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朱元璋腰斩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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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腰斩高启
□李国文
在中国,当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霉,被收拾得最残酷,下场最悲惨者,莫过于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启了。
这两位文人,都是皇帝下令,活活腰斩而死,创中国文人受刑之最。
皇帝收拾文人,无非两端,一是让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让你死得不痛快。前者是极致,就是要这个犯错误的文人,觉得与其苟且地活着受罪,还不若死去。后者的极致,则是要将这个出问题的文人,在缓慢中被消遣着死,让其在活着的清醒状态下,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难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实更难熬。
“腰斩”是一种颇费功夫的酷刑,需要的刑具也颇为复杂。如果只是砍头的话,磨得飞快的大刀片子即可胜任。可像高启这样,是朱元璋特别关照,要一分为八地“腰斩”,那一段一段锯劈下来,刽子手的行刑过程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时半刻且断不了气。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即使草菅人命的独裁寡头,也并不常常使用“腰斩”。只有一个秦朝,一个明朝,一个杀人如草,一个杀人如麻,腰斩,才是他俩必少不了的花样。于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启,我们的前辈同行,首当其冲,成为腰斩的刀下之鬼。
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高启死于公元1374年。李斯生年不详,死时至少应该有60岁以上年纪。高启生于公元1336年,死时才38岁。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李斯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他似乎早知道会有这一天,行刑那刻,对受他株连一齐受刑的儿子李由说,从此,咱爷儿俩再不可能在那秋高气爽的季节里,牵着黄狗,架着猎鹰,出上蔡东门,在那广阔天地里追捕野兔了。他知道自己该死,知道咎由自取,是个死得明白的人。
而高启,甚至押到刑场那一刻,他还弄不明白一篇《上梁文》,一篇只是应景的、凑趣的、图个吉利的、讨个彩头的文章,会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十万火急,圣旨急传,不由分说,动此极刑,不知所为何来?我们这位文人,做了鬼,也不知道那位要过饭,偷过牛,当过和尚,做过蟊贼的朱皇帝,为什么竟上火到如此地步?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死,不知为什么非要死不可,是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可怜哪!
高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季迪,号槎轩,元末大乱,曾避难松江青丘,又号青丘子。文学史习惯将他与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也有人称为“明初四杰”。当代的读者,即使读过中文系的,也不会太关注这位在文学史上,已经很冷门的诗人了。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官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一齐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观(因他是湖北蒲坼人,故称“魏蒲坼”),和翰林院编修高启(因他曾避难松江青丘,人称之为“高青丘”)的两条命。
俗话说,不怕贼逃,就怕贼惦。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来,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皇帝中间,朱元璋是最小人的一个。清人赵翼谈到这位朱皇帝,说他“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成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其实,“盗贼”之后,还应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画才更准确。
遭遇这样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启死定了。
这位出身于无赖、草贼、小和尚、流氓无产者的皇帝,为什么对苏州所发生的事情,对苏州这两位文人采取如此极端措施呢?高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不了解,凡非常非常的小人,都是特别容易结仇,特别能够记仇的,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尤其要想方设法报仇出气的一个小人。
据明代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江苏南部的老百姓,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打败张士诚,拿得天下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的宽柔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为此,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对于曾经是张士诚的统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苏州城,不断派遣过来很多特务,打探消息,巨细必报,所以,此间的一动一静,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官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坼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坼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坼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惊心怵目。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贫下中农、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是绝对碰不得的。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卑劣心理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即皇室自传)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同姓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徽州姓朱的典史朝觐见他,他打算套个本家关系,好借此标榜,便问这个典史是不是朱文正公的后裔?那小官连称不是,因为此人哪敢对这杀人不眨眼的皇帝撒谎。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八腊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类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今天来看,他拥有多么响当当的好出身、好成分。如今看来他该是地道的红五类,血统的贫雇农,可在500年前,那都是上不了台盘的贱民,是人家看了听了不禁要撇嘴的人下之人。于是,他学汉代那位造反派,“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就处决。据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全部生命的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在心理上的文化劣势。于是,便注定了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也是充满了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于优势文化的憎恶。
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统治者的文明水准和昌明程度,息息相关。君王明白一点,文人的日子好过一点,君王糊涂一点,再加之混蛋一点,尤其再加之自以为是一点,那神州大地上,必然就是斯文扫地,知识遭殃,大师呻吟,白卷称王,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杀的人,比他登基前杀的人,少不到哪里去。仅胡惟庸案、蓝玉案,至少有十几万人,死于非命。试想,连与他一起揭竿起义的同志,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乃至于追随多年的部下,历尽艰辛的亲属,包括一起打江山的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都杀害殆尽,会对你知识分子客气?
因此,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统治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选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采取沉默一道,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你即使有八斗之才,也白搭了。脑袋留着,你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得最差,或最后的笑,最后连屁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
的同行所讪笑,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骂就骂吧,很无所谓的了。
但我活了这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鸭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更甭说有什么肥差美缺,绝对不遑多让,高奖厚赏,绝对欣然笑纳的时代才俊了。勇士的脑袋抬得高高,手里的好处捞得足足,嘴中的高调唱得响亮,心中的污秽脏得可以。他允许自己小人,却要你去当◎◎,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史来说,高启是重要的,但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狗屁?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
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中国文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保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记住前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对那个瓦西列叶耶夫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你这个朝代出不来,换个朝代,或者,再换个朝代,也许就出来了。
用得你作大义凛然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