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靖：南京干部“电视PK”出了什么？(南方周末 2008-4-10)

南京干部“电视PK”出了什么？
2008-04-10 16:07:05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鞠靖

图：2008年3月27日上午，16名南京市管副职干部作为竞争人选，要在电视上公开“竞选”4个政府部门“一把手”职位
电视直播“公推公选”，公开的竞职答辩使干部直接面对民意
■电视亮相给胜出者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刁仁昌在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竞争中胜出。在宣布他任命的第二天，就有市民找他反映老板克扣工资，“你台上讲得很好，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怎么给我处理？”
3月31日，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一届市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南京市2008年“电视PK”公推公选市政府干部的活动，落下帷幕。
电视直播演讲答辩被认为是此次公推公选的最大亮点。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称，截至4月1日，共有超过30家外地媒体到南京采访。
这已经是2003年以来南京市第7次公推公选领导干部，也是江苏省第二次电视直播竞职答辩。公开的电视直播，为参与“公推公选”的干部带来了什么？民意的参入将使干部选拔制度走向何方？
“干部选拔”上电视
事情要从1月16日说起。当天南京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蒋宏坤连任南京市长。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市长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政府组成人员。
但是，在前任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调任江苏省长后，新任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2月8日才正式上任。留给南京市委、市政府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半月，而如果考虑到其间的全国“两会”，实际时间更短。如何在短时间里，提出让各方满意的46个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名单，实在是个难题。
按照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安宁的转述，在一次讨论中，朱善璐曾表示：我刚从北京来，南京的干部都不熟悉，最着急的就是如何通过一个选人用人的制度，用好的机制、好的办法，把这一次的政府组成人员的重新任命工作完成。
南京市委组织部长王奇已经在南京工作三年，对干部比较熟悉。他同样担心，“担心在选人用人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个人视野的局限甚至个人感情因素影响，因此必须从组织部门传统的‘盘人头’的做法中跳出来，注重制度设计，靠制度选人。”
与此同时，在中央高层，对于组织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
2月17日到19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强调，要进一步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把改革创新作为做好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根本要求。
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李源潮在2001至2003年间曾兼任南京市委书记，其间推动南京市第一次公推公选。2003至2007年他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在省内推行公推公选。2005年，江苏省首次电视直播厅级领导干部竞选答辩，并实行评委现场亮分。
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安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从1995年以来，南京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已经进入第14个年头，公推公选则是从2003年开始，其中产生了4位区、县长，9个部门和单位的一把手，和两名国企老总，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改革已经成为“惯性”。
这次根据市委的要求，南京市委组织部最终起草出方案，将改革突破口选定在“把知情权、选择权交给更大范围的干部、群众代表”。
首先是民主推荐，动员市管正职以上领导干部、曾经担任市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出席党的十七大和省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等320人进行全额定向推荐，让他们在市级机关、区县、直属企事业单位现任市管副职以上领导干部中推荐新一届市政府组成人员。根据一次民主推荐的结果，由市委常委会确定二次民主推荐名单，市委组织部组成联合考察组，对拟提拔担任市政府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组织考察。
接着，组织领导干部和有关方面代表，对拟提拔和首次推荐意见不集中的人选，进行二次民主推荐，其中，对拟提拔人选组织竞职演讲答辩。对拟提拔的人选，市委常委会、全委会分别进行差额票决。公推公选产生的人选，经公示后，于3月底前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
2月22日，市委常委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方案，其中包括进行电视直播。
电视PK带来多重压力
王奇说，决定搞电视直播，首先还是针对此前干部工作公开性不够的弊端。“以前，有的人议论干部工作封闭、神秘化，甚至认为是‘暗箱操作’。就目前而言，电视直播更直观、快捷，能最大限度实现公开透明，为老百姓在第一时间知情、更大程度参与、更广范围监督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刘安宁说，他们的确也有顾虑，一是担心冷场，二是担心演讲人紧张“卡壳”，最大的担心则是现场代表的测评结果和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结果不一致。但现在看来，这些担心是多余的。
2005年，江苏省曾现场直播公推公选厅级干部的竞职答辩，当时，7个面试考官当场亮分。但是，3年之后的南京公推公选却没有采用现场亮分的方式，刘安宁解释说，“从结果倒过来看，把选择权交给大家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现场有二百多个人，如果现场打分的话，时间肯定是不够的，除非有电子投票系统。”
毫无疑问，电视直播竞职答辩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就在于，将干部选拔置于观众监督之下。
现任南京市经委副主任的刘小斌是药监局局长的4个候选人之一，在竞选答辩时，刘小斌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但是，他的竞争对手、党外干部胡万进表现也很好。胡万进在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都排序第一，按照规定，这次政府组成人员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党外人士，而药监局局长这个岗位也适合党外人士担任。综合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和群众现场测评的结果，胡万进最终胜出。
电视亮相给胜出者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刁仁昌在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竞争中胜出。在宣布他任命的第二天，就有市民找他反映老板克扣工资，“你台上讲得很好，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怎么给我怎么处理？”甚至还有市民直接找到他要和他PK：“如果你15天内不处理好我的事，我就去网络上公布。”刁仁昌说，经过这次公开亮相，所承受的已不仅仅是来自领导的压力，更多的还是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媒体的压力。
有人做过统计，在电视直播时，16名候选人中大多数都表示感谢领导、感谢组织，但很少有人感谢群众。一名候选人在接到观众提问后，花了很长时间写发言提纲，以至于无暇回答问题。王奇说，电视直播对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上要有转变。现在的领导干部，除了要想干事、会干事外，还要提高如何面对公众、面对社会、面对媒体的能力。
谁是民意代表？
在电视直播之后，答辩现场的民意代表究竟由哪些人构成，一直不为公众所知。
刘安宁说，这次的民意代表构成首先是所有的市委委员和所有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因为这“两委”委员在干部任命上是有投票权的，必须要让他们参与。其次，南京市出席党的全国十七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企业代表、社区代表甚至外商代表在内的政府部门服务对象参与进来。
南京市委组织部长王奇坦承，这次的公推公选中，领导干部过多，基层群众太少。在电视直播答辩现场的代表中，来自基层的群众代表只有35人，所占比例只有18％。
但是，组织部门不得不考虑的是，既要保证有一定的量，又要保证有足够的知情权，还要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如果基层群众占比太大，而他们又不了解情况，那么推选的结果可能会失真，会对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要完善竞争的方式。演讲主题要明确，要具体、可操作、针对性强，更加突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否则大家就没有办法进行评判。为了保证信息对称，有必要增加驻点调研环节，给候选人充足的时间了解情况，消解外单位的人竞争本单位岗位时的信息劣势。可以适当延长演讲的时间、提问的数量，在公开竞职阶段，还可以尝试辩论、讨论等多种形式，更好更真实地展示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王奇说，这次公推公选也对组织部门提出了新要求，除更加注重程序设计和制度创新，增强整合资源的能力外，特别要因应新的形势，树立世界眼光，开阔视野，加强对国外政党建设的研究，吸收和借鉴先进经验，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安宁说，南京的公推公选，相当于在过去干部选拔比较封闭的系统打开了一个天窗，虽然开得还不够大，但是毕竟已经打开了。
有消息称，中组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进入江苏徐州，徐州将拿出四个岗位全程公推公选。在中组部的推动下，公推公选可能将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常态模式并得到制度化的保证。“天窗”还在继续打开。
公民的媒介素养须提高
——访南京大学传播系主任杜骏飞
当电视直播候选人竞职答辩，当全国数十家媒体云集南京，南京这次公推公选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次传播事件。
南京大学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说，这次活动通过传播影响了公众的社会生活，干预了公众的政治生活，政府亦通过传播宣传了自己的改革举措。
南方周末：从传播的角度，如何看待南京的这次公推公选？
杜：媒体在这次公推公选中的作用有点类似于西方早期的公共新闻运动。早期的公共新闻首先是媒体号召公众来参与新闻事件或者是参与社会运动，当然公共新闻、公民新闻发展到后期，就变成了公众自发通过意见抒发乃至实施报道来干预社会。我认为这次公众的自觉性、自由性还没有达到后期的状态，但是差不多达到前期状态了，媒体使很多市民卷入这次事件。
公众卷入的程度有多高呢？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的就是两部分的公众，一部分公众是电视机和其他媒体前的公众，这种公众是单向传播的，有知情权，但没有意见表达权。另一种是民意代表，理论上有交流权，但是从现场来看，只有个别人可以提问，效果还不得而知。所以现场这部分人，与其说他们具有干预权、对话权或考核权，不如说这种安排反映了一种沟通的形式，至少反映了对公众意见的一种尊重。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进步，虽然进步的内涵还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再苛刻一点，这次民意是否都被媒介反映了呢？我看没有，各个媒体真正反映民众意见的极少，甚至没有记者主动采访他们。
南方周末：能不能从这次的电视直播公推公选判断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媒介素质呢？
杜：媒介素质一是能不能接触到媒介，二是对媒介有没有认知，三是会不会利用媒介，四是是不是懂得批判媒介，有没有批判的立场。
以此衡量南京市民，大家都能接触到媒介，但能不能搞懂媒介就不一定了。南京市民利用媒介的水平是较低的，有几个人会给报社写信呢？在西方都是精英在利用媒介，中国恰恰相反，精英不大利用媒介。最后，能够批判媒介的就更少，能够判断媒介报道对错、判断哪个是广告、是假话的很少。南京市政府的媒介素养是很高的，他们对媒介的认识也很深刻。我曾给市政府官员上过课，很多官员问我一个问题，“怎么对付记者”。他们对媒介的利用率也很高，这是政府公共关系常做的。至于对媒介的批判，毫无疑问也是强的。政府的媒介素养要比市民高出几个层次。这是政治的一个进步，但这并不意味公民社会的进步，公民的媒介素养还是比较差的。
南方周末：当政府和公众的媒介素养存在比较大的落差时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杜：媒介素养高低的落差会形成“马太效应”，媒介素养高的人，他的社会阶层流动是向上的，媒介素养低的人，他的社会流动是向下的。知识沟、信息沟不断加深，最后的结果就产生裂痕，严重的结果就是不能对话，或者干脆形成对立。如果想要社会和谐，必由之路就是让全民媒介素养都提高，不能仅仅是政府媒介素养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公民社会水平提高，最后反而是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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