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论人情世态（二）

第43节：人情世态
大家当着头儿的面就说过，你也别灰心，头儿，要是真让我们选班长的话，长毛能当选，也没你的戏。
我很同意众人的高见，因为我也看出德才兼备的长毛，是个当领导的材料。在班里，它就防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便是班长。它对我的警惧，是政治，因为我是“右派”;它对头儿的戒备，则是本能，因为那家伙确实是个坏分子。
我到工班劳动的几年里，这条狗既不跟我表示亲热，也不跟我表示不友好。冷冷淡淡地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始终如一，我不能不佩服。我相信不会有人对它宣读文件，这是一个写小说犯了错误的“右派”;这是一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类分子”;这是一个有五公斤零二百五十六克重的档案，被中央文革小组的姚文元批判过的十恶不赦者。即使向它传达，向它布置，它能领会，能把握吗?但是，它不领会，它不把握，怎么偏跟我划清界限呢!一个装卸班三十多人，它就将我视为异类，视为印度那不可接触阶层，岂非咄咄怪事?嗣后，我把这条狗的阶级觉悟，多次讲给别人听，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存在一条懂得政策的狗，无不表示出匪夷所思的样子。
相比之下，头儿相当完蛋了，口口声声无产阶级，两杯子倒进嗓子里，阶级没了，立场完了，哪怕我刚刚从批斗会上，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回来，也敢跟我称兄道弟，为我打抱不平，“谁让咱们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呢!”如果再让他喝下去，那就咧开玄了:“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这好像是小兵张嘎的话，我不得不赶紧捂住他的嘴，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因为，谁也保不齐，转过身来，他跑到队部去汇报，敢赌咒发誓说那是我讲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不是没有这样干过。
初次见面那回，我看他还有酒兴的样子，索性把瓶子交给他，他一边喝着，一边招呼长毛，“过来过来，”叮嘱着，“你可不准欺侮他哦!”这个他，就是我。
长毛不表态，离我一米远，不肯往前挪一公分，我很诧异，它怎么就知道我是“右派”?难道它阅读过1957年发表我处女作的《人民文学》杂志，难道它阅读过同年《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判我的文章?为什么如此铁面无情，为什么如此岿然不动，我直到今天，也解不开这个谜。有时，忽作奇想，也许它不是狗，而是一个以狗的形式出现的人，正如有的狗，以人的样子生活在我们中间一样，这世界本来就是很扑朔迷离的。
接着，他又启发:“长毛，你咋不跟老李说说悄悄话呢?”
这是最可怕的热情，长毛对人要表示亲密的话，就是把那臭烘烘的嘴，贴过来，也是头儿经常强迫它表演的。那黏液似的哈喇子，粘在脸上，加之腥臭，实在受不了。幸好，它不肯赏我这个“右派”的脸，它的立场坚定，倒把我给饶了。但实际上，这条有派司的狗，只是疏远我，并不欺侮我，真正刁难我，蹂躏我，陷害我的，倒是这位工人阶级不离嘴的头儿。
我不知道头儿当流浪汉的时候，是不是蹲过“笆篱子”?他按谁最新来，谁最低贱，就得挨尿桶睡的牢狱规矩，讲完狗的传奇以后，安排铺位，要我与它比邻。受监督劳动的我，没有资格说不的我，自然不好表示异议。
我说不在乎，还自我解嘲，外国人还有与宠物狗睡一个被窝的呢!说完这句话，班里的工友，都掩口葫芦而笑。我懂，他们为什么乐我，只要是狗，就有股子狗臊气，即使如今布什的总统狗，恐怕也不例外。尤其下雨阴天，狗的毛皮里泛发出来的气味，是很熏人的。但到了当天晚上，我才明白众人们讪笑的底里，还没有跟我的邻床道晚安，它就打起呼噜来了。就冲它打出来的呼噜，也该当狗王，真有雷霆万钧之势。看起来，狗臊气，区区小事，狗呼噜，才真正可怕。很长一段时期，我对这位邻床朋友的鼾声，恨之入骨。我甚至琢磨过，要不要杀死它，然后自首，以阶级报复罪坐牢，也不致常到医务室要安眠药，以为我想自杀。
第44节：人情世态
后来，我也就习以为安了，不那么想谋害它了。第一，它挺尽职，睡不多一会，就出去打更。第二，它是一条公狗，一条老公狗，这一点，跟爱拈花惹草的头儿，秉性类似。工棚里的人，也蛮幽默的，有时也挺耐人寻味，早晨广播喇叭一开，门口不见长毛，间隔里没有头儿，“二位老同志又加班加点，一宿未归啊!”
当然，头儿也未必就是去搞女人，更多的恐怕是去喝酒，去摸纸牌，去做一些地下交易，将公家的物资器材，偷盗出去变卖。所以，大家看不起他，也属正常。在装卸这行，谁身强力壮，谁就是大爷。一班之长，起不了带头作用，说话就不顶屁用了。他那身子骨，并不比我更壮到哪儿去。有时他修理我，收拾我，“别人背两袋水泥，你为什么不?”那些工友就会驳他，“你先背给人家看看?”其实，他们未必多么想保护我，而是十分讨厌他。有时候，摸着长毛的脑袋，“你呀你呀，多余把他从坍方里救出来呀!”
只要卸空了的水泥车皮拉走，在远处的长毛就会一路小跑而来。在货场的站台上，歇过乏来的工班工人，“长毛”、“狗王”地乱叫一通，每一位都会跟它打闹一阵，它也愿意跟这个班的人亲热。水城西站算是大站，货场上，无论是装货卸货的职工老乡，无论是来来往往的上下旅客，无不对这条特大号的狗，表示骇异，好奇。那时没有追星族这一说，只要它一出现，比时下的歌星，影星还红，人也好，狗也好，都会把目光集中到它身上，跟着它走，围着它看，这也是我们工班最为光荣，最为自豪的一刻。
头儿自然觉得更有面子，只要有听众，卷起莫合烟，又开始讲他埋在坍方的排架下，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故事。
然而，这一天，货场上没有出现这理所应有的热闹场面。长毛没有来，头儿也不知影踪。那天夜里，没有呼噜声，没有狗臊气，在这种难得的清静里，我喝了大半瓶子酒，竟越喝越清醒。我甚至觉得我听到了它的哭声，那正是一个下弦月的清冷之夜，我只是对班里睡得离我不远的人轻声说，是不是长毛回来了?呼啦，整个工班二三十口子，都爬起来，冲出工棚，但是，只有月牙，没有长毛。
这条老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大家都有一种预感，料定头儿瞒着我们什么，别看他伤过心，掉过泪，别看他隔不两天，就趴在挨着我的狗窝上，一面磕头，一面干嚎，但是，全班没有一个人出声，没有一个人不瞪着眼睛看他。
最后一次，他磕完嚎完，对我说，大概他也只敢对我这个不能说不的“右派”说，“要不，把它的窝给拆了吧?”
这时候，他绝没想到这些爷们儿的吼声，差点把工棚顶给掀了:“你怎么就知道长毛不会回来?”
从此，我们班再到车站卸水泥，不管多累多苦，只要活一干完，立刻打道回府，绝不在那儿多停留。好几个月以后，也许有半年之久吧，我们渐渐接受了没有长毛的单调无聊的工班生活，也终于承认了这条狗太老了，肯定错爬上停站的车，结果车一开，下不来，不知拉到何处去，再也找不回家的严酷事实。但我，心里总抱着一丝幻想，说不定某一天，某一刻，它像旧俄作家契诃夫短篇小说《卡诺契卡》里的小狗狗，那流着哈喇子的臭嘴，又贴上我们这二三十个爷们儿的脸呢?
那天，我们又到车站卸水泥，那六十吨车，卸得我们连骨头架子都散掉了。头儿提议，“要不，还是歇会儿，塌塌汗吧!”
这话要别人说，也许就这么办了，独他的嘴里说出来，大家就偏说不。
“好，听便听便——”他话未落音，独自从我们一堆人中，箭也似的蹿了出去。货场尽管人来人往，而且时近黄昏，但还是看到头儿急急忙忙跑过去，拦住了一辆老乡的马车，不知谁眼尖，说了一句，“那车上卧着的，是不是咱们的长毛?”
货场顿时像发生里氏八级地震似的，陷入大混乱中。这二三十条如同水泊梁山杀过来的好汉，因为刚卸完车，每个人都光着膀子，一脸水泥，灰头土脸，形象恐怖，呼啸着朝头儿和那架马车冲将过去。吓得整个车站，马嘶人叫，鸡飞狗跑，警察出动，保安追赶，尽管夜色朦胧，尽管路灯晦暗，这些人对朝夕相处的长毛，还有认不出来的道理。
第45节：人情世态
这时，我们这位头儿，看到这种来者不善的阵仗，好像谁截去了一段小腿，扑通跪在地上。那个赶车的马帮，也放下车缰绳，举起双手，作投降姿势。工班的人围上去，以为长毛还存活着呢，谁知却是它一整张已经硝制过的毛皮。那长长的绒绒的毛，该白的白得如雪，该黑的黑得发亮。几十只手都伸过去，想最后摸这老狗一把，还是那样茂密，还是那样厚实，还是那样温暖和柔软，谁都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还有人在喊着它的名字。
当人们将这一大张狗皮撑开来，看到长毛当年因为钻火炕而烧伤的一块光板皮时，我不知道别人是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一刹那，我真有死过去的感觉。眼前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围着我急速地旋转起来。能看到的，只有那弯弯的月牙，能听到的，只有那悲哀的哭声，我再也支撑不住了。
卖书记
说来，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
买书，常常为买不到好书懊恼，为失之交臂而遗憾，为掏不出那么多钱而诅咒书价之暴涨，出版社之黑心。然后羡慕鲁迅先生每年的书账，都是好几百大洋地花，而且能买到那许多有价值的书籍。现在，哪个以文字为生的作家，敢这样大手大脚地买书呢?也许有钱的个体户能一掷千金，可他们又并不需要书。于是，只好一作王小二过年之叹，二作阿q式的自慰，与其现在买了将来保不准还会卖，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无论如何，买不到书，顶多是恼火骂娘而已。
可是卖书，特别是卖自己不想卖，不舍得卖的书，那种心痛，虽比不上卖儿卖女，但看到你珍藏的书、报、刊，被撕碎了包咸菜，被送进造纸厂，扔进水池子里沤泡，那滋味实在是扯心揪肝的。
其实，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自己悔不该做了不该做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更不该做的作家，不能不有那么几本书而已。当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你是个臭作家，你就不可能没有喜欢书籍的臭毛病。有时候读到黄裳先生的购书札记，也是很神往的。如果口袋里的钞票除了买烧饼外，尚有余裕，未尝不想到琉璃厂去转转的。找到一本你一直在找而找不到的书，那种快乐，也只有同此癖好的人才能体会。然而一想到有一天你很可能还要卖掉或者扔掉这些书的话，也就兴味索然了。尽管如此，买书之心不死，见书店而不进去，总觉得若有所失地不安，这大概就叫做毛病了。
谈起卖书，话就更长了。先后，我一共有过三次说来痛楚的卖书体验。如果按时间划分，恰巧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我把我怎么也割舍不下的一些书，带到了北京。单身汉，住集体宿舍，属于你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你的书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致影响别人革命，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别的革命的同志就会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觉了。若是说:“你都看些什么书呀?”那还算是客气的。如果说:“你怎么尽看这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书呀?”那恐怕就要有些小麻烦了。也许中国人从孔夫子开始，就生有一种诲人不倦的好习性，特别愿意帮助人，挽救人，给人指点迷津。于是我只能诚惶诚恐地使我的书籍体积缩小，免生枝节。
共和国最初几年，真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罗曼蒂克的时期，误以为美丽的幻想和憧憬，会在明天一早打开门时呈现在眼前。虽然我并不乐意精简我那可怜巴巴的百十本书，但相信暂时的失去，等到那盼着的一天，甚至会得到更多。那是我一个永远的梦，能拥有琳琅满目的几架我心爱的书籍，此生足矣!于是我把好容易背到北京来的，解放前在上海读中学时逛四马路旧书摊上买的，在南京读大学时转四牌楼或夫子庙的小书店里买的;一个穷学生当然不可能买到什么珍、善本书，不过也是爱不释手的几本破书，以革命的名义淘汰了一批。
那时东安市场内，即现在一进门的公厕方位，有一条买卖旧书的小胡同，鳞次栉比地排满了书摊。我那些书自然不值钱的，三文两文便卖掉了。我始终遗憾，有一本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作者叫什么，我也忘掉了，但那是一位南欧作家，大抵是不会错的。文笔之幽默，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还能想起其中一篇的内容，描写人们怎么在知道了彗星要和地球相撞，面临大毁灭前，恣意享受人生最后一刻时的形神状态，猪宰了，牛杀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给点燃了，本不相爱的男女也匆忙结合了。等到那恐惧的一刻过去，人们发现自己还活着，才知道那该死的世纪末是怎样把大家坑了。人们傻不唧唧地集体受骗和集体上当，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份笑不出来的幽默，真是极上乘的，可书像那彗星一样，杳无踪影了。
第46节：人情世态
以后，我再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所有的外国文学家辞典里，也找不到这位作家的一点线索，真不该卖掉那本书。
记得有一本三十年代编的当时名家小说，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论斤约了，实在对不起那些前辈。至今我也后悔不迭，要留在手边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早期作品中的离经叛道精神，和晚期为人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种皈依正统的心态，两者之间所产生的难以置信的差距，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虽然有的篇目，如郁达夫的《迟桂花》，总算在很后的后来重新问世，但像叶灵凤、邵洵美、洪灵菲，甚至张资平那些也曾盛极一时的作品，就湮没在历史的积淀里，很不容易看到的了。我还记得似乎是沈从文的一篇把妻子典租给别人的凄凄苦苦的小说。还有一篇丁玲的短篇小说，题名忘了，描写一个三十年代年轻的文化人去狎妓的故事，似乎在肮脏的亭子间里，颇委琐的场所，似乎是一个非职业性的妓女，只求快些了事。谁知这个男人对女性胴体及有关部位的崇拜，却是非常弗洛伊德的。那些赤裸裸的描写，应该说够大胆，和不让后人的。
八十年代初，在大连棒槌岛遇到这位前辈作家，我差一点就想请教她写的这篇刻画性心理的作品了。话到嘴边，我迟疑了，这本书我三十年前卖了，读这本书更早，是四十年前当中学生时的事了，万一记忆出了差错，岂不是惹得老前辈不愉快吗?好像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过，不能不说是遗憾。一篇作品能给人留下这样久远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价值的。
当时，我卖掉这些书，倒也并不怎么心疼。
问题在于《拟情书》，《查拉图斯如是说》和其他几本《世界文库》，一定要我弃之若敝屣，实在难舍难分。尤其那本《拟情书》，是用草纸印刷，估计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纸张匮乏情况下出版的，若保存到今天，倒不失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为传播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的佐证。我是在上海当时叫做吕班路的生活书店里买的，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时至今日，这两本书也见不到，尼采的书不出，尚可理解，不知为什么，《拟情书》似乎至今未被出版社看中，或许嫌那种表达爱情的方式陈旧了些?难道爱情还有古老和现代的区分吗?
我一点也没有怪罪那些过分热情帮助别人的人的意思，他们(也包括她们，女同志要偏激起来，绝对不怕矫枉过正的)在小组会上，在生活会上，在学习会上，在支部会上，就有人对我下不了狠心与过去绝裂，表示痛心疾首。那时候开会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比赛谁更加革命些，则更是主要内容的内容。而革命，对某些积极分子来说，很大程度上是革别人的命。
“还有工夫去研究怎样写情书?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怎么下不了狠心一刀两断呢?”一位穿列宁服的神色严肃的女小组长语重心长地教导我:“我真难以理解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感情总是不对头呢?看起来，对你们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她那摇头的样子，使我明白，如果我不想不可救药，只好忍痛把书当破烂卖给敲小鼓的了。但我纳闷，这是一定要割掉的尾巴吗?后来，我们各奔前程了，这位女同志虽然憎恶《拟情书》，但她能使两个老同志为她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受到处分，我就有点不甚理解了。反正我相信，不是前面的她，就是后面的她，有一个不是她，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她还健在，她能看到这篇《卖书记》，也许她会做出一个正确的答复。
第二次卖书，是六十年代饿肚子的结果了，不但卖书，说来也无所谓丢人的，甚至连并不多余的衣物也变卖了，有什么办法，饿啊!辘辘饥肠光靠酱油冲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越喝越浮肿。夜半饿醒了，就得琢磨家中还有什么可以卖的?救命要紧，压倒一切，人到了危殆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也益发强烈。
卖，凡能变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
我真感谢中国书店的收购部，当时能以六折的价钱收购完整的不脱不缺的期刊报纸，真是起到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作用。舍得也好，不舍得也好，我和我的妻子，为了?这张“口”，将保存了好多年的杂志，用车推到现在的西单购物中心的原来商场里的中国书店，全部卖掉了。
第47节：人情世态
当时，最凄怆的莫过于那套《译文》了，也就是现在的《世界文学》，当我从小车往书店柜台上装的时候，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把朋友的一份友情也变卖了，这是我直到今天也还不能释然于怀的憾事。
因为茅盾先生在解放后将它复刊时，适我在朝鲜前线，没能及时买到，等我回国后订了这份刊物，总是以未有最初的几期为憾，像王尔德的《朵连格连的画像》就在复刊的前两期上。于是我好一阵子满北京城地找，希望补成全璧。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别扭，想得的得不到，想推的推不掉，人际关系也是这个道理，你把他当做挚交，他却在背后干出卖你的勾当，而且令人厌恶的是，这类人言必马列，正襟危坐，其实肚子里装的龌龊，比墨斗鱼还要黑，绝对可以做到吃人不吐骨头地心毒手辣。相反，也有血性汉子，或许说些话，做些事，并不尽合你意，但在关键时刻，他的肩膀决不脱滑，使你觉得这个世界尚有好人在，真情在，否则，也着实让人绝望的了。
1957年，有位作家(后来证明不过是个作家混子而已，这大概也是个规律，一个作家倘写不出作品，或压根儿也不会写作品，便只好像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那种地痞加流氓似的靠耍嘴把式来霸占地盘。过去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古今同此一理)恨不能由于我写了一篇《改选》，把我送去劳改，他好立功受奖。这位写不出作品，却想吃蘸人血馒头发迹的老兄，一面假惺惺地如何如何对我表示知己，一面到处搜集材料，欲置我于死地。就是曾经将他自己的《译文》前几期让给我的这位老同学，在这位小丑作家前去向他调查我的时候，很说了几句公道话，惹得这个反右英雄回机关来破口大骂，声言凡与我有来往者，皆可打成右派云云。这样，我的老同学受我一点政治上的牵连，在那时的中国，自是意料中事。
就是他，知道我在找《译文》，便说:“你要哪一期，你拿走好了!”
“你呢?”我看他书架上整整齐齐地从复刊第一期起排列着的《译文》，有些不忍心。
他说:“既然你喜欢——”他就是这样一位敢把心掏给你的人。
所以，当我站在中国书店的柜台前，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卖掉这套《译文》的时候，我犹豫了。这其中有几本杂志包含着朋友的一份心意啊!也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将来使他那一套《译文》得以完整地保存。可是，中国书店的收购条件，必须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则，就要你把书往磅秤上堆了。
原谅我吧!老同学!我太需要钱了，因为我太饿了。
后来，我从外地又回到北京来，他却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难得见面一次，话题也不免太多。但这件绝非小事的细节，我总是忘了告诉他一声。当然，他那豪爽任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才不会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辞世，收到他的讣告，马上想到了他那几本被我卖掉的《译文》，为未能使他了解，而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了。其实，六十年代那最饿的日子里，他和我一样，也浮肿来着，也冲过酱油汤喝来着，想到这里，除了遗憾，更有不能释然于怀的歉意了。
第三次卖书，便是七十年代那轰轰烈烈岁月里的事了。
如果说，五十年代卖书，只是为了割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属于外科手术。那么，到了“文革”期间，不得不卖掉所有可能涉嫌的书籍，完全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了。因为来抄家的狂热至极的红卫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说不清”的。特别对你这种板上钉钉的所谓分子之类，你若敢辩解一声，轻则呵斥，重则棍棒，然后高帽一顶，游街示众，那还不是家常便饭。
放明白些，除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外，要紧的不能给抄家的小将们，留下任何口实，这时候，你才体会到书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说你厚古薄今，外国书多了，说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极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非马列的书?是何居心之类的话，必然跟着批过来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计，就是把所有印成汉字的东西统统肃清，“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连字都没有了，肯定万事大吉了。
第48节：人情世态
于是除去我妻子的钢琴乐谱外，我们俩基本上将大部分书都送到废品站，卖破烂。
现在重新回过头去，想一想当时卖书的往事，说不好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住宅区的废品收购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过。
“不是最后都沤烂了做手纸吗?”我妻子有点不耐烦。
“那也看有没有反动的!”这位生怕革命派的肛门，受到精神污染的红色老太太，义正词严地说。
虽然负责审查，大权在握，哪本要，哪本不要，她说了算。但识字不多的这位审查大员，还需要我一一报上书名，才决定取舍。那套二十七册的《契诃夫文集》递了过去，她问:“哪国的?”
“俄国的。”
她不收，拨拉到一边。
“为什么?”
她眼睛一瞪，“别当我不明白，俄国就是苏联，老修的东西不收。”
同样的理由，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线装本的《元曲选》，我俩又原封不动地拉了回来。这三套书，正好封、资、修，全齐了。现在这些劫后余生的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摆着，没有变成擦屁股的手纸，真得感谢那位老太太的“大义凛然”和保卫红色屁股的积极性。
排在我们后边等候卖书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种竹质的童车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大部头，趁着我妻子和收购的人在算账的那一会儿，我问老先生:“你老人家把这些分册征求意见本的《辞海》，干吗也卖掉呢?那是工具书呀!”
“是吗?”好像他刚明白《辞海》原来是工具书似的。
“不该卖的，不该卖的!”我劝他。
他说:“我参加过这部书的部分编纂工作，不过，现在——”他反过来问我:“这种书还用得着吗?”
当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他老人家那张疑问的脸，时隔多年，我仍旧记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忘怀不了。他说:“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闻名于世。但是，秦始皇焚书呢?怎么算?”
收购的老太太吆喝他:“老头，快推过来!快推过来!”
老人动作缓慢地把那一车书推进屋里去，那模样，真的不像是卖书，而像卖他的亲生骨肉一样。
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的道理。
但愿从此不卖不想卖的书，那该多好多好!
苗歌
苗乡多在景色宜人的山水之间。
山，总不太高，水，也不恣肆汪洋，浅浅的一湾碧波，映着天上的白云，和梯田无穷的绿，缓缓地流着。
伴着汩汩的水声，便总会听到这山或那山的歌声。
我不敢说听过许许多多的歌，但从未听过如此自然的歌，本色的歌，发自肺腑真情而绝无矫揉造作的歌。
后来，在舞台上，在脚灯前，即或是同样的苗歌，同样的民族歌手，我再也找不到在苗乡听到过的韵味。
只有那山那水中引吭一曲的苗歌，才最动听。
也许苗族是一个歌唱的民族，从出生唱庆生的喜歌开始，一直到恋爱求偶，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老送终，乃至于春种秋收，逢年过节，迎亲送戚，婚丧嫁娶，无不是在苗歌的伴唱下进行的。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声，从清晨太阳爬上山巅，到月亮挂在树梢，甚至吹灭最后一盏油灯，还有母亲哄婴儿入睡的催眠曲，陪你进入梦乡。
天籁自成，是无法记下来的。我也尝试过，一变成纸上的音符，那神韵便荡然无存了。
苗歌的旋律通常是悠扬的，平缓的，音阶的跳跃不是很强烈的。但尾声永远是高亢清冽，拖得很长很长，在山谷间回荡。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境界，我只是在苗乡才充分体味到的。
他们好像人人都具有一份歌唱的天赋。
尤其女性，那歌喉，使人想到那潺潺流淌的发出金石之声的小溪流。
那时，我像转蓬似的飘泊到苗岭里来，这也是我感谢命运虽然给我带来许多折磨，可也给我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陌生世界的缘故吧!
第49节：人情世态
我记得，有一种叫做“摇马郎”的很隆重的“仪式”(这个词汇也许不甚恰当，但我觉得这种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男女“游方”聚会，确实是属于年轻人的相当庄重的择偶大事，也是寨子里的全体成员，视之为天经地义的繁衍子孙的福祉)，某种意义上说，“摇马郎”倒是比汉族的媒妁之言，更接近真正的自由恋爱。直至今日，我也不明白“摇马郎”在苗语里，是单词呢?还是“摇”作为动词，“马郎”作为名词的一个词组呢?在这个充满爱情和欢乐的聚会中，表达感情的惟一手段，就是唱歌。从头唱到尾，直唱到一对情侣无须再唱时为止，因此这种“摇马郎”会，也等于是一场歌会。
通常都在农忙过后的闲暇日子里，才有这种“摇马郎”的仪式。傍晚时分，便有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外村的男青年，来到寨子对面的山上，等待女孩子来和他们“摇马郎”。事先也无任何约定，谁和谁也未必相识，但这绿树掩映，碧草如茵的山坡，确实是苗乡男女播下爱情种子的地方。
每个寨子都有这片固定的，叫做“马郎”坡的林草茂密，风光旖旎的场合，一般选择在寨子对面的山坡上。苗寨的建筑和他们的梯田一样，一栋一栋的木屋顺着山的走势盖上去。所以对面山上的小伙子们公开的，毫不忸怩的“哦哦”呼唤声，寨子里的人家，无有不听到的。于是那些事实上也在等待着的本寨子的女孩子，便也三三两两地从寨里出来迎接。当然，从还看不清对方长得是个什么模样时，就用歌声来交流了。
苗乡的自然村，多半是宗族聚居，常常一个村子都同姓，因此这种异姓婚姻是符合社会进化规律的。所以，在这个“摇马郎”的季节，只要有外村的男青年站在对面山上，或拍手，或呼唤，上了年岁的妇女，总是要催家中的女孩子去应对的。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冷落求婚者的盛情，不仅仅是礼遇不周，而是有违祖先的神圣传统。说是一种“仪式”，大概不错。
于是他们先在两山之间的河旁桥边，通过歌声渐次地靠拢，而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则是初初的接触。不甚如意的话，也可以换一个对象来唱，这绝对是自由选择，不存在丝毫勉强。若是觉得尚可情投意合，便有一番愈益热烈的歌声交锋。这时，男女双方的距离也由原来的百十米，缩短到二三十米，小伙子们已经且唱且退，到“马郎”坡这块恋爱圣地上了。
苗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苗语分支，和汉语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是怎么也听不懂他们唱的内容。也许苗语的多韵母的特点，适宜于歌唱，尤其鼻辅音，更增加了一种魅力。我捺不住好奇，如此优美的歌声，必然是像《阿诗玛》、《信天游》、《百鸟衣》那样，不知该有多少充满诗情画意的歌词呢?于是，求助于我熟识的和我一起劳动的当地民工，请他设法翻译给我听。
这时候，天色昏暮，月明星稀，来到“马郎”坡上，那捉对儿的情侣，已经近到或倚树而立，或田塍就座，当然还是在唱，不过曲调中少一点亢奋，多一点缠绵;两情依依，难舍难分。我是属于孤陋寡闻的那类人，所见甚少，但我却相信，再比不上在“马郎”坡上的恋人，那样的大方，自然和坦荡的了。
“我们走过去听——”
“小雷，那不合适的!”
这个叫小雷的年轻人笑了，也许他觉得汉族把男女之私看做隐秘，不可理解吧，拉着我登上“马郎”坡，从一对对情侣面前听过去，我发现，并非来谈情说爱的观众，还正经不少呢。可那些挨靠着亲昵的男女，根本只当谁也不存在地相互唱歌。那歌声到了定情的此刻，从心底流泻出的灵韵，此起彼伏，忽高忽低，回响在山林里，我敢说，这才是真正的爱之歌。
我真不该让小雷逐句翻出来，留在记忆里一个永远的完美，该多好!想不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如此揳入在恋爱中的男女，那些从情人嘴里唱出来的，不是比兴，不是抒情，不是海枯石烂，而是一问一答，你家的成分高不高?你是不是红五类?你们家有没有柜子和床?是农业人口，还是非农业人口?……
第50节：人情世态
那么动听的旋律，竟唱着这样太现实主义的词句，我呆住了。
后来，我到小雷的家里去做客，他妈妈从稻田里捉来鲫鱼款待我，那种用酸菜水煮的鱼，可算是苗乡佳肴。肯定小雷当笑话讲给他妈听，在“马郎”坡我对歌词如何失望的事。她乐了，她说，她们年轻时不唱这些的。
我让小雷问他母亲，那时唱什么呢?
这时，一直坐在门口竹椅上的小雷的奶奶，至少也有八十岁了吧，竟颤颤巍巍地唱了起来，这正是鸟回巢，牛归栏，荷锄人背着夕阳踏进家门的时刻，老奶奶的歌竟然使那么多的乡亲伫立倾听，她那喑哑的嗓音，已经连不成整句的歌词，使显然并不年轻的小雷妈妈，也焕发出回返青春的光泽，以致激动得泪花莹莹。
“小雷，你快翻成汉话，行吗?”我拉着我朋友的袖子，轻声地求他。
他也听得如痴如迷，试着翻了两句，前言不搭后语，他只好承认失败了，“不行不行，太深了，我一下想不出汉话是怎么讲的。”
这也许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一首歌，可惜没有歌词。从那以后，我相信美文是不可译的真理。我也不再遗憾，是小雷的奶奶为我唱的，她要我明白，什么才是苗歌?
有一天，一行唱着歌的队伍，从我劳动的地方经过。
是一个喝得醉上头来的年轻人，挑着粑粑和年节的礼物在前面趔趔趄趄地行走，后面是送行的他的丈母娘和几位陪伴的婶子大娘。从寨子里出来，唱到我们工地，至少也有两三里路，居然还有那么多可唱的。我把小雷找到，让他听听，都唱了些什么?
小雷说:“不过是些大白话!”
“你说给我，好吗?”
他翻译了好几句，至今，我还记得:
“你好好地走吧，你还要回来的!”
这是那几位送行人唱的;跟着那个有点酒意的年轻人唱着回答:
“我会回来的，可我不是还要走吗?”
喝得步履蹒跚的他，接着唱下去，不过调门愈发地忧郁了，还是重复那句唱词:
“我会回来的，可我，不是还要走吗?”
虽然是大白话，然而又不是大白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还记住了这两句苗歌，也许，它包含了得失去留的人生况味吧?
母亲的酒
“酒这个东西，真好!”这是我老母亲喝完了最后一口，将酒杯口朝下，透着光线观察再无余沥时，总爱说的一句话。
她喜欢酒，但量不大，一小杯而已。有的人喝酒，讲究下酒菜，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窘，两口子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足一百多块钱，要维持老少五口人的开支，相当拮据。她也能够将就，哪怕炒个白菜，拌个菠菜，也能喝得香喷喷的。那时，几乎买不起瓶酒，更甭说名酒了，都是让孩子拎着瓶子到副食店里去零打。这类散酒，用白薯干为原料酿制，酒烈如火，刹那间的快感，是不错的，但爱上头，尤其多喝两口以后，那脑袋很不舒服的。然而，她还是要说:“酒这个东西，真好!”
我妻子吃米酒圆子都会醉的，不过她很喜欢闻那股白酒的香味，所以一家人围桌而坐，老太太拿出酒杯，倒酒便是她的差使。那时我们很穷，穷得不得不变卖家中的东西。可再穷，这杯酒还是要有的。因为有富人的酒，也有穷人的酒，喝不起佳酿，浊酒一盏，也可买醉。后来，我们的生活渐入佳境，好酒名酒，也非可望而不可及了，可是我母亲仍对二锅头情有独钟。我曾经写过一篇《酒赞》，就是赞扬这种价廉物美的老百姓喝得起的酒，歌颂这种陪伴我们一家人度过艰辛岁月的酒。
现在回想起故去的老母亲那句话，“酒这个东西，真好!”就会记起当时饭桌上的温馨气氛，在那个讲斗争哲学的大风大浪里，家像避风港一样，给你一个庇护所，在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小屋子里，还有一缕徐徐萦绕在鼻尖的酒香，那充实的感觉，那慰藉的感觉，对一个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我怀念那有酒的日子，酒，意味着热量，意味着温暖，那时，我像一头受伤的动物，需要躲起来舔我流血的伤口，这家，正是我足以藏身，可避风霜的洞穴。
第51节：人情世态
那时候，很有一些人，从无名之辈，到声名鼎沸的诸如我的同行之流，最终走上了绝路，很大程度是由于内外相煎的结果。如果我经受了大会小会的批斗以后，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来，若是再得不到亲人的抚慰鼓励，而是白眼相待，而是划清界限，这样雪上加霜的话，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呢?
虽然，说是避风港，未必就能保证绝对安全，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凶险和不幸，破门而入。所以，那时的穷，倒不是最可怕的事情，猝不及防的发难，才是真正令人忧心的。穷，只要不到断炊的地步，是可以用精打细算的安排，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捱过去的。甚至还允许有一点点奢侈，让孩子为奶奶去打四两散酒。而那些总是看你不顺眼，总是要想法使你过得不痛快，总是恃自己政治上的优越，要将你踩到烂泥里去的人，简直防不胜防。因此，当老母亲把酒杯翻转来，对着透过窗户的冬日阳光，说“酒这个东西，真好”时，即使那是片刻的安宁，短暂的温馨，也是难能可贵。尤其一家人在默默无言中，期望着你能在困境中支撑下去的眼神，更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要倒下去的原动力。
其实，1957年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被打成“右派”，我和妻子约好，没有必要将此事告诉老人，让她在思想中成为一种负担;但天长日久，她也不可能毫无察觉我的碧落黄泉式的政治跌宕。不过，她始终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但也是从那以后，她有了这种喝上一杯，麻醉自己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说出那句关于酒的口头禅。
前不久，上海一张报纸上发表出丁聪先生画我的一张漫画，有我自题的一首打油诗，其中“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红”的“疑死”二字，绝非夸张之词，这就更让我怀念那杯母亲的酒了。一般来讲，她喝酒，从来不鼓励家中的别人喝酒，但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当那些“朋友”们“帮助”得我“体无完肤”，真觉得离死不远的苦痛中，我母亲会破例地在她喝完那小杯酒，在说“酒这个东西，真好”时，再倒上一杯，放在被斗得身心疲惫的我面前……
如今，须发皆白的我，也到了我母亲喝酒的那般高龄了。据报纸载，喝一点干红，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或许益处更多。现在，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在空巢中的我和我老伴，每当在饭桌上坐下来，品尝着琥珀红的酒浆时，就会想起那杯母亲的白酒，这一份记忆，也就渲染上一层玫瑰般的甜蜜色彩。
于是，“酒这个东西，真好”的话音，就会在耳畔响起。接着往下想，酒，究竟好在哪里呢?这就是:无论在阳光灿烂的季节中，还是在刮风下雨的岁月里，只要是有酒的日子，那幸福，就属于你。
二锅头颂
听说北京的二锅头酒，进了人民大会堂，上了国宴，此事是否属实，不得而知。我也没有荣幸遇到吃国宴的人物，因而无从查证。但这个传说，表明人们对二锅头酒的一个良好评价。至少认为该酒的内在质量，已经达到了，或者不亚于那些被人民大会堂采用的其他名酒的水平，是很让二锅头酒徒们振奋的。
因为二锅头酒的外观，说实在的，不敢恭维，很不讲究包装，三十年一贯制，迄今无任何改变，瓶子还是那瓶子，招贴还是那招贴。突然声名鹊起，遐迩闻名，那显然是酒的酿造工艺，制作标准，勾兑技术，质量要求，比之先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真正称得上价廉物美，这才能在街头巷尾，在老百姓中间，有了这一份值得夸耀的口碑。
砸牌子容易，树牌子难，看得出酒厂努力改进产品质量的功夫了。
于是，不妨可以说，正如贵州的茅台，四川的五粮液一样，北京也有了自己的地方名酒，而且是相当大众化的名酒。因此，外地到北京来的旅游者，除了果脯、茯苓饼、烤鸭之外，二锅头也必在纪念性的购物计划之中了。
但更大的消费群，还是北京城的百万普通人家。我敢说，往北京人酒杯里倒进去的酒，二锅头恐怕是主流。那些在豪华酒家，星级饭店，一席千金，酒如流水的高消费者，对三五块钱的二锅头，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可那些小饭铺、小酒馆、小胡同、居民小院、坐在小板凳上，捏小酒盅者，几乎无一不是二锅头之友。它是老百姓的酒，是芸芸众生的酒，是工薪阶层的酒，也是那瘪瘪的口袋所能负担得起的酒。既然公费吃喝，没有这些人的份，所谓送礼的手榴弹，怎么也摔不到这些人的门口，茅台、五粮液距离他们又是如此的遥远和高不可攀，那么，惟可一醉的就是这买得起的二锅头，感情当然是不同一般地亲切了。
第52节：人情世态
因此，总想歌颂一番这种平民化的酒，此愿久矣!我虽然不是高阳酒徒，但对它颇有一点感情。在不太富裕的日子里，二锅头酒便是桌上的常客了。
记得我老母亲健在的那些年，她是很喜欢晚餐喝上一两盅的。按我后来的经济条件，大概还是能孝敬老人家喝上一点价格不菲的酒，但不论拎回来什么好酒，都不如北京产的六十度二锅头受她欢迎。也许早年艰窘的生活，喝惯了，一打开二锅头那辛辣的芬香，也确实令人留恋。那时我在剧团工作，一些演员晚场卸装以后，通常也爱喝上两盅二锅头，提神解乏。直到现在，那些拍电影电视出外景的，除大腕大牌特殊待遇外，一般二三流角色和剧务场记之流，一包花生米，一瓶二锅头，伴以一通天南地北的神侃，也算是一种难寻难求的自在境界。更甭说那些劳累一天的工人师傅，怎能不抱瓶二锅头，自斟自饮，或三二知己，干上两杯呢?甚至颇有丈夫气的姐们儿，也敢喝上一口两口，过过酒瘾的。总之，这是你我的酒，大家的酒，谁都可以问津的平民百姓的酒。
二锅头的性格，也是这些普通人直来直去的性格，不拐弯抹角，不虚头巴脑。味道很辣，还很有劲，没有思想准备，真像撂你一个跟头似的噎得说不出话来。酒性很烈，而且很有穿透力，一入口中，立刻冲向五脏六腑。然后一股热流，从头至脚，舒筋活血，疲乏顿消。然后眼热耳红，头脑发涨，腾云驾雾，浑身通泰。因为酒是自己花钱买的，一到微醺状态，见好就收。此刻，一切烦恼，苦闷，不愉快，不如意，通通置之度外。夕阳西去，万家灯火，醉眼矇眬，怡然自得;然后倒头一觉，养精蓄锐，明日再为生活奔走。说实在的，在这些人的生活中，什么也比不上二锅头带来的欣快和愉悦了。
因此，二锅头酒好就好在这份难得的知己情分上，好在没有架子的平民精神上，好在负担得起的价格优势上，尤其值得二锅头之友骄傲的，所有喝这种酒的人，很少有人拿公家支票去买二锅头的。那大饭店里公费请客，反正民脂民膏，何不敞开吃喝时，绝不会有人提议上二锅头的。不喝白不喝，不点茅台、五粮液，岂不是太土了吗?
所以，喝二锅头酒的，全部自费，不吃国家，心里无愧，光明正大，也许是这种酒的最好之处了。
眼睛的功能
人的五官，依其功能，排序为嘴巴为先，它最忙，最累，要发出信息，要摄入营养，是一个从早到晚都在使用的器官，若评年终奖的话，应该拿大份，这是毫无疑义的。其次为眼睛，因为人类所需要的信息量，绝大部分都得靠它从书本，从面对的客观世界直接接受而来。
当然，眼睛名列第二，它也是一种发出无声语言来表达心神的器官。尤其漂亮一点的女孩子，秋波频送，足可把七尺男儿，当场击倒。所以，有些男性评论家，特别乐意受女作家之命，奋笔力书，宵衣旰食，写出评介文字。你不能不承认那双蛾眉下的“秀目盼兮”，所产生的一顾倾城，二顾倾国的魅力。
耳朵则更次之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鼻子和舌头，尤其次之。除了好莱坞影片《闻香识女人》里的主人公，他的鼻子还能敏感地接受女人发出的性气息，大多数人的鼻子，对于异性求偶期散发的体臭，已经冥顽不灵地迟钝了。
不知是进化所致，还是造物者的刻意安排，至今我弄不明白(当然也无需乎弄明白)，为什么有的器官是单，有的器官为双，也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双配置。鼻子看似一个，但开了两个进出气的孔道，也是双配置。
可是，嘴巴只有一张，似乎有一点委屈大驾了。第一，所有的话，包括有用的，没用的，无聊的，荒唐的，一直到闲话，废话，屁话，套话，高烧时的胡话，睡以后的梦话，无不打这张嘴里出来;第二，那些饭局，聚会，茶叙，酒宴，乃至满汉全席，八大菜系，浅斟小酌，一日三餐，所有的吃吃喝喝，也无不从这张嘴里进去，如此辛苦繁重的劳动，全靠一张嘴，甚至想偷个懒都不行，实在很不公平的。
第53节：人情世态
我猜想，在《旧约·创世纪》里，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显然出于这样的好意，由于大千世界，光怪陆离，人间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凡双配置的器官，是为了使其兼顾正面和负面，避免片面性，不致偏听偏信，好作出一个全面、完整的判断。至于嘴嘛，上帝之所以不搞双配置，大概有其难处，试想一下，两张嘴，怎么摆法?总不能左边一张嘴，说左话，右边一张嘴，说右话;更不能一张嘴在前面，说人话，一张嘴在后脑勺，说鬼话吧!何况，从孔夫子到苏格拉底，从东方哲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提倡作为一个人，总是应该心口如一，嘴对着心，心对着嘴的。所以，上帝理直气壮地给人一张嘴，省得一会儿左得可怕，一会儿右得讨嫌;一会儿人言可畏，一会儿鬼话连篇。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上帝在天堂里餐风饮露，哪里知道人类的这一张嘴，用途颇多，岂止吃喝和说话两种用途呢?诸如情侣接吻，天长地久;溜舔长官，巴结攀附;咬牙切齿，不共戴天;撒谎聊篇，云山雾罩，哪件事能少了这张嘴呢!按实际工作量，即使配备三张嘴，都不嫌多的。
中国古代甚至有以嘴谋生的职业，叫做说客。代表人物为苏秦和张仪，一个连横，一个合纵，游说六国，封王称相，就是靠嘴巴混饭吃的;至于官场上的那些吹牛拍马者，阿谀奉承者，告密诬陷者，煽风点火者，能够平步青云，升官长级，纱帽顶戴，浑身朱紫，靠的什么，全依赖这两片子嘴呀!
这样一来，上帝的安排，全部让人类给颠覆了。
别看只配备了一张嘴，可人类要充分使用起来，还真是让上帝老人家猛吃一惊呢!君不见美国的拳王泰森，把嘴巴当凶器，咬掉对手耳朵?君不见互联网上独立检查官斯塔尔的调查报告，嘴巴还能起到行乐工具的作用?
别看配备了两只眼睛，照样把黑看成白，把坏看成好，把谬误看成真理，把香花看成毒草!君不见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面对满目疮痍，无法收拾的动乱局面，“文革”英雄们犹在广播喇叭里高喊“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甚至赌气地吼:“就是好就是好”，让大家闭着眼睛高唱“六亿神州尽舜尧”吗?
人的能动性之可怕，恐怕是造物者万万没估计到的。
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这种视觉上的感知，眼睛的功能，永远是第一位的。在五官中，比耳朵甚至更重要些，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这种眼睛感知到的真实，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准确性，是要打问号的。因为缤纷多彩的世界，总是令人眼花缭乱，所以，面对着错综复杂，分辨不清的事物，我们常常“目迷五色”。
我想万能的上帝，肯定读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不知他作如何想?这个国家所有臣民的眼睛，一下子全部不管用了，明明看到那位出巡的皇帝，根本没有光辉灿烂的龙袍在身，可老百姓没有一个跳出来说看不见，你上帝有什么辙?而簇拥着皇帝的大臣宰相，将军元帅，三宫六院，御用文人，更是马屁拍得山响，一致赞美那袭根本不存在的新衣，说它穿在伟大领袖的身上，显得多么华丽，高贵，漂亮，辉煌，看到这里，上帝会气得发昏的。
幸好，使上帝感到吾道不孤的，至少路旁的一名小童，道出了他眼睛所看到的真相，“哦，皇帝怎么光着屁股呀?”
这就是造物者始料不及的悲哀了，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正因为这小童还能说一句真话，或许正是这个世界尚有希望的所在。
看不见的硬说看得见，譬如皇帝的新装;看见的硬说看不见，譬如皇帝的臀部，眼睛的功能，能达到这种境界，是人比上帝的高明之处。屎渍斑斑的屁股，通过三寸不烂之舌，使大家相信其不存在，而那位像肥鹅似的皇帝，被骗子的两片子嘴，蛊惑得相信自己并未裸露，大摇大摆地检阅臣民，在山呼万岁的阵阵声浪中，还很得意地向广大群众挥手致意呢!
这是童话，然而，也是现实。
第54节：人情世态
最近，按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生前的约定，公开发表了他五十年前访问苏联的《莫斯科日记》。那是他透过表象的一切，所看到的在斯大林严酷统治下，那个真实的苏联，并不是当时宣传的一派莺歌燕舞的共产主义天堂。虽然在红场游行队伍中，发出向斯大林的欢呼声，但那声震天地的“呜啦”，究竟是从心里由衷喊出来，还是从嘴里应景喊出来，或是被什么强制的力量挟持，不得不喊，或是由于恐惧的胁迫，不敢不喊，或者一边喊，一边在内心里诅咒斯大林为暴君，刽子手，杀人狂。这一切，对于罗曼·罗兰那双悲天悯人的眼睛来说，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否则他就不会为历史留下这份他所亲眼目睹的真实。所以，皇帝新衣的闹剧，别以为只是童话世界中才会出现的子虚乌有的事情。
如果回过头去，看看尚未淡忘的十年浩劫，又有多少比皇帝新衣还要可笑的闹剧啊!还记得早请示，晚汇报，成为每日的功课时，大会小会，上班到点，第一件事，就是要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口号若干次，同时，那胳膊也高举红宝书，在头顶上挥舞多少次。工间操跳忠字舞，右手前举，左手后扬，脸必下巴向上，双脚颠蹶行进，口中念念作词，两眼呆呆前望。那时，我是右派，划入异类，对这类表忠心的活动，存有一种不敢流露出来的拒绝心理。但也忍不住暗中思忖，其他操练者都百分之百的虔诚吗?
也许中国人的眼睛太讳莫如深了，深不见底;也许是我才智太低，永远也成不了罗曼·罗兰的缘故，所以，只能望洋兴叹。
但这种文化革命中由崇拜到迷信的种种做法，最后发展到全民性的戏剧表演，实在是很滑稽的。如果发生在20世纪初，尚可理解，因为义和团被慈禧太后允准入内城后，一时间，开厂设坛，练功作法，烧香礼佛，念咒吞符，弄得乌烟瘴气，是出于封建社会的愚昧。而到了六十年代，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一只蜡制的芒果，并加以供奉，也可算今古奇观。
那时，我在贵州省西部偏僻的山区里劳动改造，每当深夜，从电波里听到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消息，照例要不过夜地游行庆祝。其实，这在城市里，掀起一个宣传热潮，当无不可;在乡镇坝场上，造一造声势，也属应该。但施工队地处山沟深处，远离村落，人烟稀少，也要敲起锣鼓家伙，一行人高喊口号，在崎岖不平的盘山小道上，例行走上一遭，这才放大家回工棚睡觉。其实，除了惊起林间的鸟雀，远村的狗吠，没有一个人不明白，别无任何实质意义，但谁不照样像童话里那位皇帝一样，明知光着屁股，还要跌跌撞撞地走着吗?
所以，安徒生童话之不朽价值，就在于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具有对应的意义，或许，这就是文学的生命力。
老百姓的盲目，终究是老百姓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事情。但像安徒生童话里这位皇帝的盲目，可就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产生影响了。但自古以来，有几个皇帝，敢于承认自己实际是光着屁股的呢，明知错了，也不认错，顶多扩大化，顶多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顶多吃一堑长一智付一点学费。更何况看见了错误，眼睛一闭，只当它不存在呢?除非到了国破人亡，国将不国，如明末的朱由检，才肯下罪己诏，这时，他生命的里程，离景山那棵歪脖子树，已经不远了。
这就证实了西贤的一句名言:“宫廷，是最黑暗的渊薮，国王，常常是具有视觉的盲者。”他的话未必是特指拜占庭帝国那荒淫污秽的后宫，所有统治者的禁闱里，都会产生这种对自己的欺和瞒，和被别人欺和瞒的现象。
隋代的二任帝炀帝杨广是一个例子，他是自己的眼睛在欺瞒自己，其实，作恶一生，祸国殃民的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恐惧得连夜晚也必须几个女人围着他，才能入睡。他不是看不到，他的脖子终于被勒的命运，有一次，他揽镜自照，竟然叹息，这样好的脖子，最后会被勒死，太可惜了。他也并非看不到宇文化及已经在磨刀霍霍，但看见当看不见，还在那里盲目乐观，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还闭着眼睛幻想自己可以做陈后主呢!
第55节：人情世态
唐代的十四任帝文宗李昂，是另外一个例子。他不是看不见，也不是不想看见，而是别人遮住了他的眼睛。有一次，他问当直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李昂叹了口气，“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大吃一惊:“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李昂最后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这个家奴，就是太监头目仇士良，历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诸帝，在宫廷中已经坐大成势，身为皇帝的李昂，只能听任他的摆弄。
仇士良告老还乡时，曾把他如何控制皇帝的诀窍，传授给接班人:“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从这番话中“娱其耳目”的“目”，“彼见前代兴亡”的“见”，都与眼睛的功能有关。由此可以断定，十个帝王，有九个是视觉功能障碍者。第一种情况是他自己笨蛋，看不见;第二种情况是他根本不想看见，把脸掉过去;第三种情况是他周围的人不让他看见，仇士良擅长的就是最后这一手，使皇帝成为有视觉的盲者。
史称，李昂是经常翻阅老祖宗二任帝李世民的著作《贞观政要》的，难道没看到大臣魏徵，对唐太宗所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虽然听是耳朵的事，但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眼睛。既然明白这种处境，为什么不能有所作为呢?李昂说他受制于家奴的自怨自艾，不甘于被仇士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自怜自叹，其实，这也证明“君子之泽，五世而竭”的遗传递减规律，从盛唐的李世民这样的英武之君，一代代退化到中唐，晚唐，已成强弩之末的李昂，无论心理，体质，才智，能力，都呈衰微之势，即使想做些什么，恐怕也没有这把子力气了。
柏杨先生在他的白话《资治通鉴》一书中，论及晋代帝室时，认为“晋二任帝司马衷(就是老百姓因饥荒快要饿死，建议他的子民，既然没有粮食果腹，何不去吃红烧狮子头的一位出了名的白痴皇帝——作者注)是行尸走肉。三任帝司马伦和成都王司马颖，史书指明‘不慧’。司马诛杀自己主力张方，说明他愚蠢，司马越也同归一类，十六任帝司马德宗，连衣服也不会穿，吃饭不知饥饱。”所以，他断言:“司马家族有痴呆性遗传基因。”
这帮智障残疾人，还能指望他们的眼睛能看到什么人民大众的疾苦吗?中国人的全部不幸，就是君临在他们头上的，倘非暴君，便是昏君，绝少遇上英主，明主，而倒常常碰上智商低下，行为乖戾，心理反常，胡作非为的帝王。他们的眼睛，比瞎子还要瞎，他们的行为，比疯子还要疯，朝令夕改，不停折腾，民不聊生，国无宁日，那就更倒霉了，因为他们毫无游戏规则可言，想一出，是一出，结果遭殃的，还不是无辜的平民百姓。
这种用声色犬马悦其目，金钱女人蒙其眼的办法，岂止对皇帝实用，对任何朝代中握有权柄的官员，都是最好使其乖乖就范的手段。尤其那些昨天的泥腿子，今朝的当权派，别看他穿西装，打领带，喝洋酒，吃西餐，灵魂中的农民意识，可不比腿上的泥，桑拿几回，按摩几次，就不见踪影的。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只要稍成一点气候，革命意志很快衰退的原因，就是受到小农经济短期行为的心理支配，第一件事，必疯狂地搞女人，像发情期的公狗一样，拼命发泄性欲;第二件事，必贪婪地捞钞票，像饿狼捕食一样，聚敛财富。这也是所有农民成功者，不管他爬上多高的位置，难逃最后失败的必然规律，除非他与小农意识彻底决裂。
试看当下那些押上被告席的贪官污吏，哪一个不是好出身，好成分?然而，只要金银到手，美女上床，这双农民的眼睛，便目迷五色，既看不见党纪国法，也看不见班房给他准备的小号，东窗事发，只有灭亡一途了。
想到这里，对那位看不到自己屁股裸露，眼睛功能有障碍，自以为穿上新衣的皇帝，倒觉得多少有点可爱了。虽然，他不让人民讲真话，但那个小童说出了光屁股的真相以后，他并没有龙颜大怒，派御林军去抓起来，派皇家警察总监去严刑逼供，派军情六处去跟踪盯梢，查出余党，这就挺不错的了，要是碰上道路以目的秦始皇试试看，这个小童早就成为齑粉了。
第56节：人情世态
不过，我在想，若是上帝看到这个国度里的臣民，居然冲着那团毫不雅观的臀部，万众一声地山呼万岁，是不是会感到气恼呢?
但终于有这样一位直白道来的小顽童，也许使人不至于那样失去信心。
嘴巴的功能
一
人有一张嘴，作用有二，一是说话，二是吃东西。不言不语，没关系，但不吃不喝，却是要死人的。所以，嘴巴的功能，主要是吃。人人皆会吃，但吃得斯斯文文，吃得恶形恶状，是很不一样的。前者表现出一种吃文化，是来自修养，后者表现出一种吃心理，则是发自本能了。
中国是个饮食大国，由这种吃文化与吃心理混合在一起的吃精神，便表现在五千年来我们中国饮食男女之能吃，会吃，善吃，敢吃，以及殚思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变出千奇百怪的吃上面。中国人嘴巴的了不起，达到“当惊世界殊”的地步，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随便举个例子:
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请客，有一道菜，叫茄鲞。那位在村子里常年吃茄子的老妇说，“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众人告诉她，千真万确是茄子。她再尝了尝，也果然有一点茄子香。然后她请教做法，凤姐说:“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丁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它，怪道这个味儿!”
仅仅一个茄子，能费这么大的精力与功夫，不得不叹服中国人的讲究口福。外国人一只面包，剖开来，塞进一根香肠，再挤进一些颜色令人可疑的酱，站在那儿，吞下肚，就算一顿饭了。他们的大餐，除了不停地换盘子，换刀叉，该到嘴的东西，不是那么一块，就是那么一勺，真应了贾母的一句话:“可怜见的!”所以，你走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饭馆，老外经过门口，通常情况下，腿就不想挪动了。由此也可领略中国人对于嘴巴这部分功能的开发，达到怎样的高水平了。
平心而论，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民族，都是棍子敲在脑袋上，板子打在屁股上，或者，洋枪洋炮戳在心口，才肯变一变祖宗之法的。独独在烹调上，我们完全可以扬眉吐气，趾高气扬，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不膺服于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饮食文化。美国算了不起的了，世界第一强国，以“国际宪兵”自居，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把航空母舰，开到人家家门口。可谈谈吃文化，山姆大叔就傻眼了，除了麦当劳，除了肯德基，简直没有什么可以拿到台面上的东西。他们可以做出世界上最大的比萨饼，最长的热狗，拿材料往上堆呗，谁不会?可咱们北京街面上，常见的卖面茶的大铜壶，随便拎出一个，也比他们建国的历史长。这虽说有点阿q，但也确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中国有辉煌的吃历史，我想首先得归功于神农氏，他老人家就敢什么都尝一尝，惟其如此，中国人至今，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地下跑的汽车外，没有不能吃的，没有消化不了的东西，吃得全世界都朝我们瞪眼睛。
我对这位先祖，恭敬之余，也有些微词。神农尝百草，算是开了一个坏头。因为这个基础，他一开始没有打好，尝百草的这个“草”字，一下子把中国人的食谱大致被框死了。于是乎，吃茄鲞，那是佼佼者，大多数老百姓的嘴里，灰灰菜、曲麻叶、榆树皮、橡子面，以及艾蒿、蕨根、地瓜蔓、萝卜缨，草本植物就和五千年来的中国人的胃分不开了。因此，中国人的体质始终不如洋人，“东亚病夫”的帽子戴上以后，很难摘下来，奥运虽拿金牌，可足球冲不出去。我想与祖先们糠菜半年粮，营养不足有关。要是神农氏当年尝的是挪威三文鱼，澳洲大龙虾，神户小牛肉，俄国鱼子酱的话，也许今天，中国足球早就走向世界，省得可怜巴巴的中国球迷伤心落泪了。
第57节：人情世态
正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人饿怕了，才造成中国人特别地盼吃、想吃、馋吃、贪吃的现象。在当代中国，过了而立之年的人，谅逃不脱三年灾荒那一劫，谁敢奢谈自己从未经历或大或小的饥饿呢?所以，现代中国人，从官员到老百姓，一件永远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吃喝，而且最好是大吃大喝，尤其是不用自己付账的，那就更值得拼命吃，拼命喝了。所以，中国有撑死的、喝死的诸多记录。这些人所以如此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满头大汗，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了直舔舌头，还惦着有什么可以往回带。这就得怪神农氏打的基础不好，中国历史上灾荒年景太多，才形成下丘脑那主管摄食的神经，有关饥饿反射的部分，过于亢进。因此，也造就了中国人吃的本领，走在世界前端的原因。
因此，我每当读到《红楼梦》里的吃喝，以及过去和现在一些老饕们写的令人馋涎欲滴的文章，如何制作满汉全席，如何来吃十全大补，如何欣赏羊羔美酒，如何品尝八大菜系……常常不怀好意地猜测，这些美食家们究竟是吃撑了才想起来写的呢，还是饿怕了之后产生创作欲望的呢?以我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大概属于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我们尊敬的曹雪芹先生，就是一例。他住在北京西山，“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饔食有时不继”，怎么能不在《石头记》里，大写特写荷叶羹、螃蟹宴、烤鹿肉、鸽子蛋来精神会餐呢!
好像老外在吃上不如国人那样饿狼似的迫不及待，而且也不像我们一定要上十道八道菜，非要把客人撑死噎死不可。最近，经常看到一些去过外国的人，介绍外国人如何招待咱们同胞的文章，一道汤，两道菜，刀叉盘碟，换得倒勤，但实质内容，却不见丰盛，然后上甜食，就“拜拜”了。于是，笑话外国人小气的同时，也感慨中国人的糜费。
这倒一点不假，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劝酒，一个音阶，“干”，或两个音阶，“干杯”，英语里的这个意思，“cheers”，是三个音阶。从这极微小处看，中国人讲究的是干脆利落，直奔主题，能少说一个字，绝不多说一个字，以大快朵颐为主。外国人就不同了，一入座，主人敲敲玻璃酒杯，开始讲起，不让你站起来的两条腿和擎着酒杯的一只手发酸，是不会住口，跟你“cheers”的。
如果说，外国人的宴会是吃精神的话，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宴会，则是百分之百地吃物质了。从天上吃到地上，从江河吃到海洋，水陆杂陈，纷至沓来，大有不吃到海枯石烂，山穷水尽，誓不住嘴的意思。
全世界不能不拜倒在中国人的嘴下，那可真是厉害啊，越不让吃什么，越吃，明着不能吃，暗着吃。越珍稀的动物，越吃，不趁着有的时候吃，绝种了还有屁可吃。于是乎，越值钱的越吃，越难弄的越吃，越金贵的越吃，越是异想天开，别出心裁的越吃，越是普通老百姓吃不着的越吃，越是能吃得比别人高一筹的，哪怕不好吃，也越要吃。而且越是文化层次不那么高的，越暴发户的，越突然抖起来的，越舍得牺牲自己的胃。
吃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吃文化，只有吃心理了。
似乎可以理解，也似乎情有可原，在中国人往事如烟的记忆里，吃糠咽菜，比起无米之炊，那算是赖以?口，很足以自慰的日子了。但是，一年到头，通过肠胃消化系统的，都是些绿色纤维，了无营养，那种匮乏更促使这种吃心理往穷凶极恶发展。一逮到机会，便拼命地吃，不要命地吃，欲壑难填地吃，用疯狂的补偿精神来吃。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东倒西歪，满嘴流油。尤其慷公家之慨时，脸不红，心不跳，花人民之钱，手不抖，眼不眨。喝了还要拿，吃了还要带，刘姥姥离开贾府，带着板儿回乡，还要了一些点心果子之类，何况时下那些在宴会桌上的达官贵人，经理老板，更是大包小裹往家带了。
近年来，所有犯了事的官员，从家中抄出来的赃物，除了金银债券，美元港币外，准有好酒若干瓶。看到这类报导，常常令人哑然失笑，只有我们中国这些只知口腹享受的庄稼汉式的官员，才干得出来的事。外国也有贪官，但很少见有从家里抄出几十瓶陈年干邑的，当然贿赂未必不包括酒，肯定都喝了，酒本来就是应该喝的吗。只有中国这些没水平的贪官，才像葛朗台似的一瓶一瓶地储藏起来。老兄啊!你都成万上亿地捞了，还会在乎那区区消费的几个酒钱吗?有一位贪官，捞了天文数字的钱，装在缸里，埋在屋里，起赃时，发现一文不少，我想除了应发给他一枚最佳贪官奖章外，或许值得研究一下，他是不是类似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有一种为贪污而贪污的癖嗜，否则的话，不能理解他贪污的目的何在?
第58节：人情世态
所以，这些查出来的，和还未查出来的贪污渎职的官员，别看他们级别不低，满口马列，穿得西服革履，领带打得还算过得去，经常出国放洋，吃西餐也不出什么洋相，但其骨子里，却永远是个充满小农经济心理的农民，那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权力和金钱可以搞到一切物质的东西，但权再大，钱再多，却不能买来属于精神世界的修养、识见、学问、气度……由于文化品位的低档次，政治素质的低水准，因此在生活消费方面，至今还追求一种动物性的物质满足。也正是这些官员，是中国当前吃喝风的主要动力，要没有他们，饭店酒楼，舞厅茶座，保龄桑拿，全套三陪的营业额，一定会降低很多个百分点。
中国人的吃心理，若是只表现出一个“贪”字上，犹可以理解乃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极度低下的后果。如果，从人们对于吃的刁钻古怪，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所表现出令世人惊异的施虐性，便是除了“贪”之外，要再加上残忍的“残”了。
一条鲜活的太湖鲤鱼，宰而不使其死，开肠剖肚刮鳞，手持其头，始终不松手，氽入沸滚的油中，待熟，便加料烹调，端上桌来。此时，那鱼尚未死，眼能转动，口能翕合。据说，洋人，尤其洋太太，多不敢下筷，但在座的中国人则喜形于色，摩拳擦掌，杀向这条鱼去。
我并非鱼道主义者，我也知道我吃的每条鱼，都必然有这样一个宰杀过程。但一定要如此弄到桌面上来表演，其中是否有施虐的吃心理作祟?值得怀疑。惟其不得吃，吃不着，盼望太久，失望太久，空着肚子等待则更久，自然，这种报复心理，便化作慢慢的消遣。
那条在餐桌上眨眼的太湖鲤鱼，是上了电视的。还有一种据说活吃猴脑的说法，就更残酷了。其法是将一只活猴，夹紧在一张特制的餐桌中间的圆洞里，不管它在桌子底下如何叽里哇啦地叫唤，食客们持专用工具，击碎其脑壳，用匙舀那白花花的脑浆，就什么作料吃下去。如果确有其事，那血淋淋的场面，用意似不在吃，而是一种嗜血者的潜意识发泄。
还有，弄一块炉板，将欲吃的活物放在上面，用文火徐徐焙烤，并不急着要它死，而是要它口渴难忍，给它酱油喝，给它醋喝，使五香作料的味道，由其脏腑渗入肉中，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保证原汁原味了。于是，这套生吃活烤的全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吃倒不成其为主要目的了，相反，施虐的每个步骤，则是就餐者的最大乐趣所在。
那些吃得快活，吃得满足，吃得汗流浃背，痛快淋漓，吃得手舞足蹈，胡说八道的吃主们，此时此刻，便进入了吃便是一切，吃便是生命的无我也无他的状态之中。我就觉得老祖宗神农氏尝百草，改变了更早的原始时期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老是糠菜半年粮，肚子里没一点油水，无法不生出这种吃心理来，似乎人为了这张嘴活着外，便别无其他了。
《红楼梦》里，少有这种血淋淋的吃的场面，曹雪芹把吃当做一种文化对待。虽然他那时营养状况不佳，肚子很饿，但能够安贫乐道地著作《红楼梦》，就几根老韭菜下粥，然后呵开冻墨，守着盏孤灯写下去，把吃心理升华为吃文化，再提炼出一段美丽文字，而无时下中国人那种既贪且残的吃心理，这实在很值得敬佩的。
吃心理和吃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乃本能，本能来自先天，是基因决定了的。后者系修养，修养则是后天的熏陶，是逐渐形成的。中国人远自先秦时期，就认为饮食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夫礼之初，始于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食胜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孔夫子对于这方面的讲究，就更具体而微了。
但愿经过一段现如今丰衣足食的岁月，相信所谓“衣食足，知荣辱”此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之后，祛除一些人的病态的吃心理，真正体现我们从先秦开始的饮食文明，那才是值得自豪的。
第59节：人情世态
人之异于禽兽，这文化二字是十分关紧的。只有吃心理，而无吃文化，这个民族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二
嘴巴，对于文人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读宋人笔记，有关东坡先生嘴巴的几则轶事，颇有启发。费衮《梁溪漫志》:“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袁文《梼杌闲评》:“苏东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尝谓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姜蜜汤，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别子由诗》云:‘我欲自汝阳，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
何远《春渚纪闻》:“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以为。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春草亭，在郡之城外，是与客饮私酒，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俞文豹《吹剑录》:“齐王躅言，‘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东坡云:‘未饥而食，虽八珍犹草木;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为然。’文豹谓三者固处约之道，然必老成之人，始能造此。嗜欲少则能晚食，筋力衰则能安步，血气定则能无罪。”
一个文人要不懂得口福，大概写不出好文章，一个作家没有一份好胃口，估计难以产生杰作，嘴巴的功能全体现在这里了。苏东坡所以成其为苏东坡，和他一生追求口腹享受是不无关连的。在一部文学史上，凡大家巨匠，都是美食主义者，或曾经是美食主义者，或赞成鼓吹美食主义的人。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穷得只能喝粥就咸菜，并不妨碍他在《红楼梦》里写出那么多精致刁钻的吃食来。果戈理在《死魂灵》里对俄罗斯人那连王水也奈何不得的肠胃，是如何的赞叹不已啊!
就东坡先生而言，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未必背得出他的诗词，但没有领教过，或者索性不知道“东坡肉”和“东坡肘子”者，恐怕为数甚少。在中国荦荦大观的菜系食谱中，能以一个作家诗人的名字冠之为名的珍馐，这光荣只有苏东坡享有，实在是使得一向上不得台盘的文人扬眉吐气的。有宫保肉，有叫化鸡，有谭家菜，有李连贵大饼，要不是苏东坡给文人争光，吃文化这个领域里，作家诗人就要剃光头了。
大家都晓得东坡肉这道菜，典出杭州，不过，初到西湖的游客，更热衷炸响铃，炒鳝糊，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四川眉山，因为是苏轼的家乡，也沾光推出了东坡肘子。有一年我到峨嵋山，途经该城，有幸尝到此味，除价格公道外，别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
其实，东坡肉的最早发源地，应该是1080年苏东坡谪居的湖北黄冈，因为他到了这个偏僻地区，发现当地猪多肉贱，才想出这种吃肉的方法。宋代人的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没过多久，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这才将黄州烧肉的经验，发展成东坡肉这道菜肴。他在杭州，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修浚西湖，筑堤防汛，减灾免难。杭城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做苏堤。堤修好时，适逢年节，群众给他送来了猪肉和酒。东坡先生倒很有一点群众观点，批了个条子，说将“酒肉一起送”给那些在湖里劳作的民工。结果，做饭的师傅错看成“酒肉一起烧”，把两样东西一块下锅煮起来，想不到香飘西湖，令人馋涎欲滴。这就是色浓味香，酥糯可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东坡肉的来历。于是，慢火，少水，多酒，便成了制作这道菜的要诀。
第60节：人情世态
可是，如果想到他贬到黄州之前，还是在开封大牢里关着的钦犯，是个差一点就要杀头的人，就会发现他这种口福上的专注之情，其实是这位文学大师，对于权贵、恶吏、小人、败类恨不能整死他的精神抵抗。从他《初到黄州》一诗中，就表白出他的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着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和他在出狱后所写的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那种绝不买账的心态相一致的。
如今我们时常听到拒绝投降的说词，或一些人被封作拒绝投降的楷模、表率，让我们顶礼膜拜。细细想来，他们活得并不比谁不自在，甚至堂吉诃德以为是恶魔的风车也没见，何从拒绝，何从投降，倒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泛酸感。其实，苏东坡倒是在小人的包围之中，他可以说是终其一生，在犯小人，总是不得安宁。这也是所有正直文人经常碰上的厄运。然而，可庆幸的是，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却有着一张能吃能喝的好嘴巴，和难得的好口福，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气得发昏。
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一种人生享受。尤其在你的敌人给你制造痛苦时，希望你过得悲悲惨惨，凄凄冷冷切切，希望你厌食，希望你寻死上吊，你像一则电视广告说的那样，“吃嘛嘛香”，那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看不到这点，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忠言谠论”，刚直不阿，从来不肯苟且妥协，他在《湖州谢表》里，公开向神宗表示自己的态度，绝不陪这班小人玩无聊的官场戏:“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压根儿不理会这些握有权柄的小人之辈。他哪里晓得小人不可得罪的道理，率意而行，任情而为，照讲他想讲的话，照写他想写的文章，锋芒毕露，略无收敛。于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外放、贬官、谪降、停俸，这也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要收拾作家诗人时，还不足以找到说辞杀头掉脑袋之前，常用的一套令其不死不活的做法。所以，东坡先生数十年间，三落三起，先是被贬黄州，后是谪往岭南，最终流放到海南岛，都是小人们不肯放过他的结果。
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噤声，沉默，低头，困顿，以至于屈服，告饶，认输，投降。但小人们完全估计错了，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都能写出作品，都能吃出名堂，都能活得有滋有味。这就非我们那些或神经脆弱，或轻浮浅薄，或经不起风风雨雨，或摔个跟头便再也爬不起来的同行，所能望其项背的了。于是，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你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无论文章，无论嘴巴(包括吃下去和讲出来)，都充满了他对权势的蔑视，对小人的不屑，对生活和明天的憧憬和希望，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主义。
“你让我死，我就会按你说的去死吗?我且不死呢，只要我这张嘴还能够吃下去，我这支笔就能够继续写下去。”假如以这样的潜台词，来理解在苏东坡全部作品中，竟会有如此多的笔墨谈到他的吃喝，他的口福，他的开怀大饮，或放口大嚼的酣畅淋漓的快乐，也许可以稍许理解大师心理一二。后来，读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明白了，其实他志不在吃。“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由此看来，他在吃喝的要求上，是可以自奉甚俭的。
同在这部宋人笔记中，我们还可看到他大事渲染吃喝的豪情，那不言而喻的伏枥之志，跃然纸上。“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前后赤壁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如此追求极致的美食，落笔却在他的文章之上，吃喝的目的性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第61节：人情世态
善良的人可能穷困，可能坎坷，可能连一个虫豸也敢欺侮他，可他心里是坦荡的，觉也睡得踏实，因为他无可再失去的了，还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呢?而与之相反，用卑劣的手段，用污秽的伎俩，用出卖灵魂的办法，或获得了金钱，或获得了权力的小人之流，他并不因此而无忧无虑，称心如意的。为了保住他的钱，他的权，日思夜想，坐卧不安，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哪怕半夜从梦中醒来，也一身冷汗。所以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快乐和痛苦，有时也只能相对而言。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用尽心机捞到一切的胜者，其实，很累，很紧张，要不停地瞪大眼睛，窥视着四面八方，每个细胞，每根神经，都得打起百倍精神，或赔笑，或应付，或过招，或韬晦，像这种全天候的活法，是无法称之为潇洒的。更有甚者，那些惮思竭虑捞不到一切的败者，就拉倒罢!不，而是更痛苦，面如丧门之神，情似斗败之鸡，恨得牙痒，气得上火，见别人有，眼馋心痒，急不可耐，见自己无，怨天尤人，愤不欲生，也是活得十分沉重。
虽然，他们的伙食标准比谁都不差，而且，几乎天天有饭局，忙者，从琳琅满目的早茶开始，直到夜半的酒吧小啜，可谓吃个不停。然而，他们这两类人，心有外骛，通常不会有太热烈的食欲。
这一点，真得向东坡先生学习。苏东坡被陷害，抓到开封坐牢，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不大相信御史们构陷他的罪实，曾派两个小黄门半夜三更到大狱里，观察他的动静。回宫后向神宗汇报，说苏东坡鼾声如雷，睡得十分香甜。于是这位皇帝做出结论，看来学士心底坦然，这才睡得如此踏实。所以，那班小人要定他一个死罪时，神宗没有画圈，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贬往黄州。
从苏东坡身上，我们至少获得以下三点教益，作为一个作家，第一，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好心胸，狗肚鸡肠，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狭隘偏执，是成不了器的。第二，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的好精神，任人俯仰，随波逐流，墙头衰草，风中转蓬，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的好胃口，不忌嘴，不禁食，不畏生冷，不怕尝试。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则身体健康;用之于文章，则尽善尽美;用之于交友，则集思广益;用之于人生，则丰富多彩。
他就这样一步步达到文学的高峰。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修)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
如果他没有好的心胸，好的精神，特别是好的胃口，和好的消化能力，能达到这样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其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文学高度吗?
他写过一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连这种剧毒的河豚鱼，苏东坡也敢一试。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东坡在资善堂中，盛称河豚之美。李原明问其味如何?答曰:‘值那一死!’”正是这种美食主义，广泛吸取人世精华，才使得他文章汪洋恣肆，得以千古流传。一个像林黛玉只能夹得一筷子螃蟹肉吃的作家，这怕那怕，我看未必能有写出大作品的气力。
1094年，他第二次被流放，到惠州，当时的岭南可不是今天的珠三角，但他和这种小人们的政治迫害，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但愿常作岭南人”的反调，毫无屈服之意，还是从口腹享受上大做文章。1097年，苏东坡第三次被流放，被送到当时被看做蛮荒之地的海南岛，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不过，苦中有乐，他发现儋州滨海，蚝，也就是牡蛎极多。他给他的儿子苏过开玩笑地说，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到北方去。到他们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没准他们都要学我这样，要求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我这份佳品呢?
第62节：人情世态
从这番幽默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嘴巴，从来是和他的反抗心理相关的。一饮一酌，区区小事，却反映了他在坎坷境遇中，寻求生存下去的力量和不屈的意志，正是这样，他才能够获得浪迹天涯中的灵魂自由，一个充满自信的强者，无论落到什么境遇，只要精神不败，小人又其奈他何。
吃得香，睡得着，写得出，而且写得好，斯为大家。
耳朵的功能
在面部五官里，耳朵闪在两边，不突出，不显眼，不出声，不表情，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在想什么，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早就把耳朵竖起，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第五，不得不听的，必须要听的，听烦听腻之后，干脆罢工，什么也不听，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谓闭目塞听，蒙蒙聩聩，就是这个意思了。
从理论上讲，耳朵的功能是听，但听什么，怎样听，听了以后又是怎样一个反应，却是很不一样的。
韦君宜的《思痛录》问世，其中写到大跃进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怀来的情况，提及有的耳朵想听她的浮夸之词而不得，表示失望，有的耳朵压根儿只听它想听的，而不听它不想听的，颇引起过来人的一些思索。
耳朵这东西，挺有意思!
现在一些发思古之幽情的人士，常常感叹五十年代多么多么好，很像古人总爱憧憬宇宙洪荒时期，葛天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而又快乐的日子。五十年代确实有一些值得怀念的革命浪漫主义，但回忆者，通常不大提1958年这种全民的膨胀得十分过头的浪漫。如果说，上一年可用“打右派”三个字加以总结的话，那么这一年则是用“大跃进”三个字载入史册的。凡年过半百的中国人，都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倘非制造膨胀者，也必是参与膨胀者，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局外人。“文革”期间有逍遥派，但大跃进却是一次无任何死角的政治运动。
回顾往事，难免嗟叹，但那一年的热火朝天，可以说是五千年历史上都少有的浪漫岁月。老实说，中国人的想像力，不算十分丰沛，但这一年却是亘古未有的驰骋飞扬，达到异常发挥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干，人之能动性超常发挥，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那时，我已定右派，已属五类，已被劳改，已不成人民一份子，这种全民的想所非想，为所欲为的热潮，似应与我无缘。但我随工程队转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广铁路沿线的炼铁盛况，我为那满天红的盛况，激动得泪水都流出来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一定会为地球上中华大地的几千万只炼钢炉，而吓得心惊胆破。所以，别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每一只炉子，都在把好钢炼成废铁，消耗了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泪，全白搭了。
而这一年，几乎把全体中国人，都裹入了近乎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之中，我在豫西北的深山区劳动改造，亲眼目睹那些山民们，挑灯夜战，大炼钢铁，炉火熊熊，烧红了半边天的宏伟场面。再往山巅远眺过去，尤其那些包括小脚老太太组成的穆桂英班，裹着羊肚子毛巾的老黄忠班，还有小娃娃们的罗成班，从山坳里到山巅的羊肠小道往外搬动铁矿石，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过度泛滥的年头。至于随后才认识到的盲动、浮夸、吹牛皮、放卫星、吃食堂、赶英超美、人民公社化的大跃进，从此“彪炳千秋”。
如果说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右派”载入史册，整人的和被整的，在总人口中终占少数;而1958年的大跃进，则是一个把亿万人都卷进来的运动。行程一路，红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边天都烧得红彤彤的，炉光烛天，热焰熊熊，钢花飞舞，那份狂欢节式的热流，确如那部《红旗歌谣》里的第一首诗写的，中国大地上涌动着“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的声势。1958年的中国人，恨不能一个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哪怕是常识上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学极限的奇迹，也要一一地创造出来。
第63节：人情世态
那本经郭沫若、周扬编定的满是豪言壮语的诗集，如今几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来，也有一点羞答答的感觉。虽然，泡沫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可大呼窿的泡沫文学，则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现在，也难断根，还有乐于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搅肥皂沫。但《我来了》这首民谣，你不能不承认，还是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大跃进时代的狂热色彩。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即使是笑柄，这首诗也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宠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商业炒作之作，恐怕连当笑话的“光荣”也说不上的。
现在，已记不起当时何以一时心血来潮，展开这次浩浩荡荡的全民诗歌运动，而居然成为政府行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敢想敢干的勇气。当时，好像作为指标，每一个县团级单位，要出一个郭沫若。任务下达后，我劳改所在的工程队，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队长，把我叫去，此人说话直率，要我将功补过。“你给我们弄一个郭沫若出来!”我听了以后，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诗人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正如时下长篇小说可以量身订作，命题作文，添加作料，爆炒出锅一样，稍有文学常识者，都会感到滑稽突梯。但戴罪之人，岂敢异议，也就奋力为之。结果，虽造不出大诗人，但给工人老大哥代写了不少顺口溜，四六句，快板诗，一时间里，写诗成了我的正业。于是，我得以脱产，专事诗歌生产的批发业务。
近年来，我偶尔还能写几句白涛式(王蒙语)的打油诗，恐怕是那一时期打下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好笑，上班做诗，下班做诗，吃饭做诗，就差上厕所也要做诗了。然而当时，大家都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每天电话向上级汇报，日产诗歌若干若干。社会的狂热，一旦渲染开来，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挟持着大多数混混沌沌者，搅进泛滥的浊流中去，而且，即使有头脑者，也不可能于赫赫扬扬的声势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从《思痛录》，我们知道韦先生也是后来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纯朴无邪的桃花源。”
在这部书的《“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一章中，韦先生回忆道:“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七百斤，最好的八百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一百多斤，顶高的才三百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意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韦先生哪里知道，参访者的耳朵想听的是神话，而不是真话。这些来自北京作协的参观者，他们满心希望韦先生语出惊人，那是一个吹牛皮不上税的年代，说亩产量一万斤或十万斤，哄哄耳朵开心，有何不可?可她却不肯这样做，报出来这样小儿科的产量，自然要被参观者嗤之以鼻了。
所以，耳朵的功能，是听觉，但听觉中的选择性，主观性，抗拒性的特点，则构成了人类共同的弱点。同是一种声音，而耳朵的接受程度，却是大不相同的。愿意听则听，不愿意听则掉头而去;即使走不开，必须听，非得听，他也会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也许，他会以“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地”的逆反心理，来个充耳不闻;也许，“有如东风射马耳”，只当你放屁，压根儿来个置之不理。
这就要谈到正题了，从这些到怀来县参观者的不满意反应上，便可了解到耳朵的功能，能做到兼听者少，而常常是偏听者多。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喜欢听顺耳的话，而不是逆耳的话，喜欢听爱听的话，而不是不中听的话，喜欢听希望听到的话，而不是压根儿不想听的话，这也是社会产生许多毛病的根源。
第64节：人情世态
我一直想，上帝在伊甸园里制造亚当和夏娃时，对于面部五官的安排，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给人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只鼻子(可是有两只鼻孔)，显然其用意，无论是看，是听，是嗅，都应该正面与负面兼顾，而嘴却给一张，当然是要人做到心口如一。假如给了两张嘴，一张在前，一张在后，一张说好话，一张说坏话，天下岂不大乱乎?但久而久之，原意尽失，耳朵、眼睛、鼻子，都变得只能接受与自己有利的信息，相反，则百般排斥，千方百计地拒绝。而嘴巴呢，虽只有一张，却变成多用途，无论真话假话，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都能从这一张嘴里出来，上帝也没辙了。
韦先生说:“我们还瞎吹得不够”，这算抓住了1958年的浪漫过了头后的全部问题的实质。然而，这位老共产党员，也有其不明白的天真之处，“吹”还加之以“瞎”，并不完全是嘴巴的过错，而应该受到责备的是耳朵。倘非耳朵需要听到这些“当惊世界殊”的高产纪录，嘴巴没有了市场，自然会闭嘴的。在中国，在有皇帝的年头里，很长时间是上面的耳朵想听什么，决定下面的嘴巴该说什么。虽然孟老夫子说过:“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但为了说得上面的耳朵开心，也就顾不得了。
所以，当第一张嘴将产量夸大，也就是韦先生所说的瞎吹，没有被打屁股，甚至获得嘉奖。那么，受到鼓励的第二张嘴，就会迫不及待地把数字加倍，第三张嘴，必然不甘落后地跟着翻番。这也是那一年夏秋两熟季节里，奇迹不断涌现的基本原因。如今，在大一点的图书馆里，还能找到当年的旧报纸或缩印本，很容易看到在头条位置，并加以套红大字刊登出来的“放卫星”高产纪录。根据台海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一书中的一则资料，也可看出那些基层干部的嘴巴，为了满足县里的，地区的，或者省里领导耳朵听觉上的需要，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蛊惑下，是怎样理直气壮地瞎吹，一直吹到完全不可信的程度。
从下列表格中，也可看出胆量渐渐加大，数字逐步攀升的状况:
这则资料，到9月25日为止，其中小麦卫星放得最高者，为遥远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的八千五百八十六斤，稻谷卫星的冠军，当数边陲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十三万零四百三十五斤。若是闭起眼睛一想，将这六万公斤的金黄稻谷平铺在一亩地里，也会是厚厚一层，那该是怎样一个壮观场面?稍有理智的人，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
韦先生在《思痛录》里写道:“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导全登出来了。”这就是那一年大放卫星的常规做法。所以，作家菡子说钢笔都插不进，确非虚言，我还记得有照片为证，一个小孩坐在稻田里的庄稼上面而掉不下去，因此将上述一系列数字，看做是弥天大谎，也似乎不当。谎言是草尖上的露滴，照例在太阳出来以后，就会消失。可却能正儿八经、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登出来，你不得不信。因此，这些与最基本、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相距得太离谱，太玄乎，太不可思议的高产卫星，只能看做是出于人们创造奇迹的浪漫主义，而设计出来的让耳朵听了以后高兴的小手段。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几亩试验田的事，无伤大雅，也就没有遭到安徒生童话里那位皇帝，穿上那袭骗子的新衣后，招摇过世，而被一个小孩指出他光屁股的尴尬。
所以说1958年，是个充满神话的年头，更近乎那个膨胀了的革命浪漫时代的真实。这一切，要是追根寻底的话，都是耳朵的功能在起作用，有人要讲，正是有人爱听。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彭斯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讲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偏见时，认为:“秘密就在耳朵里，耳朵既听它想听的，也听它希望听到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讲，得有人听，听，决定讲，虽然古罗马的大演说家西塞罗，对着大海高声宣讲，但那是一种练习，如同京剧演员吊嗓子一样。如果没有耳朵，任何一张嘴巴，都不会对着墙壁干讲的。所以，耳朵比嘴巴更重要，没有耳朵，嘴巴便无用武之地。
第65节：人情世态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相当负责的人写出文章来，鼓吹粮食增产是无止境的，连毛主席到徐水视察以后，也为粮食太多发愁。他对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了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十一亿斤(徐水县提出全年产粮十二亿斤)，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斤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引自《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
从这番“浮想联翩”的谈话里，也不难看出这位诗人的浪漫精神。作为领袖，希望老百姓吃得好些，吃得多些，余下来的时间，可以做别的有益的事，这份真诚还是能够体会的。但实际上，报纸上登出来的高产数字，全是嘴上功夫，真正落到实处，便成了镜花水月。所以，到了这一年的冬季，还是他，在湖北武昌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反对作假。于是，那些吹破天的嘴巴闭拢了，这股热潮开始冷却下来。
在五官中，眼有神色，鼻有动作，嘴有声音，但耳朵是个奇怪的家伙，永远保持沉默。除了到高老庄做乘龙快婿的猪八戒先生，能摇晃那双蒲扇般大的耳朵，表示出快乐无比的心情外，耳朵本身，是很难看出喜欢听或不喜欢听的任何蛛丝马迹。因此，揣摩耳朵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然后，满足耳朵爱听的，从而能牢牢地把握住这双耳朵，便是历来做下属者对上司的一门顶尖学问。
在这方面，侍候过唐代后期敬宗、文宗、武宗的大内总管仇士良，可算一位佼佼者。他在宫廷斗争中，总是处于胜算的上风，他的敌手们始终也未能扳倒他，就是他这张嘴巴，对于皇帝的耳朵，十分管用。但年岁不饶人，到了不允许他再玩政治游戏的年纪，便求一个告老还乡。虽然权力这东西很诱惑人，可是他扶起来的武宗，翅膀硬了，未必会再买他的账，与其到那时落个身败名裂，玩火者有几个不被火燎着的呢，还不如趁皇帝未翻脸前，功成身退。
这个老滑头历仕三朝，将皇帝玩在手心里，重权在握，树敌无算，最后能平安降落，也让所有人艳羡不已。那些他的同道，自然要来给他送行，免不了向他求教固宠之术，老公公对众宦官们宣传他的耳朵哲学:“列位兄台，恕老身直言，天子是不可以让他闲下来的。你们要经常想办法弄一些声色犬马，甜言蜜语，满足他的耳朵的需要，而且要花样翻新，日新月异，让他没工夫顾到国家大事，这样，诸位才可以得志发达。尤其不要劝皇上读书，接近知识分子，他一看到前代兴亡的历史，忧国忧民，那我们就会被皇上疏远，一旦如此，大家也就没戏了!”这番临别赠言，说得一个个心服口服，拜谢而去。
鲁迅先生总结过，中国人作为草民的历史，无非两者，一是当顺民的年头，一是想当顺民而不得的年头，中国人非常之不敢造反，到最后官逼民反，无法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还是一心一意等待着招安。中国人的顺民思想，对于暴政压迫的承受能力，达到惊人的麻木不仁程度，才使得皇帝坐稳江山，才使得中国在经过三百多个皇帝的痛苦磨难以后，爆发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制度。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往上数，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出这么多朝代，这么多皇帝。这说明了一点，在中国，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没有比中国人听话，驯服，好领导，安分守己，不敢造反的了，还用耳朵干什么?所以，无论摊上多么混账的帝王，白痴的天子，实在擦烂污的统治者，以及自以为英明无比却折腾得老百姓无法安生的领袖之类，无论他们怎样蹂躏作践糟蹋摧残，老百姓只要想到自己不过是予取予夺，悉听尊便的草民，都会匍匐在地，山呼万岁的，只要不杀头，便皇恩浩荡了。
第66节：人情世态
所以，长在皇帝脑袋两边的耳朵，可就对老百姓的祸福利害，成了性命攸关的事情了。假如是好皇帝(如果有的话)，能听到老百姓痛苦的万分之一，也许多少体恤一些下情，他的子民，能生活得不那么受罪。假如是个不好的皇帝，那双被仇士良等蒙蔽了的耳朵，肯定听不到一丝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哀鸣，那么他统治下的中国，就别想有一天安生日子过。
怎样使皇帝的耳朵不管用，除了仇士良的“娱其耳目”外，无非两术，一曰隔离，二曰包围。我们到故宫走一遭，便会从紫禁城严密的内向型结构看到，那由高墙重重套叠起来的皇宫，其终极目标就是隔绝一切外来的声音。因此，“上达天听”，在封建社会里，要比中六合彩是更难碰上的好运。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在最高权力的周围，除了这种物质的墙，隔绝与外界的联系，更可怕的，紧紧围裹着统治者，还有一道简直是水泄不通的精神上的墙。所以，指望皇帝的耳朵，能听到两道墙外老百姓的声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皇帝究属少数，五千年来的中国，也就三百多位，何况，有皇帝的封建社会，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但这种会被隔离，会被包围，会被“娱其耳目”的现象，却是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的事情。所以，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双耳不闻窗外事”，固然不好，“一心只听奉承话”，那就更不好了。怎样使自己的耳朵破墙而出，能听见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听得下去不那么爱听的声音，也就会避免重蹈韦君宜先生在《思痛录》里所说的那些覆辙了。
慎哉，耳朵的功能!
舌头的功能
我记不起在哪里读到过，有关明朝万历年间，名相张居正的一则轶事，说他好美食，喜佳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按照孔夫子的教导，“食色性也”，这位明神宗的首辅，不仅好食，同时好色，年事虽高，姬妾众多，为了性欲不减，也颇讲究食补，吃各式各样据说能够壮阳的东西。总之，他是个会吃的官。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讲究口福的官呢?凡为官者，被请客吃饭的机会，要比老百姓多得多，因此，嘴巴越吃越刁，胃口越吃越大，吃的水平也就越来越高，逼得厨师的手艺也跟着精益求精，登峰造极。应该承认，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五千年来这班能吃、好吃、善吃、懂吃的大小官僚们的嘴巴。而要评功摆好的话，那极善品味的舌头，应该是中华美食走向世界的功臣。
舌头的功能，一是吃，二是说，好吃不好吃，会说不会说，全是舌头决定。
近代史的中国，不如意事常八九，只有在舌头导引下的饮食一项，在全球始终处于不败地位，给中国人多少增添一点光彩。
因此，或许有一点阿q式的自慰，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饱尝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攻打紫禁城，割地赔款，得了好处，也就滚蛋走人了，洋人至多猖狂嚣张一时;而我们中国厨师的炒勺锅铲，红白面案，油盐酱醋，五香作料，到了巴黎，到了伦敦，就扎下老根，再不离开，凭煎、炒、烹、炸这四个字，大做中国菜的文章，从此，就没完没了地让老外掏腰包，永远挣老外那根洋舌头的钱，要这样算起来，到底谁厉害，还很难说呢!
“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同样，回顾国内市场，休看下岗人众，国企不振，但大街小巷的餐馆、饭店、酒楼、食肆，由于舌头的需求，还是很发达，很昌盛的，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不过，要是从大饭店里摇出来的脑满肠肥，酒囊饭袋的公职人员，从小馆子里晃出来的满脸油光，打着饱嗝的乡镇干部看，这种拿支票的公款消费，对国库的增收，究竟有多大裨益，就不那么感到兴奋了。
不过，凭良心讲，浪费公款去吃去喝，是不对的，但中国的饮食文化，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倒全是托赖于这些官员们的舌头，不辞辛劳地吃，费心殚思地吃，白天黑夜地吃，中国菜才吃出来一个世界水平。若是仅仅靠那些“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有时说不定“糠菜半年粮”的老百姓，我估计中国菜对世界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因此，像张居正这样的美食家，和中国过去、现在的官员阶层一起，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是做出过杰出贡献的。
第67节：人情世态
真是应该向他们的舌头道一声辛苦，向他们的舌头致敬。
张居正的这道名菜，叫“鸡舌羹”，食谱上查不出来，想系他的独创。顾名思义，是用鸡的舌头做出来的汤了。汤或者羹，是中国菜的正宗，看商周的青铜器，大而宽，深而广，绝对是以食物的流质状态设计制造的。有诗曰:“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翁姑味，先遣小姑尝”，可见羹汤做得好坏，决定新媳妇在这家未来的日子好过与否。孔夫子也把羹看得很重的，他说:“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齐”即“斋”的意思，他要求人们像斋戒那样对待这碗汤，有这样的古训在先，小媳妇敢不把汤做好?
至今粤人爱煲汤，家家有煲，每餐必汤，认为羹汤是最补养的，看来倒是古风余韵的发扬了。不过，用鸡舌头做羹，恐怕连老广也闻所未闻。这舌头一定吃那舌头，吃得如此刁钻促狭，挖空心思，也算把食文化推到极致境地了。鸡舌并非凤髓龙脑，倒不难求，但是，得需多少鸡舌才能烧出一碗羹来，那可就令人咋“舌”了。
于是我想起另一则轶事，也是关于吃的。晋人张季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张翰为了这碗汤，把官位也放弃了，现在还有这种为了口福，而宁肯不当干部的傻瓜吗?恐怕很难找到了。
有一年，我到苏州，文夫做东，就有一道莼菜汤。滑腻的莼叶，飘在碗中，倒有一点鸡舌或鸭舌的样子，依次类推，张居正的“鸡舌羹”，总得百十只鸡的舌头作原料才行。此事放在现代化的养鸡场，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年，相府厨房里做这道羹的话，肯定是要大开杀戒，千百鸡头落地的场面。
张居正爱吃鸡舌头，挺个别，也挺乖戾，多少有一点变态。我不知道这种一定杀掉许多鸡，取其舌而食之的古怪嗜好，和他一生走钢丝的官场经历，而形成的淫虐欲、宣泄欲，有些什么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联系?他进入中枢时，高拱是元辅，权势极重，等到隆庆驾崩，万历登基，他就联络太监冯保，将他的前辈、某种程度上的恩公和老师，一脚踢开，赶出北京，回原籍安置。
宫廷斗争，从来是帝国最黑暗的渊薮中的隐秘，他要爬上高位，不得不屈身巴结在小皇帝和太后那里说话起作用的太监。“居正察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虑有叵测。为处分十馀条札而封之，使小更持之投冯保。”高拱对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后辈，也不是未加防范，更不是没有安排耳目。“即有报拱者，急使吏迹之，则已入矣。拱亦不知为何语，第恚甚，至阁，面责居正曰:‘昨密封之谓何?天下事不以属我曹，而属之内竖何也?’居正面赤不能言，干笑而已。”
在这种当场被捉的尴尬下，张居正咬住舌头，不吐露一点风声。但等到高拱要干掉这个碍事的冯保，竟不知深浅地要与张居正同谋，“使所善心腹报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居正佯笑曰:‘去此阉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随后，这个爱吃“鸡舌羹”的张居正，他舌头调转了一个方向，“阴使人驰报保，得预为备，而逐拱。”
“鸡舌羹”，有可能为朱买臣先生所为，张冠李戴，栽在了张居正名下，也说不定的，倘若如此，还祈读者见谅。但史书中的这位名相，确是一位非常讲究美食，非常喜欢美人，也是非常贪恋权力的一代名臣。尽管他具有非常的道德文章，非常的治国才能，但他，有机会“食”，有可能“色”的时候，是一个绝对全身心投入的纵欲主义者。我想，如同喝“鸡舌羹”一样，是他在勾心斗角的政治较量中，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中，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的一种必然的宣泄。
据说，这位首辅先生，年近六十，精力不减，房中术还是一等功夫。看来，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过的，权力是一种最强烈的兴奋剂，大概有些道理。因此，古往今来的官员们，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让人不得不敬佩。他们在权欲的催动之下，与政敌厮杀不误，有机会捞钱不误，搞女人日夜不误，从来不知疲倦为何物。张居正一生，可谓三不误的典型。万历皇帝(就是躺在定陵里的那一位)，在张死后抄家时，发现他竟拥有那么多环侍左右的娇姬艳妾，顿时间，火冒三丈。因为他忽然明白了，敢情这位元辅先生，能在北京城的三九天里，不戴帽子上朝，原来他是大量服了壮阳药，吃了壮阳食物，以致虚火上亢的结果。
第68节：人情世态
这位正当年的皇帝恼透了，有这般灵验的明代“伟哥”，竟不与朕同享，万历心中那份嫉羡与震怒交加，痛恨和报复齐来的复杂心情，能放过张居正吗?读《金瓶梅》，我们知道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食色性也”最为放肆而无节制的年代，特别在性风气上，更是一个最为泛滥而不检点的年代。那位才子屠隆，染上性病，汤显祖还作诗调笑，不以为什么羞耻的，那么一位首辅，弄几个妖姬冶妇，美女孪童，算得了什么呢?但是，神宗很不开心，你张江陵想要什么有什么，而我皇帝陛下却想要什么，常常得不到什么;甚至当太子时，想赏赐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几个钱，只有记账期之以来日。于是，我们也就理解万历收拾张时，为什么如此狠毒和不留情了。
应该说，作为首辅，执政近十五年，张居正确实做出了政绩，为世公认。《明史》称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然而，他的人格，品德，作风，政声，也有很多为人所不齿的地方。与他同科进士的大文人王世贞，就对他很不以为然的。在文章里曾嘲笑过，一位当朝宰相，竟然下作到以“晚生”的帖子，递过去以取悦于太监冯保，虽偶一为之，也颇令人作呕。无非因为这个太监能左右太后和皇帝，他不得不依靠他，不得不拍他马屁，即使如此，也不必卑躬屈膝啊!但从这里看到，张居正不但善吃，同时也善溜舔，舌头的功能，在他这里，也算得到超常发挥了。
据明代的文人焦竑的《玉堂丛话》，说到他奉旨归葬，从北京出发到湖北江陵，一路上作威作福的排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仅他乘坐的轿子而言，就得要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轿上不仅有正厅，还有庑屋，还有侍候他的童子，两旁站立，茶水侍候。估计那轿子当不小于现在的“考斯特”。最可怕的，沿途供应他老人家的吃，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头，则更是一路经过的州县衙门，所伤透脑筋的事。
“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一百道菜上来，张居正眉头紧皱，举筷踌躇，简直没有他可吃的，其口味之高，其舌头之刁，其嘴巴的难侍候，可想而知。要是从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的一则记载看，这一家人的味觉神经，也够登峰造极的了。
“江陵归葬公还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入京。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时日午，秋暑尚炽，州守名张纶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其臧获辈(家奴厮役之类)则饫以牲牢(肯定五星级待遇)，盖张(这个马屁精)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属厌，反以凉糜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谓相公曰:‘一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次日，纶即拜户部员外郎，管仓、管粮储诸美差。”
张居正的舌头一动，解决了一批无锡厨师的就业问题;老太太的舌头一动，使得通州运河边上小小七品县官，一步登天，擢升到中央政府工作，这就属于舌头的第二功能了。但最后，想不到这位既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也卑污轻贱，曲节事人;既治国有方，政声蜚扬，也官僚腐败，贪刻残酷;既轰轰烈烈，位极人臣，也碧落黄泉，惨遭灭门的张居正，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败，也与舌有关。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江陵始终宦官》说:“江陵之得国也，以太监冯保力……而最后被弹，以致籍没，亦以属司礼张诚，岂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乎!”当年，张居正舌头一动，断送了高拱，拉拢了冯保;现在，一个更得宠的太监，在万历身边，张诚舌头一动，把罪状一条条呈给皇帝耳边;而那个高拱，别看败在他手，临死之前，趁舌头还能动，又搞了一份《病榻遗言》告上去，历数张、冯的罪恶，火上加油，促使万历下了决心，在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终于被抄家夺爵，总算留一点面子，没有戮尸。
第69节：人情世态
这一切的是是非非，无一不是舌头在兴风作浪，想到这里，真有一点不寒而栗呢?但王世贞先生，也不是什么好样的，在张江陵如日中天的时候，曾经起劲地去巴结过的，甚至洋洋洒洒，写过吹捧他双亲的祝寿文章，想讨他的好，希望得以引荐，跻身朝廷，求得朱紫。奈何张居正认为，阁下文章好，未必适宜做官，还是当你的文人算了。也许由于未能满足欲望，现在，你死了，你倒台了，我反过来敲打两句以泄愤，也是情理之常。所以说，文人的舌头，通常是靠不大住的，一会儿向这边拐，一会儿向那边拐，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现在还是回到舌头的功能的正题上来。
其实，舌头这个器官，它的第一功能，是与鼻子相辅相成，司味觉。但也有分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空气中究竟是兰麝之香，还是鲍肆之臭，它是不闻不问的。通常情况，除了与情人接吻，除了馋得舔嘴巴，除了神农氏尝百草，除了悬梁自缢后，舌头拖出来回不去，人的舌头不外露，基本上是躲在嘴唇、牙齿后边，辨味而已。是倒牙的酸，是蜜般的甜，是连心的苦，是似火的辣，是打死卖盐的咸，是张不开嘴的涩，是烫得起泡的热，是彻骨钻心的凉，这一切，全赖舌头加以辨味，然后，决定取舍。而这个权又极有限，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一盏苦酒，若是捏着鼻子必须喝下的一碗苦药，若是自己酿成悲剧的一颗苦果，若是御赐的要你立时三刻就毙命的一杯鸩毒，尽管不想喝，非常不想喝，舌头也无法拒绝。嘴唇挡不住，牙齿咬不紧，舌头也就只有照单全收。
于是，舌头的第二功能，便成了最主要，最能动，甚至也可能是最可怕的方面了。
《诗经》早就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写出了老祖宗对于舌头这种功能的惧畏:“巧舌如簧，颜之厚矣。”舌头能像乐器里的簧片那样灵活，歪曲事实，播弄是非，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把事情搅到满城风雨，天昏地暗，乱七八糟，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张脸皮也未免太厚一点了吧!唐代刘兼的一首《诫是非》诗中写过:“巧舌如簧总莫听，是非多自爱憎生。”但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对舌头的这份功能具有清醒认识的。
君不见“长舌妇”的说长道短，乱搅是非;“嚼舌头”的胡说八道，莫衷一是;“鹦鹉学舌”的毫无主见，重复别人;“唇枪舌剑”的能说会道，狡辩如流;“舌战群儒”的天花乱坠，满口喷沫;“簧口利舌”的耍嘴卖快，胡搅蛮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的没边没沿，胡吹海谤;老百姓还有句俗话，“舌头能压死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舌头要想抬爱什么人，贬低什么人的话，在嘴巴里拐个弯即可。所以，打小报告的舌头，出卖朋友的舌头，煽风点火的舌头，添油加醋的舌头，几乎没有不得逞的。陆龟蒙“古来信簧舌”的感慨，绝不是无的放矢之谈。……舌头，在人体各器官中，作韬晦状，不求外露，但切莫以为它老实巴交，安分守己，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家伙，要是按捺不住，在你背后跳出来的话，你还真是猝不及防的，我就有过绝不止一次被害苦了的教训。
于是，我想起来巴西作家吉里耶尔美·菲格莱德的《伊索》，1959年，北京人艺曾将它搬上中国舞台，这个剧本使我对于舌头的功能，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个伊索，我们知道他是位大寓言家，可在古希腊，他却是一个不自由的奴隶。没有出版商为他炒作，没有评论家为他吹捧，更没有哥儿们姐儿们同他抱团。他只有一个可以用鞭子抽打的主人，他永远要受这个主人的奴役。
那一天，他的主人克桑弗请客，吩咐他准备菜肴，于是，遵命而行的他，第一道菜，上的是清蒸舌头，第二道菜，上的是熏舌头，第三道菜，端上来的是红烧舌头。克桑弗一见，立刻大发其火:“又是舌头，难道我没有命令你给我的客人拿所有菜当中最好吃的来吗?为什么你只是拿舌头来呢?你想让我出丑吗?”
“老爷!”伊索解释说:“还有什么能比舌头更好呢?它能把我们所有的人联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舌头，我们就什么意思也表达不出来。舌头是科学的钥匙，真理和理智的武器。舌头能帮助我们建设城市;舌头帮助我们表示爱情。我们用舌头教学、说服、训导、祈祷、解释、歌唱、描写、证明、肯定。我们用舌头说出‘亲爱的’，‘神’和崇高而神圣的字‘妈妈’，我们用舌头来说‘是的’，用舌头来下命令叫军队去打胜仗……”
第70节：人情世态
奴隶主的智商并不高，听得十分惬意，于是，心血来潮:“伊索，你的确是把所有菜当中最好的菜拿回来了，现在，你再到市场上去，给我把那里所有的菜当中最坏的菜买回来。”可是，伊索并没有怎么忙碌，很快地端着托盘又走进来了。克桑弗揭开菜盘上的布单，一看，怒火中烧，禁不住咆哮起来:“怎么又是舌头?……蠢货，你不是说舌头是最好的东西吗?你是想叫我鞭打你一顿吗?”
“我并没有错，老爷!”伊索沉静地回答:“我的主人，舌头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舌头是一切阴谋的源泉，一切造谣中伤的开端，一切争论的祸首。在广场上坏诗人用舌头使我们疲倦，不会思想的哲学家也总是求助于舌头。舌头能撒谎，掩饰，颠倒是非，诽谤人，侮辱人，怯懦地隐瞒，求乞，诅咒，能让人萎靡不振;能让人狂怒、歪曲、出卖、诱惑、堕落。我们正是用舌头说出这样的字眼:‘你死’，‘无赖汉’，‘奴隶’，我们正是用舌头说‘不行’这句话，阿客琉斯用舌头表示了自己的愤怒，俄底修斯用舌头说出了自己的奸计。克桑弗，这也就是世界上没有比舌头更坏的东西的原因。”
听这位古希腊的奴隶寓言家，淋漓尽致地说到这里时，我想，对于三寸不烂之舌的功能，应该有了一个全面足够的认识。因此，要是它一旦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时，老兄，给你提个醒，无论对自己的舌头，还是对别人的舌头，无论对当面的舌头，还是对背后的舌头，都得十分小心才是。
千万千万!
屁股的功能
对不起，当我落笔写下这个令人掩鼻的题目以后，不由得深感愧疚。好像不该把这不登大雅之堂的部位，摆到台面上来的。不禁握笔踟蹰，奈何，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组成部分，自有其重要性，似不应该将其例外。何况，人世间尚有趴在臀下舐屎啜尿，胁肩谄笑，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侪辈，还有众多的龌龊肮脏，苟且卑劣，阴损缺德，下流无耻的物事，与屁股相比，恐怕更不干净。
于是，我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下去。
其实，在西方国家的选美活动中，作为三围之一的臀围，是衡量女性美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我们在汉语中，经常可以看到用来形容女子身态体姿的词语:如“袅袅”，如“婷婷”，如“娉娉”，如“婀娜”，细细琢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部位的存在，有莫大关联。要不是具有丰美曲线的臀部，怎么会产生出女性特有的美感呢?
不过，话说回来，什么样子的女性臀部，曰“袅袅”，曰“婷婷”，曰“娉娉”，曰“婀娜”，不同之处何在，对这些汉字，大概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若是拿一张纸，请教一位读了许多古文的老夫子，什么样子的山是“嶙峋”，什么样子的山是“峻峭”，麻烦他画出来看看的话，肯定崴泥。但汉语中某些很难予以量化的字词，别看语焉不详，但在传达信息的方面，是并不弱的。要是用上述词语加诸某位小姐，可以想像得出来，她准是一副风姿绰约，体态优美的样子。
所以，要谈到臀部的功能，对女性来说，自然是属于审美范畴的事情了。据说世界上那些顶尖的模特儿，屁股都是买了保险的。但男性的屁股，就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它可以说是人体最受委屈的一个部位。臀若能言，肯定声泪俱下。虽然，高官，阔佬，名流，权威，有人会拍马屁，拍得眉开眼笑，心旷神怡，但那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屁股本身，并无任何实惠可得。相反，自古以来，屁股总是扮演挨踢，挨打，挨踹，挨板子抽的角色。鲁迅先生说过，“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于是，臀的全部痛苦，除了排泄身体里的垃圾，除了与人体最见不得人的器官为伍外，就是撅起来挨打了。
刚出生，产婆打，要你哭出声来，证明你非死婴;小时候，家长打，因你淘气闯了祸，不求上进;念了书，老师打，谁教你不做功课，逃学调皮。成年以后，屁股的安全系数才大一点，但也说不一定，要是你不幸生在明朝，是那个朱皇帝的臣民，即使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保不齐，也有可能受到廷杖的处罚。
第71节：人情世态
廷杖，就是皇上打臣下的屁股。
在明代，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一十五人;二为嘉靖四年的“争大礼”，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从生理学的角度考察，臀虽肉厚，其实皮薄;脸似细嫩，皮层却厚，相对于臀而言，骂人曰脸皮厚，倒也不算冤枉，著书曰《厚黑学》，确系把握实质。尽管，打屁股的声音清脆悦耳，手感较好，但脱脱穿穿，比较麻烦，不如脸在面前，触手可及，所以，时下经常可听到啪啪的耳光声，尤其女人打不要脸的男人，男人打丢了他脸的女人，一掌过去，不同凡响，也够刻骨铭心的。因此，对付成年人的正儿八经地打屁股，便愈来愈罕见了。可在明朝，朝廷流行打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衣冠楚楚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门外的砖地上，亮出臀部挨打。
面对那一片形形色色的屁股，人们能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你不能不佩服我们这个能将严肃化为玩笑，又能将玩笑化作严肃的民族，那种煞有介事的本领。据说，刘瑾用事以前，被廷杖者，犹可以穿着朝服挨打，但这个心理变态的阉竖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虎如狼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大臣们皮开肉绽，士子们血肉飞溅，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于是，你不能不为中国统治者的残忍，感到吃惊;同时，你也不能不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甘受于统治者的这种暴虐，而把屁股撅出来挨打，感到更为吃惊。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甚至在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风景。
我不禁想起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那位骄妄的远征军元帅爱塞克斯了。在任命爱尔兰总督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因他推荐的人选被否，使他很没面子，这位年轻气盛的伯爵，竟敢口出不逊，在众多朝臣面前，顶撞伊丽莎白女王，差一点就要骂你这个老太婆懂个屁了。如此放肆，如此混账，女王当然怒不可遏，但也只是赏了他一记耳光，仅此而已。看来，这就是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方，有一点人本主义的文明了。早先，伦敦塔桥上挂着成串的枭首头颅，也有过杀人如麻的时期。即便如此，我相信也比碰上咱国的朱姓皇帝强，伯爵大人，你若敢对中国的陛下呲毛的话，我敢保证，不但会把你每根骨头敲断砸碎，连浑身上下的肉，也将菹为肉酱。
所以，这种在朝廷上打臣下屁股的恶刑，只有在东方式专制制度下，只有在把人绝对不当人的封建社会里，才会出现。好不奇怪的是，到了十年“文革”，遥远年代的廷杖，阴魂不散，又回潮出现。造反派和年纪不大的红卫兵，所发明的喷气式，其实与廷杖无异。强迫走资派(更多的是倒霉的知识分子)，低下脑袋，弯腰向地，反插双手，而使臀部朝天的难堪行径，与明代皇帝打臣下屁股，主旨是差不多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苦楚，合二而一，亏他们想得出来。令人诧异的是，造反派，文化一般不高，红卫兵，功课基本不好，但掌握住封建社会虐待人犯的精髓，一脉相承，显然不是苦读《明史》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因此我总怀疑，几千年的封建余毒，已成为基因，流动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否则，为什么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如果，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反右派，到十年“文革”打倒走资派，历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政治运动考察，在共和国的每一个细胞体，我们叫做“单位”的搞政治运动的做法，无不可以看到影影绰绰的廷杖影子在。昨天大家还好好的上班工作，开会学习，今日忽然成为痛批狠揭，罪不可赎的对象。这和明代那些臣宰御史，学士翰林，刚才还在殿上慷慨陈词，侃侃而谈，忽然间，不知陛下吃错了哪味药，还是神经发作，癫痫病犯，一言不合，龙颜大怒，便喝令推出去，在午门外接受廷杖。
第72节：人情世态
20世纪的政治运动，14世纪的午门廷杖，如果说有所不同，无非古之为皇帝，为锦衣尉，今之为单位领导，为积极分子罢了。角色虽换，目的不变，那就是要把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人格尊严，践踏到一丝不剩，羞辱到你觉得自己连块破抹布也不是，就这一点而言，古今并无差异。我还记得在“文革”狂飙年代里，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那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场面。幸好，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要是退回到五百年前，肯定会将他们的衣服剥掉，供红卫兵打板子的。
大概，人类在进步的同时，文明之中的黑暗和愚昧，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即使无边革命的人，那血管中的封建基因发作起来，也是蛮可怕的。作为政府行为的廷杖，也许再难一睹，但作为亚政府行为的精神廷杖，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经受过政治运动“锻炼”，和十年“文革”“洗礼”者，是会有深刻体验的。
这种专打屁股的廷杖，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在西方的《摩西法典》里，虽有“鞭笞”的刑罚，但类似中国的“脊杖”。就是《水浒传》里林冲、武松犯事后，押解到沧州服刑，在坐牢前的那顿“杀威棒”，行刑者绑人犯手脚于一个特制的架上，使其无法闪躲笞杖，并不着意专打屁股。而廷杖，则是集羞辱与惩罚于一体的刑法，其中既有家长统治的蛮横，也有某种变态心理的施虐，这种酷刑，只有咱国的皇帝，而且基本上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皇帝，才能干出的好事了。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笞和杖，古已有之，在统治者眼中，算是轻刑，但执行起来，通常是不死也得脱层皮。据说，明代廷杖，行刑者看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若外八字，此人尚可留得一条命在，要是内八字的话，那就一定立毙杖下。所以，笞和杖，打的是屁股，弄不好要付出性命。早在汉景帝刘启上台时，就觉得这样的“轻”刑，施之于一般犯人，“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不利于他那时提倡的大政方针，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他下诏:“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后来，他觉得还不够，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见《汉书·景帝本纪》)
到了明代皇帝，就没有这种气度了。据《明史·刑法》里的记载，连打屁股的板子，都明文规定其尺寸。“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从《明史·吴中行传》中看到:“中行等受杖毕，校尉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由此可知，五刑(笞、杖、徙、流、死)中的两刑:笞，专打屁股;杖，打屁股兼及腿，总之，臀最倒霉。如果说屁股的功能，竟体现在惩罚上，也真是太悲哀了。
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朱元璋喝令廷杖时的心态了，我认为，他的虐待狂，是和他童年当和尚，多尝屈辱;成年当混混，屡受欺凌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有关。在中国全部皇帝中，他的出身最好，成分最棒，应该说是一个地道的红五类;但也是所有这些皇帝中极其残忍，极能屠杀的一个。吴晗先生不受唯阶级论的偏见制约，认为朱皇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应该说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结论。据说毛主席对此不甚满意，讽示他修改这个看法。作为《明史》专家的他，大概秉着“吾爱‘领袖’，吾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到底也没大改。最后，他为此吃了大亏，以致送命，那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朱元璋的评价，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自无疑义。
第73节：人情世态
我一直臆测，怀有虐待狂的朱元璋，也许抱着这样一种流氓精神行事的:不错，我曾经是王八蛋，但今天我做了皇帝，妈妈的，我就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打成王八蛋。估计，不光中国，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胡作非为的领袖人物，都是以这样的流氓逻辑统治他的臣民，才弄得国将不国的。汉刘邦，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还可以美其名曰反潮流;这个朱元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甚至在金銮殿上亲执刑具，施暴泄怒，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有些被他摧残的臣下，也忍不住对他这种荒唐的歇斯底里表现，提出抗议，你不感到丢人，我还为陛下感到羞耻呢!有位名叫谢肃的官员，“出按漳泉，坐事被逮，孝陵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
吴晗分析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平定天下以后，惟恐廷臣对他不忠实，便用廷杖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疯狂镇压，嗜杀成性，的确是朱元璋御临天下的一个特点。野史称:朱做皇帝后杀的人，比他打天下时杀的人还要多。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至少有近十万人死于非命，有的城郭村镇，竟被株连灭族，杀得一个不剩，鸡犬不留，成了鬼墟。
用杀头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巩固其统治;用廷杖打屁股的办法，从精神上威慑官吏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乖乖就范，便是朱皇帝的两手。尽管他一方面不得不依靠文职人员，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他对于“士”阶层的压根儿的敌视、仇恨、排斥，想办法打击报复的阴暗心理。
这偏执狂，就和他的出身成分有关了，吴晗说他“惟恐廷臣对他不忠实”，其实，这位皇帝更怕的是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从他兴起的文字狱看，可以用“毫无水准，层次极低”八个字形容。像阿q头秃，故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哪怕是给他上贺表，只要出现与“僧”与“贼”的同音字，触到他当过和尚，当过兵痞的他认为不光彩的过去，也会勃然大怒，当场被砍头的。最荒诞无稽的，与他相隔千年之遥的亚圣，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其实与他狗屁也不相干，可朱皇帝大光其火，下令把这个擅议君主的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取消他的配享资格。要不是那年日食，孟老夫子只能在孔庙后院吃冷饭了。
凡草根阶层出身的统治者，大自国君，小至里长，都会有一种天生的对于知识、文化、文明、科学的怀疑和拒绝的情绪，小农经济思想所形成的偏执、愚昧、狭隘、短视、封闭、保守、局限、畏缩的心态，更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与嫉恨的程度。所以，这类人之中像朱元璋具有流氓精神者，一旦掌握权柄，哪怕当个小小的科长，轻者，对知识分子抱警惧防范之心，重者，则以挫折践踏知识分子，以获得报复的快乐。
对这类小人得志者而言，有权以后，取得物质的满足，性欲的满足，大概比较容易。但要使处于弱势的精神世界，也强大到足与“士”阶层相抗衡，却不那么轻而易举。因为，大学是要一天一天念出来的，书本是要一本一本读出来的，文化水平是靠一日一日积累出来的，精神修养是要一代一代熏陶出来的。虽然，可以混到学历，可以拿到文凭，可以谋得职称，甚至人五人六，像模像样，但是，精神世界的瘪三状态，却不是靠恶补可以迅速改善的。于是，借助于自己的权力，将这些精神上的强者，裤子剥掉，屁股露出，“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打得死犹不死，不死几死，人格丧尽，尊严全无，你还有什么好翘尾巴的?
历代文人的厄运，无不因此而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无不因此而来;说到底，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精神上的矮子，对稍高于他的人的一种嫉妒，一种仇恨，一种报复，一种宣泄罢了。
于是，屁股便遭殃了。
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绝对的，也有这样的反常情况:打人屁股者，固然得意，但未必凯歌高奏;被打屁股者，固然脸面全无，但未必就等于失败到底。《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受笞挞”，就写了贾政发威风，打贾宝玉屁股的一段故事，结果，老子落了一个大大的不是，儿子倒成了一个香饽饽。
第74节：人情世态
曹雪芹不愧为语言大师，这段打屁股笔墨，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精彩篇章。舍此之外，中国文学史上，还能找出一篇屁股吃板子的文章吗?
贾宝玉之所以挨老子痛扁，罪状为“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就这位年轻公子而言，在成长期间，这种性意识萌动的表现，比之贾赦、贾珍、贾琏之流的滥淫，比之茗烟按住小丫头干警幻仙子所授之事的荒唐，真是算不得什么。贾母，是位绝对明白的老封君，早参悟出来，哪个男人不偷鸡摸狗?贾政者，“假正”也，却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一上来就将此事的性质，定作敌我矛盾处理，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意。
就像有些人一到搞运动的时候，马上来了精神，马上亢奋不已，贾政也是充满了敌情观点，意志坚定无比，嗓门提高八度，喝令他的随从小厮:“给我狠狠地打!”
“小厮们不敢违，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还嫌打得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等到王夫人来了以后，“更加火上浇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甚至咆哮着，要用绳索勒死这个孽障，说着也真的动起手来。也许政老爷很少有表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好容易捞到这一回，所以，一下子就过火，过分了。
贾政情不自禁地亲自掌板，打他儿子，就会想到朱皇帝在金銮殿上亲自操刀，施暴臣下。看起来，这两位都属于长期处于弱势状态之下，精神压抑的结果。所以，一遇机会，逆反心理，加上报复欲望，便按捺不住地要爆发出来。如果研究一下贾政在这个大家庭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便知道他的这股无名毒火，从何而来。地位尊崇，不过牌位，名义当家，实际傀儡，做官一任，差点革职，为文一生，狗屁不成，这样一种尴尬状态，他内心能够安宁吗?
年轻人办诗社，宁肯邀大字不识几个的王熙凤当监社御史，也不让他来指导指导，连空衔顾问也不给他;大观园题匾额，按说是他一次露脸的机会，可才思匮乏的他，一无佳联，二怕出丑，不得不任由着他儿子着实狂了一回，享足风光，能不让政老爷受刺激。因此，他恨处处事事抢了他风头的贾宝玉，一见他就像仇人似的。
而且，他儿子活得痛快，过得舒坦，想躺想卧，悉听尊便。他呢，却要一天到晚，一本正经坐在那里，做灶王爷状。他儿子的周围，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倚红偎翠，履舄交错，好不滋润。他呢，却只有一个歪瓜裂枣的赵姨娘，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满府里，从老太太起，到丫环小厮，谁不把贾宝玉当成宠儿，看做明星。这小子不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连北静王也成为热烈的追星族。他只有枯坐在书房里，饱受凄冷，这种被摒弃在主流以外的失落感，怎么能不让他严重失衡呢?
这回好了，女婢投井，王府讨人，环三告密，血口喷人，得到这样一个有把的烧饼，能不抓起板子将宝玉往死里打吗?我们知道，所有借机泄愤者，都会找到冠冕堂皇的说词。贾政口口声声，替天行道，也说明他有见不得人的心虚，否则就不会威胁下人，谁传消息出去，就跟谁算账。所以，贾政说，不能等酿到将来有一天杀父弑君才管，不过是幌子，一心报复，才是他的真实思想。
老子出了气，儿子受了罪，“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件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臀看至腿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贾宝玉挑逗金钏，私藏琪官，为这些发自于性萌动行为，付出了苦楚的代价。
这顿肉刑，贾政的宣泄，只是痛快了片刻，从此，却败在他儿子面前，再也管不了他。而贾宝玉，痛苦一时，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一打，成了千呵万护的大众情人，整个贾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围着贾宝玉转。慰问团一拨一拨，志愿者一批一批，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点着名让姐姐妹妹过来陪他，真是好不得意。而贾政，惨透了，先跪下来忏悔，后向老太太求饶，终于被逐出现场，栽了很大的面子以后，只好灰溜溜地躲在书房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
第75节：人情世态
老太太怕他反攻倒算，甚至下了道死命令，“以后老爷要叫宝玉，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政老爷发动的这次重建权威的内战，本以为能挽回自己的精神颓势，再振雄风，结果，他倒像被打了屁股似的，灰头灰脸，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以彻底失败告终，那位臀部留有棒疮疤痕的公子哥儿，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这个温馨甜蜜，迷恋陶醉的温柔乡里，贾宝玉“不觉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他忍不住思索，倘非这顿屁股，能获得这种“大畅”的感觉吗?“我不过挨了几下打，她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倘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她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有她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她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看来，这一次贾宝玉的打屁股，倒应了毛主席的“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话。听贾宝玉这番内心独白，他不但不觉被打之羞，被打之痛，甚至也不觉人格被侮，尊严受辱，整个心灵受到戕害。适得其反，而是深深感到了这顿屁股打得好，打得太好，因为给他带来“大畅”的感觉。
像这样打出来一身贱骨头“求大畅”者，还不止贾宝玉呢!话题又绕回到《明史》上来，为什么那时有这些被廷杖的士人，除去帝王的昏庸暴虐，权臣的刚愎自用，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等等因素外，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垂名青史的虚荣感，甘愿冒天威以坚持道德名教，纲常伦理自任，受刑惩而得大名节，也是使廷杖滥施的原因。因反对张居正夺情，不守父丧，多次上书，最后，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这些人“虽见辱殿廷，而朝绅视之，有若登仙”，看来，受廷杖，得令誉，屁股的支离破碎，赢得了身前身后之名，比之贾宝玉的“大畅”，又高上几个层次，何乐而不被人打屁股呢!
正是他们杖后抬出长安门外，一路上被人礼拜的，那通身笼罩在光环之中的圣徒形象，使得有些士人，也想到达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以求得一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心灵的扭曲程度，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那位受杖的领袖人物赵用贤，更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推向极致。此公“体素肥”，想来是个胖子，膘壮肉厚，脂肪丰富，那重量级的臀部，自然要比骨瘦如柴者经打些。他与吴中行，同样被“杖六十”，刑毕，吴中行当时就“气绝”了，他虽“肉溃落如掌”，但还有口气，就在这奄奄一息之际，让他的妻子将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
将自己屁股上的肉，悬挂在屋梁上，令其风干，当成大名节的纪念，这种以展览耻辱而自鸣得意的病态心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块史称之为“人腊”的臀肉，从此自然是镇宅的圣器，传之后世的吉祥物了。每当拿出来炫示，展现，玩味，品鉴时，我想赵用贤御史的脸上，便涌上幸福的光芒，忍不住额手称庆，感谢这顿廷杖，才有这块“人腊”。他捧着这块说不定有点臭烘烘气味的肉干，看到的是一份名声，一份荣光，一份资本，更是一份他向往的不朽碑石。
好啊，这屁股打得好啊!他会这样给自己喝一声彩的。
但是，后人读《明史》至此，对他这块风干人肉，恐怕就不免觉得恶心。中国文人的丑陋，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没起子的事情了。
明朝已远去，时下又如何?近年来的时尚，以总结历史教训的名义，避免重蹈覆辙的理由，许多人来不及地写了许多东西，当然是大好事，但其中有些篇什，恕我不敬地讲，像赵用贤那样，一份炫示之，演义之，时不时地像珍宝一样地展览之，歌颂之，也是想把臭兮兮的货色，当做香喷喷的东西出售，为自己那一份不怎么样的过去，涂脂抹粉，不知该怎么打扮得更正确才好。
第76节：人情世态
“文革”期间，我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被押到批判大会的台子上，左牛头，右马面，上面坐着一排阎王老子，将你喷气式一架，有勇气敢与造反派、红卫兵炸翅者，做“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壮烈状者，竟无一人。为什么?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廷杖，早将你的自尊心揉来搓去，成了一块破抹布，还有什么可顾惜的呢?至于英勇抗争，坚贞不屈，慷慨从容，大义凛然，死不低头，坚持真理，声严色厉，毫不买账，牢底坐穿之类，都是在重新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时，才想起应该洒的胡椒面。
“士”阶层的怯懦，软弱，苟且，偷生，也是助长这些痞子皇帝肆意妄为的因素。同样，“文革”期间，那些痞子先锋所以敢如此为非作歹，也是吃准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先生们，女士们，可以“王顾左右而言它”，千万别瞎编，拜托了。
要是看到坊间现在正流行的忆旧之作，反思之篇，一些名公们，也有效赵用贤那样，拿自己“五七反右”、“十年文革”的“人腊”，招摇过世，冀获声名者，多少觉得有些反胃。也许历史这东西，如李白诗“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云，无论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传统，是有其承继性和延续性，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对这类新的丑陋，就留待后人，在新的《屁股的功能》中去写吧!我这里，用一句北京土话来形容，只是“卖羊头肉的，不过细盐(言)”地提个醒罢了。
……
顺便说一句，这组器官功能的系列文字，已经写到这个不雅的部位，看来也是应该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于是，就此打住，并谢谢各位赏脸!
曹雪芹写吃
北京谚语，“三代做官，才知穿衣吃饭”，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讲究口福的官员呢?
我记不起在哪里读到过，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则轶事。说他好美食，喜佳人。这位明神宗的首辅，完全按照孔夫子“食色性也”的教导，不仅好食，同时好色。有正式编制的姨太太，达七位之多，还不包括众多的姬妾，和长期、短期的性伴侣。为了性欲不减，为了旺盛的荷尔蒙，自然要吃各式各样能够壮阳的东西。食和色，在他这里达到了高度一致。
戚继光守登州，专门指派渔民，到黄海捕获一种名叫“腽肭脐”的海兽，取其睾丸，也就是俗谓的海狗肾，定期送往北京，给这位内阁长官，他的顶头上司煲汤喝。据明代文人王世贞的记载，张江陵喝了这种汤以后，奇热攻心，阳亢无比，虽数九寒天，头顶出火。由于张居正冬天戴不住帽子，官员们在风雪寒冬的天气里，也都效法首辅，一律光头，这就成了万历年间京城的一道风景线。
张居正吃到这等离奇荒诞的地步，你得承认，凡官皆擅吃，不吃难为官，他是个会吃的官。
这并不稀奇，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不讲究口福的官员呢?只要是官，被请客，被宴会，被应酬，被尊到主桌主位的机会，要比老百姓多得多。因此，嘴巴越吃越刁，舌头越吃越灵，胃口越吃越大，品味越吃越高，于是，吃的水平也就越来越高，逼得厨师的手艺也跟着精益求精，登峰造极。
应该承认，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五千年来这班能吃、好吃、善吃、懂吃的大小官僚们的推动。倘若要评功摆好的话，拥有善吃之嘴，善品之舌的大小官僚，应该是中华美食走向世界的功臣。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饱尝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部近代史，不如意事常八九，落后挨打，愚昧挨打，不长进挨打，打得中国人实在抬不起头来。但是，只有中餐，打不倒，谁也没打过，打也打不倒，真是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甚至可以这样预言:真是到了地球终结那一个晚上，在最后的晚餐桌上，选中餐吃者，肯定要比选西餐吃者，要多得多。
这种自我安慰，有点阿q，可除了这，还有别的值得阿q的吗?
于是，不禁为中国的吃骄傲起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偷了东西走了，八国联军攻打紫禁城，抢了东西走了，日本鬼子在中国赖了八年，最后无条件投降滚蛋了;而我们中国的厨师，和炒勺锅铲，红白面案，油盐酱醋，五香作料，飘洋过海，到巴黎，到伦敦，到旧金山，落地开花，开花结果，结果生子，永远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
第77节：人情世态
一衣带水的日本，更不在话下，我在东京新宿一条小街上，走进一家中华料理店。那师傅是从广州去的，特地给我煮了一碗云吞面，声明不收费，是奉送给我这位同胞的。我问他，想家吗?他说想。我又问他，想回去吗?他说不想。看来中国厨师，到了番邦，就再不离开，就凭煎、炒、烹、炸四字经，从此，没完没了地让老外掏腰包，挣老外那张洋嘴巴，那根洋舌头的钱。
要这样算起来，到底谁厉害，还很难说呢!
张居正这道名菜，我记住了，食谱上查不出来，叫“鸡舌羹”，想系他的独创。顾名思义，是用鸡的舌头做出来的汤了。汤或者羹，是中国菜的正宗，看商周的青铜器，大而宽，深而广，绝对是以食物的流质状态，来构思来设计来制造的。有诗曰:“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翁姑味，先遣小姑尝”，可见羹汤做得好坏，决定新媳妇在这家未来的日子好过与否。孔夫子也把羹看得很重的，他说:“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齐”即“斋”的意思，他要求人们像斋戒那样对待这碗汤，有这样的古训在先，小媳妇敢不把汤做好?
至今粤人爱煲汤，家家有煲，每餐必汤，连本是北人的客家人，或后来南下的干部，也煲汤成瘾。认为羹汤是最补养的，看来倒是古风余韵的发扬了。不过，用鸡舌头做羹，恐怕连老广也闻所未闻。这舌头一定吃那舌头，吃得如此刁钻促狭，挖空心思，也算把食文化推到极致境地了。鸡舌并非凤髓龙脑，倒不难求，但是，得需多少鸡舌才能烧出一碗羹来，那可就令人咋“舌”了。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爱吃舌头的，那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了。
不过，他要吃的是鸭舌头。第八回，他在薛姨妈处便饭，“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鸭信，即鸭舌，煮熟，用香糟卤汁浸泡，入味后，便是一道美味冷盘。吃的时候，喝两口绍兴花雕，而且是加过温的，那就更是香醇佳妙了。看来，贾宝玉是一个懂得欣赏美味的人，其实，不是贾宝玉懂，而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懂。
那是一位写吃的文学大师。
老百姓也有以动物的舌为菜肴的，例如北京小饭馆的“卤口条”，例如广东路边档的“烧腊猪脷”，都属于大快朵颐，淋漓酣畅的享受。虽然，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吃贵族阶层的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障碍，但是，吃过“鸡舌羹”，吃出刁钻胃口的张居正，要他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铺，坐在油渍麻花的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人的二锅头，我想他会敬谢不敏的。同样，让吃过“酒糟鸭信”，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要他在上九下九哪条小马路的摊档食肆，满嘴流油品尝“烧腊猪脷”，饮那种一股中药味的五加皮，肯定大摇其头，会对他的小厮茗烟说，你把马牵过来，咱们还是回府里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寻的。
张居正奉旨还乡，从北京经大运河，下江南，再去湖北江陵老家。一路上，大州小县，谁敢不找最好的厨子，做最好的菜，来侍候他老人家?七碟八碗，山珍海味，呈供上来，努力拍他的马屁。可张首辅皱着眉头，说，没有一道菜，是我想下筷的。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这两个人的饮食好恶的标准，就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两个层次的区别所在。
曹雪芹接着这样写，“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这个细节挺传神，将贵族和平民在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的差别，着墨不多，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三代做官，才知穿衣吃饭。”或稍雅致一点的:“三代为宦，方知穿衣吃饭。”
第78节：人情世态
于是，我就想起我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一次“红楼宴”的经历。
说实在的，我非常佩服曹雪芹，其中有一点尤其令我惭愧的，假如我又穷又饿，只能食粥的情况下，是绝对写不来《红楼梦》中的吃，因为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的定力。那天，当我入席，还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陈设，那杯盘，那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的看盘和冷盘，我就忍不住对一位早已故去的前辈讲，一个饥饿的作家，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这一桌珍馐佳肴，他的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的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那脑下丘部的饥饿反射神经，会是什么反应?我想那准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前辈对我莞尔一笑:所以，你成不了曹雪芹。
这种在重新回味中的精神会餐，是对自己加倍痛苦的折磨。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就“泪尽而逝”，这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耗，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
我很羡慕现在那些同行，将“食色性也”的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之，当代作家的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陆文夫写过一篇《美食家》，王蒙写过一篇《坚硬的稀粥》，多少还能与吃挂上钩。而更多的作家，则下力气写性行为，写性动作，不遗余力，将中国裤裆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我好像感觉到他们对天盟誓过的，一定要超过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如今，如果在他们的作品里，到了第8页，或者到了第10页，男女主人公居然还没有上床的话，这位新锐作家，很可能就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的患者了。
所以，我总觉得，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我们充分体会到大师的艺术功力，因为他几乎提供了有关饮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品味等等注意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做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的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每道菜式的来历和特点了。
由此，我也联想到作家和他成长的环境，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没有三代为官，只吃过猪头肉，只吃过炸酱面的平民社会中走出来的作家，要他来写满汉全席，那是很困难的。
其实，文学史上的作家，像曹雪芹这样世家出身，也不是很多。
因此，《三国演义》里，曹操、刘备、孙权，怎么吃，吃什么，也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都宴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的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除了武大郎先生挑上街卖的炊饼，那些打家劫舍的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胃里去，谁也说不出来的。
是啊!罗贯中也好，施耐庵也好，和出身于贵族之家的曹雪芹，是属于不同的饮食文化层次的作家。曹雪芹所写的“吃”，都是他吃过的，而罗、施二位大师，所写的那些“吃”，不但没吃过，甚至没见过，没听说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道理就全在这里了。
那次“红楼宴”上，在座陪同的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一再征询那位前辈，对推出这样的旅游项目，对那位显然读过《红楼梦》的服务员小姐的讲解，有些什么看法时，前辈呵呵一笑，不作正面答复地支应过去。事后，我问他老人家，为什么不表态?没想到他语出惊人，“如果曹雪芹就吃这样的样子货，还能成为那个不朽的曹雪芹吗?”
这位前辈是见过大世面的，我相信他的评价。不过，对打成右派，经过劳改的我来说，还是很过瘾的一次口福享受。仅那几个冷荤，其色香味，就令我食欲大开了。
第79节：人情世态
典出第八回的“香糟鸭信”，据介绍，那调味汁颇为费事，是在甜酒糟中加入适量的盐，和炒过的花椒，并兑入冷水，拌成糊状，放在冰箱中二十四个小时，再用纱布过滤而成。典出第六十二回的“胭脂鹅脯”，由于芳官嫌鸡皮虾丸汤味腥，酒酿蒸鸭油腻，就夹了两块鹅脯下饭，这冷盘清爽油嫩，咸淡适度，确是下酒妙物。但要做得色如胭脂，质鲜味美，那位小姐介绍，是要将鹅肉加盐和硝生腌，再上笼蒸熟，才能凉切上桌，是很费工夫的小菜。
再如“翡翠羽衣”，看来用材简单，不过翠绿的黄瓜而已，吃来也较一般，但刀工之精细，能达到如此片薄如纸，切而不断的水准，其炉火纯青的熟练程度，绝非三招两式者能胜任的。不过我记不起《红楼梦》一书中，有黄瓜一说，我问那位讲解小姐，典出何处，她说六十回，宝玉派芳官向厨房中的柳家媳妇说:“柳婶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不要搁上香油弄腻了。”就是这个菜式了。而那道“油炸骨头”，脆香酥甜，典出第八十二回，是薛蟠之妻金桂的爱吃之物，则已经不是曹雪芹的创意了。不过，吃“红楼宴”者，不一定都是红学家，他们是不会计较高鹗续作优劣之争的。
至于随后上来的热菜，如典出第四十回的“姥姥鸽蛋”，第十六回的“火腿肘子”，第六十二回的“酒酿蒸鸭”。总而言之，只要记住孔夫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八个字，恐怕就掌握了中国贵族饮食文化的全部精华所在。
但在那次“红楼宴”上，我一直念念不忘的“茄鲞”，酒阑人散，也没有出现。可能这家饭店，考虑制作上的麻烦、琐碎，以及成本和效益的不划算，而故意忽略的。如果按凤姐所说的做法，投入手工人力太多，而价格无论如何不能定得太高，就不列入菜单了。典出第四十一回的这道菜，按曹雪芹借凤姐口中说出:“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式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好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也难怪“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我从年轻时读这部名著，一直到垂垂老焉的今天，每读到“茄鲞”这一节，总是有一种忍不住要生出亵渎圣人的冲动，曹雪芹固然是一个伟大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固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曹雪芹在这部小说中写吃，固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巅峰。但是，大师近乎偏执地写吃，一定写到这样臻于极致的做法，似乎值得商榷了。
按苏东坡的说法: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自评文》)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是作家“所可知”者，也就是说，作家应该把握住行文的弛张敛约的所需尺度。若是行于其不当行，止于其不当止，那么，就说不上尽善尽美了。
他是大师，不错;可他，我们更能够体谅，也是一个具有喜怒哀乐，而且还是感情丰富的人。他在京郊，几块咸菜，一碗薄粥，呵开冻墨，守着孤灯，于辘辘饥肠中，呕心沥血地撰写那一部《红楼梦》。无边无涯的悔恨，嗟怨，永无止境的痛苦，忏悔，繁华岁月，锦衣饫食的往事回忆，“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冰凉现实，在这样煎熬的日子里，有点病态的自恋，近乎癖嗜的自慰，也许是应该寄与同情，加以理解的。所以，他在笔下，哪怕吃个茄子，喝盏荷叶羹，也会忍不住一走三回首，细细玩味，一直迁延到“止于不当止”的地步，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不过，曹雪芹对于写吃的执着，只是他们这个阶层，在饮食文化消费中的冰山一角。
第80节：人情世态
若是我们从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看蔡京——
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上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曾无疑乃周益公门下士，有委之作志铭者，无疑援此事以辞曰:“某于益公之门，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若是我们从清人梁章钜的《归田琐记》看年羹尧——
年羹尧由大将军贬为杭州将军后，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适得其姬，闻系年府专司饮馔者，自云但专管小炒肉一味，凡将军每饭，必于前一日呈进食单，若点到小炒肉，则我须忙得半日，但数月不过一二次，他手所不能办，他事亦不相关也。秀才曰:“何不为我一试之?”姬哂曰:“酸秀才，谈何容易，府中一盘肉，须一只肥猪，任我择其最精处一块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计，从何下手?”秀才为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赛神会，每会例用一猪，今年系我值首，此一猪应归我处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诺之。届期，果抬一全猪回，姬诧曰:“我在府上所用系活猪，若已死者，则味当大减。今无奈何，姑试之。”乃勉强割取一块，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进一碟，嘱秀才先尝之，而仍至厨下，摒挡杂物，少顷入房，见秀才委顿于地，仅一息奄奄，细察之，肉已入喉，并舌皆吞下矣。
便可知道他们这个为官阶层，对于那张永远填不满的嘴，精细精致到难以想像，刁钻促狭到不近人情，铺张糜费到不可理喻，恣肆奢侈到欲望横流，那绝对是无可挽救的堕落了。
因此，《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那份关外黑山村乌庄头的账单上，所缴纳的物品，几乎全都是要被这个阶层的嘴吃掉，想到这里，你就不寒而栗了。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式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个，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两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玉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
这还只是宁国府“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的其中之一，而荣国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因此，大致可以算得出这两府在农庄部分的实物收入。那就是将上述品类均乘以八，然后，将其积再乘以二，所得出来的这个天文数字，放在你的面前，你就不得不对曹雪芹所写的吃，要重新加以审视了。我们固然膺服其高超的艺术真实，但这个可怕的真实背后，也使我们对这个懂得穿衣吃饭的三代为官阶层，那坐吃山空，最后必然连民族，连国家都跟着山穷水尽的前景，就忍不住要惊讶，要恐惧，要骇异，要抗争了。
因为，一个社会，张着嘴吃的人太多，绝不会有什么希望的。
曹雪芹写性
《红楼梦》中，能看到《金瓶梅》的影子，也能看到中国性文学的演变。
《红楼梦》在它问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被道学家视作淫书。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到《红楼梦》的命意时，“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一部书，读者毫无歧异，不一定就是好书。相反，你说你的，我道我的，观点牴牾，形同水火，不一定就是坏书。《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不朽著作，甚至有读者为看法相悖，争议不下，最后到挥拳相向的事件发生。任何作品，因读者见仁见智，品位不同，读后感也很难一致。这就是苏轼诗《题西林壁》所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了。每个人从这座宝山走出来，都有所得，因为各个所得不同，于是就有观感上的差异。
第81节：人情世态
其中“道学家看见淫”，最令人头疼，曹雪芹死了，他不头疼，但活着的作家和读者，却因这些捍卫纯洁精神世界的穿马褂，踱方步的道学先生，而坐卧不安。
在中国，无论是活着的道学家，还是死去的道学家，除极少数为真道学外，大部分皆为假道学。鲁迅先生笔下的“四铭先生”，就是一位念念不忘用肥皂，咯吱咯吱地将街上乞讨的孝女浑身上下洗一遍的伪君子。中国的假道学，与西方社会里的神父、牧师、修女、救世军不同，人家有宗教信仰，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做得虔诚。而我们这里的国货教父，狗屁信仰也没有，善是绝对的伪善，恶却是百分之百的真恶，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满足，这帮王八蛋，更接近于红灯区里的风化警察，揩妓女的油，要妓女的钱，然后又将妓女关进班房。
这些以道学整人的积极分子，最“革命”，也最投机;最圣洁，也最性苦闷;最冠冕堂皇，也最男盗女娼;最无耻，也最能做出正经;最卑鄙，也最能装作光明磊落。他们在《红楼梦》中津津有味地读到了淫，然后宣布，这是一部淫书。中国文化的厄运，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没完没了。
碰上这类人，你就非倒霉不可，我一辈子躲着他们，但也未能逃脱，因为他们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不过，道学家虽然看见《红楼梦》书中的淫，但曹雪芹倒不怎么在乎，这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我是这样揣度大师的，他伏案北京西郊黄叶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上，只能靠一碗薄粥来写《红楼梦》时，最害怕，最担心，是政治上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他们曹家受政治迫害，到他已经是第三代，惟恐波及到政治漩涡中去，在心理上形成被虐待狂的病态。如果幸而得到一个淫书的结论，他内心窃喜，也说不定的。因为在中国，写淫书是杀不了头的，而关在文字狱里的，大都是不写淫书的思想犯。
回过头去看1957年，打成右派的作家中，有因写作涉及色情而戴帽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曹雪芹愿意风化警察罚他款，也不愿意政治警察找他到茶馆聊天。康雍乾三代，文字狱吓死人，不听话的知识分子，砍下脑袋，听话的知识分子，脑袋虽还保留在脖子上，可精神也给阉割得无法雄起。从此以后，思想阳痿的中国文人，拼命喊万岁，磕头如捣蒜，以求苟活，为第一要紧的事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断不了来两句敬服圣上英明，感激皇恩浩荡的肉麻语言，也有一点阳痿之嫌，不过，我们可以理解。他不议时弊，不谈国是，不论当道，不贬朝臣，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尽可能谈情说爱，风花雪月，也是他狡猾的为文之道。要不然，权相和珅将这部地下流通的书，教人抄了，送呈乾隆御览。若是内中有什么含沙射影，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岂不是讨大不敬的罪名吗?和珅不那么傻。
这就是曹雪芹的聪明，我就让你往淫书上看。
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出道学家，出伪君子的地方，他们之所以适宜生存，而且如鱼得水般地快活，就因为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吃人礼教，给了他们这种以道德的名义，来审判你的自由。这个不行，那个不准，这样犯规，那样禁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无数的条条框框裹住了你，如蚕之于茧，皇上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有一位叫刘铭传的安徽巡抚，下令将《红楼梦》禁了，还毁了书版。可在卧室里的道学家们，嫌《红楼梦》肉欲描写，不过瘾，不精彩，枕头底下压着的却是《金瓶梅》，天天读的，就是旧日中国的写照。
这些人活在今天，一定是三级片或a片的热烈爱好者。
其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文化政策上采取禁止，堵绝，隔离，封杀等等手段，常常是不见效的。即使能得到片刻的“万马俱喑”，也落骂名于千古万世。“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何等厉害?但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之流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与焚的书，与坑的儒，是丝毫不搭界的。
第82节：人情世态
实际上，《红楼梦》是禁不绝的，红学家视作瑰宝的手抄本，出现那么多，就是愈禁愈烈而地下广泛传抄的结果。从而，仅仅研究版本，也能成为红学的一门学问，想想，封建统治者的愚蒙，文化政策制订者的狗屎，也真可笑，竟给后来的红学家，提供许多混饭吃的机会。
我一直认为，道学家在《红楼梦》里看到淫，其实也还是看对了的。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里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
道学家所说的淫，是非常广义的，不但性意识，性心理，性行为，性变态，乃至一切与男女情爱有关连的事物和现象，统统视之为淫。而且，在“万恶淫为首”的定性下，性等于淫，淫也就等于恶，他理直气壮，他大义凛然，你晓得他是王八蛋，是在装孙子，但红旗在他手，东风为他刮，曹雪芹要不是死得早，右派当不上，坏分子是跑不掉的。
《红楼梦》问世以后，曾一度被禁过，禁的原因多与政治无涉，而是道学家所说的那个“淫”字。其实，这些批判者压根儿也没弄懂曹雪芹，他写《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在拨乱反正，是对于当时流行的淫秽读物的矫枉或纠偏。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笑谈，我做出这样的推断，是根据他在作品中反覆宣扬过的文学主张。《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开宗明义，就写道:“……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红楼梦》出现以前，明万历年间，兰陵笑笑生抛出了《金瓶梅》这部奇书，作者究竟是谁，有好几十种推断，没有一个说法被认定。但是，此人必是一位名士，是毫无疑义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直接性描写的先河，先前的文学传统中，并非完全绝迹此类性交文字，但到他这里，公开的，而不是隐晦的，暴露的，而不是收敛的，恶俗的，而不是文雅的，大张旗鼓的，而不是点到即止的性描写，可谓集大成者。自打兰陵笑笑生开了这个不好的头以后，明末清初，盛行的色情小说，皆是以《金瓶梅》为范本，通篇充斥着更淫秽，更肮脏，更下流不堪，更不堪入目的沉迷于性行为细节的笔墨，这些等而下之的模仿者，其作品已经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
所以，曹雪芹才以作家的良知，从事这种在性文学领域里振聋发聩的举动。
在中国性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到性描写的笔墨，向来有收、放之分，有纵情放肆和敛约从容之别。
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白行简的《大乐赋》，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做中国最早的直接描写性事的文学作品?白行简，为诗人白居易之弟，传奇《李娃传》的作者，能将男女情爱肉欲写成赋，在中国色情文学中可谓开山之作。文雅都丽，绮靡香艳，写得相当色情，但并不猥亵。在此以前，汉无名氏笔记《汉杂事秘辛》，对于女性胴体描写的文字，虽极露骨，但还具一定的美感和文采。据考证，这篇笔记，似为唐或六朝人的假托，约与《大乐赋》相前后。从这两篇古代性文学的范例看，中国文人写性，在明代以前，是比较收敛的。
如果说放肆的写法，以明后期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为始作俑者，那么，敛约的写法，则以曹雪芹《红楼梦》为性文学别树一帜的巅峰。这种双峰对峙的局面，也就形成了中国性文学的不同风格。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写作过程中，受《金瓶梅》之教益甚巨，但曹雪芹对淫滥文字的批判，对兰陵笑笑生近乎病态地写性，显然是不赞成的。不过，《红楼梦》对于世态的观察，对于人情的体验，却是比照着这位隐姓埋名的大师而来，深受其严峻深刻的现实主义作风影响。虽然，曹雪芹并不绝对拒绝肉欲描写，但他与《金瓶梅》以后，一直延续到清初，延续到民国，延贯到新时期文学的淫秽文字大不同之处，就是他笔下的性描写，始终是含蓄的，节制的，收敛的。
第83节：人情世态
其实，写出下流文字，不难，但脸皮不厚到一定程度，大概不行，尤其那些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们，倘不相当无耻，恐怕也难下笔。记得鲁迅先生一篇杂文，说，你在马路上，对一位站街妓女，直呼其职业名称，对方一定是要反詈:“你娘才是妓女!”相反，你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勒浪”为吴语，“在”或“在这里”的意思)她的脸色就会多云转晴了。因为做生意，是商业行为，在笔下，将自己身体一块块地零售出去，就无所谓耻了。
所以，写无耻文学之前，先得无耻起来。
曹雪芹借书中人物之口说:“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佳人才子……编的连影儿都没有了，开口都是乡绅门第……一个小姐必是爱若珍宝……只是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可是前言不搭后语不是?……有个缘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的，所以编出来糟蹋人家，再有一等人，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得着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红楼梦》第五十四回)
曹雪芹认为放肆写淫秽文字的“编书的”，不外下列三种作家，一是“妒人家富贵的”，二是“有求不遂心的”，三是“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的。但到了近代，现代，当代，又有两类人渐渐成为色情文学创作的主力，一是患阳萎症的男作家，一是只有身体而无文学的女作家。
其实，《金瓶梅》式的淫秽文字，只要无耻，不学自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仍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虽然，《金瓶梅》的模仿者，皆得到了实惠，兰陵笑笑生为后来许多无聊文人，提供一个保证赚钱的饭碗，裤裆文学，永远能卖出好价钱的。可到今日为止，淫书无数，有社会价值，有文学价值者，找不到一部。
而沿袭《红楼梦》写性心理，写性意识的文字，二百年来，中国文坛空谷回音，无人堪与响应。别说过去和现在的狗尾续貂者，无不被人臭得无地自容而悄然退场，《红楼梦》的模仿者，可以说没有一个得到好果子吃。学《金瓶梅》不成，尚可靠性器官的活塞动作，骗两个钱花花，而希望像《红楼梦》能够写出一些新意，在性文学的拓展上有所创造者，第一，不具备曹雪芹的满腹经纶的真功夫，第二，不具备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时间，连“望穿秋水”的一望，也达不到，焉谈其他。
作家写性，无论中外古今，为性而性者，少，为钱而性者，多。什么时候中国作家真正把钱置之度外，哪怕像曹雪芹那样，喝粥也不辍笔写下去，也许文学倒有了希望。
曹雪芹写死
倘没有高鹗的黛玉之死，大概也就没有《红楼梦》的今天。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写死亡的书，肯定不会被认同的。
但这部小说中人物死亡个例之众多，之频密，不仅是中国文学之最，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
如果有“死亡文学”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么，《红楼梦》就是此中示范的经典之作。
在前八十回中，曹雪芹写了:
冯渊之死;
贾瑞之死;
秦可卿之死;
林如海之死;
金哥与守备之子之死;
秦钟之死;
金钏之死;
鲍二媳妇之死;
赵国基之死;
石呆子之死
贾敬之死;
尤三姐之死;
尤二姐之死;
晴雯之死……
在后四十回中，高鹗续写了:
张三之死;
司棋之死;
潘又安之死;
元春之死;
王子腾之死;
林黛玉之死;
吴贵媳妇之死;
夏金桂之死;
第84节：人情世态
贾母之死;
鸳鸯之死;
何三之死;
妙玉之死;
迎春之死
赵姨娘之死;
王熙凤之死……
据以上不完全统计，男性死者十二人，女性死者十八人，特别其中年轻女性十六人，占绝大多数。看来，美丽成了她们的宿命，美丽也使得她们加速地香消玉殒，所以，这部《红楼梦》，也是一部最成功，最感人的描写封建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史诗。
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美丑善恶，歌哭笑唱，为地球上人类的基本状态，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文学的来源。中外古今，所有作家，无不从这个源头，敷陈演义出来自己的作品。
因此，生存和死亡，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写的“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这个极其严肃的命题，理所当然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作家，只会写生存，不会写死亡，大概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家。同样，那些文学大师，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写出来的精彩绝伦的死亡，总是让我们对其悲天悯人之心，对其关注人类生存和命运的高尚情怀，不由得肃然起敬。
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这部《红楼梦》外，新文学运动的创始者鲁迅先生，也是致力于探讨人类生存和死亡这样严肃命题的文学家。他的阿q之死，他的祥林嫂之死，对于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百姓悲苦命运的揭示，以及对被压迫的中国人排着队走向死亡的控诉，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最早接触到这个命题的代表作。
他在《呐喊》一书中，《药》、《明天》、《白光》等篇;在《彷徨》一书中，《孤独者》、《伤逝》等篇，都有涉及死亡的情节和描写。他的第一部结集出版的著作，甚至用与死亡最为相关的字，“坟”，作为书名。可以说，鲁迅先生在这个领域中，其启蒙作用，其率先精神，其卓越成就，具有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意义。
然而，被红学家奉为至圣先师的脂砚斋，对曹雪芹结构其全书悲剧精神，在人物的死亡设计上的深思熟虑，缺乏最起码的关照，以极其世俗的凡庸的观点，对待曹雪芹的精心经营。同样，鲁迅先生这种开创性的努力，也一直被文学理论的研究者，被文学史的撰写者忽略过去，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没有办法，中国有许多自以为是的“明公”，总是以他们那狗尿苔的可怜高度，来解读参天大树，总是以他们那井底之蛙的视野，来度量外边的世界。司马迁曾经讲过一则“卞和献宝，楚王刖之”的故事，碰上这种无知还装出识货的角色，你就抱着玉，他们也只当八十斤面做的寿桃，废物点心一个，碰上这路人，你只好认倒霉，你只有呜呼哀哉一途。
因为，这类妄议大师的脂砚斋式人物，实在是非常可恶的。他们拥有讲台、刊物和报纸版面;拥有协会、机构和抬轿者;拥有麦克风、话语霸权和放屁的自由。只好看着他们跳，由着他们去跳，一直跳到不能再跳，跳到伸腿瞪眼才会收手。而且弄不好，躺进棺材里，也不让人安生的，脂砚斋至今阴魂不散，老搞出些附体还魂的名堂，搅得四邻不安。
不过，无论如何，俗话说，死了死了，死大概也就算了了。死亡这个大题目，值得作家关注和投入。由于，死是情节中最高的悬念，死是故事中必然的高潮，死是任何人都不能承受的强刺激。死，对这个死者来说，既是否定，也是否定之否定，这个存在着变数的结局，自然也是永远的话题。因此，死亡常常是中外古今作家使用的最重要的杀手锏。
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开卷之初，先声夺人地写死亡场面，两位大师都是不惜笔墨，极尽渲染之能事，铺开全景场面，大撒手放开写去。曹写秦可卿之死，是从第五回写她出现起，“因东边宁府花园内梅花盛开”，显然是早春季节，到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应该是下一年的春暖花开时节。在小说故事的时序上，正是一年工夫。脚本过渡时间的长短，还不足以说明作家的投入程度，只有从小说篇幅上，约占曹雪芹所写八十回的四分之一弱，才能体念到大师的用心之重，关注之重。
第85节：人情世态
托尔斯泰同样，在全书的第一卷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中的必然现象。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人们仍旧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这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多少写得暧昧。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全盘托出，一点也无顾忌。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米哈伊罗夫娜对财产的染指之心。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江湖河海，总是会由水来沟通，大师与大师，大概由于心有灵犀的原因，也会不约而同相应的。
于是，不论是好死，还是坏死，不论是该死，还是不该死，不论是人生辉煌的结束，还是一辈庸碌的终点，不论是过客匆匆的结束，还是恶贯满盈的下场，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死亡，都是作家笔下考量的着力点，也是作家才能表现的竞技场。
应该说，死不难写，但要写好，确也不易。道理很简单，既然有千千万万的生，必然也就有千千万万的死。想写得与人不雷同，不重复，不撞车，不蹈他人或自己的覆辙，那是很难的，而要在这个基础上能写出新意，翻出新声，别出蹊径，开创出前所未有的生面，那就是更难更难的事了。
在这里，西方文学名著中那些经典的死亡场面，总是让我们难以忘怀。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死;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死;
哈代的苔丝之死;
斯汤达的于连之死;
梅里美的《卡门》里，那位茨冈女子的死;
小仲马的《茶花女》中，那位交际花玛格丽特的死。
所有这些文学中的死亡，无不给中国读者带来灵魂上的极大震撼，和掩卷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的心。
尤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笔下的死，《巴黎圣母院》里那个极美丽女子和那个极丑陋男人的结局，更是有文学以来，将死亡写到极致地步的最精彩一笔。
雨果在此书卷首的序言中，语出惊人地讲他不久以前，在那座大教堂两幢钟塔之一的暗角里，注意到一处墙壁上，曾经有人在石头上，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和力气，大概是用手指，生生抠刻出来的希腊文单词αναγκη。
这些字母里所铭刻着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作者的同时，也打动了我们这些异国的读者。然后，在全书结尾处，读到下面这个细节，绝对会倒抽一口冷气，浑身战栗，错愕万分，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在地窖里，人们发现了两具尸骨，一具把另一具抱得很紧。一具尸骨是女的，紧抱着的那具尸骨是个男人。人们想把他同他紧抱着的那具尸骨分开，他就倒下去化成了灰尘。
将死亡写到如此刻骨铭心的程度，真是令我们对大师手笔的不胜讶异和万分钦佩，打心眼里向这位文学大师起敬。
然而，从鲁迅先生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至今快八十年了，很抱歉，类似的阅读惊奇，还真的没有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体验过。已经故去的前辈作家，也就不去理论了。当下健在的写畅销书的同行，那种令读者付之阙如的空虚感依旧。要是说他们笨，显然是不准确的，这世界上别人玩的文学花样，俺们还有没玩过的牌吗?要是说他们懒，显然也是不准确的，这世界上可有另外一个国家，年产数百部长篇小说，数千部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的吗?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太快活了，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用下体写作或者写下体，是不会想到死亡这个概念的。
第86节：人情世态
因此，在《红楼梦》中，第十三回:“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觉的‘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的细节;第七十八回那魂牵梦萦，情真意挚，浮想联翩，洋洋洒洒的《芙蓉诔》;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的那种反传统的触目惊心的死亡写法，在白话文运动八十多年以后，中国新旧两代文人，还没有写出来能超过曹雪芹和高鹗有关死亡的精彩篇章。
当然，也应该看到，中国人对死亡，是避讳的，因为想到的，马上是地狱，是罪孽，是祸祟，是天惩;西方人对死亡，是敬畏的，认为死是庄严的，神圣的，上帝的宠召，死者的尊严是不容亵渎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同，理念上的差异，反映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以死亡为题旨的创作，从来不是很主要的部分。
中国的旧时文人，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指导思想下，在小农意识的极端现实主义支配下，在小市民的市侩主义的庸俗氛围中，在大团圆视之为农耕社会最高境界的写作原则下，死亡这个命题，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略而不提。
于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红楼梦》，如果不是惟一，也是少有的直面死亡的不朽著作，表现了曹雪芹那种大师的胆识、才情、创造力和对生活的真诚。尤其高鹗，差不多被所有奉脂砚斋为宗祖的红学家唾弃的，并斥之为“狗尾续貂”的“可恶”之人，如果没有他在上述第九十七回、第九十八回所坚持的悖背中国人阅读习惯，反其道而行之，将林黛玉一定死在薛宝钗出阁的那刻，将小说推向高潮，使小说达到无可置疑的不朽。这就不简单归之为高鹗的勇气和胆识，而是他绝不弱于曹雪芹的睿智才华的超人表现。
如果曹雪芹地下有知，会向兰墅先生脱帽致敬的。
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的孔明之死，关羽之死，刘备之死，也是写得相当出色的，同样为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但是，那部“七实三虚”历史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丰富资源所决定的。孔明、关羽、刘备的死亡，是史实的必然推演，并非主观的完全虚构，虚和实，有所遵循和无所凭依，对于作者的想像力，创造力，其能量负荷是有着很大不同的。
曹雪芹在构思这个大家族瓦解过程的长篇小说时，势所必然的死亡，也就是那些妙龄女子的香消玉殒，是作为他这部作品的故事中轴。落笔之初，开宗明义，他即清清楚楚地表白了: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因此，他“蓬牗茅椽，绳床瓦灶”，守着贫穷，用生命来写作的动力，正是这些美丽女子的悲剧死亡，使他无法任其泯灭。而我相信，这三个女子，秦可卿、晴雯、林黛玉，所以是这个故事轴线上的重中之重，因为，恰好代表着一个男人的性的启蒙期，情的萌芽期，爱的发生期，相继而至的青春阶段全过程，可想而知，她们的死亡，是如何牵动着作者的心，也就必然成为书中的精彩篇章。
在《红楼梦》中，最深刻，最感人，也最是构成这部著作不朽者，莫过于晴雯和黛玉的美丽死亡了。
晴雯之死，从第五十一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起，到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到第五十三回晴雯驱逐坠儿，时为冬天，第七十三回晴雯生计，让宝玉装病，应该是转过年的秋末。接下来的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至第七十七回“俏丫环抱屈夭风流”，至第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步一步使这个某种程度上是林黛玉影子的美少女，死不甘心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第87节：人情世态
林黛玉之死，从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起，其中贾母说:“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时已入冬。至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一气呵成，贯穿直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死亡的阴影，徘徊不去，生命的挣扎，难以放弃，情爱的幻灭，撕肝裂肺，决绝的别离，无法割舍……至此，我想高鹗会掷笔一呼，庶不致辜负芹溪先生了。
写贵族，大概还得贵族来写，若干年前，在莫斯科，那还是苏联时期，接待我们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协会所据有的这幢庞大建筑，是《战争与和平》小说里那位劳斯托夫伯爵的大宅子。我们有时在那里吃俄式大餐的餐厅，正是当年那个在“圣纳塔丽节，也是伯爵家两个名叫纳塔里的人(母亲和最小的女儿)的命名日”用来跳舞的大厅。不禁感慨，写贵族，还是像当下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和过去为贵族的曹雪芹，更在行些。正如《战争与和平》只能在托尔斯泰笔下产生一样，《红楼梦》只能由没落得无可再没落的贵族曹雪芹，和“闲且惫矣”能沾上一点贵族边的高鹗来完成，都是上帝的安排。
也许有的作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勇气鼓舞下，敢于尝试全然陌生的一切，但腿上泥巴和牛屎还未洗干净，要他来写荣国府的老爷太太们，写大观园的小姐丫环们，估计难度要大得多。这也是除高鹗之外，所有续《红楼梦》的作家，总是遭人唾弃的根本原因。一个小家碧玉，一个柴火妞，一个外来的打工妹，纵有满腹才情，与潇湘馆，与蘅芜院里的小姐们也是无法交流的。
甚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已非贵族的张爱玲，她自身具有的，她笔下自流的，昔日上海的闺秀丰采，旧时洋场的仕女风韵，也不是那些东施效颦者能够学得酷肖的。六世佛祖曾对其弟子摩诘说了一个偈:“未得神髓，无功而返!”如果与身世，与家门，与教养，与品位，与血液里所谓上流人家的基因，相联系着的丰采和风韵，居然像大饼油条那样满街皆是，唾手可得，也就谈不上神髓之难求了。
这就是说，在这“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的“太虚幻境”之中，在这“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的“孽海情天”之下，那全部的精神的死亡，异秉的死亡，情感的死亡，美丽的死亡，只有曹雪芹写，只有高鹗续。
说《红楼梦》的主旨为死亡，难以被人认同，其实，《好了歌》所唱的“好即是了，了即是好”;《飞鸟各投林》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都是演义开来的死亡。甚至主人公最后成了一个“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的出家人，那个原来的富贵公子不也等于死亡了吗?
还是归结到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那句名言上去，“活着，还是死去，这还真是一个问题!”由此来读《红楼梦》，又有另一层意思，不妨一试。
曹雪芹写骂
骂人，是一门语言艺术，而挨骂，则是一门行为艺术，《红楼梦》中几乎写尽了中国人的骂和被骂。
我记得1957年的秋天，因为写了一篇小说《改选》，在当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以后，被划为“右派”。当右派，并非一戴右派帽子就了事的，还要加以批判，加以声讨，加以群众围攻，加以低头认罪，是有一整套所谓政治运动的程式，按部就班地进行。在北京东单三条我们机关接连好几天的批我的大会上，一位当时的剧作家，对我将在《人民文学》要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开头的一句话:“太阳渐渐地落下山去，天色也渐渐地沉重起来。”说，“看这个李国文，心理多么阴暗，思想多么反动，他不写太阳上升，偏要写太阳落山，是何居心?”
我只好哑然。
因为对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这位剧作家，这种几乎不懂文学常识的批判，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也许我脸部表情，有那么一丝丝不屑回答的表现，激怒了他，也激怒了运动积极分子。就有人跳起来喊口号，要我放老实些，要我端正态度，要我坦白从宽，在场的我的那些同事，也一齐随着呐喊。
第88节：人情世态
这位剧作家来劲了，用手戳着我的额头，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他破口大骂起来:“你算什么东西?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到了“文革”期间，我不禁额手称庆了。那时的红卫兵已经把毛主席比喻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如果这个时候，这位剧作家挑头说我太阳落山，是攻击伟大领袖，我还不被当场打死?不死也得脱层皮。
于是，想想，被骂两句，又何妨?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致杨杏佛先生一书，云:“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像胡适先生这样的高风亮节，我是绝然做不到的，我通常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路上挨狗咬了你一口，你能追着去咬那条混蛋狗吗?这么多年挨骂(有时还要挨打)以来，我渐渐相信老天眼不瞎，我渐渐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也看到那些咬人者，并没有得到上帝格外恩赐的红包。
这都是往事了，那个骂得我狗血喷头的剧作家，最后“疽发背而死”，现在，连东单三条开批斗会的那座院子，也早化为乌有了，成为东方新天地。我因为那篇小说《改选》，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我学会的惟一聪明，从那以后，我尽量不写“太阳落山”，而学海明威，写“月亮升起”。然而太阳该落山还是落山，包括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也作古多年了。
骂，不仅仅是国粹，外国人骂起人来，也很厉害。
“shut?”狠，而且毒。类似洋骂的这个词，约相当于中国人嘴上常挂着的“操!”不过，中国人说这个“操”字，已与原意剥离，只是起到语气助词的作用。这个字的标准写法，为“肏”，很不登大雅之堂。创造这个汉字的古人，当他琢磨出这个形象的构思时，肯定抿着嘴，偷着乐。所以，无论中国人的骂，还是外国人的骂，大半和性联系着。
譬如称之为国骂的“他妈的”一词，将其省略部分一块译成英文，应该是“我要和他的母亲发生性的关系”，外国人一定会觉得拗嘴和别扭的。其实，他们也许永远不能理解性禁忌的中国人，为什么在骂人时，能发挥出如此的想像力。
骂人是艺术，骂得淋漓尽致，骂得入骨三分，不容易，是一门功夫。同样，挨骂也是艺术，挨骂得脸如城墙，心如古井，酒饭不误，照当丧家之犬，抽不冷子还能反咬一嘴者，也是一门功夫。
在《红楼梦》中，最有名的一骂，便是焦大借酒撒疯那一回了。
秦钟要回家，宁国府用车送，派的是焦大。黑灯瞎火，也不是什么有赏钱的好差使，估计拿不着红包的这位老人家，刚刚又喝了两口，酒劲正往上拱，碰上贾蓉说了几句，他自然倚老卖老地骂开了。
贾宝玉算不算挨骂的，姑且不论。但他向凤姐求教，何谓“爬灰”时，却被正经八百的这位挨骂者，骂了一顿。
《红楼梦》一书，真不愧为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无不应有尽有。仅就骂人和挨骂来看，也是中国其它的古典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很难再找到比《红楼梦》更丰富，更生动，更精彩，更深刻的骂人语言了。
贾政骂宝玉:“出去!”“你这畜生!”
贾赦骂贾琏:“混账，没天理的囚攘的!”
凤姐骂尤氏:“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又转过脸去骂贾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东西!”
芳官的干娘骂芳官:“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接着又骂她女儿春燕:“小娼妇，你能上了几年台盘?你也跟着那起轻薄小浪妇学!”
晴雯骂小红:“没脸面的下流东西!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彩霞骂贾环:“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王夫人骂赵姨娘:“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一发得了意了!”
第89节：人情世态
鸳鸯骂她嫂子:“这个娼妇，专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你快夹着你那屄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
茗烟骂金荣:“我们肏屁股不肏，管你鸡巴相干?横竖没肏你爹罢了!”
有真骂，有假骂，有狠骂，有毒骂，有得骂的骂，没得骂的也骂，打鸡骂狗，指桑骂槐是骂，不分好歹，满口胡吣也是骂。《红楼梦》书中这种最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人文化心态的骂和挨骂，即使世界文学名著，恐怕也是望尘莫及的。
焦大那一通骂，可谓精彩绝伦，掷地有声:“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简直把贾府的阴暗面，暴露无遗。我书读得甚少，不敢轻易结论，好像在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中，能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骂人和挨骂的情节，似乎不多。
所以众多有识之士，总是大声疾呼，不要对阴暗面感兴趣。细细品味，那用心之良苦，也真是难能可贵。试想，焦大这通开骂，把诗书簪缨、钟鸣鼎食之家的那一层令人羡慕的帷幕拉开，看到其中许多见不得天日的污秽，倒胃口不说，一个表面的美的完整性也给破坏了。多糟糕，多败兴啊!真是可恶之至。所以那些挨骂的人，要赏骂人的焦大一嘴马粪，以示惩罚，也是正常的。爬灰就爬去好了，总不是所有的人都爬灰，你干吗不写不爬灰的人，偏写爬灰的人呢?若焦大将这番意思写成小说的话，我敢肯定，贾珍在厅柱下石阶上太阳中，铺上一个大狼皮褥子负暄时，准会这样对他进行大批判的。不要以偏概全嘛!纯系个别现象嘛!生活是这个样子的吗?应该看到，不爬灰的好同志还是大多数嘛!
后来，通常就不采用宁国府的马粪止骂法，挨骂的人，或认为自己挨骂的人，或只是不许别人指出例如爬灰这类消极现象的人，会有别的高招来止骂的。一，把麦克风给你闭了，你再跳再喊，别人听不到，只当耳旁风。二，把说话的嘴用糖果，用甜点，给你堵了，客客气气，优礼有加，你唔唔地想说什么，说不清，道不明，也就等于白说了。办法还有很多，权力在你手里，你想骂谁就骂谁，权力不在你手里，人家不想让你骂，你就骂不成，试试看，最后的最后，还可以割喉，说话的器官没有，你还有什么作为?
骂分两路，当面骂和背后骂，关起门来骂皇上，和古人所说的腹诽，都属于怯懦的骂，除了自慰外，不产生任何效果。当面骂，就不同了。有骂的人，就有挨骂的人;有挨骂的人，就有不同反应。这反应中，以虽挨骂而根本不像是挨过骂似的泰然自若者，最为上乘，也就是艺术了。
一种是泛骂，如柳湘莲说的:“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你可以装作不介意，不干净的人多了去了，又未曾单挑你出来，你抻那头干什么?还不妨附和两句:“是太不像话了!”
一种是指名道姓的骂，如贾母啐贾琏:“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你可以狡赖，可以不认账，可以推卸责任，既可以嬉皮笑脸，打马虎眼，也可以耍流氓腔，“我就这样一个狗屎德行，你怎么办吧?”
一种是让挨骂的人明白是在骂他，可骂人的人却做出并不是骂谁的样子，可谁听了，谁心里有数。如凤姐说:“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娘的春梦了!明儿一古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那你完全用不着自作多情，自领没趣，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甚至还向人打听，“骂谁哪?骂谁哪?”
一种骂，便是宝钗对靓儿那番言语了:“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看来是在斥责一个小丫头，实际却是冲着宝玉去的。这就更好办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出，他骂他的，你说你的。“东关酸风射眸子”，这种骂连这点威力也没有的，眼皮一抹，不理就是了。茅台照喝，肥牛照吃，只要想到骂是骂不死人的，甚至一根头发也骂不掉的，装一回王八蛋又何妨?
第90节：人情世态
当然也有无需乎艺术处理的挨骂，例如:小孩挨父母骂，因为顽皮闯下了祸;学生挨老师骂，因为课堂不好好听讲;丈夫挨老婆骂，因为他身上有从未闻过的香水气味;科长挨处长骂，因为他把报告直接送给了局长。一个作家挨棍子们骂，因为他没有按棍子们的那极其衰弱，已经克化不动任何东西的胃口，写那种极其稀薄的流质或半流质食品式的小说。
这种属于小过小失，照顾不周的挨骂，骂也只好由他骂了。
另有一等挨骂的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如金荣挨骂，是因为他狗仗人势，欺压无辜。赵姨娘挨骂，是因为她居心险恶，置人死地。鸳鸯嫂子挨骂，是因为她为虎作伥，卖友求荣。贾蓉挨骂，是因为他当着凤姐捧凤姐，背着凤姐整凤姐，纯粹一个耍两面派的小人。挨骂者之佼佼者，莫过于我认识的几位“朋友”了。任你骂得狗血喷头，好官我自为之。该装孙子，比孙子还孙子，能够报复，下手半点不软，哪怕恶贯满盈，哪怕开始倒数计时，也是快活一天是一天，快乐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充分利用剩余价值，管人家骂爹骂娘。
其实在生活里，指着脸骂，指着鼻子骂，对于这些精通挨骂艺术的一朝得手，人皆为敌的白衣秀士;花子拾金，小人得志的跳梁小丑，恐怕真是对牛弹琴，不起丝毫作用的。“哀莫大于心死”，对这班心死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君不见焦大所骂的偷鸡摸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一群吗?你若是碰到的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伙，你就光看不骂好了。因为骂，多少还能抱一点希望。
但这些人，我劝您就免了吧!
你还有几颗牙齿
鲁迅对于中医的偏见，由牙齿而引起的。
年轻时，先生苦于牙患，请教过一位懂中医的长辈，那位老先生把脸一板，认为是不知节制之过。后来，他才弄明白在这位中医的眼里，齿病的原因在于肾亏，肾亏的原因在于纵欲，白白让人冤枉了一顿，自然没法开心。
不过，牙齿很重要，千万不要得牙病。在一般人心目中，牙病不算病，因而疼死了没人问。但实际上，一个健康人，应该具有一副好牙齿。豁牙拌齿，撒气漏风，狗窦大开，口臭厌人，都说不上健康二字。尤其老是捂着腮帮，老是倒吸冷气，老是龇牙咧嘴，就无法像电视广告词所说，“吃嘛嘛香”了。而一旦到了吃嘛嘛不香的那天，估计病魔在打你的主意了。
所以，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人，其标准，首先是要牙好;而人老了以后，能有一副好牙，则是绝顶的幸福。
因为牙好，才能吃好，不管是年老的人，还是年轻的人，有一副好胃口，能吃，会吃，懂吃，善吃，吃出兴致，吃出乐趣，也是健康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报载，英国作家毛姆在他古稀之年，写过一篇文章，说他还剩有二十六颗牙齿，应该说，这状况不算好。毛公走遍全世界，自然吃遍全世界，估计他在印度次大陆呆的时间颇长，咖哩和酸浆之类肯定食得过多，因而牙齿负担较重，消耗相对厉害，可以理解。但是，此公最后能够活到了九十一岁，不能不归功于这些未掉的牙齿。倘非如此，吃西餐，第一考验就是牙齿，牙不跟劲，可就“食不甘味”了。
我在伦敦的餐厅里，见识过洋人对付面前盘子里巴掌大小一块牛排的顽强战斗力，不禁为洋人牙齿的那一份劳累感慨，实在太辛苦了。同时也为我们中国人以素食为主的牙齿庆幸，吃中餐，基本上是不怎么费劲和费事的。这大概也是同届古稀之年的我，留存下来的牙齿要多一些的原因。记得在那“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瓜菜代”时期，对付南瓜，对付红薯，对付烂菜帮子，还用得牙齿吗?舌头就给你包圆了，那年头，牙齿等于处于长期休闲状态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得以休养生息。
人类要生存，饮食，是维持生命系统运行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摄食过程中，那种咀嚼的满足和快乐，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孔夫子说过，“食色性也”，食什么，如何食，食下去以后感觉如何，第一道关口的牙齿，扮演着功莫大焉的角色。
第91节：人情世态
过去的牲口交易市场，叫做牙市，经纪人被叫做车船店脚牙的“牙”，就因为他们在做买卖时，总要扒开牲畜的嘴巴，检看牙齿，判断状态。所以，一个人，也要经常查看一下自己，看看还剩有几颗牙齿，来校验自身的健康状态。
在这一点上，我最钦佩苏东坡，无论他怎么受打击，被排斥，遭流放，坐大狱，永远兴致勃勃地用他的牙齿，从长江的河豚，海南的牡蛎，南国的荔枝，北方的浑淘，一直吃到黄州的猪肉，居然被他吃出一道以他名字为菜肴名的“东坡肉”来，这才叫吃家，自古以来，有哪个中国作家得到这种吃的光荣?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或许有些偏颇，但我认为，有健康的牙齿，才会有食欲，才会有胃口，才会有一份吃的快乐。那么，作为一个健康人，这大概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
同样的道理，用在文学写作上，大概也可通用。假如作家都像林妹妹那样，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最后，提起笔来，除了自己的身体，还有什么好写和可写的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时下“身体文学”不断产生的原因?其实，作家也应该有一副能吃会吃的好牙齿，广泛吸收营养，才能写出好文字的。
人之老
南宋陆放翁有诗，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不是人间偏我老”，“白发未除豪气在”，“心如老骥常千里”，“老夫壮气横九州”，是位十二万分地不服老，不愿老的诗人，但是，活到八十多岁高龄时，最后也不得不写道:
镜里萧萧白发新，默思旧事似前身。
齿残对客豁可耻，臂弱学书肥失真。
渐觉文辞乖律吕，岂惟议论少精神。
平生师友凋零后，鼻垩挥斤未有人。(《叹老》)
清人梁章钜的《浪迹丛谈、续谈、三谈》这部随笔集中，有一篇题为《十反》的短文，也谈到了人到老年以后的变化，读来饶有兴味。
世俗相传老年人有十反，谓不记近事偏记得远事;不能近视而远视转清;哭无泪而笑反有泪;夜多不睡而日中每耽睡;不肯久坐而多好行;不爱食软而喜嚼硬;暖不出，寒即出;少饮酒，多饮茶;儿子不惜而惜孙子;大事不问而絮碎事。
盖宋人即有此语，朱新中《鄞州志》载郭功父“老人十拗”云云。余行年七十有四，以病齿不能食硬，且饮酒、饮茶不能偏废，只此二事稍异，余则大略相同。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予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时闻风雨声，而实雨却不甚闻，因成一联曰:‘夜雨稀闻闻耳雨，春花微见见空花。’”则当去嚼硬、饮茶二事，而以此二事凑成十反也。
老是一种必然，这种不经意间的变化，你，或者我，我，或者他，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因为上帝不会让你一辈子永葆青春。所以，进入老年以后，谁都会发生无法避免的悖谬啊，颠倒啊，乖错啊，忮忌啊，牢骚啊，愤懑啊，猜疑啊，暮气啊，简直不一而足，防不胜防，而且不知不觉，愈来愈甚。说白了，所谓十反，所谓十拗，也是与老俱来的必然。
从最初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到最终化作一股清烟而去时止，每个人，无论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思想方法上，都在时时刻刻地发生着变化。人的一生，存在着两种变化，一是从十岁的童年，到二十岁的青年，到三十而立的壮年，到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的中年，所发生的那种加法式的变化。从六十岁的初老期，到七十岁的中老期，到八十岁的晚老期，到九十岁至百岁成为人瑞的终老期，所发生的那种减法式的变化。
一加一减，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史。
从两手空荡荡地来到世间，会哭会喊会努力抓住什么会张开嘴要吃东西，无一不是加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弱而强，由小而大，这以后，行云流水，意气风发，跌打滚爬，挥洒人生也好，有过快乐，有过痛苦，有过笑声，有过眼泪也好，总是不停地在加，一直加到无论精神，无论物质，都攀登到所能及至的高度。虽然，加法未必没有负面的因素，可不管怎么说，那是属于成长中的烦恼。
第92节：人情世态
而过了生命的高峰期，不知不觉老之将至，便不停地开始减法了，吃得不那么香甜了，玩得不那么爽心了，体力不那么健壮了，感情不那么张扬了。紧接着，爱好在淡薄，欲望在消失，趣味在减少，心境在枯竭。哪怕是最温柔的减法，也是令人不胜伤感的。曾经拥有的美好，圆满，幸福，甜蜜;曾经推拭不开的无奈，惆怅，羁情，悲思，终于渐行渐远，一一离你而去，最后，你总归还是被减到两手空空以后，离开这个世界。
话说回来，这种点点滴滴地减掉，舍不得，又不甘心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局面，你还活着，就无法排遣掉这些难堪，必然就要产生许多别扭。想得开的老人，只是努力不去想而已，但不等于别扭就不存在了。而想不开的老人，这种垂老的别扭，这种渐渐不为人所理解的别扭，这种越想越烦越是得不到解脱的别扭，可不是夏季最后的玫瑰，能带来浪漫，带来情调，而实际上像硫酸，像砒霜，或腐蚀着躯体，或毒害着灵魂，是要让你活得不开心的。
想到这里，我也就明白，那些故去的，那些健在的，曾经驰骋当代文坛的老先生，老女士，老领导，老前辈，当然也包括我的那些老朋友，老弟兄之类，一张张苦瓜脸，所为何来了?活到老，也许不难，但活得明白，活得清醒而又理智，而不是越活越胡涂，越活越癫狂，那就不容易了。尤其时下那些尚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名人，闻人，要人，贵人;那些基本上已接近木乃伊状态的大师，泰斗，权威，圣人，际此桑榆夕照，苦日无多之时，则更是不能宁耐，不肯安生地要出现一些老文人的心理症候:
一怕冷清;
二怕冷场;
三怕冷落;
四怕看冷脸;
五怕人们对他冷冷淡淡。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我们曾经仰起脸看的老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难能免俗起来:
一喜热闹;
二喜排场;
三喜露脸;
四喜被恭维;
五喜大家向他鞠躬致敬。
好在有的老年人，我相信这是多数，还能知道自己的斤两，懂得收敛和要求适度，让年轻人觉得那是一位可爱的老头儿或值得尊敬的老太太。但不论谁，只要上了年岁，很难彻底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危机感。这其中，还应该包括未老先衰的，目前四五十岁，年岁并不能称之为老，但文学年龄已经终结的知青和知青后一代作家。因此，这种害怕冷漠，喜欢热闹的人性弱点，断非只是老年人所独有的特色，其实在文坛上，那些文学小老爷们儿，文学小老娘们儿，再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而且也没有信心将来是不是还有可能写出像样的作品时，也是恨不能大家景行仰止，众望所归，将他们供奉起来，以求那种美不滋滋感觉的。
文坛的全部热闹，就是这些基本上写不出像样东西的作家们，折腾起来的。
现在看起来，一个人，除了常说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对文人而言，还要加上一个文学年龄。文学年龄的长与短，决定他文学创造能力的大与小。作为文人，活着，只是意味着他的生理年龄，或者心理年龄。而江郎才尽，写不出一个字来，说明他的文学年龄，已经进入死亡期。有的作家，有的诗人，虽在笔耕不辍，虽在陆续发表作品，但不具有勃勃的生命力，只是勉勉强强地挣扎，只是有气无力地表示他的存在，这说明他的文学年龄，实际上进入衰竭期。
尤其当代中国作家，文学年龄都相当短促，三年五年算长的了，维持上十年八年，还能写出有分量的作家，几乎绝无仅有。甚至，有的人，他的文学年龄开始之际，也就是他文学创造力的结束之时，这以后，除了粗制滥造，别无他能。因此，无妨从新时期文学以来这数十年间，细细算来，可有一位贯彻始终，处于创作旺期的作家?
文学，不相信奇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尤其如此。生理年龄可以活到七老八十，心理年龄说不定还可以雄风不倒，老有少心，但能像壮年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晚年写出一部《哈泽穆拉特》来，像壮年写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的雨果，晚年写出一部《九三年》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享有较长文学年龄的作家，至少目前的中国文坛上，还找不到一个拥有如此文学可能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