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离开北京

顾颉刚离开北京

作者：潘光哲

 

　　一
　　
　　顾颉刚放下了笔，看着摊在自己面前厚厚一叠的稿纸，最后一张纸上的墨迹还没全干，他不敢照顺序把它放在最下面。他有股想再写下去的冲动，实在很想继续提笔，在一旁的妻子殷履安却已然笑着说：你这篇文字不成为序文了！
　　顾颉刚想想也笑了。《古史辨》第一册早在1925年9月就已付印，“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就只差作为编者自己的一篇序言。为了让书早日出版，从1926年1月12日起，开始动手写这篇《自序》，前后三个月，不知增补修改了多少次，洋洋洒洒，近七万字，堪称平生所写篇幅最长的文章。述说所及，不仅是“古史辨”运动的来龙去脉，连自己的童年往事都坦白地说了出来，连自己青年时分怎么热心于社会党的党务也写了进去，实在和《古史辨》扯不上关系。
　　此时，偏偏军阀混战，似无止境，北京竟为战场，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每天飞机一来的时候，大家只觉得死神就在自己头上，老是盘旋不去。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已经给飞机、炸弹骚动得几无安宁，从天而降的炮弹，落点离自己住处最近者，竟不到百步之遥（《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3日，下同），惊恐之余，连开阖水缸盖和门户的声音，也变成了弹声、炮声的幻觉。生活不安定如此，如何是好？
　　虽然，就在这样危险、紧张与困穷兼而有之的气氛里，相关的活动都停止了，更没有人来催稿子，顾颉刚居然得到难得的空闲，可以从容不迫地为《古史辨》第一册写这篇《自序》。现在既已写毕，看来《古史辨》确实可以出书了。只是，转念一想，书出来了，会不会累得靠大伙儿的基金才成立得起来的朴社亏了本？越想越多，顾颉刚开始有些烦闷了。
　　
　　二
　　
　　1925年4月30日早上六点，顾颉刚便起床了，为的是准备调查参观离北京城西北八十里远的妙峰山庙会的活动情况。八点一刻，约定同行的容肇祖、容庚、孙伏园还有庄严都来了，一行人遂一齐出发。事隔多年，容肇祖回忆起这趟旅程，依复记忆如新。容肇祖说，参加这趟调查活动的都是二十、三十岁的小伙子，偏偏就数顾颉刚最是兴致勃勃，走得比谁都快。在进香的队伍里，他忽焉在前，忽而在后，忙个不停。他一下子抄录沿途的进香碑记全文，一下子又同进香者谈话、照相，进香者沿途叩拜的情态，顾颉刚也不愿轻易放过，为的只是详细纪录民间风俗信仰〔1〕。顾颉刚说自己是“素甚害羞”的人，这回会如此活跃，“敢冒众人之疑诧，则由于数年中渴望之逼迫也”。当然，顾颉刚也付出了“左足曲筋”的“代价”，夜里休息的时候，不论用了多少“烧酒”擦脚，始终都好不了。５日２日是调查活动的最后一天，脚疼未愈，“步履极艰难”的顾颉刚，只好坐轿子继续这趟活动了。
　　顾颉刚一直对这样的调查活动充满兴致，他说：
　　
　　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联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这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然而因为智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
　　
　　顾颉刚终于获得了“到民间去”的机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他自然全力以赴。特别是调查同仁之一的孙伏园正担任《京报》副刊主笔，这次调查的材料结果，不愁没有发表的园地，顾颉刚更觉得兴奋起来了。只是，转念一想，发表这些调查资料，会不会引起非议：《京报》提倡起迷信来了！顾颉刚又突然感觉有些沮丧。
　　想要“到民间去”，竟陷于这样的精神困境，是顾颉刚始料未及的。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知识人的经济困境。这趟妙峰山之旅，调查的费用“仅仅领到五十元”，已不禁令他叹息不已：“堂堂的中华民国，为什么在学术方面的供应竟缺乏到这样呢？”不要痴想国家政府会支持这样的调查活动，顾颉刚自己的生计都大有问题了。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顾颉刚，基本上得仰赖薪水过日子。可是，财政困窘的北京政府没有办法按时发薪。1925年1月的薪水，得拖到6月才领得到第一笔，要到7月才能全部领齐。幸而顾颉刚在孔德学校兼职之所得，倒还可以按时全部收到，不致完全困窘无门。1925年12月底，因为前妻之父吴寿朋去世，顾颉刚为了丧事“出款浩繁”，已经吃紧，不料，到了1月初，不仅北大这个月不能发薪，连孔德学校“亦仅半薪”，让他大叹“如何得了”，妻子为此亦是“肝火甚旺”。1月6日，好不容易请“长官”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妻子因为闹穷的关系，“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顾颉刚大为“不欢”（1926年4月2日）。顾颉刚自己更是“债台高筑”，结算一下，“负债几及二千元”（1926年5月16日）。“手头干涸已极”，甚至于房租都没法子付了，“没有法子”，只好向恩师胡适开口，“承借六十元”。本来，顾颉刚苏州老家“非无钱”，可是他“以种种牵阻，终不能向家中取钱”，反而得“有赖于师友之济助，思之悲愤。回家后哭了一场”（1926年6月6日）。虽然，顾颉刚可以卖文救急，却总觉得自己不该把学问之事当成生计的奴仆，更觉得这样一来，做学问就不忠实了，不免内疚。生活窘迫既然如此，“北京居，大不易”，这样的环境，还能待下去吗？
　　
　　三
　　
　　这时候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顾颉刚，同时也迈出了经营与学术文化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的脚步。
　　原先，当顾颉刚在1922年夏祖母病重时曾回原籍苏州照料，并且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在上海的他，同一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周予同、郑振铎等人交往密切，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闲谈、听留声机。1923年1月初，郑振铎在聚会的时候发言道，“我们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众议皆诺。于是，除了郑振铎与顾颉刚之外，联络了沈雁冰、周予同、胡愈之、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陈达夫与常燕生，组成书社，约定每个人每月缴十元，十个人共一百元，由顾颉刚存入银行。周予同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朴社，也得到众人的同意。朴社的发展很快，接着又有俞平伯、朱自清等人加入。
　　顾颉刚十分在乎朴社的前景，与妻子谈到它，居然“太快意，精神提上，竟致失眠”（1923年6月24日）。可是，1924年上海发生战事，在沪同仁极需用钱，议决解散朴社。当时人在北京的顾颉刚大怒，却已“鞭长莫及”，收到上海朴社同仁寄来的款子之后，他找了老同学蒋仲川等人入社，仍旧约定存下钱来，决意继续维持下去。1925年6月28日，顾颉刚更当选为朴社的总干事，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身为朴社总干事的身份，激起了顾颉刚的事业心怀。比如他注意到北京大学所在地的马神庙附近并无书店，朴社如果可以在那里开家书店，必可获利。经过他亲自视察（1925年10月8日、15日），由同仁决议利用共同基金在彼处租房，从此创办景山书社。顾颉刚耗费了不少精神力气在景山书社的成立杂事上，既参与招考“学徒”与伙计（1925年11月1日、9日），当11月15日景山书社开幕，顾颉刚更亲自照料店务。只是，那时他却还拉不下脸来，“见人颇觉不好意思，想不到我也会做商业的”，对自己的这等行为感到害羞。可是，书社的确赚钱，1926年6月的嬴余有九十余元，“可见营业之有起色，将来可有发展之望也”（1926年7月6日）。        　准备出书，是朴社的另一目标。本来，顾颉刚与钱玄同、胡适等人讨论古史的函件文稿，早就得到大家的注意，朴社同仁一直要顾颉刚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出版的，不料，“有一个久居上海的曹聚仁，把它们编了一本《古史讨论集》出版了”。大家看到这部《古史讨论集》，错字太多，印刷又粗劣，就开始埋怨顾颉刚：“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顾颉刚心下也是挺难过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文字还不成熟，又苦于杂事过多，想定心研究几个大题目，作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把自己胸中积蓄的想法，提出的论题，建立起一个系统，真能揭露中国过去两三千年的古代历史本相。可是，现实的环境却不给顾颉刚这等机会。他悲哀地写道：
　　
　　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四
　　
　　饱受生计逼迫滋味的顾颉刚想要找条出路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卷进了1920年代中期的时代浪涛里。这时，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浪头，已然拍打到北京；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北大成立了救国团，顾颉刚亦参与其事，并应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编辑《救国特刊》，刊登在《京报》副刊；顾颉刚更写了不少纯粹学术以外的文字，想要编集成一部通俗的“国耻史”，唤醒民众。
　　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前，又聚集了扛着“反帝”旗帜的人群。遗憾的是，这场运动却以鲜血收场，四十七人不幸罹难，史称“三·一八惨案”。翌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下令逮捕通缉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煜瀛、顾孟余等人。顾颉刚未曾参加这场运动，对于名列“黑名单”的这些人也不是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在闹得太厉害了”（1926年3月19日）。
　　没有想到是，株连的网罗越来越广。连沈兼士都听到自己被通缉的风声，所以躲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去了（1926年3月30日）。未几，《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枪毙，在那里工作的老友孙伏园则已经南旋；传闻北京政府“准备通缉之二百零八人，内北大有一百六十人”，朋友也来劝顾颉刚“暂避”风头，他虽认为自己过去“发表之文字，未尝及于政治，想不致牵入”（1926年4月26日），心下却不能说不紧张。北京这个人文荟萃的古都，在当时看来已非可堪久留之地。
　　
　　五
　　
　　就在几天之后，顾颉刚到中央公园的长美轩，参加了《语丝》社为林语堂饯行的餐宴。因为林语堂“以北京站不住，将往就厦门大学文科学长”。席间林语堂即邀请他一起同行去办研究所。顾颉刚想到自己“穷困至此，实亦不能不去”，却又觉得自己在北京的“基础刚布置好，舍去殊恋恋耳”（1926年5月8日）。
　　正因为顾颉刚实在留恋北京的生活，所以即便得到了邀请，他还是举棋不定。好比说，老友郭绍虞招他往中州大学任教，被他拒绝了；反而，清华大学方面欲聘他为“国文教授，月薪二百元”，即使“清华中空气甚旧，取其用度较省，可以积钱还债”，就让他心动不已。没想到，清华大学评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聘任案（1926年6月1日、5日），他也只好死心了。
　　胡适向来关照顾颉刚。５月，胡适访问英、美回国，顾颉刚去拜见恩师。因为胡适参与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处理事宜，知悉内幕，他给顾颉刚带来一则好消息：
　　
　　……将来可在退还赔款内弄一笔留学费，我们可一同留学。这使我狂喜。我在国内牵掣太多，简直无法进修。诚能出外数年，专事扩张见闻与吸收知识，当可把我的学问基础打好（1926年5月13日）。
　　
　　可是，这则让顾颉刚“狂喜”的美事，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干涸已极的他，需要的是及时雨滋润。7月1日，北大“长官”也获聘为厦门大学国文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沈兼士，给顾颉刚送来厦门大学的两纸聘书，“一研究所导师，一百六十元，一大学教授，八十元”，合计起来是两百四十元的薪水。这是在北京没有可堪比拟的职事和收入，顾颉刚无奈之下，“只得允之”。
　　令人告慰的是，想到厦门大学去的，非仅顾颉刚一人而已。像是魏建功同样因为“经济困难”的关系，也想去厦门（1926年7月4日）；当他到沈兼士处商量厦大国文系课程及为研究院进行计划时，同来者更有鲁迅、张亮尘（星烺）、陈万里与丁山（增熙）诸人（1926年7月28日）。可以想见，他不会孤单南行。
　　况且，顾颉刚还想象着胡适带来的好消息。他写信给胡适说，一旦庚子赔款的事能够“梦想成真”，这趟厦门之行，只去一年就好，“如身体不惯，则半年。明年如庚款方面可以使我得一正当之职业，决计仍回北京”。所以在北京的“书籍什物，一切不动，只算作一旅行而已”〔2〕。此志已决，顾颉刚伸了一下腰，终于准备离开北京，展开到厦门去的旅途。
　　
　　注释：
　　〔1〕容肇祖：《回忆顾颉刚先生》，收入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页。
　　〔2〕顾潮：《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