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化管理：毛时代先进劳模制度内涵

摘要：毛时代的扁平化管理，既非西方市场科层化，又非苏联官僚专家科层化，特点是：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对小，在管理权力和物质福利方面上下均衡分配，否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两分。为何选择扁平化？一是对战争年代动员群众经验的继承，二是利用庞大剩余劳动力快速工业化战略的需要选择。先进工人，尤其是致力于合作化的农村带头人以及农村的集体化，是毛时代用扁平化整合国家的重要特点。
中国的现实中存在着很多所谓的不符合普世价值的另类实践，对此人们没有共识。各方意见分歧的深刻程度，特别集中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实践这一问题上。最近两年，老田特意访问了一些基层另类实践的带头人，其中有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大连后石村的陈玉，湖北红岭村的叶昌保，长治张庄的王金红，从这些人身上仍然能够部分看到支持毛泽东毕生努力的那些认识。回来之后，又专门花了两个月时间集中阅读毛时代那些着名劳模的事迹和言论，包括大寨的陈永贵、西沟的李顺达、河北的吕玉兰、耿长锁、叶颖芬、河南七里营公社刘庄的史来贺、湖北浠水的饶兴礼等，最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毛泽东的知音大量地存在于农村和基层。毛泽东自己固然是既反帝又反修的，他本人的思想和实践也一样受到美帝和苏修的激烈反对，即便是在国内，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与实践也受到官僚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的共同反对，但是，毛泽东在民间的那些支持者似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一个美国教授塞尔登甚至把河北饶阳县五公村合作化带头人耿长锁戏称为“迷你毛”。从毛泽东的这些民间知音身上，去回顾毛泽东思想的现实针对性和制度化实践，本文致力于这样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先进工人及其得以产生的“思想革命”条件
毛时代工业战线的典型，多数与个人的努力和成就相关，这些人的典型意义接近于泰勒制意义上的“头等工人”，郝建秀就是其中比较早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1951年，郝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经过反复思考和实践，创造出一套新的作业法，主要特点是：工作主动有规律；工作有计划，分清轻重缓急；工作交叉结合进行；抓住主要环节清洁工作。这种操作方法成效非常显着，每台车每班出皮辊花由十六七两降到二两以下1。郝建秀工作法经过纺织工业部和纺织工会在全国推广之后，降低原料消耗约5%，“到一九五二年，部属企业每件纱平均用棉量降到200公斤以内，比一九四九年降低了10公斤左右。”2在整个纺织工业中间，很多工种和作业环节，都曾经总结过先进经验进行推广：“解放后仅二三年就根据先进工人的操作经验，总结出一些主要工种的工作法，如《郝建秀细纱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一九五三机器保全工作法》，还有《陈树兰细纱落纱工作法》等。各行业的主要工种，都先后总结和制订了工作法。这些在平凡劳动岗位上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推动了全国纺织工业操作技术的发展，保证了纺织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3
建国初期“好工人”大量涌现，同时也得到政府部门的系统总结和推广，决非偶然。泰勒本人1911年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把科学管理称为“伟大的思想革命”而不是工时研究法。这一思想革命的基础和实质，是要求劳资双方有更高程度的信任，实现更高程度的利益共享，而不是通过工时研究创造头等工人，然后提高工作定额，借以实现一方压倒另一方并攫取更多的经济剩余。正是出于对资本家和资方管理人员的不信任，在工人群体中间往往发展出“非正式组织”，这个非正式组织往往控制单班产量和质量的上限，作为一种雇员利益的集体防御措施。这是1920年代“霍桑试验”的着名发现，梅奥总结这个发现提出一个着名的观点：工厂管理中间的技术理性妨碍了工人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工人为此结成非正式组织，追求在正式组织中间无法满足的社会性需要，应对措施是资方管理人员需要改变工作方法去“主动满足工人的社会性需要”4。
郝建秀出生于一个贫苦的搬运工人家庭，在旧中国连吃饱穿暖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人和农民的处境有很大的改善：一是获得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经济上有很大的进步；一是工厂管理普遍采取群众路线的管理方法，干部对待工人的态度和方式比旧时代有很大的改进。一代老工人普遍有经济翻身和政治翻身的明确感受，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这样的政治符号，是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提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年仅15岁的郝建秀才主动开始琢磨纺织厂里的一个大的难题，据她自己回忆：“建国初期，纺纱出皮辊花是生产的大敌，不仅造成产量低、消耗高，也严重影响着产品质量，并危及操作工人的身体健康。”5经过向老工人学习和自己的摸索，她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那种真切的“翻身”感受，大概就不会有如此积极主动的努力探索，很难想象旧中国的包身工也会像郝建秀一样“多事”。
在与反面的例子进行对比之后，郝建秀积极探索这一思想革命的背景条件就更为清晰了。一位从北京远东仪表厂退休的大姐告诉别人：“我们厂90年代的时候已经实行了董事长、总经理制度了，权力绝对集中了。我曾经给厂子提过一个合理化建议……在我们的班车、一些大型货车上打上一些宣传口号或者介绍信息什么的，让大家知道我们远东仪表厂的主要经营什么的。……在后来一个座谈会上，我就说‘我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是为厂子出谋划策，为了厂子的利益去写的。后来我就想抽自己的大嘴巴。我干吗写呢？厂子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挣钱挣到老板的腰包里去了，给你个人解决了什么问题了呢？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感觉企业效益好坏跟工人没有什么关系。原来80年代的时候，工人涨工资都是车间公开讨论的，都给你公示，让你参与，让你提意见。但是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董事长的天下了，他们自己说了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用谁就是谁。中层干部也都要仰他的鼻息生活，你要想当个中层干部必须跟他们趋炎附势，连党委委员也都要看他们的脸色。不要说工会，党委也变味了。原来党委都是从基层选拔出来的优秀党员组成的，现在都是跟他意见一致就用你。董事长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6
泰勒制中间的技术理性内容，往往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技术理性的成就要以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作为基础，这个更为关键的内容却往往受人忽视，而思想革命的关键是工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性需要都得到满足和尊重。或者换句话说，头等工人的产生与“异化程度”7最小化的“翻身”过程相关。我引用这两个例子，也许不是百分之百具有代表意义，但是这个鲜明的对比，恰好能够说明管理中间技术理性背后的思想革命要求。而异化的产生，一个方面是不稳定的雇佣地位以及劳动力市场相对低下均衡工资率，还有一点就是管理者对生产场合支配权力的垄断。剩余价值在资本家手上集中带来经济异化，而管理权力向管理层手上集中（或者排斥劳动者参与）会导致政治异化，两种异化的后果是一样的：劳动者无法继续认为工厂是自己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老劳模的产生，都有着“异化程度下降”那样一个足以支持“思想革命”的共同背景。
毛时代工人先进典型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而资本严重不足，投资和专用设备短缺是经常会遇到的现象。1960年代新一代先进典型如王进喜等人，就是在遭遇到专用设备短缺的情况下，以人力替代机器，通过个人主动承担极度繁重乃至不合理的劳动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他的着名事迹中间，就有带领同伴以惊人的毅力把沉重的钻探设备运到工地，提早投入生产；严冬季节井喷事故发生时，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搅拌器使用。这些先进事迹，这些超出常规要求的超额投入，如果不联系那个思想革命的特定条件，也是不可理解的。还有一些工业战线的英雄，例如救火的英雄向秀丽、文革前夕的32111钻井队，都是以个人生命为代价去抢救国家财产，假如工作现场配备了足够的专业灭火设备，抢救行为就肯定会下降为一种惯常职责，而无需在个人生命与公共财产之间做出此种艰难的选择，这种精神之所以需要弘扬，对应的就是投资不足、专用设备的严重缺口，这个缺口最终需要人们的牺牲精神去弥补。
在工业中间的现代技术面前，个人需要更多地服从分工需要，在人与机器的生产率的对比中间，人不能不处在一个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所以，工人劳模中间，例如郝建秀这种通过主动提升自己的操作技术和熟练程度，来降低消耗或者增加单班产出的质量数量，在思想革命基础上提升技术水平的劳模是绝大多数。而且，在工业生产中间，全局性的分工协作这个环节，往往不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而是受一个独立于生产过程的专职管理层操控，体现生产关系核心内容的制度部分，往往处在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视野之外。工业战线上超越个人努力的制度创新，多数都是管理层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当然是鞍钢宪法和学大庆，前者是鞍钢的厂长马宾总结出来的，大庆的“两论起家”与“创造条件上”与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有关。也许可以说，在城市和工业中间，普通工人受到机器和管理层的统治更为系统和全面，因此在创造新的制度和生产关系中间，工人往往处在相对被动和消极的地位，工人与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关系更为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