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教训/071210

苏联的教训
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 多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苏共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一、苏共自己打败了自己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 年8 月25 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90 余年历史、近二千万党员、独掌政权74 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西方国家给予他勋章和不少颂扬，在苏联，却有很多群众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 ‘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来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1989 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 % ，代表工人的只占4 % ，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 % ，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 报道：到1996 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 % ，政党领袖中占571 % ，地方精英中占823 % ，政府中占743 % , 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 ％。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 % ，在经济领域占377 ％。表一1 ：从苏联官员转化来的俄国精英一览表
资料来源：俄罗斯（( j 肖息报》 1 996 年1 月10 日。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 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略的
总统周围的人
政党领袖
地方精英
政府
商业精英
来自苏维埃官员的总体比例％
750
571
823
743
610
来自党的官员％
2 12
650
178
0
131
来自团的官员％
0
50
l8
0
377
来自苏维埃的官员％
636
250
786
269
33
来自经济部门的官员％
9l
50
0
423
377
其他％
6I
100
0
308
82
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 科兹的话就是“在80 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 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做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于是，剧变中群众的冷漠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甚至从后来俄共的竞选纲领中也可以看出来：俄共明确地把自己同原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提出了重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就是为了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国新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社会主义者宣言》 中也提出：“新社会主义者并不怀念过去的岁月我们反对复辟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后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已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也可以说，是腐败分子的不断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 1997 年第8 期刊载的《 俄罗斯的新阶级》 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力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第三，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 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算不上成功。但经济是怎样失败的呢？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显然，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官僚背叛人民在先。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苏联，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就直接意味着万事大吉？70 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 人民自由报》 上，以“电冰箱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但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结果。
第四，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但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 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 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一文中说到这么一件事：1848 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第五，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难道是像考茨基等人早就鼓吹的那样一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活不成的早产儿吗？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规律”和人们的所谓科学设计所规定，那岂不是“命定论，‘ ？一切都没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强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显然，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还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否则对正义社会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岂不是可以不请自来？历史既是决定的，也是选择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早产儿，只要肌体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后天补先天不足。列宁曾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 论我国革命》 等文中十分精彩而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罗莎· 卢森堡也曾说过：“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等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毫无疑问，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会陷入“外因决定论”，尽管戈尔巴乔夫确实过高估计了西方政治家的真诚。正如美国学者大卫· 科兹所言：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 “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 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二、权贵阶层的掘墓和权力的异化历史证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相当一批原苏共官员和苏联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他们是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他们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社会的特权阶层向一个阶级的转变。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领导干部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1 967 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 阿利卢耶娃发表了名噪一时的《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从文中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在10 月革命成功后到苏联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干部还能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在领导层基本上不存在特权现象，“尤其是党的领导人，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有“一些党员住在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住宅里，娶了富家女儿”，但那是革命队伍中的极为个别现象。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列宁就已认识到，反对特权和惩治腐败的必要性，指出党和政府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 “仅仅在表面上稍稍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我们的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1 921 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一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第二个是文盲，第三个是贪污受贿。列宁还指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为此，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党进行了清党，强调党的纪律性，成立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查院。但官僚主义仍然不少，更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工农检查院竟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列宁在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这从他晚年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但由于病情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执行起来也打了不少折扣。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这样就更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让历史来审判》 一书的作者罗· 亚· 麦德维杰夫在书中叙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官僚主义化的情况。他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一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拟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又由于代表机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大削弱，体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反对滥用权力和官僚主义蜕变的各个环节和各种保障，不仅没有加强，而且逐渐把它们的作用削弱了，逐渐把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在物享受和生活方式上也违反了列宁时期的一些规定，扩大差距，脱离人民群众。就斯大林而言，他本人有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自己的一面，“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身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巧年的大衣。他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短大衣，松鼠毛的里子，鹿皮面子。革命后不久一直穿着它，直穿到死的一天，再加上他那顶帽子”, “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钉”。斯大林的妻子娜加· 阿利卢耶娃在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拒绝坐汽车上学，“甚至也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娜加· 阿利卢耶娃于1932 年自杀去世。据斯维特娜拉· 阿利卢耶娃回忆，当她的母亲娜加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后，斯大林拉开一个装满卢布的抽屉对妻子的哥哥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就买什么！”斯大林有许多社会兼职，每个兼职部门每月都会送来一袋钱，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而当斯大林妻子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 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 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24 岁的中将。1947 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 “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 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 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 沙图诺夫斯卡娅在《 克里姆林宫内幕》 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 “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 世纪初这种现象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宫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 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冬7 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 小25 倍。“除这些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 年8 月18 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罗兰1935 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 一50 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 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 “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 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一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拟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四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成熟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 年5 月19 日的苏联《红星报》 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 万卢布。另据1 962 年5 月18 日的《 乌克兰真理报》 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 年10 月20 日苏联《消息报》 和1964 年第12 期的《 消息报· 星期副刊》 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 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 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 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 于70 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 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 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 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 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 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己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变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干部特权情况，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 年11 月，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 改革与新思维》 一书中也谈到了苏联的特权现象。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大量的群众来信证明，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他自己则直接指出“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的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 “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这种现象受到劳动人民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问题就要得到解决”。第四，对于1987 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力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
叶利钦在《 我的自述》 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一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 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 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博尔金在《 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 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 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 我的自述》 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前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因为这些权贵在制度剧变时很容易由苏联时期权贵阶层直接涂上资本制度的政治色彩，带着资本直接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苏联解体后于1992 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讲：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 l ）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署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 ）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 ）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 ）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 ）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 ）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享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70 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
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曾讲道：“一切都腐败了，一切都在改变。”1992 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 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 年4 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三、最根本的要从体制上找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毛泽东也曾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在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苏联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和危害性。“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失望。“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诀奉承的害群之马。一些心术不正和怀有政治野心的人还会通过对斯大林等人的不怀好意的歌功颂德，实行“精神贿赂”，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而且这种体制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和努力，但由于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化到极致，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却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庸医，给苏共那套锈迹斑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蒙上了一层缓和的外衣，而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机，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过渡性人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地流逝，问题像地下的溶岩，急剧地积聚。不触动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苏联领导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70 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苏共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