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学史都是“另写”(南方周末 2003-11-27)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3:22:10
［文学］文学史都是“另写”
施蛰存曾开玩笑式地说过，自己是个不左不右、不中不西的人。这话可圈可点，也十分耐人寻味。施蛰存从未出过洋，留过学，当年他的挚友戴望舒访学法兰西，也曾使他一度怦然心动，但由于家累等多方原因，用现在的流行语说，施蛰存终于没有当成“海归派”。但他远比那些喝了几口洋墨水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海归”们高明。施蛰存精通英文，粗通法文，对西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这可从他大量的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译著为证。从早年主编《现代》，到晚年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施蛰存在介绍评论西洋文学和文化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前瞻和开放，显示了他的全球视野，而这种全球性的眼光，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只有鲁迅等少数几位巨子才具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朦胧诗”兴起，当意识流、心理分析等现代派小说大行其道，施蛰存就一针见血地说过，这些东西我们早在30年代就玩过了。他不以自己被“重新发现”而沾沾自喜，以“大师”自居；他更从不对文坛座次、排名先后而斤斤计较。当上海市授予他终身成就奖时，他不需要这样的奖励的公开表态多少使主办者感到难堪。而90年代以来商品化浪潮对文学的严重冲击，施蛰存也并不大惊小怪，以古证今，以洋喻今，他始终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论多么曲折，只要人们还有内心的诉求，文学的前景永远是美好的。也基于此，他在晚年仍手不释卷，关注天下事，更关注文学和学术的动向。
施蛰存是特立独行的。在新文学名家中，能与鸳鸯蝴蝶派旧文人平等共处，又与不求闻达、野云闲鹤式的文苑艺坛人物密切往来的，恐只有施蛰存一人了。他对钱钟书、沈从文、傅雷、丁玲等老友的臧否，也是独有会心，精辟而不留情面。他认为钱钟书为人为文有点“恶客”（上海方言，即夹刻之意），认为沈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他回忆丁玲20年代就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自以为比别人都革命，都是真切而有趣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施蛰存自有一套独到而发人深思的看法，如认为所有的文学史都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可惜由于施蛰存晚年亟待完成的工作太多，而未能留下详尽的著述。
50年代以后，出于曾遭鲁迅批判，又出于1957年那场厄运等等原因，施蛰存一直处于逆境之中，但他始终自在、通达，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只要不被剥夺拿笔的权利，哪怕是被贬到资料室抄录卡片，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把心血倾注在自己所喜爱的文字事业中，硬是开辟出令后人称奇的词学和碑版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来。如果说有些作家后来要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有些作家后来出于良知要深切的忏悔，那么施蛰存是不需要忏悔的，他问心无愧。在他留下的50年代以来的百万字的著述中，很少很少有已经时过境迁站不住脚的，就这点而言，大概也只有天津的孙犁差可比拟了。
有人曾想以“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来形容施蛰存，虽说是出于好意，但以施蛰存的博大精深，决非这样的概括所能涵盖。他的成就和境界，早已超出了我们一般所界定的“海派”的范畴。晚年的施蛰存安坐在上海愚园路他的书房兼卧室兼客厅之中，抽着他心爱的雪茄，翻阅着各种中外报刊，与来访的海内外学人聊天，冷眼向洋看世界。他是超脱的，又是入世的，洞察一切的。他在20世纪中国作家和学者中是一个异数，一个独特的存在。
施蛰存不愿意做寿，曾戏称做寿就是做“寿头”（上海方言，傻瓜之意），老人家在百岁暖寿之后不到一个月谢世，真是一语成谶。随着施蛰存的离去，也许一个学识上为通家、人格上为达士的大师时代真的被带走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文章自由、人格自由，是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的。（编辑：祝乃娟）
作者: □陈子善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3-11-27 15:00:24
施蛰存曾开玩笑式地说过，自己是个不左不右、不中不西的人。这话可圈可点，也十分耐人寻味。施蛰存从未出过洋，留过学，当年他的挚友戴望舒访学法兰西，也曾使他一度怦然心动，但由于家累等多方原因，用现在的流行语说，施蛰存终于没有当成“海归派”。但他远比那些喝了几口洋墨水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海归”们高明。施蛰存精通英文，粗通法文，对西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这可从他大量的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译著为证。从早年主编《现代》，到晚年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施蛰存在介绍评论西洋文学和文化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敏感、前瞻和开放，显示了他的全球视野，而这种全球性的眼光，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只有鲁迅等少数几位巨子才具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朦胧诗”兴起，当意识流、心理分析等现代派小说大行其道，施蛰存就一针见血地说过，这些东西我们早在30年代就玩过了。他不以自己被“重新发现”而沾沾自喜，以“大师”自居；他更从不对文坛座次、排名先后而斤斤计较。当上海市授予他终身成就奖时，他不需要这样的奖励的公开表态多少使主办者感到难堪。而90年代以来商品化浪潮对文学的严重冲击，施蛰存也并不大惊小怪，以古证今，以洋喻今，他始终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论多么曲折，只要人们还有内心的诉求，文学的前景永远是美好的。也基于此，他在晚年仍手不释卷，关注天下事，更关注文学和学术的动向。
施蛰存是特立独行的。在新文学名家中，能与鸳鸯蝴蝶派旧文人平等共处，又与不求闻达、野云闲鹤式的文苑艺坛人物密切往来的，恐只有施蛰存一人了。他对钱钟书、沈从文、傅雷、丁玲等老友的臧否，也是独有会心，精辟而不留情面。他认为钱钟书为人为文有点“恶客”（上海方言，即夹刻之意），认为沈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他回忆丁玲20年代就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自以为比别人都革命，都是真切而有趣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施蛰存自有一套独到而发人深思的看法，如认为所有的文学史都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可惜由于施蛰存晚年亟待完成的工作太多，而未能留下详尽的著述。
50年代以后，出于曾遭鲁迅批判，又出于1957年那场厄运等等原因，施蛰存一直处于逆境之中，但他始终自在、通达，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只要不被剥夺拿笔的权利，哪怕是被贬到资料室抄录卡片，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把心血倾注在自己所喜爱的文字事业中，硬是开辟出令后人称奇的词学和碑版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来。如果说有些作家后来要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有些作家后来出于良知要深切的忏悔，那么施蛰存是不需要忏悔的，他问心无愧。在他留下的50年代以来的百万字的著述中，很少很少有已经时过境迁站不住脚的，就这点而言，大概也只有天津的孙犁差可比拟了。
有人曾想以“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来形容施蛰存，虽说是出于好意，但以施蛰存的博大精深，决非这样的概括所能涵盖。他的成就和境界，早已超出了我们一般所界定的“海派”的范畴。晚年的施蛰存安坐在上海愚园路他的书房兼卧室兼客厅之中，抽着他心爱的雪茄，翻阅着各种中外报刊，与来访的海内外学人聊天，冷眼向洋看世界。他是超脱的，又是入世的，洞察一切的。他在20世纪中国作家和学者中是一个异数，一个独特的存在。
施蛰存不愿意做寿，曾戏称做寿就是做“寿头”（上海方言，傻瓜之意），老人家在百岁暖寿之后不到一个月谢世，真是一语成谶。随着施蛰存的离去，也许一个学识上为通家、人格上为达士的大师时代真的被带走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文章自由、人格自由，是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的。（编辑：祝乃娟）
作者: □陈子善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3-11-27 15: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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