民日报》也不甘示弱，在10月3日又将“小平您好”的照片登在了头版中间。这样，才算是彻底为我们正了名，既没有人来表扬，也没有人来批评了。北大也很少有人知道具体情况。

　　大概是1985年，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刊登了邓小平的照片，年底，邓小平当选为世界十大政治家时，有一个硬件就是邓小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拥护，游行队伍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就是证明。但当时有很多西方反华记者混迹于北大留学生中，他们请我吃饭，送我在当时非常奢侈的一次性打火机和三五牌香烟等高档商品，让我“实话实说”，告诉他们“小平您好”的标语是在官方的导演下打出来的，遭到了我的严辞拒绝。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不相信标语是北大学生自发打出来的，外国人更是不信。看他们自信的神色，我感到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