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谷博《明治维新诸问题》讲义（一）——[东亚的近世]世界秩序与朝鲜日本社会

三谷博《明治维新诸问题》讲义（一）
                     ——[东亚的近世]世界秩序与朝鲜日本社会

三谷博《明治维新诸问题》讲义（一）——[东亚的近世]世界秩序与朝鲜日本社会

分类:我的言论

东京大学的教授三谷博先生从今天开始在北大讲授《明治维新诸问题》，自己上午去听了一下，三个小时的讲授，自我感觉受益匪浅！尽管三谷博教授用的是日本讲授，旁边当然有翻译，但记录的讲义可能会有些出入，就想把所作的笔记讲义整理一下，也算理一下思维。
三谷博教授将这几次的讲座总体命名为《19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换——以日本为中心》，是中日历史问题合作研究——日方在19世纪研究中的前半部分成果。讲座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东亚近世论
1、提倡东亚近世论的代表人物是岸本美绪和宫嶋博史教授，东亚近世是指在东亚存在着与西欧不同的很优秀的文明。其中岸本美绪教授是明清史专家，宫嶋博史教授是朝鲜史专家。尽管两者都主张东亚近世论，但两者的观点又不尽相同。
岸本美绪教授认为东亚不是作为孤立的近世，而是全球的一部分，其对银的流通很感兴趣，在16世纪以后墨西哥生产大量的白银，日本也是产银大国，这些白银有两个流向，一部分流向西欧诸国，一部分流向中国，中国输入银主要用于什么方面？比如万里长城的建设等等。银的流通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日本、朝鲜有着共同的经历，岸本美绪称之为“历史节奏”，具体点讲：三个国家经济在此时期都是飞速发展，但政治上却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中国出现明清交际的混战，日本在战国时代，朝鲜则面对日本和清国的进攻。这是不可思议的时代，17世纪中叶以后，三国又慢慢稳定下来，各自社会趋于稳定，各自开始分离开来，历史节奏开始变弱，三者的关系变得薄弱，但又处于稳定的状态。
宫嶋博史教授认为东亚近世上溯到了11世纪的时候，从宋朝产生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一个重大的路标。宋最重要的是军事力量集中于首都，地方对军队没有了控制力；全国的统治权是由文官来承载，文官是由科举制度来选拔；支撑科举的学问是朱子学，一直到清朝，只有朱子学是正统学问，这是从政治方面来说。经济体制：在长江中下游以稻米生产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开始形成，到了南宋之后获得非常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广域的货币经济。他用一个词来形容“朱子学化过程”，14世纪成立的朝鲜王朝呈现了朱子学化的表现，其统治者有意识地进行朱子学化，强调在中国朝鲜形成的文明，开始向周围传播，但并没有充分渗透到日本。
2、尽管两者的主张有所差别，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特征：中央集权化、科举官僚制以及广域市场的形成。地方军事实力开始消减，官吏的试验采用，开始分化脱身，形成科举制，稻米等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广域的货币市场经济。
3、近世的多样性VS近代的单一性
西方把ancient和modern作为对立起来的概念，modern作为我们的生活时代，把古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我们生活的时代）之间成为中世，文艺复兴时期认为古代是最为发达的时代，到了18世纪认为古代很好，中世混乱，近代又好了起来，19世纪以后出现了古代很好，中世很混乱黑暗，近代更好，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最繁荣的时代的认识，也就有了历史进步论的思想。
日本的古代是指7世纪以后，简单来说是日本输入中国律令制度后，对社会的再组织；中世是指镰仓之后的时代；近代是指从明治到大正的时代，又称近世，但是明治维新四五十年后，认为江户时代和他们生活的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后半期将近世与近代区别开来，近世指江户时代，近代指明治维新之后。
Early modern 作为西欧史研究中出来的一个词汇，到底从哪里来？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欧洲史家认为早期近代是指蒙古征服以后形成的，另外也有指文艺复兴之后。但是对于早期近代的结束时期则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即18、19世纪产业革命发生之前。我想early modern用来指日本比较可能。Early modern 相当于近世这个词，过去人们认为江户属于中世的后期，中世和近世之间，这样认为就会有很大断裂性。其实江户时代和近代之间有着很大的连续性，形成了早期的现代性。这样也有可能改变欧洲中心主义，西方认为近代形成的是以西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早期现代性现在欧洲形成，然后随着西欧的殖民开始扩张到全球各地，但是实际上跟西欧不同的早期现代在世界上是存在的，现代性只有一个，换句话工业文明都先在欧洲产生，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在日本，有些专家认为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化比西欧更先进，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其实两者之间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可能会得到这个印象，在东亚近世日本是最落后的国家。
二、东亚传统的世界秩序
1、中国的世界秩序
在16世纪这个地球有好几个地球，基督教世界、印度世界、伊斯兰世界、中国世界。在每个世界生活中的人，就认为其他世界的人都是野蛮人，自己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就像这个世界存在几个早期的现代性。
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随着离中心越来越远，皇帝的德化就越来越弱，形成同心圆，以帝都为中心，离帝都越远，了解得到的就越少。（三谷博教授举了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对于藩属关系的分析，由于技术原因，就不再此画了）在这个同心圆中没有没有对等的关系，全部都是上下、纵横的关系，这种认识和近代的西方主权国家的认识不同，在近代西方认为附属的国家之间是对等存在的，双方以缔结条约来约束两者关系，在同一个层次上大家是对等的，但有不同的层次。在这个同心圆中，清朝皇帝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大汗，满清君主自称是从成吉思汗找到的称号，对新疆、西藏进行统治；另一张面孔是皇帝，以统治汉族为中心的繁荣的土地。
在东亚的世界中，各个国家的世界观是相同的，认为世界是垂直关系，比如中国有五伦，只有朋友关系是水平的关系，日本朝鲜等国则打出“小中华主义”的认识。
周边的国家面向中国和面向其周边的国家使用的语言、形成方式完全不同，这是他们的主观认识。比如日本就认为朝鲜、硫球和他是藩属上下关系，朝鲜把对马岛看作其藩属上下关系，从外面来看他们这些国家之间（除了中国）是对等的，但其主观是怎样想的？虽然朝鲜向日本派遣使节，日本则不向朝鲜派遣使节，认为日本和朝鲜是上下关系；而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节则打着“巡视”的牌子，双方都把对方看作下个层级的，但实际上是平等的。东亚的国际关系为什么在17到19世纪能够维持和平呢？国家的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同时对方彼此轻视，尽管明知对方轻视，却装作不知道，不存在矛盾。对秩序解释的模糊性，在东亚三国之间是存在的，但如果这种轻视放在桌面上的话，就会出现矛盾甚至战争，就如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在朝鲜上的争端所引起的问题。
各个国家之间关系是相当松散的，国家的出入口是被限制的，中国只有广州、日本为长崎、朝鲜是釜山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对于本国的国民出国进行相当严格的限制，对于外国人到中国，则赐予土地，让其在指定的土地上生活，比如长崎，日本给中国、荷兰商人有专门的居留地，国家间交流的制度是共存的，日本称之为“海禁”。
东亚两国交流之间的语言，书面语言用的是汉文，不是当时的中国语，而是中国的古典词语，形成了大家共享中国的经典。
2、境界上的日本
近世日本即在中国世界之内米，又在中国世界之外，这与日本朝鲜对近代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东亚式近世，日本是劣等生，但日本却实现现代化，尽管日本是岛国，但对国境出国管理很严格，在东亚少见。只有中国人去日本贸易，18世纪日本海禁最严厉，实际上非常的孤立。海禁是一个松弛的词，锁国就是很严厉的了，日本严厉禁止基督教士到日本来，但朝鲜政策相对缓和，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基督教徒，但到19世纪则被杀害很多。
三、近世的朝鲜与日本
1、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日本的名誉统治者是天皇，实际上是将军，大名和将军之间形成君臣关系，大名和家臣之间也组成君臣关系，大名和武士之间形成官僚制，但是大名和天皇之间没有关系，江户时代所说的“国家”指大名所在地方，大名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天皇和将军形成的国家与大名的国家形成了双层楼格局。但是朝鲜的整体结构则和中国的完全一样，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日本地方上已经分散了军事上的权力，但朝鲜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尽管如此，日本每个大名的国家的统治结构与中朝是一样的，进行着稳定的统治，明治维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人们仍旧纳税，说明大名的统治仍旧是稳固的，对日本统治的人不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而是通过世袭来实现的。而对于朝鲜来说，很多历史还仍旧充满了谜。
2、科举与世袭身份
3、两班与豪农商 4、铜钱和金银铜三货
在经济方面，日本与朝鲜差别较大。日本与中国相似，朝鲜的货币只有铜，日本则是金银铜共同使用，朝鲜覆盖的市场狭窄，没有必要和远方进行交易，而日本规定大名必须去将军江户居住，形成了不同城市经济的交往，从政治上大名领地之间非常闭塞，但经济上又成为一个整体。在江户时代经济发展，武士收入没有增加，开始贫困化，豪农商没有权力地位，受到武士的轻视，但是却很是富有，角色的分担是分开的，社会大家都很满意，由于社会地位非一贯性带来了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有三个指标：权力、财富、声誉，三者不相一致，各自都满意自身的状况。
5、朱子学与宗教的、学问的多元性
在朝鲜朱子学是最重要的学术，但并没有产生其他学派，儒学的渗透对其他宗教进行了压制，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受到了压抑。
与此同时，日本民间信仰保持了下来，佛教作为基本的宗教信仰保持了下来，强迫所有居民成为佛教徒，同时信仰神社，神社与佛教是经常存在的。日本历史的一体性，从日本民间产生出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思想是在民间江户时代产生的，国学和儒学一体化，就产生了水户学，著名的“尊王攘夷”就是水户派产生的。兰学是指荷兰，用荷兰语收集西方学的知识，自然科学得到了很好的研究，18世纪左右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朝鲜在18世纪中期向朱子学一边倒，日本则是多元化，朝贡使在北京把西方的知识带到了朝鲜，朝鲜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与其说是实用的技术，不如说是基督教，1801年的政治斗争，基督教徒被排斥，但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对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关系，只注意到西方的实用领域。
但是两个国家还有很多共同性：汉字的教育与文官行政的官僚制；政府与庶民的贫困化，同时伴随着庶民上层的富裕化；民乱的多发性，在19世纪，民乱不是针对政府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反乱主要是在政府增税的时候或者针对庶民上层，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
和东亚的近世性不同，日本有自己的近世，若用东亚近世标尺来看，日本是很落后的，但日本能迅速完成近代化，还是有另外的前提。
A、用程序提供决定的正当性，这与中国讲的人治与法治有关系。
B、政治神学产生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从国学发端的，国学中有“中国”这个词，不是指china，而是指日本，是指万世统治的天皇的子孙居住的地区，把古代的神话人工性的再组织，这决不是日本出现的孤立现象，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利用罗马的故事，德意志的纳粹党则用北欧的传说等等，对神话进行政治性利用，在近代以前则是不存在的。
C、兰学在近世已经开始部分接受西方的近代。欧洲学者提出的边境革命论，革命是在边境发生的，从东亚近世向近代的转化，是位于东亚边缘的日本首先转化的。
由于翻译原因，很多语句不太通顺，望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