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管理研究方法的区别（转）

  中西管理研究方法的区别       我不是一个崇洋的人，昨天我才跟我的博士后讲了一大堆现在西欧（尤其是在布殊领导下的美国）的不是。但是西方这个科学的精神，是我非常欣赏的。它的好处是「客观」和「合作」。「客观」是讲求的是别人可以验证的真理，不是“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合作」是大家一同“发展”知识，分享成果，一同努力的追寻事实的真相。我在「反思」这个日志已经讲了。中国关于管理的知识是相对“非科学”而“主观”的。我发展了一套“管理理论”，大家来看一看，如果你“同意的”、“觉得好的 ”，试试去用吧。如果在你的企业用过以后，觉得有成果的，请多为我讲几句好话，宣传宣传一下。慢慢，我就成为一个「管理大师」了。

 

   在这个过程中， “学说”一般都是极为抽象的。因为要成为一套“大理论”，要在所有的情景地下都可以用得上，所以一般提出的概念都是“有意境”但是“含糊”的。这就有点像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老子讲「道」一样。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其实，理论本身就应该是抽象的。难道西方的管理理论不抽象吗？西方管理讲的「自我」、「角色」、「交换」、「激励」、「认同」等都是很抽象的构念。那东西管理最大的分别在那里呢？

 

           第一、我想「定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歧。理论是有抽象的「构念」（或通俗一些的叫「概念」好了）组成的。要解释一个管理的现象，解决一个管理的问题，我们要吧现象界实际的「观察」变成一些抽象的「概念」。企业的离职率有高有低是一个实际的「观察」。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的离职率特别的低，我们就要引进一些「概念」了。比如我们会说不同的员工可能有不同的「满足感」、「归属感」等。有例如最近美国学者创造了一个叫做「工作嵌入」（job embeddedness）的概念来解释离职的现象。有了概念，学者就会利用概念之间的关系，提出理论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到这里为止，我看不见所谓「东方管理研究方法」与「西方管理研究方法」有什么分别。让我继续的用离职这个问题来举一个所谓的「东方理论」与「西方理论」来说明。

 

（a）一个“东方”的学者可能会说，员工之所以不离职，是因为企业的老板专重他，把他看成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件愆生工具。接下来，他会开始“举例”来说明一个老板怎样才算是专重他的员工，把他们看成一个“人”来看待。比如，松下电子的总经理每天的早晨都是第一个上班的员工，每天他回到办公室稍为整理一下桌面，就开始站在企业的大门口，跟每一个回来上班的员工打招呼和问好。第二个例子是……。然后，他会点出要达到这个「专重员工为个人的管理理论」，必须要做到的几点。第一、就是把员工看成是合作的伙伴（然后举例说明）。第二、就是……。这个理论发展的特点就是宏观、指导性强、实用（因为有大量的例子）、容易明白。听到这个理论的企业老总就会把这个抽象的描述应用到自己的企业里。如果发觉其中有一两点跟自己的经验很吻合的话，就会觉得“有得着”。觉得“有得着”的经理越多，这个理论就越给人受落了。

 

（b）一个“西方”的学者讲得可能同样的抽象。比如他可能会说，员工之所以不离职，是因为他“嵌入” 了他的工作环境（embedded into his work environment）。一个员工的「工作嵌入」程度，可以有三个方向来说明，就是“网络”（link）、“匹配”（fit）和“牺牲”（sacrifice）。然后，他就会开始“定义”什么是网络、匹配和牺牲，并这三者与工作嵌入的关系。网络是跟工作的其他人的关系、匹配是自己的要求与企业提供的是否相像、牺牲是自己为企业付出了多少等。然后他会解释为什么这三个要素这么重要，他们怎么影响员工的离职意愿等。

 

前者（所谓东方的建构方法）是主要用实际的「例子」来阐明理论的内容的。所以听者很受用，对听众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在一大堆的例子中，可能有一些读者接受、有一些不接受。甚至读者可以用它们自己的理解，去完善、应用该理论。所以、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理论越是抽象，涵盖的行为越广，越容易为人接受。

 

相反、后者（所谓西方的建构方法）是主要用「定义」来阐明概念的意思，并用「逻辑」来说明概念之间的关系的。因为概念是抽象的、关系是逻辑的，所以对读者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而且，在建构的定义和逻辑关系中，如果稍有差错，可能影响整个理论的完整性和应用性。所以、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理论偏于局部性和不容易为人理解。但是好处就是清晰、严谨、逻辑和有系统。这是东、西理论的一大分别。

 

         第二、有了东方的「举例」和「实用」，相对与西方的「定义」和「逻辑」的分歧，东、西理论的发展就会越走越远了。因为东方强调的是实用（注：实用这里是指东方理论强调立竿见影，重效果多于重过程和原因，不代表西方的理论不实用），而西方强调的现象的本体，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于东方理论来说，我讲完，你听了，你觉得有用就去用吧！第一、因为以实用为主 ，读者完全可以因自己的特殊环境来修改理论、应用理论。第二、理论验证的责任就落在读者身上了。但是这样问题就来了。因为发展理论的学者用的是极其抽象的概念，他只是不停的用例子来把抽象的概念阐明，读者听了例子，可以再加上自己的理解经验。这个所谓“读者验证”的过程就变成极其宽松了。但是这到无所谓。因为东方理论注重的是「实用」。只要可以帮助经理们做好管理，谁管他的理解是不是跟创作理论的学者想的一样呢？

 

相对来讲，西方的管理理论却不容许这样的情形出现。因为西方理论求的是“真”，所以是不是“真理”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当一个西方的学者创作一个理论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这个理论是不是“真”的呢？明显的，现在就不是读者喜欢怎样理解就怎样理解了。因为理论是他所创的，他就有责任清楚的「定义」他发展出来的每一个概念。同时，他也有责任清晰的解释他理论背后的「逻辑」。但是，因为西方理论最后的目的不单是「实用」，而更重要的是「求真」。所以证明理论是“真”的就是理论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了。就因为要严格的验证理论的真确性，西方管理发展了一套完整的学科，叫做「测量学」。今天西方管理研究讲的信度、效度等概念，就是测量学的东西。测量学让我们较为精确的去测量理论中的概念，好让我们验证理论中概念的关系是否正确的。这就好像我们发明了温度计，以避免用手掌去主观的测量温度一样。

 

自然，对于一个东方的学者来讲，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因为第一、无论你如何测量，总是有误差的。第二、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精确的测量，难免会矫枉过正，让学者避开了一些重要的，但是不容易测量的概念。第三、是否“真”又如何？这个世界有没有“真理”都很难说，更何况管理最后就是有业绩，没有业绩的企业，管它的管理论有多“真”！

 

         第三、上面两点带出了东、西管理有如画画的「写意抽象派」和「写实工笔派」的关系。到底是“意境”重要，还是“事实”重要呢？是“应用”重要，还是“真理”重要呢？这是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不敢随便大做文章。到底中国管理学可不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管理学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中国的管理学走了“东方哲学式的管理知识”的道路这么多年了，我个人是希望我们是时候改变，从而走“西方科学式的管理知识”的道路了。这样，起码可以让中国的管理研究有一个平衡的发展。最后，我只希望讲几点我个人的观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发各位的思考。

 

（a）“实用”和“真理”很多时候不是对立，而是一同并进的。西方的科学发展是从求真开始的，但是现在的应用科学的影响可能比基础科学更大。

 

（b） 我上面已经讲过了，西方的理论的建立的态度不代表这些理论“不实用”。其实是刚刚相反，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学研究的问题很多都是怎样才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表现和减少离职率等。战略管理学问的问题很多都是怎样才可以提高企业的财政业绩的。

 

（c）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研究管理现象不见得一定是管中窥豹，在显微镜下看企业的。很多宏观的管理理论研究的跨国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怎样影响企业的业绩的。

 

（d）科学的管理研究也不见得一定是支离破碎的。我常常用的例子是西方的天文学。天文学是从研究地球开始，慢慢到行星、恒星、银河系、星际物质、星体、星系、最后到宇宙。现在的天文学已经有一套接近完整的宇宙学理论（当然是不是“真”的可另当别论）。从最近我们的太阳，到银河系里面的行星，到各种不同的星体的演化过程。他们用个别的星体的特质（如红巨星、白矮星、中子星、脉冲星、黑洞），从而有系统的发展出整个宇宙的发展理论。这证明了聚少可以成多的道理。小小的一点一滴的知识，是可以慢慢聚集成为整体认知的模型的。          讲得特别清晰。我也谈谈我对“东西方学者做学问方式”的比较的体会。我把研究工作当作一个社会活动，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析东、西方学者所从事研究活动的差异。当然，在这里东方学者是指采用中国传统研究方式的群体，不是指的所有黄种人。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追求真理的理性征途中，主要依靠两个法宝：思辨和事实。
思辨在这里主要是指要符合逻辑（大而化之，可以分为归纳与演绎）。逻辑属于人类思维规律的范畴，是人类将外部世界的信息映像到头脑中，并将其整合成内部意识和经验的思维手段。思辨有两个缺陷。第一，关于符合逻辑标准如何确定。现在来看，符合逻辑的一个操作标准是能够自圆其说，或者说是观点的自洽性。人类的经验显示，能够自圆其说的观点并不一定是真理性观点。这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局限。第二，对于同一种现象，可能会存在两种/甚至更多种自圆其说的观点。这不仅是人类理性的局限，为学者交流也造成巨大困难。
事实在较大程度上（不是完全是）可以弥补人类理性的不足。事实在这里是指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的某个侧面，或者说是某种现象。对于管理来讲，事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管理实践。包括个体层面的管理行为、群体层面的管理政策和措施，以及这些行为和措施所产生的结果。（2）研究者通过问卷法、实验法和访谈等方法收集来的数据。事实是独立于人脑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可以印证学者的逻辑推断，也弥补了上文说到的人类理性的不足。
讲到这种，您或许早就不耐烦了：这不是就一个客观世界和一个主观世界吗？是的。研究是人类达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相统一的活动。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东西方管理学者在思辨和事实这两个方面走了多远。
先说西方学者对于思辨的做法。思辨的第一个缺陷是本质性的，不能从思辨内部找到解决的办法。因此，要依靠事实来裁决。当然，第二个也可以用事实来裁决。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事实胜于雄辩，可是事实有的时候也会蒙蔽人的眼睛，必须用思辨力加以甄别。在思辨这场游戏中又离不开思辨双方的沟通。沟通是一种活动，若想公平开展下去，必然制定相应的沟通规则。免得争来争去围着原地打圈圈，不利于真理性知识的积累。由于这种功利性的需要（当然，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追求真理），西方学界在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概念、构念、假设、理论、定义等一系列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公共名词（也是一些概念，呵呵有点乱了）。这些名词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学者间交流的平台（社会学中沟通论的思想来解释科学哲学的东西！），这个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思辨的第二个缺陷。在创建这个交流平台中，一个重要标准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标准，这样就衍生出来了后来的测量学。我想定这个标准也是合理的，如果大家讲的时候用同一个名词，可是含义却不同，或者是含义根本就是相机而动的，岂不是会出现沟通问题？（当然，在像中国这个推崇权威的文化环境中，一般不会出现争论，甚者不会出现沟通问题。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真信！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你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如果是两个名头相当的权威遇到一起，又不得不争论，那就比较有热闹看了。）西方学者为自己主观世界确定的这些规则的好处是：（1）利于一个很大的群体进行交流，客观上容易形成专业群体。（2）利于知识积累和发展。其负面是：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如果一个个体不懂这种沟通规则，而他提出了观点确实又是正确的。这样就很难（或者说根本不会）受到该群体承认，对社会的贡献至少会大打折扣。西方的社会分工思想（请参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和现实，使得学界容忍了这种方式的缺点，当然也想了一些方法来弥补。不过，我认为这是这种方法本质的局限性，不能避免，也不能求全责备。
再说西方管理学者对于获取事实的做法。前文讲到事实主要包括（1）观察来的管理实践和（2）研究者通过问卷法、实验法和访谈等方法收集来的数据。从西方（特别是美国）来看，实证性的学术论文不太注重对第一种事实的呈现，而注重第二种事实。第二种获取事实的方法有两个重大缺点：（1）研究效应明显，得出的结论不见得适合管理事实。（2）通过量化过滤掉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其主要优点是（1）引入了概率抽样的手段来试图使理论具有概化力（概率取样）。（2）采用统计分析明确的判断标准。通过对量值的统计分析结果，而不是个人主观化的判断标准来做出判断。（3）获取事实中需要仔细描述获取事实的过程，并制定严格的步骤和要求，既利于同行评价和重复研究结果，也利于新入行者按照这个步骤进行模仿学习，迅速上手。
下面我们看看东方学者的做法。
在思辨方面，东方学者喜欢采用一些比较“大”的概念（西方也有大概念），这种概念的优点是概括性强，容易深入事件本质。一个重要的不足是，东方学者提出的概念的界定不清晰。我看到很多中国学者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争论，但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概念的外壳是一个名词，用来指称某种客观现实。在争论中，很多人意识不到，客观现象用哪个名词来代表并不是最重要的，从沟通的角度来讲，你只要知道对方在讲的那个客观现象是什么就够了。有的人就是习惯把“鹿”说成“马”，你只要认为他的语言系统跟自己不一样就行了，不必跟他争辩。另外，在思辨方面，东方学者没有形成自己的思辩规范，也就是没有类似西方科学哲学关于概念、理论、架设、可证伪性等范畴方面的系统探讨（零星探讨我想会有）。这非常不利于知识在社会层面的积累！

在事实方面，东方学者基本不会采用概率取样的方式，往往是取出一些典型个案（或者是某个现象），紧接着提出一些解释（思辨与逻辑），以及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典型个案有的是一手资料（但是没有收集案例的规范方法，在西方，案例的研究目前也渐渐发展出了其规范的做法。又是规范！），有的是道听途说，不好做法还随口编故事。其目的都是为了暂时证明解释是对的，让别人去用。理论到底是否有效，看实际效果就好了（当然，从西方来看，实际效果测量也是个问题，东方学者也不重视这个）。东方学者这种采用第二种事实的方法，其优点是注意实用性。不足也很多，成本太高。过多依赖第二种事实的做法实际上是拿着很多企业和工厂做实验品，失败的后果极其严重。其次，没有收集案例的规范（又是规范！！），事实的准确性则会失去同行的监督。

对于西方实证学者的论文中，事实和思辨是并重的。在东方学者中，更重视思辨（没有规范的思辨），第二种事实居于次要方面。第一种事实几乎没有。这样看上去东方学者就主要体现为思辨和观察，看上去更像个管理哲学家和管理思想家，甚至就是个哲学家。

总结一下，无论从思辨还是事实来看，西方注重的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规范性可以导致研究活动的可沟通性和可重复性（注意不是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研究的可沟通性和可重复性利于可证伪性，降低了研究的门槛，利于形成专业化的研究群体。再推论，较利于知识积累。缺点显而易见：当一个社会活动形成一个职业时，职业化群体内部的竞争会影响研究活动本身的效率。规范化使得很多人只注重规范和方法，而忽视了创新和对一些大问题的关注。

东方学者无论在思辨和事实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方法论上的规范性和可沟通性不足。不利于形成专业队伍，没有专业队伍的危害是不利于知识积累。大师A在这里，一切都ok,有一天，大师A去世了。这个领域的知识几乎归零了（失传了）！！！主要是别人看不懂他的东西，或者他述而不著，或者是实际管理领域的人不买账了…等等。然后，若干年后，另外一个人重新走上了漫长的自我拼搏之路，又把大师A做过的研究工作重新弄了一遍，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说法可能变了，大师A的提出的理论本质差不多。中国人叫做大道归一）成为大师B。不久大师B又死了，一切又归零了……等待下一个有缘人变成大师。

东方学者搞研究的方式，像是一群人在跑一个没有尽头的长跑活动，每个人从头跑。跑得最远的那个人就是这群人的成绩。而西方学者搞研究像是一群人在做接力跑，我跑不动了，你接着跑，你跑不动了，再换下一个….把我们所有人的距离加起来，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总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