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山崖口村坚持公社化至今说明啥

帖文：广东中山崖口村坚持公社化至今说明啥
网友：云淡水暖　12-16 22:32
如果说，在农村单干模式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广东，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还有一个生产大队的存在，而且还在吃“大锅饭”，可能许多人会嗤之以鼻，但她确实是存在着，就是广东中山市南艹朗镇崖口村。从照片上看，此地仍然保留着“供销社”、“生资经理部”这样的招牌，唤起了一种不无久远的记忆。就此看来，此处似乎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晋”了，外面几步之遥的“超市”“士多”就是未能“接轨”进来。
【崖口村3000多亩水田全部由大队集体种植水稻。从1976年村里开始实行大队一级核算以来，农业生产都分大队、生产两级管理，20多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大队负责直接管理大型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播种面积与种植结构等，还负责安排农业补贴政策。而具体生产活动和田间管理由13个生产队负责。大队里的分配方式则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所有农活由600多社员集体完成，社员的收入也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工分”计算。崖口大队的“工分制”没有制定每一项农活的明确工分定额。但基本上是根据当天出工的人数平均计算社员的工分。也就是说社员们吃的是“大锅饭”。】（《广州日报》）
严格地说来，崖口大队的“工分制”并不是原来公社时期的工分制，记得原先的工分制是要按照农活的轻重简繁计算定额的，这里搞“大锅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浮于事”的“低效率”，而记工分只是一个“平均主义分配”的基本依据。
【由于实行了机械化，“村里的3000多亩田，实际上有200人就足够了”，600多人干200多人的活，当然很轻松，每个社员每天最多也就干2~3个小时的农活，田间劳作闲散聊天就在所难免。虽然效率低了一点，但“总比让他们在家打麻将要强”。】（《广州日报》）
看来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用“工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稀释化，不劳动者不得食，要参加集体分配，就必须参加这种“轻松”的劳动，还避免了惹事生非。然而，劳动效率低下的本质原因是人多，多的人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或者跑生意挣钱呢，这就是所谓“素质决定论”的因素了，在个体经济的市场化竞争中，人的竞争能力有高有低，按照自由市场经济法则，能力高的赚大钱，能力低的活该等死，而崖口大队的农民却不这么搞，他们信奉“人人有工开，人人有饭吃”。
【崖口大队多年来一直坚持只在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当中“按劳分配”，近3年，崖口大队600多社员每年能得到550万元的收入。虽然分配也非完全的平均主义，但大体上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人均年收入保持在9000多元。此外，崖口大队每年还会存几十万斤的储备粮，剩下的粮食以口粮方式分给社员。】（《广州日报》）
就是说，只要你参加这种集体劳动，劳动强度并不大，就会有不低的劳动收入，除去口粮，还可以收入9000多元，集体还有相当的积累，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收入水平。然而，有本事靠自身努力挣到更多利益的人呢，崖口大队不会阻拦，任由发展，还留给后路，能进能退，攻守兼备。
【“在我们村，13个生产队都是开放的，村民可以自由进出生产队，如果某位村民在外面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或者自己有能力经商办企业，他可以离开生产队。如果有一天他失业了，或者经商失败了，他还可以回到生产队，我们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村领导谭锦廉这样说。…正因为这个开放式的制度，虽然崖口大队的社员主体部分仍然是那些独立性较低的村民，他们或是不能立足于市场，或是不愿意冒风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比他们到外面的工厂里打工强得多。集体生产正是解决了这部分人的就业和生活。“如果没有集体生产，我们村就会增加400多个失业者。”】（《广州日报》）
这种依靠集体保底，又不强制个人发展的形式，当然赢得了农民的赞同，而且长期坚持了下来，【按理说，在现今环境下，崖口村的“集体生产体制”很难一直得到村民的拥护。2001年南艹 朗镇政府发布的《崖口村调查情况综述》显示，当年南艹 朗镇组织了工作组，花了10天时间到村民家中听取意见，共走访了752户人家（占全村总户数的87％）。调查结果却表明，“绝大多数村民赞同继续实行现行制度”。】（《广州日报》）
然而，这种低效率生产与高分配的结构，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有参与外部竞争的手段，在崖口大队，这个手段就是其资源优势，就是把资源集中在大队手中，整体对外搞各种形式的开发、租赁，用收益来支持集体分配。
【为了提高效率，从1982年起，崖口大队开始在各生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是崖口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自我“修改”。责任制的建立，把社员的劳动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社的生产效率。同时，当年崖口村用出口白泥换回来的资金转成农业补贴，一定程度上使公社的继续运作有了资金保障，这使崖口公社避免了瓦解的命运。…1985年，崖口大队将沿海滩涂养殖场、来料加工厂等全部出租给了私人经营，只剩下稻田这个唯一的阵地。同时，村里还以各种合作承包方式不断围垦，扩大土地规模。这些开始为崖口村带来滚滚财源，村庄公社的前景也峰回路转。村里收入增多，社员的收入也马上提升，此前离开公社的社员又回来了。…崖口村位于伶仃洋畔和京珠高速路旁，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崖口成为港澳商人发展工业的热选之地。广阔的海域也为养殖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近二十年来，崖口村陆续围海造田3万余亩，出租给私人搞海水养殖。而陆上的荒地和低产田也挖成淡水养殖场予以承包和出租。这些都给崖口村带来了滚滚财源。】（《广州日报》）
那么，从80年代初开始，崖口大队的公社体制，靠什么继续和维持下来呢，在当初和当今的社会潮流下，无论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分”字，一个“单”字，而崖口也不例外地将受到冲击：
【村委书记陆汉满的一篇文章里记载了那一段时期的情况。“县委的态度很开明，中山不搞一刀切，农民不愿分的，可以继续搞下去。”有了这句话陆汉满在村里组织了连续3天的讨论，主题是集体体制要不要继续搞下去。讨论让人认识到：土地肥瘦不一，分地难。部分社员长期依赖村领导，技术不全面，有些人只会放牛，怎么办？村里最后统一意见：有本事的，自谋出路；靠集体的，继续走公社路线。…社员同意不分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崖口村有丰富的白泥资源（炼铝的原料），每年要大量出口，这为社员提供了客观的补贴。如果分了田，“社员自然担心这项补贴能否落到村民手中”。就这样，由于种种原因，崖口村的公社制度保留了下来…为了提高效率，从1982年起，崖口大队开始在各生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是崖口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自我“修改”。责任制的建立，把社员的劳动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社的生产效率。同时，当年崖口村用出口白泥换回来的资金转成农业补贴，一定程度上使公社的继续运作有了资金保障，这使崖口公社避免了瓦解的命运…自1985年以后，稻田成了公社和生产队避免解散的唯一依据。那么，陆汉满等人为什么不彻底“分田到户”，或继续把农田出租出去，由种植专业户经营，换取租金呢？对此，陆汉满解释说：“如果把地给分了，集体就散了。”他认为，保住稻田就为技术能力弱的人保住了一份收入。但是固守最后一块阵地的代价也非常巨大。为了使社员的收入与外部持平，崖口大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要为稻田的生产提供巨额补贴，而且这个补贴的数量年年递增。】（《广州日报》）
至此，专家和记者的结论是【巨额补贴的注入，使崖口保留20多年的公社制度的本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崖口公社不断地放弃大部分的生产功能，转而成为了一个福利型的组织。去年，大队用于村民的福利和村庄公共支出的资金高达150万元。因此，目前崖口村的集体生产成了一个“保障就业”“帮助弱者”的工具，崖口大队也由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变成了保障就业的福利性组织。】（《广州日报》）
草民倒是不关心所谓的“生产型公社”与“福利型公社”的优劣，如果“集体生产成了一个‘保障就业’‘帮助弱者’的工具”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在这个制度下，可能“社会财富的总量”未见理想，对一些“能人”也未必“公平”，但是，使弱者能够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保障，又使其不完全躺在“福利”上坐吃，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总比弱肉强食要来得地道。要维持这样的一种模式达近30年之久，必定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把生产资料牢牢掌握在集体手中，崖口的土地、荒地、滩涂、鱼塘、白泥矿藏的所有权，由大队统一拥有，大队的统一管理和统一分配，保证了无论“强者”、“弱者”都能够有不错的生存环境。
第二，坚持“只帮穷人，不帮富人”，崖口村支部书记陆汉满【近20多年来，在每一次支部换届改选中，他都以绝对多数的得票率当选。村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只帮穷人，不帮富人”的信念，这一信念成了他30年乡村政治生活的思想支柱…“我们帮穷人的办法是将大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集体，用集体的劳动实现共同富裕。这有三个原因。第一，只有把贫困者组织起来才能参与竞争。第二，帮助贫困者不是把钱直接分给大家，这种办法使人不劳而获，使人变得懒惰和不思进取，反而会害了他们。我们要用集体劳动创造财富，但每个人的收入还要按劳分配。第三，用集体的力量才可以避免贫富悬殊，能力弱的人在集体中也有一份工做，有一碗饭吃。”】（《广州日报》），可以看出，如果农村的党员干部走“带头致富”，先自己跑单帮去了，等他自己“先富”起来之日，有可能一个贫困的弱者群体已经形成。比如，单干模式可能会造就一个年收入数万、数十万的“种粮大户”，而没有相同能力的人就会出让土地权益，成为帮工。陆汉满的话“用集体的力量才可以避免贫富悬殊，能力弱的人在集体中也有一份工做，有一碗饭吃。”平实而简单，没有深奥的经济学“算法”，但是却解决了一个矛盾。
第三，对弱者倾斜的利益分配蕴含着对“富人”某种“剥夺”，可以看出，崖口大队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的人，是不可以获得集体分配的，在这其中，就把集体资源所获得的利益，几乎全部都用在帮助弱者方面，而同为村民的在其他方面有市场专长者，就自然被“侵占”了部分利益，这样的分配思路，居然也得到了其他不参加分配者的支持，可能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了某种平衡，取得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第四，对弱者来说，也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崖口大队坚持3000余亩土地用于农业劳动，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强度由于人多地少而显得比较低，但是，一方面避免了这批没有市场所需要的技能的人沦为收入低廉的简单打工者，人不敷出，生活无者，一方面也避免了出现失业者造成社会问题。
在学者们看来，只有“崖口村的土地资源能够实行效益的最大化”才是“解决”社员福利的正确方向。但我看未必，最典型的就是山西的许多村庄，集体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转包出去了，但是，与个别村干部同矿主私分了每年上千万元的煤矿利润相比较，村民们的年人均收入却只有区区500元。实现所有成员“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集体化，否则只会是少数人“利益最大化”，多数人沦为贫困者的两极分化。再说，可能正是这这种土地资源的非“利益最大化”，才保留了大量基本农田和原生态环境，否则，大片良田可能已经变成了厂房或者撂荒地，就像珠三角许多地方一样。
崖口大队坚持【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没有解体，以集体的形式加入到外部市场经济的运作和竞争之中。…村庄集体（或村庄公社）作为整体进入市场的方式，】，一直受到专家们不断的质疑，因为其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是，对比珠江三角洲其它富庶地区农村的经济模式，我们见到了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一些福利比较好的村庄，同样是把土地等资源集中起来，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方式投入市场，利益分红。草民认为，没有集体经济模式，指望“先富”者对社会有所承担，只是一种幻想，看看山西贫困的然而资源却无比丰富的农村就有比较了。
还是崖口大队的支部书记陆汉满面对大量的质疑的三个反问有说服力“两口子都会有吵架的时候，为什么全村3000多人这么多年来却能和睦相处？为什么他们一年到头共同劳动却从不问报酬？为什么别的地方种田亏本而在我们这里种田赚钱？”，农民们用简单的话简单地说明了三个现象，集体化导致了社会安定，没有利益冲突，农民种田生活有保障，没有人看不起病、读不起书。
当然，前提是需要像陆汉满这样的带头人，专家们说“这种进入市场经济的方式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一位能获得村民支持的村庄能人作为村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位能人既要有很高的道德声望，又要有很强的市场经济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所以，专家们预言崖口大队的生命是“脆弱”的，因为崖口模式“不可复制”。然而，与小岗村可以大量“复制”的分田模式比较起来，崖口大队的这种“脆弱”毕竟已经“脆弱”了20多年，可能还会继续“脆弱”下去。只要共同富裕就好，小岗村的“不脆弱”和崖口大队的“脆弱”都可以借鉴。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