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苏联权贵的后代做什么发财了？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伦理模式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
　　 中国的问题,其实60年前开国时候中共的领导者早就心知肚明,说穿了就是我们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而马列主义说的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顺序给颠倒了.这个颠倒可不得了,就是再强权的政党也不可违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苏联和中国也不能例外,
　　 所有的所有都逃脱不了: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魔咒.经济最终左右着政治,历史才会进步,而万物轮回向前的根本动力却是我们每个人本性的自私和贪婪!
　　 任何朝代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一本全民逐利全景图,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没有好人,没有坏人,只有强者和弱者,我们都是生意人!
　　
　　
　　我们知道，历史的每一进步都要付出其代价。对于许多后发而又急于进入现代的国家而言，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也许就是它们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一些落后的传统国家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制性的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譬如，原苏联地区国家就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领导人，是原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吏。如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是原苏联外长，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曾任原苏联加盟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中央科学和高教部部长。此外，过去的一部分官僚变成了资本家，原来的干部变成了商人，因此也变成了富人。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大银行领导层都是过去的各级干部，原来议会的450名议员中大多是富翁。在民众眼中，政治家不是国务活动者，而是一些只想捞一把的过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之风泛滥，裙带关系盛行。父母当官，子女经商，将手中的权力间接转化为资本。这突出表现在国家的高官甚至总统家庭，如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女婿是一个大移动通讯公司的老板，总统的侄子大做石油生意；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的女儿之后变成亿万富翁。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这些权贵资本主义主要有这些特点：第一，传统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第二，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 第二，体制性。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第三，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第四，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发展受到阻碍。
　　 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一目了然：贪污腐败呀，不公平竞争呀，大肆掠夺占有国家资源呀等等。不过，我们在对其恶果有所警惕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现象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就中国而言，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伦理模式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至于“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西方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而在中国当下，虽然有比较密集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但是，中国真正的私人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机制是不健全的，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政府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在国有企业不断发生金融问题、国企老总不断出现经济问题、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倒闭、兼并、破产、重组等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为资本不足而步履维艰。民营企业社会权利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政府意识和权力意识，民间商业资本往往被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从近年来发生的陕北油田案、德隆破产案、郎顾之争等等震惊全国的经济案例及论争中，都可以看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强大权力。国有企业企业主与当地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国有企业的政府收购，名义上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则又使国有资产重新流入拥有较强政治权力的权力者个体手中，这样，国有资产仍然在流失，而社会总财富仍然没有增加。
　　 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政治伦理层面没有履行宪政文明和自由主义，没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没有建立起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此几点，足以说明中国的政治环境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土壤，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兼具“权贵社会主义”特征与“权贵资本主义”特征的混合社会形态。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看，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正在从传统的权力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转化——无庸置疑，这应当是一种社会进步。当然，这种进步是有其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人们必须承受因权贵资本主义出现而带来的市场混乱，竞争不公，以及贫富悬殊。但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的那样，“现在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但不创造或少创造财富，资源是大量浪费的，如果把资源交还民间，就会创造出更多财富，就可以对旧既得利益作出补偿，使他们的境况不至变坏。这就像两口子离婚，一方不同意，另一方提出房子可以留给你，每月再给你若干生活费，这样婚就可以离成了。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改变了他们实现利益的方法，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而且，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完善，这些权贵资本主义者最后也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经受洗盘，从而最终体现社会正义。
　　 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时代，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次要地位，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权贵资本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权贵资本必然清除，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权贵的道德水准的提高上。就政府在经济中所设置的高额租金而言，任何人的寻租行为都是理性的。只有当法治健全的时候，政府在经济中设租的权力才会得到限制，而以寻租为生的权贵资本才会失去得以滋生的土壤。换言之，由传统的集权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转型，权贵资本主义是中介，也是其必不可少的一环。对它的存在，我们只能理解接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使其转化。而一味的攻击责难，也许可以因此占领道德制高点，但却无益于社会有序渐进的发展——对待历史，我们不能哭不能闹，只能理解。
　　 中国最终跟苏联是殊路同归,重复实现英国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妥协的产物"君主立宪制"是不二的历史选择,只是过程有点差别,
　　 苏联是土匪式的光明正大的掠夺国民财富血汗,特点是:敢做敢当.财富转移快,矛盾激化.
　　 中国是偷盗式的人摸狗样的压榨百姓的储蓄和税收,特点是:口说一套,做一套,取之于民永远不会错,用之于民倒是成了件希奇的事.
　　 人们曾经选择了孙和毛,有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未来老百姓的选择是什么呢?但有一个宗旨不会变:那就是人们会在眼前的时代环境中最大限度的爱自己,
　　 至 于结局是:爱得痛苦无奈还是山崩地裂,我们且边走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