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御用文人的悲剧(南方都市报 2009-4-16)

　　●李国文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607-664）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尤善五言，人多仿之，称“上官体”，一时蔚为风气。

　　原籍为陕州陕县（今属河南），后举家移居江都（今江苏扬州）。隋大业末，天下大乱，其父为仇人追杀，仪脱逃他乡，私度为僧，遂虔心佛典，留情《三论》。唐贞观初，天下渐定，弃佛家出世之想，走仕途进取之路，遂举进士，得授弘文馆直学士。因为他广泛涉猎经史，有学问，因为他精工典章文词，擅笔墨，受到当局赏识，得到朝廷重用。一顶小轿，抬进大明宫内，从此吃香喝辣，成为宫廷文胆。

　　“直学士”之“直”，同“值”。即“当值”，或者“值班”，常住内苑，得睹天颜，堪称一步登天。从此一直到死，他是中国御用文人中间最为成功，最有成就的一个。

　　御用文人，其实不好当。谁也摸不透陛下什么时候好吃哪一口，如何投他的胃口，很难琢磨；尤其如何长时期地总能投他的胃口，更难琢磨。因此，御用文人很少有终其一生受到帝王宠幸者，短则三五年，长则十来年，就会淘汰出局，打道回府。凡帝王，百分之百，用情不专，后宫粉黛，三千佳丽，也难以长期固宠，挡不住陛下移情别恋。何况一个文人，在帝王眼里，与一块抹布，一把扫帚，无甚区别，用完了，一扔了之，再正常不过。

　　因此之故，你得佩服上官仪这位高手，确非等闲之辈。第一，其讨好巴结之术，无不立马奏效；第二，其吹捧拍马之文，总是恰到好处；三，其摇旗呐喊之嘴，永远投其所好；四，其三寸不烂之舌，简直天花乱坠。竟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一对父子，两代皇帝，骗得团团转，哄得挺开心。因此，升官发财，不在话下。

　　李世民在位时，上官就累迁秘书郎，后转起居郎。秘书郎通常在外院活动，起居郎就有资格登堂入室了，这就表明他与太宗的距离越来越近。果然，史书称他常参与宫中宴集，奉和作诗。后又授权他预修《晋书》，这意味着他已拥有文学泰斗的身份。所以，李治接位时，二话没说，立迁秘书少监，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副秘书长。龙朔二年，更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相当于国家副总理一级。

　　由一个御用文人，进入最高领导中枢，主持国政，在中国御用文人中间，其官运之好，其级别之高，是少有者。这也是许多读书识字，然而不得志，不发达，不得烟儿抽，热脸老贴冷屁股，一肚怨气，满腹牢骚的中国人，对于御用文人既羡慕又嫉妒，既眼红又生气的原因。

　　《全唐诗》称上官仪的诗，承袭梁陈余绪，沿续江左风格，这也是初唐诗坛的总格局。而他的作品，“绮错婉媚”，典雅华腴，更出众人之上。严格地说，这位领衔文坛的诗人，形式上的完善至美，是足够的，内容上的沉重切实，就欠缺了。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御用文学，只要好看，就不怕浮浅，只要好听，就不怕肉麻，只要应景，就不怕扯蛋，只要上口，就不怕空洞。一句话，只要主子满意，也就算得上是克尽厥职了。而上官仪要稍高于同辈文人者，他，到底是个学养，有涵养，有修养，有素养的高级文化人啊！

　　因此，同为御用文人，也是流品不一，爵禄不同，高下不等，亲疏有别的。这其中：

　　一等的，出理论，出思想，称为国士；

　　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称为谋士；

　　三等的，出笔杆，出文章，称为学士。

　　据史所载，他为人，丰采儒雅，风度优美，声名遐迩，口碑不凡，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他为文，格调华美，情味绮丽，丰满雅致，旨意超然，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里，为我们描画这样一个动人场面：“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因此，太宗、高宗两朝，上官仪一直为御用文人的首席写手，成就最大，声望最隆。

　　说实在的，李世民这样一位英主，如此欣赏他，使用他，说明他非庸碌之辈。《全唐诗》特地写到这一点。“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看来，上官仪这样能在朝廷里立足，能在宫阙中出入，能在帝王左右出现，算得上李唐王朝天字第一号御用文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连紫禁城的大门都进不去，更甭说想出现在帝王的视觉范围之中了。那些距离紫禁城十里八里，架望远镜也看不清楚，自我感觉有毛病的文人，乱拍马屁，乱捧臭脚，乱表忠心，乱唱赞歌，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罢了。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文人，自觉排队，自动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献媚，冀求挤进御用行列之中呢？道理很简单，上官仪就是一个标杆，凡在朝，有官可当，有车可坐，有赏可得，有福可享，什么都有；凡在野，无职无权，无车无房，无钱无势，无门无路，什么都无。所以，逼得他们不得不拼命巴结，拼命表现，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员，拼命贴紧官方，心痒难禁，做青云直上之梦，眼红不已，做一步登天之想。

　　说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小车开到门外，一张大红请柬，恭请阁下进宫。金殿赐坐，引为上宾，成为经筵的侍讲，成为御用的笔杆；金榜留名，宠幸有加，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从此，引导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坛，领袖群伦；从此，荧屏露脸，媒体曝光，记者包围，网络追踪；从此，大众情人，风流倜傥，美女如云，追捧对象；从此，官方色彩，身价腾贵，帝王知己，无比荣光。

　　这就是可爱又可恨，可怜又可嫌的中国文人，埋藏在心底里一个永远的梦！努力削尖脑袋盼着被御用，然而，在嘴上却绝对讳言御用。所有已被御用的，未被御用的，想被御用的，都做出一副蔑视御用的清高神气来。但唐代的上官仪，似乎不那么装假清高，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御用文人的名声，还未顶风臭四十里。从他的诗作题目看，如《奉和过旧宅应制》、《早春桂林殿应诏》、《奉和秋日即目应制》、《咏雪应诏》，颇以此为荣焉！

　　如果没有武则天，如果没有武则天非要嫁给李治，我们这位称得上御用文人之佼佼者，也许就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平安降落，享受离休高干待遇，做一名唐朝诗歌协会的名誉会长，或者，做一名唐朝诗歌朗诵之友会的终身理事，策马洛水，漫步长堤，或吟诗，或长啸，那该是多么安逸的后半辈子呀！

　　然而，御用文人的悲剧，第一，悲剧在身不由己上，第二，悲剧在不知进退上，第三，悲剧在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上。你上官仪也不摸摸自己有几个脑袋，竟然要管李治和武则天的家务事，介入到宫廷斗争中去。这不是分明在找死么？

　　李世民有若干儿子，独这个李治智商低，体质弱，能力差，属于难当重任的阿斗型接班人。但中国最高权力转换过程中，精明能干者，因锋芒毕露而常遭淘汰，凡庸无能者，倒因表现平平而得到青睐。这个没什么本事，却如他老子一样好色的李治，还在当储君的时候，就被堪称“人精”的武则天，给摆平了。《资治通鉴》载：“上（即高宗李治）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这一“悦”，李治就被武则天玩弄于股掌之上，一直到死。

　　按照汉民族的伦理观，武则天既是太宗的遗孀，就不可能成为高宗的老婆。这种逆伦的行径，是非常悖谬的，荒唐的，不耻于人类的。不过，唐代李姓帝王，胡汉混血，蛮风犹存，还未完全进化到中原文明的礼教程度。仍旧秉承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那种父死妻由子娶，兄死妇归弟纳的恶俗。至于，叔侄共奸，姐妹互夫的乱伦，更是不一而足。因此，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床上，转移到唐高宗的床上，为两代人献身，也许不认为有什么不妥。

　　所谓“脏唐臭汉”，这种皇室中不文明的性混乱现象，一直备受后人訾议。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就曾经“蒸”过唐高祖李渊的爱妃。在古汉语中，“以下奸上曰‘蒸’”，李世民据此向其父告密，并随即发动了一次杀兄灭弟逼父的“玄武门之变”，夺得政权。所以，李治也好，王皇后也好，认为背着卧病在床的李世民，偷偷“蒸”一下武则天，无伤大雅。

　　但是，等到李治正经八百，明媒正娶，要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就不是随便睡一睡就拉倒的性放纵，可以不当一回事地马虎过去。既然要堂而皇之地册封，就不能不考虑这个女人的妾身不明，来路不正，就不能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礼教规范。舆论导向怎么办啊？宣传提纲怎么写啊？着实使当朝待诏的御用文人们，伤透了脑筋。

　　我一直相信册立武后的这份诏书，出自上官仪手笔。因为，在高宗的心目中，要解决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棘手难题，非上官莫属。第一，他的官位摆在那里；第二，他的文名摆在那里；第三，或许不无重要的一点，他的人品摆在那里。可以肯定，为草拟这封册立武氏为后的诏书，李治把上官仪找来。“爱卿是先帝的笔杆子，也是朕的笔杆子，这份诏书就拜托阁下了！”

　　御用文人之高明，就在于他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你不用张嘴，他就能领会精神；你不用点明，他就能体贴上意；你不用吩咐他如何写，怎样写，他就明白他该说什么，该写什么。所以，当年梁效、石一歌之流，能捧上这碗饭吃，也非等闲之辈。现在好多勇敢者，一张嘴，就骂得人家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如果真把他放在这个角色位置上，也许未必玩儿得转的。

　　上官仪的脑袋，立刻进入构思状态。

　　第一，你不能否定过去她是太宗女人的这段史实，又不能改变如今她是高宗的女人的这个存在；第二，既然事实不能回避，要怎样才能以正视听，既然历史不可改写，那么该如何乔装打扮呢？这份诏书真是好难做好难做的。

　　上官仪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大笔一挥，一字千金，把那个废物皇帝看傻了：

　　“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忤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真不愧为大师啊！连高宗对他琢磨出如此奇思妙想，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照这个说法，父子聚麀的宫廷秽闻，成为慈爱恩渥的舐犊嘉话，既然李世民早就将武则天赏赐给他，也就不存在“蒸”，不存在“以下奸上”，不存在“二次使用”上的任何道德问题。而且，还找到历史上的先例，汉宣帝就曾把内宫的王政君，赐给太子，后来太子继位为汉元帝，王也顺理成章成为皇后，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呀！也难怪高宗要格外倚重他了。于是，本是唐太宗的小妾，如今成了唐高宗的媳妇。

　　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经不住推敲的，许多解不开的谜，也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是很有道理的。

　　李治虽是李世民的儿子，但最不像李世民。唐太宗何等英武？可他这个儿子，至少患有神经关节痛，高血压，视网膜脱落，美尼尔氏综合征多种疾患，基本状态是：第一，懦弱，第二，无能，第三，多病，四，最可怕的，惧内，也就是特别怕老婆。碰上这样一个野心勃勃，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武则天，只好将大唐王朝拱手相让，由她来统治这个国家了。

　　但是，至少在中国，在封建社会里，女人染指最高权力，绝对是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情。因为第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牝鸡司晨”，从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所以，处于权力巅峰之上的女性，永远生活在这种精神上的被迫害感当中。第二，在满朝文武悉皆须眉的男性世界里，势必要面对这种超强势的性别压力。

　　所以，作为单个的女性最高统治者，永远在这种性心理的不安全感当中。即使一个最善良的女人，放到这个位置上，早晚也会变为一个最恶毒的女人。不管是若干年前的吕雉，或者武则天，还是若干年后的慈禧，只要登上权力的珠穆朗玛峰，高处不胜寒，必定在诸多压力之下，要乖戾，要变态，要歇斯底里，要神经质，要恶性膨胀，直到不可救药，直到倒行逆施。

　　由于武则天的控制欲望，排他念头，疑惧一切，扭曲心态，弄得李治也终于受不了，爆发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可李治，还没张嘴，武则天就把他的牙全给薅光了。

　　这事发生在公元664年（高宗麟德元年）秋天。

　　“初，武后能屈身妨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册封皇后的诏书，既然是上官草拟的。那么，废掉皇后的诏书，高宗自然要派上官来草拟。

　　这个上官仪，作为御用文人，与我们后来理解的御用文人，有相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地方。同的，是这些人被御用的工具作用，不同的，是上官仪还保留着更多的非御用的文人性情。第一，他无法拒绝高宗交办的这项案子。第二，上官仪虽是御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虽体贴上意，可并不无聊无耻，虽巴结讨好有之，但正直善良更有之。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而不是当骑墙派两边讨好。

　　上官说得干脆利落，那就把这个婆娘休了。高宗正在火头上，拍着御案说，朕也是这个意思。爱卿啊，你就起草这纸休书，送她回山西文水去。

　　武则天是何许人，能不布眼线于这个窝囊废的身边么？李治与上官还未密谋完，小报告早打过去了。“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书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我们这位大唐王朝第一御用文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这个怕老婆的家伙，尚未交锋，先竖白旗。尤其卑鄙可耻，出卖部属。这个废物皇帝背过脸去，厚颜无耻地嫁祸于人，就是这个上官教唆我，我才……我才……出此下策的呀！

　　武则天能放过这个背后给她下刀子的上官仪吗？“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谋大逆。十二月，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

　　从此，发生了御用文人上官仪的满门抄斩的悲剧以后，高宗李治基本上就是一个近似植物人的废物点心了。（题签：吴瑾）

　　◎李国文，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