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南方周末 2003-11-27)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6:49:27
“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南方周末 2003-11-27 15:28:38
□李欧梵
11月25日是文学大师巴金的百岁诞辰，全国上下热烈庆祝；另一位文学大师施蛰存却悄悄于本月19日逝世，媒体的报道不多也不详尽，与巴金的普天同庆状况形成对比。然而，两位老人的晚年心态却是孤寂的，上期《亚洲周刊》江迅先生写的报道，《百岁孤寂，不死的讽刺》，刚好点出了这个为人忽略的主题，内中还引了上海老作家徐开垒回忆巴金对他说的话：“我在17年（指1949年至1966年）中没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巴金在痛定思痛之后，花了8年时间完成《随想录》五卷。以日常生活随想式的文笔，道出对中国多年变革———特别是“文革”的———反思，备受崇敬。当时我们都以为巴金会以这种说真话的精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事与愿违。
反观施蛰存先生，他早在1930年代和巴金同时在文坛建立名声，各办一个重要的文学杂志，一个叫《现代》，一个叫《文学》，合在一起，才真正称得上对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和传统。巴金在这方面的贡献（主编《文学月刊》，出版“文化生活丛刊”）往往被人忽略，而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受到学术界应有的尊重，因为“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等字眼在六七十年代仍是贬意词，而《现代》杂志所揭橥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更为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称的学术界主流所诟病。直到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上海访问施蛰存先生的时候，才听说施老终于被“解冻”了，甚至被年轻一辈的作家和学者奉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
施先生在1949年以后回归古典，变成一位备受尊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多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非但桃李满天下，而且自己笔耕不断，或编撰或著述，出版了多种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山谈艺录》、《北山楼集古录》、《唐诗百话》、《唐碑百选》等。现在美国耶鲁任教的著名学者孙康宜教授（以研究唐宋诗词著称），和我一样，每次到上海必会去拜访施先生，然而施先生和我们交谈的题目，却截然不同，一古一今，相映生辉。施先生多次说过，他一生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共打开了四扇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东窗，翻译外国文学的西窗，文艺创作的南窗，整理和研究金石碑版的北窗，这一种博学的精神和成就，乃中国近世所罕见。
我有幸从施先生的“南窗”先登堂，再从他的“西窗”入室，多年来受益良多，非笔墨所能形容，最近也曾写过一篇短文向他致敬。然而我至今尚未能打开他的东窗和北窗。即使如此，我已从他“南窗”的创作小说中窥见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视野。《将军的头》和《鸠摩罗什》等历史小说皆以唐朝为背景，故事极尽魔幻色彩，心理意味更浓，把文明和被压抑的性欲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石秀》非但是《水浒传》中两章的改写，而且更大胆地运用了萨德的理论，把石秀这个草莽英雄写成一个虐待狂，令人咋舌，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余华的《古典爱情》也把“三言二拍”式的故事写得绝顶恐怖，充满了血腥暴力，但仍然较《石秀》逊色）。
这一种艺术视野，在当时可称为“前卫”，但却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式的写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大相径庭，也难怪当时的左派批评家认为施蛰存走入“魔道”，甚至对施先生加以压力，逼得他在一本小说集的后记中公开承认错误。然而，事隔半个世纪，我们重读这些小说，却为内中无比的张力和技巧所折服。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施先生终于在20世纪末得到“最后的一笑”！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施先生的作品得到什么国际大奖，而是指当我们重绘世界小说地图的时候，会在西欧的乔伊斯、伍尔夫、托马斯·曼这些现代主义大师之东，以及南美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之北，发现一位继往开来而又独特无二的现代主义作家———施蛰存。可惜他写的小说太少，而且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也不容许他的这种现代小说的崛长。
记得去年我最后一次去拜见施蛰存先生的时候，曾向他提出庆贺百年寿辰的事，他听后当即回答说———而且不无忤意———“我是在等死，我是廿世纪的人，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南方周末 2003-11-27 15:28:38
□李欧梵
11月25日是文学大师巴金的百岁诞辰，全国上下热烈庆祝；另一位文学大师施蛰存却悄悄于本月19日逝世，媒体的报道不多也不详尽，与巴金的普天同庆状况形成对比。然而，两位老人的晚年心态却是孤寂的，上期《亚洲周刊》江迅先生写的报道，《百岁孤寂，不死的讽刺》，刚好点出了这个为人忽略的主题，内中还引了上海老作家徐开垒回忆巴金对他说的话：“我在17年（指1949年至1966年）中没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巴金在痛定思痛之后，花了8年时间完成《随想录》五卷。以日常生活随想式的文笔，道出对中国多年变革———特别是“文革”的———反思，备受崇敬。当时我们都以为巴金会以这种说真话的精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事与愿违。
反观施蛰存先生，他早在1930年代和巴金同时在文坛建立名声，各办一个重要的文学杂志，一个叫《现代》，一个叫《文学》，合在一起，才真正称得上对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和传统。巴金在这方面的贡献（主编《文学月刊》，出版“文化生活丛刊”）往往被人忽略，而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受到学术界应有的尊重，因为“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等字眼在六七十年代仍是贬意词，而《现代》杂志所揭橥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更为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称的学术界主流所诟病。直到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上海访问施蛰存先生的时候，才听说施老终于被“解冻”了，甚至被年轻一辈的作家和学者奉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
施先生在1949年以后回归古典，变成一位备受尊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多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非但桃李满天下，而且自己笔耕不断，或编撰或著述，出版了多种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山谈艺录》、《北山楼集古录》、《唐诗百话》、《唐碑百选》等。现在美国耶鲁任教的著名学者孙康宜教授（以研究唐宋诗词著称），和我一样，每次到上海必会去拜访施先生，然而施先生和我们交谈的题目，却截然不同，一古一今，相映生辉。施先生多次说过，他一生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共打开了四扇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东窗，翻译外国文学的西窗，文艺创作的南窗，整理和研究金石碑版的北窗，这一种博学的精神和成就，乃中国近世所罕见。
我有幸从施先生的“南窗”先登堂，再从他的“西窗”入室，多年来受益良多，非笔墨所能形容，最近也曾写过一篇短文向他致敬。然而我至今尚未能打开他的东窗和北窗。即使如此，我已从他“南窗”的创作小说中窥见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视野。《将军的头》和《鸠摩罗什》等历史小说皆以唐朝为背景，故事极尽魔幻色彩，心理意味更浓，把文明和被压抑的性欲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石秀》非但是《水浒传》中两章的改写，而且更大胆地运用了萨德的理论，把石秀这个草莽英雄写成一个虐待狂，令人咋舌，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余华的《古典爱情》也把“三言二拍”式的故事写得绝顶恐怖，充满了血腥暴力，但仍然较《石秀》逊色）。
这一种艺术视野，在当时可称为“前卫”，但却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式的写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大相径庭，也难怪当时的左派批评家认为施蛰存走入“魔道”，甚至对施先生加以压力，逼得他在一本小说集的后记中公开承认错误。然而，事隔半个世纪，我们重读这些小说，却为内中无比的张力和技巧所折服。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施先生终于在20世纪末得到“最后的一笑”！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施先生的作品得到什么国际大奖，而是指当我们重绘世界小说地图的时候，会在西欧的乔伊斯、伍尔夫、托马斯·曼这些现代主义大师之东，以及南美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之北，发现一位继往开来而又独特无二的现代主义作家———施蛰存。可惜他写的小说太少，而且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也不容许他的这种现代小说的崛长。
记得去年我最后一次去拜见施蛰存先生的时候，曾向他提出庆贺百年寿辰的事，他听后当即回答说———而且不无忤意———“我是在等死，我是廿世纪的人，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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