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小平您好”标语当事人

      25年前，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行进中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画面瞬间传遍全世界，并被新闻摄影记者牢牢地定格，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2009年10月1日上午，曾参与1984年35年国庆游行，并在广场上打出“小平您好”条幅的当事人，现《化学》杂志主编，郭建崴先生来到凤凰网直播室，与大家共同观看了六十年大庆的热烈场面，更深情回忆25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横幅代表当时民心

凤凰网：“小平你好”，在这段时间里反复被提起，不知道您现在有什么感想？

郭建崴：应该说我们当年不经意间打的横幅，过了25年，现在成为一个历史的经典，超过我的想象。因为这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当时打的这个横幅在当时那个时代代表了民心，代表了整个民众对于当时国家的状态，政治、经济各方面发展的一种感受。因为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而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面临的是越来越好、很光明的前景，在1984年当我们打出这个标语的时候，马上就赢得了社会上的一片赞誉。而且这个结果也是超出我们当时预料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跟现在还不一样，因为刚刚从文革过来没有多久，1976年结束文革，到1981年，中国又经历了从文革的过渡，像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等等。虽然我们那时候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拨乱反正，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但是在我们的思想里还遗留着很多文革时代给我们造成的阴影。

所以，我想“小平你好”这四个字确实代表了民心，但是要把它在这样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打出来，确实得有一点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这一点恰恰可能是由于北大有这个传统。我们知道从蔡元培先生创立北大的时候就一直有这样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且肩负着民族和国家的责任这么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直在北大流传下来。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时候，可能骨子里在这种土壤、这种环境里熏陶了几年之后就有这个精神，所以我们打出这个标语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

穿白大褂藏下“小平您好”标语

郭建崴：这完全是我们自发的行为，“小平你好”--写这四个字的人叫常生，是我们宿舍的同学，当时我们能参加游行活动也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很激动、很高兴，因为毕竟这是一种荣誉，也是经历了训练、彩排。参加游行的头一天心情很激动，很难拿语言表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当时的游行是这样，我们的方队最初也是让我们统一服装，后来彩排的时候觉得统一服装不好看，最后决定大学生方队就穿自己平时的服装，要求我们只要在天安门广场通过的时候整齐挥舞花束就可以了。花是上面发的纸自己扎的，我们在30号的时候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工作，到已经吃过晚饭的时候常生回来了，他说：“我干脆写几个大字，让全国人民都看看我的书法作品。”因为他练毛笔字，我们说好啊。当时还没有“创意”这个词，我们说这个想法很好，就写上吧。就帮他一边想什么，另外要找写字的东西，最后串到了栾晓峰的宿舍，我们都是一个班的，他是哲学系的，大概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他参与这个事情是唯一我们班外的同学。还有一个是我们班外的同学，但是我们系的，叫曾州，他是帮我把横幅带到天安门广场的人。

接着说开始写的过程，在栾晓峰的宿舍里大家商定写什么东西，最后说写六个字“小平同志，你好”，六个字都写好以后，找来一个同学比较合适用的床单，那个床单是塑料布做的，绿色的，这样比较结实，把字拿订书器往上钉，钉的时候发现六个字太长了，要舍两个字，只能是“同志”两个字，那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不能舍的。当时大家至少是我个人心里是打鼓的，说我们改吗，因为说“小平同志你好”还可以，因为那时候刚刚从毛主席的时代过来，虽然我们表达的是一种善意，但是这种形式在当时人的思维模式里能不能被接受，会不会被误解，心里没底，后来大家争论了一下。后来像我刚才谈到的，北大精神起了决定的作用，我们敢去做一把，干脆把这两个字省掉，瓜熟蒂落，最后成了这四个字的标语“小平你好”。把它钉在塑料布上以后，用杆子把两头固定好，卷成一个粗的卷藏起来。

第二天怎么运进去呢？我和曾州当时在实验室做试验，穿的白大褂在身边，我们说咱们穿着白大褂吧，放在里面藏着。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被发现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游行也有纪律，虽然安检没有今天这么严格，但是不允许私带物品，我们就想办法藏进去。这样也得益于服装的改变，正是因为改变了让我们穿自己的服装，所以我和曾州两个人穿着白大褂，因为我们从北大得先坐332路大长的公交车，从北大上车，把我们拉到了东皇城根，下来以后我们要一直步行到长安街街口，最后在东单路口集结，像今天这样，要等着前面的军队方队过去，还有我们前面的方队过去，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从那儿进到长安街，一直往西走，从东向西过。

担心标语惹事躲到亲戚家

郭建崴：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做完以后，我们宿舍的这些同学就没再把这个当回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做出来之后还不知道是好事坏事，心里还挺害怕的，尤其在当天，我们当时的游行是这样，白天游行完之后回到学校休息，晚上又回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个联欢会，跳集体舞，是按照少数民族舞蹈编的，联欢会完之后又回到学校休息。第三天早上起来以后，常生的女朋友来敲我们宿舍的门，说昨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警察说，北大的几个小子胆挺大的，要收拾我们。我听到后来就跑了，在亲戚家里呆到3、4号，发现邻居们都议论这个事儿，说北大的学生打着标语，这代表着人们的心声，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就定性了，是好事儿了，我一听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才从亲戚家里回到了北大。

当时心里很激动，因为毕竟是很大的事儿，当时并不意识到是多么重大的事儿。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没再想这个事儿，因为对我们生物学的同学来说，我们学科学就是带着科学报国的心态，生物系在北大当时的理科分数比较高，很多同学的意识超前，当时想出国深造，做科学家，像我，也想做科学家，现在好好学习，完成学业，将来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做一份贡献。所以，并不是特别的注重参与政治活动，等于对我来说“小平你好”这件事情是无意中参加了一个政治活动，但是毕竟有了这么一件事，到了今天被大家这么认可，成为历史的一个亮点，真的让我自己觉得很欣慰。

这事情就是学生自发

郭建崴：它本身就是学生自发的事情。包括我们班主任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曾经为我们捏过一把汗，说你们怎么这么大胆，如果这个事儿被误解，你们肯定有不好的结果。我觉得真是感谢时代的进步，因为毕竟那个时代不一样，中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洗礼以后，已经从思想到方方面面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把领导人神话那种习惯已经被人们厌恶了，我们更希望领导跟老百姓就是平易近人的关系，这样才有亲和力，在老百姓心中才有真正更高的形象。恰好我们打标语的行为真的是在当时非常迎合民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像那两个警察说的话，我想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他们肩负的任务可能就是要严加管理，出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事情，他们有责任，当然有这样的反映。

其他的老百姓看到“小平你好”四个字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心有同感，我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终于有人说出来了，有这个感觉。在我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事儿如果是一件壮举也好，或者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也好，我永远认为常生是首功，我到哪儿都说是常生做得，我们是参与者。有一次我参加节目开句玩笑说我是“从犯”，“主犯”是常生，我觉得真正的光荣应该归在他身上。

参与同伴为科研工作牺牲

我们这个专业有个故事，我们生物系的三个同学，都是潘文石老师的学生，那么在“小平您好”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第二年，和我一起把“小平您好”条幅带进天安门广场的同学曾州，在跟潘老师一块儿研究熊猫的过程中，曾州很不幸牺牲了，就在1985年。我们一起在野外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他为了获取更多的科研资料，跟同学走散了，晚上就没有回来，是4月17号的事情，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老师一个组，我们找了三天才找到他的遗体。就因为这个事情，对他父亲打击特别大，后来我跟曾州他们班的同学反而有更多的联系，一起关照他的父亲，给他更多安慰。

1997年我们组织了第一次同学聚会，当时我在我单位下设的博物馆里做馆长，把他们请来聚会，从那儿以后我们经常聚会，后来有我们班同学从国外回来，我们互相通气，大家频频聚会。而“小平你好”方面的采访我始终没有接受过，我也没有跟媒体说过我参与过这个事儿，知道的只有我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就是大家有一次聊起过去年轻时的往事，就说一说。

策划者曾被冒名顶替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无非是参与者之一，而且我觉得常生应该在某些场合，比如1999年的场合，他应该出来把当时的事情说一说，毕竟在那个时候这已经被作为一个历史的经典记载下来了，而且我相信它确实是个历史的经典。在这种情况下，常生不说，我觉得我没资格说。直到2002、2003年，已经进入新世纪了，有一次我们班的班长张志来找我，说咱们一起出来接受采访吧，因为马上小平百周年了，又有一轮跟小平有关所有事情炒作的热潮。我说这个事情咱们不过是参与者，常生老不吱声，咱们说什么意思？他说就因为常生老不说，社会上有人利用这个作假，觉得是一个可以给自己捞政治资本的事情，有人撒谎说“小平您好”这个字是自己写的，而且已经在社会上宣扬好几年了，还自己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干什么事儿呢？

这个人也练毛笔字，专门拿毛笔字抄写《小平文选》，已经挣了100多万了，我们倒不嫉妒他挣100多万，尤其是张志，他是一家大型生物制药厂的老总，更不在乎这个钱。但是我们想这个事情如果不澄清的话，就成了冤假错案了，所以我们出来澄清这个事。所以第一次是张志找的我，我们一起去找了北大的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接受了采访。

国庆大游行对塑造我一生性格产生影响

凤凰网：从建国一直到今年60周年，我们国家一共举行过14次阅兵，我想问问，是不是每一次国庆，尤其是每一次大庆的时候，都会勾起你们当年一块儿制作“小平你好”，一块儿带进去、打出来的回忆？

郭建崴：应该是从那以后，1984年是我知道的第一次，在这之前或者我还没有出生，或者太小了，没有印象，因为文革时期停了十几年。然后就是1999年50周年大庆，今年是六十年大庆，这一次让我心情很强烈。1999年因为那时候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多大的事，而且1999年的时候整个阅兵也没有太多的提这个事，1999年的时候我还不是特别关心政治，也不是说现在很关心政治。

凤凰网：一直还是在科学的事业上？

郭建崴：对

凤凰网：在此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让你参加到游行队伍中，你还会不会再打一次标语？如果再打的话会举什么？

郭建崴：如果让我参加这个游行，我也很乐于参加，因为我25年前参加了那么一次激动人心的游行，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刚才说对我个人的发展没有影响，但是这种经历对塑造一个人一生的性格都是有很深的影响的。

凤凰网：什么样的影响？

郭建崴：本来北大的学生就是积极向上，有一种拼搏精神，有了这样的经历更使这种精神得到了催化，有更强的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参加这样大规模、大场面的活动也有一些别的感触，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时候感到一点，这么大的广场里，发现一个人是很渺小的，这时候感觉到集体的力量、空间的力量。我当时就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很伟大，包括我们能够想到用天安门这种建筑规划的方式来完成我们国家一些重大的庆典活动，本身这种创意真的是很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它体现了空间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万众一心时候的感觉。所以，像这样的感受在我后来的人生里多多少少都会这样那样的有所表现，包括处理人和集体的关系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作为一个个人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在跟集体所有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沿着我所想的方式去干或者怎么样，就有了一种中庸的思想。

凤凰网：更有集体荣誉感，更有团队协作精神。

郭建崴：你说得很对，这些都是很时髦的词。

惊人之举难再复制

凤凰网：还回到刚才的话题，25年之后，让您再到游行队伍中，您也很乐意？

郭建崴：对，让我再焕发一下青春。

凤凰网：但是不会再举标语了？

郭建崴：现在如果说我们想好了一个标语，经过积极申报被批准，那是可以举的，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想不出更好的能够既表达我的心情，又表达时代声音，又能被大家都接受的标语，让我一个人真的想不起来，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小平你好”成为经典，这也不是常生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当时那一群大学生集体的智慧，现在让我一个人想，我一个人的智慧达不到这种集体智慧的高度。

再一个，我们今天早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现在80后、90后都已经蓬勃成长起来了，我觉得创意的人应该在你们这些人中。

凤凰网：这次有没有再想北大学生再举一个标语？

郭建崴：没有，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再有这种惊人的举动的可能性不太可能。

没有“小平您好”，就不会有今天的“什锦八宝Fan”

凤凰网：是不是很难超越你们当时的情况？

郭建崴：现在的年轻人是张扬个性，现在回想起来“小平你好”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在那个时代等于是对文革时候一些思维模式的否定，尤其是我们纯粹从口号，领导人和人民的关系角度来讲，绝对是对思维模式的否定，不是把领导人高高地当做神。我们否定的是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万岁”的习惯，谈到我们No.1我们就要喊万岁，谁能万岁，谁也不能万岁，但是这是一种遗风，“小平你好”既否定了文革的遗风，也否定了封建主义扎的根。如果没有“小平你好”，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什锦八宝饭”。

凤凰网：我注意到您今天特意穿上有五星红旗标志的红色衣服，是不是为了迎合国庆的喜庆气氛，也表达你自己的感情？

郭建崴：我从小受的教育，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到现在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对祖国的热爱，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节日我当然要跟着所有的中国人民一起喜庆一下。借着咱们的镜头，我也想把这种喜庆的心情转达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