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晓渝：“负文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负文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施晓渝

    我们曾以何等的期盼来等待经济的发展从而带来文化文明，政治民主的发展。可近30年来经济发展了，政治民主却觉得逾加遥远，中国的经济在疯狂的发展，专制也越加越强。似乎这30年来在朝着一个反文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专制比我们更加善于利用经济，科技的发展来加强其统治。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种反文化，即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承认并研究这种负文化与经济共同发展的理由。

    所谓负文化，我是这样想的，人们自由的思想如叫文化的话，那么控制人们的思想的行为体系就叫负文化。专制现象就是一种负文化。由于负文化也是一种消费现象，根据我一贯的思维，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所以负文化也能带来经济的发展，因它同样完成了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经济链，即循环。我国的发展本质上是负文化的发展，统治层的发展，专制集权的发展。由于统治层也是食利层，因此也是食利层的发展，专制体系的发展。食利层也算是中产阶层啊，可它是负文化的中产阶层，控制文化的中产阶层。如我国在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金额增长87倍。而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的GDP增加了约10来倍。也就是说我国的行政费用是8 倍于GDP的增长。若考虑我国实际生活水平的增长，顶多不超过3倍而已。行政费用就是30倍于百姓生活水平的增长。

    因此，总的来讲，我国所谓的发展应主要是统治层的发展。我国官员在用车，餐宴，各种考察的花费近9000亿元。拿电子监控来说，说当局拿了几百个亿来搞电子监控，这除了本身是政治行为外同是也是经济行为，这种行为不管从GDP来讲，还是从就业来讲，还是从消费来讲，都是有效的。又如我到重特钢去了解了一下下岗工人的维权情况在网上发布，国安公安竟花了约十万元来处理这事，不知有多少人往返全国调查，耗费多少人力，财力。但我认为这些不能简单的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钱，因确有很多人和经济体为此而受益，犹如战争也会使军工产业受益一样，正面的事有其反面的效应，反面的事也同样有其正面的效应，这些事也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受益者。这就是中国目前既可笑又可悲的，中国经济在发展，可它却是朝负文化方向发展。

    信息技术为文化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同时也为负文化的发展拓展了渠道。人们通过新的信息技术交流，发展自己的思想，集权统治也通过信息技术反交流，监控人们的思想。纯经济技术的发展却表现为大量以反人性为目的在发展。也许人类的交流要通过控制和反控制，互为相反的方向的对流来实现。但若是控制和反控制这种不平等的交流绝不是人们喜欢的。为追求自由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却变成了为追求控制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我国由毛泽东死后已从绝对专制转化为相对专制国家。绝对专制是指统治者强行国家与人民按个人的意志和特定的模式发展，如所谓的共产主义。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已抛弃了发展的固定的模式，以维系统治层的统治为终极目标。由钢性统治转变为弹性统治，就是说由追求固定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实用的发展模式，当然这并不妨碍其维持统治地位的钢性，如十七年前发生的。统治者在乎于它统治的地位，而不在乎它统治的内容。

    负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为了改善统治层的生存条件为主导的，以统治者的操纵和控制为中心的，即巩固体制以操纵社会和摄取财富相依为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把社会的发展误化为所谓经济的发展，其本质是维系统治地位，否认人的发展，也造成权力不对称，从而也造成经济和文化发展展不平衡，经济内部关系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悬殊。这种种不平衡最终会造成社会的震荡调整。

    中国为何不能从唐，明的经济繁荣走向资本主义？关健还是官僚体制大，层次多，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官僚集团做大做强。官僚可通过苛捐杂税，私铸钱币等手法把民间的富余资本拿去。民间没有再增殖的资本，就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官僚体制所运营的结果，我一直在思考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我暂且叫它“重叠再分配”。正常的生产和交换是产生价值的基础，保护这种生产和交换的叫“协调再分配”，从事“协调再分配”的政府叫合理合法政府。而当从事“协调再分配”的政府发现它可利用“协调再分配”的功能可转化为“强迫再分配”的权力时，“重叠再分配”就因此发展起来，这样合法合理的政府就成了”累赘政府“，即“官僚体制”，即我们所说的财政负担沉重，就成了生产和交换的阻碍。

    在“重叠再分配”的“官僚体制”下，不是那种丁秋龙先生说的“负价值”，“负价值”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发展，只是它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分配朝着“官僚集团”叠加，即巩固体制以操纵社会和摄取财富相依为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种“重叠再分配”也力图把“蛋糕“做大以获得更好收益，故给百姓留了点生存的空间，但老百姓只能在这种夹缝中生存。官僚体制的发展是是聚敛形的，它趋于无限膨胀扩张，建立自己的金字塔。官僚体制是一个人格化的剥削者，它即要摄利，也要保障被剥削对象的再生产即生存和繁衍后代。官僚体制作为一个人格化的剥削者也有开明和暴虐之分，但总体趋势趋于对自己偏好，无限压榨直至被压迫者的反抗。当然这种冲突有缓和和非暴力的倾向，在民主互动中化解矛盾可能。

    在“官僚体制”统治下， “有效供给”、“竞争增长”正常市场机制就被“重叠再分配”吞没了，经济的发展成了稳定扩大官权的手段与目的。为什么要搞民主？就是要把发展官权的“重叠再分配”的政府变为发展民生的“协调再分配”的政府。为什么要讲人权？就是要维护我们自身的正常的生产和分配的权力，反对以巩固官权为目的的“强迫再分配”和“重复再分配”对我们的掠夺。没有这两条，“重叠再分配”的官僚集团趋于做大做强。中国是否现在还在走这条路？我看没有民主就只有这条路。百姓必须要有参于社会分配的言语权，表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