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转型

　 编者说明：本文选自由李成主编的"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中的第2章，原文较长，采稿时编者有删节，题目亦为编者所拟。

      摘要：在过去25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的消费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然而美国消费者拉动全球经济的地位正在受到当前经济危机的威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指数增长的中产阶级作为新的消费群体，有望成为全球总需求一个新的长期来源。并且，中国要想改变靠出口与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必需要依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提振内需。的确，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量可以在十年内超过美国，但这一潜力的实现取决于中国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份额来刺激消费的能力。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充分发展，这可能足以让国内需求取代出口和投资，从而促成一种自我维持的繁荣达几十年。中国将处在一个世界伟大变革的前沿--全球中产阶级从西到东的跨越。

　　我们认为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即许多人将成为中产阶级并且推动消费。中国要在政策方面支持这种转变，但与其去降低居民储蓄，还不如致力于增加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份额，这类政策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如果这一转变出现，那么世界将会看到一个新的全球中产阶级--亚洲中产阶级。由此导致那些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导向的产品、时尚、品味和设计将发生一个从西向东的地域性跨越。我们估计到2015年，将会是300年来第一次亚洲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人数与欧洲和北美的持平。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21年可能会有超过20亿亚洲人跻身中产阶级家庭行列。仅在中国，就可能有超过6.7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而现在只有大概1.5亿。

　　如何界定中产阶级

　　尽管认识到中产阶级既是一个经济划分又是一个社会指称，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选择通过收入和消费水平来衡量它。中产阶级可以用相对标准或绝对标准来划分。由于我们在考虑对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进行比较，所以有必要采取绝对标准的方法。很显然，这种比较需要一个在所有国家都通用的中产阶级概念。拿日收入2美元的印度人和日收入50美元的美国人作比较，并且宣称他们在购买力上是有可比性的因为二者都属于中产阶级，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采用绝对标准，将全球中产阶级定义为那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日支出在10-100美元的家庭。这个下限参考了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平均贫困线，这两个欧洲先进国家拥有最严格的贫困标准。在这两个国家中，对于一个四口之家而言，贫困线是年收入为14533美元，或者人均日收入为9.95美元。我们选定的中产阶级标准的上限为最富有的先进国家卢森堡的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两倍。通过这一定义，我们将最穷的先进国家中的穷人与最富有先进国家的富人排除在了全球中产阶级之外。

　　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张与消费膨胀

　　用绝对标准来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是很庞大的--1.57亿人，仅次于美国。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零售商和企业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打入中国市场。在最近几年，零售销售额每年比同期增长15%，在2008年年中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达到了高于20% 的增长。在那些能够反映中产阶级消费的重点行业，中国已经开始超过美国成为最重要的市场。例如，在2000年，美国占据了全球37%的汽车销售市场，而中国仅占1%。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2009年售出汽车1360万辆，远高于美国的1040万辆。在2004年，通用在美国销售10辆车，在中国才销售一辆；而到了今天，这个比例已经迅速接近1比1。对于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而言，很快中国将会成为比美国更大的市场。

　　同样，中国最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估计有7亿用户。在2008年，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在中国的净销售额达到了82亿美元，是美国销售额的三倍有余。

　　调查资料也表明，中国的新中产阶级渴望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者。2007年对于6000名中国购物者的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每周花9.8小时购物，而典型的美国人只有3.6小时的购物时间。另外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购物是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全球零售商押宝中国未来的国内市场：从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卖场以来，，十四年内沃尔玛在中国共开设了另外267个零售单位。

　　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呈指数级增长是因为两个因素：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率，以及中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接近我们对中产阶级定义的下限门槛。过去20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让很多中国人摆脱了可怕的绝对贫困，他们开始踏进中产阶级的门槛。今天，中国26%的人日均收入为5-10美元，另外41%的人日均收入为2-5美元。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继续增长的话，这些人将成为中国的新中产阶级。

　　中国的人均消费，2009-2030

　　上图说明了这两种力量在起作用。每一条曲线都显示了在X轴人口收入低于下限门槛相对应的累积人口百分比。今天，约20%的中国人口日均收入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而有89%的人每天的支出水平都低于10美元。但随着收入的增长，收入水平高于中产阶级门槛的人数会迅速上升。假设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人的年平均收入每年增长7%，则中国日消费超过10美元的人数将在2030年增加至总人口中的74%（见下图）。在一代人里，大多数的中国人可以从贫穷走向中产阶级。

　　中国飞速发展的中产阶级

　　这中间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中国是否能够保持当下的经济增长水平。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国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目前只占总产出的3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1%），甚至低于诸如越南（66%）、印度尼西亚（63%）、印度（54%）以及泰国（51%）这样的国家。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一样，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增长战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成功的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出口导向的战略已经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巨额贸易盈余以及实际工资的增长都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如服装、玩具和鞋子等造成了压力。

　　传统上，只要本地市场变得足够大，中等收入国家便能够将国内需求作为其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性来源。在大多数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约6000美元时，国内消费就会开始迅速增长。中国2009年估计人均收入5991美元，正好要达到这个临界水平。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并不遵循由出口向内需转变的正常模式。由于过去2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都是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的，消费增长自2000年起已经落后于GDP增长年均2.5个百分点。如此低的消费，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足够强劲可以等到中产阶级的消费马达启动，又抑或这个增长会在中产阶级真正成熟之前陷入停止，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产阶级发展的国际比较

　　对比巴西和韩国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看到这是多么的重要。1965年至1980年，巴西人均年收入以平均每年5.6%的速度增长，成为一个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年收入达到76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然而，由于其严重的收入不平等，1980年巴西的中产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29%，这使得巴西无法借助于中产阶级的消费来推动向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自1980年以来该国仍然是一个商品出口国，并一直在艰难地保持增长。巴西今天的人均收入只略高于自己30年前（年增长率仅为0.7）的收入水平，中产阶级也只是稍有扩大，目前仅占巴西总人口的38%。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走过了和巴西相似的道路。韩国只落后了巴西几年，人均年收入从1965年至1986年间每年增长了6.5%。到1986年，她也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年收入达到7700美元。然而与巴西不同的是，韩国均衡分配的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占到了总人口的53%。韩国利用这一庞大中产阶级的需求来发展服务业，并为其知识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在后续20年走向世界最先进国家行列的过程中，韩国继续保持了人均收入5.5%的强劲年增长率。今天韩国94%的人口都属于中产阶级。

　　日本在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一个富有国家的过程中也得益于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1965年，日本的人均年收入为8200美元，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48%。因此日本能够在后来的20年中实现人均收入4.8%的年均增长率。

　　今天，中国看起来更像1974年的巴西（那时巴西人均年收入也约为6000美元）而不是1983年的韩国（当时韩国的人均年收入是6300美元）。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其中产阶级规模呢？乍一看，解决收入不平等似乎是一个解决办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对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做出调整之后）在2005年已上升至0.443。但是在短期内，降低不平等可能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新中产阶级来自那些日收入在 5-10美元的人群，他们处在中国收入分布的顶端。努力去缩小收入不平等可能意味着这个群体会看到他们的收入增长因为贫富差距的缩小而放缓，这将减缓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接受收入不平等：中国确实面临着陷入不平等陷阱的重大风险。由于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普及程度越来越多的和收入水平挂钩，而地方政府无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因此那些低收入的地区与人群往往健康状况更差，也更少受良好的教育，这使得这些地区与人群的收入减少，进而造成了终身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事实上，学校教育与教育程度的差别已经成为中国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解决教育普及与机会均等这样基本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长期战略。但在中期内，增加中产阶级规模的最佳策略不在于打击不平等，而在于增加GDP中的消费份额。

　　历史经验表明，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政策变化，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在未来几年也可能上升。迅速工业化中的国家往往要经历消费的下跌和投资的持续上升，但这一进程会随着经济的成熟而慢慢冷却。例如，在韩国，经济腾飞的1960年至1990年，工业占总产出的份额从16%增长到了42%，消费则从GDP份额的80%多降到了52%，而投资也从GDP的11%增长到了38%。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趋势已经颠倒过来，因为消费已经上升到GDP的55%。在20世纪初，美国消费占GDP的份额也经历了类似的下降，然后上升。

　　如何刺激消费

　　不过，鉴于中国今天的消费水平如此之低，刺激更迅速消费增长的政策可以对重新平衡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里有两种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增加家庭收入中的消费份额--也就是降低储蓄率。这似乎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问题，需要在诸如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领域做出重大与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和其他国家不同，在中国，即使穷人也会将他们收入中相当的比例储蓄起来，那些接近贫困的人，也就是家庭收入在贫困线和两倍于贫困线之间的家庭，家庭储蓄率的中位数是17%。高家庭储蓄在中国似乎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

　　增加消费的第二个途径是增加家庭收入占GDP的份额。这里有更多的直接和间接的政策行动空间。在直接政策层面，中国正在享受理论上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企业的丰厚利润积累。2007年，国有企业税前利润总额占GDP的6.6%，并且多年来保持快速增长。这些利润并没有汇集到财政部，用以替代减少所得税和各种费用的征收，而是留在了企业内部用作直接再投资。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一个中国工人带回家的平均薪酬只有报酬总额的65%，其余部分用作社会保险支出与政府授权的劳工税以及各种保险项目（卫生，职业安全与失业等）的支出。如果国有企业的利润被用来降低这些劳动税，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大部分是工薪阶层）会立即增加。间接地，如果国有企业的利润积累被用到那些当前由家庭支付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教育上，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提高家庭收入加速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上图显示了增加家庭收入会导致消费增加，进而大大加快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图中比较了基准线情景和另外一种可能的情景，即从21世纪初所达到的水平起算，假设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提高10个百分点，则中产阶级人口的比例几乎立即会增加6个百分点，到2015年将达到10个百分点的涨幅。这就相当于使中产阶级的兴起加快了3-4年。

　　除了将国有企业的利润收归财政部操作之外，还有些额外的方法可以用来刺激家庭收入的增加。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私营公司获得资金的机会有限，所以往往限制就业。因此，GDP中的工资份额已从1980年的三分之二降到今天刚刚超过GDP的一半。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在中国的迅速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依赖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的农业向较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那么工资份额的下降就更加显著了。

　　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的调查发现，中国在获取信贷的便利性上的世界排名是第61位。投资环境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中小型企业拥有银行贷款。经济计量结果也表明，在获得信贷方面面临困难越大的企业，雇员的增长率越低。据Aziz和Cui的观点，中国银行的重组方案强调更加严格的规则以尽量减少不良贷款，这导致企业进一步削减就业。一个必然的结果便是，随着银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与私有化和私有企业的不断发展，就业增长可能加速。这将提高劳动收入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作者Homi Kharas与Geoffrey Gertz】

      第一作者简介：Homi Kharas 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并担任全球经济与发展计划的副主任。他对东亚发展与全球经济形势有着很深入的研究，曾出任过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首席经济学家。

　 智库简介：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由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经济研究所和1924年成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政治研究学院合并而成，是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堪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从性质上来说，布鲁金斯学会是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赢利组织，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公共政策建议。从历史上看，它对美国政府，尤其对民主党政府影响巨大，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会起用该学会的人员担任要职。与此同时，它也在国会进行院外活动，向国会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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