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尘：7教授筹款142万借给灾区建房(南方都市报 2009-3-27)

　　何教授们在方碑村的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给出的一份“汶川答卷”，它充分体现了知识者的良知、能力与远见，我很为它叫好。

　　这些教授的村庄很平凡，很渺小，改变也很缓慢，但它们真是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2008年7月的一天，在外打工的四川省安县黄土镇方碑村农民何少秀接到了老家打来的电话：“村里拿到了一批捐款，可能有2万元，赶紧回家签字！”

　　地震后，经常有人到村子里慰问、送钱、送物。她琢磨着，这一次又是谁送来的钱呢？

　　何少秀和丈夫匆忙辞工赶回老家。但是，这不是无偿捐送的，而是“北大教授”发动的借款，还有一个村民们听不懂的名词：尤努斯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村里218户受灾村民，得到了包括7名教授在内的外界142万元无息借款，于今年春节前一天搬进了新家，白色的外墙，一样的院落，整齐划一。

　　如今，教授们还正在设法让更多的村民住进新房。对这份“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给出的‘汶川答卷’”，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说，“真是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村民叹穷，教授们差点放弃构想

　　去年5月20日，北京大学教授何志毅（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从北京来到四川灾区，他另外两个身份是《北大商业评论》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秘书长。一名相熟官员推荐他去方碑村。“我们本想给这个村子做些教育的事情，可是，村干部们说，教育会由当地政府兜底的。”

　　方碑村98%的房屋都倒塌了，虽然距离绵阳市区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可灾情之惨烈还是超乎想像。33岁的村支部书记李付军向这些“北京来的客人”说，“全镇死了几十人，一半在我们村。”

　　何志毅和同行的一批大学教授，首先为方碑村送来了帐篷、日常生活用品，然后开始考虑如何帮助村民恢复家园。“如果只是简单地把钱捐送给他们，可能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性。如果是借钱，有助于他们自强自立。”

　　他们决定在方碑村做一场试验———推行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模式。

　　当过12年兵的李付军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何志毅解释了半天，他还是半懂不懂。

　　但这不影响何志毅等人的美好设想：他们去寻找企业，由企业员工将钱“一对一”地借给每一户村民专门用于建房，归还后继续用于贫困地区的救助循环。这种方式部分参考了尤努斯模式的特点，但它没有利息，是一种无息借款。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博客里说，何志毅等人的“一帮一”重建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慈善捐款活动，而是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带有强烈学术特征的方案。立足于重造农民的生产自救能力，建立城市借贷者与乡村承借者的经济契约关系，并通过建立乡村信用的方式来维持其可行性。

　　何志毅先在村里做了第一次调查：全村435户，1462人，外出打工的约300人；村财政年收入45万元；务农和外出打工收入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负债户占70%，平均每户负债3万元。

　　“第一次问他们，一般都说没有偿还能力。潜意识里，村民们想把难处说大一些，很多人都说家里没钱。”何志毅有些想放弃了。

　　又进行三次调查后却发现，每一次的调查结果表明，村民们的实际还款能力是上升的。《北大商业评论》派人实地调查后写道：“正午酷热的阳光既无法驱散方碑村弥漫着的悲凉，也不能烤化他们积蓄着的生命力，那是一种一半悲怆、一半茁壮的景象，弥漫着绝望和希望勾兑在一起的味道。”

　　教授做中间人，村民不经手借款

　　一开始，何志毅的计划是为方碑村找到1000万元的借款。他联合了南开大学白长虹教授，北京大学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上海交大的颜世富教授。被村民统称为“北大教授”或“北大”的7位教授，以《北大商业评论》为平台，计划向一些大公司内部员工募集资金。可是，很快就遇上金融危机，尝试失败了。

　　7位教授转而发动身边的人参与。何志毅在《北大商业评论》发表了一封信：“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第一批拿出钱的，就是他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一家网站也为这次活动提供了空间，教授们的倡议很快通过网络传向外界。《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部里，储存着方碑村的情况和加入借款计划的每户村民的资料，外人可以查阅资料，以决定借款给哪一户人家。“有的人看对方村民家的孩子是几岁，如果和自己家的孩子年龄相仿，就定向到这户人家。”何志毅说。

　　2008年7月23日，何志毅将方碑村几名村民代表带到北京，召开了一次“我想有个家”的新闻发布会。一些人当场质疑农民们的还款能力和信用，参会的一位黄土镇党委副书记回应道：“你对我们黄土镇农民了解多少，你对中国农民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又了解多少，希望你到灾区看过之后再回来说。”

　　钱并不是由7名教授出面借给村民，而是作为中间人，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发动社会人士加入爱心队伍。李付军说：“程序是这样的，钱打到村委会后，我们上报北大，北大同意后，我们再将钱具体给某户村民。手续很严格的。目前，已经到位了142万资金，每户借到的钱在1万—1.5万之间。”

　　其中，南开大学的白长虹教授拿出了2万元，何志毅教授自己拿出了4万元，分别对口帮扶了3户村民。

　　何少秀并没有真的见到那笔钱。房屋是村里统一建的，款项也由村里直接转给了建筑公司。她的上下两层宽敞明亮的新居花去了15万元，8万元是自筹的，从信用社贷了5万元，还有从“北大”借的2万。

　　她并不知道是谁借给她的钱。“协议有一部分是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的名义代签的，也有少部分是借款人和出资人直接签的。”何志毅说。

　　何志毅坦承，借款进度比预想中要慢。昨天下午，他与另外几位教授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为进一步的筹款做工作。按照计划，除了集中建房的218户外，还有147户零散建房的农户与他们签署了借款协议，他们必须设法筹到足够的钱。

　　有尤努斯模式，教授们相信村民能还款

　　何少秀坐在她的新居里，等待着外出的丈夫回来吃午饭，大电视、饮水机等一应俱全的生活设施，让人丝毫看不出11个月前大地震扫荡过的影子。“我没见过何教授，可是，我们都感激他。”

　　“方碑村人是懂得感恩的。”李付军说。乔迁新居的前一天，方碑村村委会向10位为村庄重建做出贡献的人、十个机构发出“荣誉村民”的聘书，其中包括吴晓波。他说，“这也许是我收到的最特殊、也最让我骄傲的证书。”

　　仅仅感恩是不够的。7位教授在方碑村的尝试，试图检验灾区农民的信用，这将为他们下一步是否扩大更多村庄的小额借款支持，起到试金石的作用。而且，只有方碑村的村民履行了协议后，教授们继续循环扶贫的资金才能充裕。

　　“借的钱肯定能还上。”何少秀算过了，借款2万，加上信用社的5万贷款，一年要还掉1.4万元的债务，一家4口人打工，还债应没有问题。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像何少秀那么轻松乐观。“我们能去哪儿挣钱？钱是借了，可不知道咋还呢。”在方碑村村口，一位开着小店的村民说，他指了指何少秀家那一排整齐的楼房，又指了指自己家所在的一列平房，“他们是有钱的，我们是没钱的。就靠这个小摊子？一天十来块钱的收入可不行。”

　　何志毅对方碑村民的信用是认可的，“有人说，农民借了钱不会还，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如果有人不还，我可以替他还，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按村民签署的借款协议，将在5年内分期还清无息借款。而作为还款的保障，方碑村村委会为村民的借款行为提供担保。村民必须将自家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抵押给方碑村村委会。如果村民未按时偿还借款，村委会将收回村民所拥有的农用地使用权，并将该农用地的经营收入用于偿还村民的借款，直到借款完全偿还后，村委会才会返回农用地的使用权。

　　协议里还约定了“五户联保”，以每5户农户组成一个小组，实行小组长负责制。这是尤努斯模式最为经典的一项制度，已被广泛地证明，它促进了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保证了贷款的安全和持续性。

　　“既然答应了人家，就要守信。”李付军计划将全村1442亩耕地、350亩河滩地和1419亩林地入股。2008年12月，方碑村股份合作社成立。他计划着在合作社的下面，还有若干个协会，“蔬菜协会、养殖协会、花卉协会等等，每一个产业都成立专业协会。”

　　“说好了5年还清，可我们有信心3年就还完呢。”李付军为方碑村做了规划：山上的林地养土鸡；种150亩玫瑰花；种1000亩大棚蔬菜；用河滩地建鱼塘养鱼……绵阳的一个饲料厂也将为方碑村提供种猪和技术，在村里扩大养殖业。

　　村民们认为李付军很有头脑，有想法，为村里吸引来了何志毅等教授们的援手，可是，他的规划还是引得村民们小小嘀咕。李付军的妈妈说：“种那么多玫瑰，卖给谁呢？”她为一心要帮村民还钱的儿子揪着一把心。

　　何志毅等7位教授还在为方碑村奔走，虽然已将原定的1000万元的借款计划下调为400万元，但还有1/3的款项没有筹到。

　　春天已经等不及了，当遍野的油菜花装饰了这个川西的村庄，春天的气息正扑鼻而来，人们在忙碌着。耕田，牧牛，插秧，新的生机在田园里流淌。

　　链接

　　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

　　穆罕默德·尤努斯，孟加拉人，号称“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因“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与他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译作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0多年来，格莱珉的小额贷款已经帮助了630万名借款人，而贷款还款率高达98.89%，可谓金融界一大奇迹。它的信条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相信穷人的生存技能。

　　如今，格莱珉银行将其模式复制到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全球50多个国家，格莱珉信托已在中国开展了16个项目，向5.35万人提供了共163万美元的贷款。

　　2007年3月，中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在四川成立，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共有300余家NGO组织在向穷人发放或慈善或商业性质的小额贷款，其中或多或少借鉴了格莱珉银行经验。

　　其中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的河北易县试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创办的幸福工程，茅于轼的山西龙水头村模式，乐施会在云南山村的社区发展基金模式。

　　但作为补充力量的NGO小额信贷，仍面临缺乏合法身份、缺乏可持续资金来源和有效监管等问题。

　　采写：本报记者 喻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