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纳斯：六十年代的遗产与南方的梦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西洋两岸都激荡着反叛的情绪和变革的呼声。对许多导演而言，电影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挑战现存价值和体制的方式。如今已成就大师名号的如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米克洛斯·杨索，其政治谱系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倘若要在拉丁美洲找这样一位人物，那么似乎非索拉纳斯莫属。索拉纳斯全名Fernando Ezequiel Solanas（费尔南多·埃塞吉埃尔·索拉纳斯），昵称Pino，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挺拔、陡峭，亦指松树。他学习过戏剧、音乐和法律。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很多电影都做成四幕剧的样式，他的电影原声中经常有自己创作的曲目，他的影片即使在最诗意的时候也不会放弃对时事政治的嘲讽。2004年第54届柏林电影节上，索拉纳斯接过了一座特殊的金熊——终生成就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人是时任德国外交部长及绿党领袖的尤西卡·菲舍尔，他声称是接受索拉纳斯的私人邀请而参加。这位欧洲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赞扬索拉纳斯为人权和南美电影所做出的贡献。庇隆主义情结1968年，在菲舍尔参加激进学生运动的时候，索拉纳斯凭借《燃火时刻》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这部地下制作的影片以三部曲的形式记录了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新殖民主义及反抗斗争。其中引用了大量有力的文本，包括在激进圈子里颇受欢迎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弗朗茨·法农和萨特的。1969年，索拉纳斯和奥克塔维奥·赫蒂诺一起成立了“解放电影小组”（Grupo Cine Liberación），通过社会政治组织促进电影的传播和普及，以此作为反抗独裁的一种方式。他还和赫蒂诺发表了“迈向第三电影”的宣言，反对好莱坞电影及欧洲的作者电影，激励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工作者。《燃火时刻》正是这个小组的纲领性作品。索拉纳斯在20年后电影再次上映之际曾谈到：“我们，这群60年代的人，反抗过新殖民主义体系，保有着对庇隆政策的忠诚；我们生活在1973年的春天，经历过迫害、恐怖、流亡和回归；我们一直在为人民主权和民主斗争，成功过也失败过；我们始终在为一种道义、一些原则奋斗，它们仍然存在，等待着我们去实现。”索拉纳斯鲜明的左翼立场和社会主义倾向一直就是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而他的庇隆主义情结也成为让评论界诟病的另一大因素。1971年，“解放电影小组”为流亡的庇隆在马德里拍摄了两部影片。2004年，他在柏林获奖的时候，有西方媒体指出，《社会性屠杀》没有对庇隆主义进行批评，而把梅内姆的罪行归咎于对庇隆主义的背叛，同时又对阿根廷共产党和中派为梅内姆敞开通往权力的道路保持了沉默。“坦然地来评价庇隆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依然是南美政治和电影重建的先决条件。”不过，无论庇隆曾出于怎样的政治目的，他确实为阿根廷带来过经济的发展，为劳动阶层谋取过福利，在外交上表现出不追随美苏任何一方的独立性。这些或许是索拉纳斯那代人一个看得见的乌托邦。由于活跃在支持庇隆主义的运动中，索拉纳斯在完成涉及1955年－1973年（即庇隆下台到回归）这段时光的影片《菲耶罗的子孙们》的几个月前受到了右翼势力的死亡威胁，他的一个演员，在剧中饰演Hijo Mayor的July Troxler被杀害，1976年他本人也差点被绑架。这部最终在流亡欧洲期间制作完毕的影片将历史的两个侧面融合在一起，记录了阿根廷人民生生不息的反抗精神。一边是文学史诗《马丁·菲耶罗》里从草原走向城市的高乔人，另一边是现实中反抗寡头军事统治的普通工人，尽管看上去大相径庭，却饱含着某种内在的传承。在何塞·埃尔南德斯的作品中高乔人是勇敢、自由、独立的化身，而《菲耶罗的子孙们》正是一首献给具有这种精神品质的阿根廷人的歌。索拉纳斯也和埃尔南德斯一样，是一个将自己的一切活动都与政治责任和社会良心联系起来的斗士。流亡与回归曾经选择“自动流亡”巴黎的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没有从当时的阿根廷经过，阿根廷只是听着历史从旁走过，一切取决于来自外面的声音。阿根廷是一只正面朝上的大耳朵。”这番话依然适用于索拉纳斯的时代。1976－1983年的那届军政府是阿根廷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最残酷的一届。政治上，由军人、警察组成的秘密行动队，到处搜捕所谓“嫌疑分子”，严刑拷打抓来的人，“失踪”成了死亡的代名词。经济上，魏地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证明是空中楼阁，更不用说1982年挑起马岛战争给阿根廷带来奇耻大辱。索拉纳斯在受到死亡威胁后，最先流亡到西班牙，之后在法国落脚。流亡期间，他参加了各种与“五月广场母亲”和维护人权有关的组织，在国际上宣传当时阿根廷的形势。在巴黎，他与Envar El Kadri, Arianne Mouskhine, Miguel Ángel Estrella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起致力于建立“艺术家保护国际协会”。1983年，魏地拉政府倒台，索拉纳斯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拍摄了《探戈，加德尔的放逐》。这部影片可以看作他流亡状态的写照和回归的前兆。“加德尔的放逐”是一群在巴黎思念着故土的阿根廷探戈艺术家排演作品的名称。在异国他乡，没有人理解他们充满隐喻的舞蹈，此时的南方，成了他们艺术中“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的东西的来源”（引自苏珊·桑塔格谈约瑟夫·布罗茨基时的话），是他们想回却回不去的别处。正如科塔萨尔在讲述他的小说《跳房子》的主人公时所说“在爱的最深处，他遭受着失落与忘却之苦。”索拉纳斯发明了Tanguedia，一种融合了悲剧与喜剧的探戈，将抑郁与激情、希望与失落、爱与苦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在最后一幕影射军政府任意逮捕人民的疯狂舞蹈后，音符响亮地扣在一个词上——Volver（回归）！是的，我们得回去！回到魂牵梦萦的南方。于是1988年的《南方》便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回归之作。影片通过主人公弗洛雷阿尔穿梭于现实与幻象间的旅程再次回顾了1976－1983年这段阿根廷的痛苦时光。那群围坐在圆桌旁谈论梦想的人为了自由的乌托邦而献身，等待着弗洛雷阿尔的妻子也不是帕涅罗珀，只有背影的人们被一排排地枪杀，年轻的女孩再也找不到恋人。可是，当两位面临死亡的老人举起酒杯，当妻子最终选择了丈夫，当孩子们一串串地蹦过街道，当女孩坐在通往南方的车上寻找“生存的希望”，《南方》变成了一场胜利，一场生活对死亡的胜利，爱情对怨恨的胜利，自由对压迫的胜利，希望对恐惧的胜利。从《南方》里可以看到索拉纳斯日后影片的踪迹。他说：“《南方》是对所有懂得说‘不’的人的致敬。那些维护尊严，对这个国家的不公、压迫、投降说不的人。”在《云》里，演化成了那首叫"digan no"（说不）的歌。弗洛雷阿尔在艾米利奥的屋子里问他那些印着硕大的SUR（南方）的书是关于什么的，后者答"Memoria del saqueo"（掠夺的记忆），2004年的纪录片就用了这个名字。政治活动可惜独裁政权的倒台并没有为阿根廷带来曙光，1983－1989的劳尔·阿方辛政府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但收效甚微。1989年，卡洛斯·梅内姆上台。同年6月，索拉纳斯推动由视听工会在圣马丁文化中心举行的集会，这是最早检举梅内姆叛国行径的声音之一。真正使索拉纳斯开始成为一个斗士的是1991年3月的一次访谈，他指责梅内姆“犯下一系列掠夺公共财产的罪行”。这位总统随后以“诽谤侮辱”控告他。索拉纳斯在联邦法官面前重申了自己的言论，第二天便遭到军队袭击，腿部中了六枪。但是索拉纳斯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梅内姆的谴责，在收到无数慰问之后，他联合各界举行了一次“sin otra bandera que la argentina”（没有其他旗帜，除了阿根廷）的大游行。1991年11月21日——国家主权日，人们举着一条400米长的蓝白间条旗行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直至包围国会大厦。这也是索拉纳斯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1992年秋天，前国会议员Luis Brunati邀请索拉纳斯领导一个政治阵线，Frente del Sur（南方阵线）由此诞生。1993年，南方阵线与卡洛斯·阿尔瓦雷斯领导的Fredejuso合并为Frente Grande（广泛阵线）。Fredejuso最初由一部分正义党成员和对梅内姆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满的左翼人士组成，后来由于阿尔瓦雷斯等人的向右转，左翼人士被开除出党，索拉纳斯和阿尔瓦雷斯也分道扬镳。但是在他们同为广泛阵线成员时参加的选举中，两人都获得了国会议席。在索拉纳斯作为国家议员的1993－1994年间，他联合文化、能源、传媒、环境各部委拟订了160多个草案，包括相关的办法和法律。面对试图将一些企业（核电站等）私有化的打算，他通过能源部发起了保卫Yacyretá（位于巴拉那河上的大坝，与巴拉圭接壤，为当时阿根廷最大）和Salto Grande（位于乌拉圭河上的大坝，与乌拉圭接壤）的运动并两次质问前能源部长及其秘书。他去亚松森旅行时，被邀请在巴拉圭参议院讲话，明确表达了反对Yacyretá私有化的态度，并持续在该地区宣传，直至Wasmosy（当时的巴拉圭总统）和梅内姆放弃企图。索拉纳斯更多的作为体现在文化上，如：为电影、戏剧、音乐的评奖引进更现代化和跨学科的评选委员会；建立国家实验性电影院－CINAIN（在两院获得一致通过，但被梅内姆否决）；致力于南方共同市场频道的建设；出任阿根廷导演协会(DAC)的主席；受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Federico Mayor的邀请出席世界电影遗产保护委员会的拉美代表。1997年，尽管依然有许多不同政治力量邀请他，索拉纳斯还是结束了他在政治上的任期，回到了老本行。魔幻还是现实？来自与马尔克斯同一片大陆的索拉纳斯，其几部剧情电影也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按上了“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其实索拉纳斯的魔幻要简单浅显得多，只需稍微了解一点拉美或阿根廷的现实便会发现它们的矛头指向。由于控诉梅内姆而遭受六发子弹，《旅行》的完成时间推迟到了1992年，却正好成为对西方所谓“发现”500周年庆典的“献礼”。如果说《南方》是阿根廷人文化身份的一种确认，那么《旅行》则是属于整个拉丁美洲人的一次寻找。这一次索拉纳斯让马丁从地球最南端的城市出发，带着希望回溯过去，在传承中迎接未来。旅行的路途有两条：一条是横向的，地理意义上的，是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到墨西哥的瓦哈卡；另一条是纵向的，内在的，是拉美大陆几百年来积淀的“丰饶的苦难”。那些形而下的比喻展现了这块大陆的现状：外债高筑，政治腐败，生态破坏。残缺不全的拉美人、希望的铁托从马丁父亲的连环画到马丁的旅途，见证了西班牙殖民者和自己政府的暴行。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一切还没有结束。但是索拉纳斯给马丁安排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姓氏：Nunca（决不），似乎要表达这样一种决心，等走完这趟“发现”之旅，也即拉美人民成为自我“发现”的主体之时，现在这一切决不会再发生。1998年完成的《云》，或许是索拉纳斯最后一部带着梦幻气息的电影。在一座下了1700多天雨的城市里，人、车、钟都在倒着行走。一群艺术家坚守着一座即将变卖的旧剧院。影片叙述了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其中的艰辛和欢乐。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着日常生活的烦恼，但是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他们忠于自己的原则，说不，是索拉纳斯想告诉人们的最简单的道理。自从梅内姆上任以来一直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和一比索兑换一美元的汇率捆绑制，这种经济模式给阿根廷造成了高额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国际收支经常性逆差。政府为了减少开支克扣人民的退休金，这就有了《云》里索要的那一幕。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维持固定汇率制只会使问题恶化，此时的阿根廷尚能依靠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但是当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抛弃阿根廷的时候，提取存款、抢购美元、资金外逃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反思中前行处于严酷政治环境中的导演往往采用一些晦涩的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立场，到了相对宽松的时期，如果依然执迷于形式的审美难免会使作品流于空虚和自我放纵。所幸这并没有发生在索拉纳斯身上。他拿起手提摄像机开始了一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社会性屠杀》、《穷人的尊严》、《阿根廷潜力》是索拉纳斯献给阿根廷的一部情诗。它们在2002年几乎同时开机，分别探讨了：在这场社会灾难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没有工作也没有援助的人们是怎样反抗的？以及阿根廷有哪些可以用来重建的潜力。面对发展中伴随的无人性的全球化的争议，他始终相信“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2004年在柏林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将菲舍尔的出席视作自己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盟向海外的拓展。同年，查韦斯和卡斯特罗邀请将此片在加拉加斯和哈瓦那上映。索拉纳斯向他们讲述了成立一个拉丁美洲电台的必要性。数月后，Telesur（南方电台）诞生。此时的南方，已不是狭义的祖国，它是一个与北方强大邻国相对的南方。与前两部不同的是《阿根廷潜力》采用了胶片拍摄，制作更为精良。它不再是记录和反思历史，而把希望寄托在了年轻一代身上。“我跑遍全国，看到一些很让人担心的现象：最深的感受是我们是一个多么穷困的国家，我们失去了一切。我问‘谁是Conrado Varotto（阿根廷浓缩铀项目之父）？’现在的阿根廷人对球员和明星的八卦津津乐道，包括一些作家和导演也热衷于低俗的东西，却对自己国家的科技一无所知。我不禁疑惑：‘谁筑的大坝？’，‘谁造的飞机？’”《阿根廷潜力》访问了众多工程师、物理学家、工人、研究员、教师，告诉阿根廷人，自己的国家在哪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制造高度复杂的精良仪器，用于科学研究的核反应堆）。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宣传的噱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比《社会性屠杀》更优秀的纪录片。这个行走全国进行调查的计划叫Proyecto SUR（南方计划），也是索拉纳斯领导的政治组织的名称。2007年，他代表Proyecto SUR参加了阿根廷的总统竞选，虽然克里斯蒂娜优势如此明显，但是老当益壮的索拉纳斯似乎并未就此灰心，他的竞选官网上打出“2011将回来”的字样。用“批判的知识分子”来形容索拉纳斯或许是不合适的，因为批判不是他与社会的唯一联系，他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秉承了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精神的人，相比被视作机会主义者的菲舍尔，如松树般耿直刚毅的索拉纳斯要实现这个抱负恐怕只是一个无止境的梦。 小传：1936年2月16日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奥利沃斯市。1962年，拍摄第一部短片Seguir andando（继续行走），并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工作室。1968年，完成第一部长片La Hora de los Hornos（燃火时刻）1969年，与赫蒂诺一起成立“解放电影小组”1975年，开始制作Los hijos de Fierro（菲耶罗的子孙们）1980年，流亡法国期间完成了La mirada de los otros（他人的眼光）1983年，回国拍摄了Tangos... El Exilio de Gardel（探戈，加德尔的放逐），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1988年，Sur（南方）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1992年，El Viaje（旅行），获戛纳电影节全基督教特别奖、技术大奖1993年，当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员；在纽约获得Human Rights Watch（人权观察）奖。1994年当选国家议员，1997年结束任期。1998年，La Nube（云）获威尼斯电影节“新发现”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奖、最佳音乐，哈瓦那电影节大奖。2002年4月，通过五年努力和宣传终于与各能源部门一起成立“收回国家能源运动”（MORENO）。2004年，Memoria del Saqueo（社会性屠杀，译自英文译名），获柏林电影节终生成就奖。2005年9月，La Dignidad de los Nadies首映，在威尼斯、蒙特利尔、巴拉多利德、哈瓦那获奖。12月5日，国家艺术基金授予其终生大奖。2006年，成为洛杉矶大学和圣马丁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收到意大利和法国政府授予的勋章，以及象征古巴文化最高荣誉的Félix Varela勋章。2007年5月，Argentina Latente（阿根廷潜力）上映。原载《电影世界》2008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