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的汶川大地震，将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的存在推向了前台。这些由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构成的不同组织，迄今为止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二十余年。“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长期蛰伏于中国的它们，一边影响日巨，另一边却依然难掩尴尬

　　数千家机构的非正常化生存

　　一些国际NGO更钟情于到工商部门注册，然后以“咨询公司”或“研究中心”的面目出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5月21日，汶川大地震后第9天。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几个穿着蓝色或绿色T恤的年轻人，面色凝重地站在一家化工厂门前。他们刚刚发现，这个位于堰塞湖下游的企业，厂区内积存着18吨原料硫酸。这些浓度高达98%的硫酸一旦遇水，将具有强烈的爆炸性。

　　年轻人们一边竖立指示牌，警示灾民不要靠近，一边把情况反映给了国家环境保护部。15分钟后，江油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22日上午，浓硫酸被安全转移。

　　T恤背面的中英文标志显示，年轻人来自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地震灾区众多“莫名其妙”的来客一样，江油当地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又煞费苦心地帮忙清除安全隐患。

　　这其实也是众多国际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缩影——他们闷头“耕耘”，但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在享受着他们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清楚他们为何而来，又在中国处于一个怎样的生存状态。

　　地震将它们推向前台

　　时间回溯到一个月前。5月14日，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县，中国总理温家宝偶遇一批“老外”——美国心连心国际组织成员，温总理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的支援表示了感谢。自此，心连心国际组织一炮而红。而事实上，这个第一支进入北川灾区的国际慈善救助公益组织，来到成都已近10年。

　　一场特大地震之后，让更多的国际NGO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视野里浮现。

　　“5月12日后，我们和其他一些NGO在一起开过会，会上大家都激情高涨，但一时却不知道激情该用在什么地方。”绿色和平媒体主任王晓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面对这样一场大灾难，平时习惯了摩拳擦掌的NGO们都有些茫然。

　　在救援方面没有专长的绿色和平，将重点放在了可能因为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上，四川境内大约4000余个化工厂因此成了他们的工作重点。从5月16日至31日，半个月的时间内，绿色和平派出的12名工作人员走访了100多家化工厂，发现隐患后就向有关部门通报。

　　“这次地震，不少国际NGO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国际NGO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的确是通过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动才为更多的国人所熟知。

　　在华国际NGO数量之谜

　　俞新天教授所说的“很长时间”是指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大量NGO开始涌入中国。而事实上，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国际NGO就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广为人知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开办。名噪一时的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也曾得到过该基金会的支持。

　　可是，对于现在中国有多少家国际NGO，《国际先驱导报》在寻访了数位学者和若干NGO研究机构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各个说法都不一样，真实情况到底是多少，直到现在也没有统一的数据。”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两年前，北大的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曾对在华国际NGO数量问题做过专门调研，但也没有弄清楚。而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的观点，这个数目大约在3000到6500家之间。

　　这是跨度相当大的两个数据，或许从中也可以看出统计工作的复杂性。

　　王名教授的同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韩俊魁曾表示，虽然在华境外NGO的准确数字无法得知，但数量肯定“相当可观”。韩俊魁介绍，国际NGO在中国最早进入的地方是北京和云南，现在从事的业务可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很多方面，包括扶贫、教育、公共卫生、儿童、妇女、甚至基层社区组织、环保，等等。

　　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既然可能的数量非常庞大，涉及领域又如此之广，却在最简单的统计数据上陷入谜团，莫非国际NGO学会了隐身术？

　　改头换面来到中国

　　“来中国后，不少NGO换了行头，叫的名字听起来都很奇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吴非一直在研究NGO的有关情况，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导致无法统计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国际NGO进入中国时，为规避民政部门注册而改头换面。

　　据吴非介绍，一个外国NGO进入中国，正常情况下应该到民政部门注册，但目前中国的法规并不完善，注册程序也相对复杂。“为规避这些东西，它们多数就选择了曲线进入的方式。”一些国际NGO更钟情于到工商部门注册，然后以“咨询公司”或“研究中心”的面目出现，“说是商业咨询，可能一年都咨询不了一两次。”

　　与煞费苦心到中国的多数国际NGO相比，绿色和平看上去有点另类。

　　“我们至今都没有在大陆注册，而只是在香港注册，然后在北京和广州开了两个办公室。”王晓军坦言，绿色和平在大陆“处于灰色地带、比较边缘”，“如果能够允许我们合法注册独立的民间组织，就可以有很大空间了。”

　　没有注册的直接结果，就是不能在大陆进行筹款。这使得绿色和平在中国大陆开展项目所需的资金，不得不完全从香港或绿色和平国际那边筹措。

　　“注册无门”，还使在中国的很多国际NGO都处于相对模糊的定位中。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编写的商会蓝皮书《中国商会发展报道NO.2》透露，目前《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已经完成，并已呈送国务院审批，新的社团法不久将亮相。其中，符合条件的涉外民间组织也被纳入到了政府承认的社团组织范畴。

　　尴尬中的快速发展

　　尽管身份不明不白，却并未影响国际NGO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如果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8年1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算起，中国至少已经与国际NGO打交道20年以上。福特基金会早在1985年就与中国社科院合作开展项目，今天已经跨越经济、法律、国际关系、环境与发展、教育、文化和性与生殖健康在内的多个领域。它的一些项目，总会得到中国多个地区的热捧。

　　而在此前，这些简直不可想像。“福特当年进入中国属于特事特办。”张海滨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时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科院合作得非常好，这样才“成为很少被中国政府放行的组织之一”。6月10日，本报致电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基金会首席代表助理牛彩霞小姐表示，他们将于年底召开庆祝进入中国20年的活动。

　　很多研究NGO的专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那次在北京召开的大会，让中国人领略了国际NGO的的风采。当时根据规定，多数联合国大型重要会议都将同时设有两个会场，一边是政府间的，一边是非政府间的。

　　“那次妇女大会，大量国际NGO到中国来，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张海滨回忆说，在筹办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中，不少国际NGO的人士想把会址选在北京市中心，最后开会地点转到了北京郊区的怀柔。

　　在张海滨看来，世界妇女大会以后，中国对国际NGO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NGO在中国的尴尬状态逐渐改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赵黎青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称，外国非政府组织每年投入到中国的资金约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这“对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是不可忽视的数目”。

　　五花八门的本土化

　　目前在中国数千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中，走本土化路线，积极融入中国是比较流行的发展模式之一。很多NGO都竞相在中国开展项目，招聘工作人员。

　　“我们认为，最大的力量在于普通老百姓民间的力量。”绿色和平的王晓军表示，大家都参与到环保工作中是防止环境恶化的最有效途径。绿色和平在北京和广州的办公室共有四五十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该组织网站看到，多数骨干都有媒体或教育领域的工作经历。

　　张海滨教授打了个比方，将政府和NGO分别比作人体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相当于人体毛细血管的NGO，对世界各地变化极为敏感，像绿色和平，它所掌握的环境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受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张海滨表示，NGO本土化后能够很快了解当地情况，与当地人展开合作。一个表现是，国内医学大学生寒暑假都会选择作为志愿者，与NGO到乡村去展开田野调查。“这有利于NGO了解当地的情况，同时也是他们建立威望的过程，让更多人了解NGO。”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全球的影响，也意味着如果国际NGO离开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将变小。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这些国际非NGO愿意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的原因。

　　“像福特基金会都知道怎么和中国政府部门打交道。对于更多国际NGO来说，和政府打交道，和老百姓打交道，和公司打交道，是它们要做的‘家庭作业’。”一名长期跟踪国际NGO发展态势的学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国际NGO一般都学会了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入乡随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