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为非政府组织“松绑”势所必然

主持人：本报记者杨波

嘉宾：童世骏（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华东师大教授）

新闻背景：国家民政部社团登记服务中心副主任乔申乾近日表示，延续10多年的非政府组织（NGO）或民间组织注册时须有业务主管单位批准的规定有望取消。虽然取消的时间仍有待确定，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为非政府组织“松绑”看来已势在必行。

主持人：我国正处在改革向纵深行进的关键时期。最近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要求政府和社会合理划分界限，明确职责。可是，反观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要么因注册门槛过高，一些组织背上“非法活动”之名；要么独立性不够，与政府、企业有牵扯不断的关系；要么因活动成本太大，面临举步维艰的困局。与市场经济发展速度相比，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与改革进程明显不协调。在您看来，这种背景下提出为非政府组织“松绑”，是否能为其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呢？

童世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条新闻透露出的信息都可视为一个好的迹象，不管这个规定什么时候取消，这个过程将持续多久，为非政府组织“松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非政府组织既非国家机构，也非市场主体，而是人们在自愿、自主、自治原则基础上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个观念具有历史意义，它与十四大、十五大分别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一起，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目标。社会主义社会拥有现代社会的一切特征，而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关键部门的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但在传统社会，这三个部门之间基本上是混沌未分的。近年来，我们的改革首先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步理清，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家；而今，改革越来越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承接以往由政府包揽的部分职责，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同时，参与自主社会活动，也是人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理解为非政府组织“松绑”，的确有其历史意义。我感到，在此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空间肯定很大，但也不是无限的。因为从我国国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和发展空间仍会有所限制。

主持人：也就是说，“松绑”即便能带来非政府组织的大发展，但我们的社会与国家仍然不会全然分离，而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

童世骏：是的。西方经典社会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和社会虽然处于二分状态，但国家对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二者之间相互依存。没有国家的社会是野蛮无序的；反之，社会事务也不能全由国家包办，否则就将回到前现代状态。按照这一理解，也可能导致另外一个后果，即将营利性的经济活动和非营利性的社会活动完全放开，但凡国家以外的所有领域全由市场接管，使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混淆在一起，这种状况也是需要避免的。

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显而易见的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与此相应的社会组织一直不发达。正如当初市场的发育需要政府的推动一样，社会的发育也需要政府的推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能仅仅划出一定的空间让民间组织自由发展，而自己只是做一个“巡边员”，当民间组织越位时给个提醒，恐怕还要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扶助才行。国家与社会之间只有实现了良性互动，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说，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硬性管理会逐步减少，否则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质就相矛盾；但软性的调节、规范还需加强，两方面改革必须同步。

主持人：从某种意义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对计划失灵、集权失灵、市场失灵和民主失灵的功能主义式反应,是“政府神话”和“市场神话”被戳穿的副产品，它有助于在维护公正的前提下推进民主和市场化进程，增进社会转型的正面效应。假如做一个预期的话，您认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前景将会是怎样？

童世骏：预期比较难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所进行的改革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西方。当然，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中，有一些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怎样处理尖锐的劳资冲突和不同群体间矛盾，怎样发掘社会资源用以解决公共问题等等，但在借鉴西方经验的过程中，要避免将西方看作一个发展模型。西方市民社会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竞争社会，一个相对于礼俗社会的契约社会，而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不同。因此，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经验，同时也要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建设一个既有活力又保持和谐，既统一思想又兼顾差异的社会。

我们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怎么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首先，对于政府来说，应当学会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管理社会组织，从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硬性管理过渡到以引导、监督和服务为内容的柔性管理。其次，从公民角度，也要学习如何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有序地从事自主活动。从习惯被管到自我管理，从集体活动到自主活动，这是一个需要花长时间学习的过程，且并不如想象的容易。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成长乃至壮大，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很多配套制度的跟进，同时也要求每一个社会公民在转型过程中学会适应社会的发展。也许目标的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也许目标的实现过程很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过程的价值，或轻易放弃这个目标。

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关键部门的功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近年来，我们的改革首先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逐步理清，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家；而今，改革越来越要求社会组织能够承接以往由政府包揽的部分职责，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解放日报 200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