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汶川地震报道的实践带给我们的新思维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时，“文革”尚未爆发，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及时报道和周总理三赴现场的新闻照片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传媒的报道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文革”后期，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由于文革前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中央只有“两报一刊”，地方基本上一省一报纸，使得新闻的传播极其有限，加上“四人帮”对地震消息的封锁，人们只能从不多的套话连篇的报道中，获得些微关于地震灾区的真实信息，而且还是过时的。反映这个灾难的报道很少，而死难人数后来才知道有24万多人，全国人民只在很小的层面上被动员起来。主要依靠军队救灾，拒绝任何外援，能够被及时救出的人很少。有一篇通讯，讲述了抢救出几名被埋的矿工，因为这类新闻很少，反而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不同了，信息发布之快，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展现人性的深刻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大量媒体记者冒着危险，赶赴灾区，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信息，这为减少消息的不确定性、减少谣言，帮助全国人民建立信息、凝聚力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十余天的大规模报道也展现了媒体报道理念的提升和运作机制的成熟。汶川地震报道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和特点，将沉淀为媒介发展的制度经验和精神财富，对媒介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迅速反映、信息公开的理念得到彰显
　　遇到重大事情发生，我们的传媒平常已经习惯于按照上级的指示来采访和选择主题，没有上级的指示的主动采访重大事件的情形不多。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多数媒体打破了这种惯性态势，反应之迅速、报道规模之大、报道力度之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5月12日14点46分，新华网最早发出快讯，随后各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反应很快，发挥了各自信息传递的特长。下午15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四川地震的新闻，随后开始直播报道。十几分钟后，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24小时直播，打破原有的节目板块，形成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影响全国。同时，各地方电视台也迅速反应，纷纷加入抗震救灾报道，关注营救进程。《亚洲周刊》就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写道：“最受关注的是中央电视台，5月12日下午三点二十分，CCTV开启地震直播窗口，从此时开始，央视凭借其前线约160名记者的庞大队伍、采访‘特权’、以及可随意调取的各省级电视台的资源，制作了连续24小时滚动直播的地震特别节目接近200个小时，创造了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新纪录。” [1]
　　在此后的几天里，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和手机等各种媒体都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展开地震报道，各媒体派赴灾区的记者源源不断提供来自灾区的最新消息。到16日，参与地震专题报道的全国卫星频道就已经达到14个。四川卫视更是全天播出“四川汶川报道”和“汶川地震特别报道”。这次震灾报道记者之多、现场直播时间之长都创下纪录。除了使用互联网、卫星电话，传统的对讲机以及无线电广播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汶川地震发生在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生效之后。除了报道快速、及时以外，信息的公开也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外记者在四川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的限制不多；国务院带头，每天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数字、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媒体随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对地震预报的质疑、学校房屋质量的责难、救助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反映，尽管不占主导地位，还是允许存在。
　　有一个细节，能够体现出这次新闻报道的原汁原味。5月1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胡锦涛主席到北川县视察灾情的新闻，画面展现胡锦涛慰问灾区，他视察指示：目前救灾的重心是救治灾民、安顿灾民生活，政府接下来还要确保灾区民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的话还没有讲完，站在他旁边的一位灾民怯生生打断他说：“给我们水喝。”这位灾民“不合时宜”的打断，真实显现灾区的实际情况。央视现场直播中，采访了一位转移到成都的被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孩，她先是说了一些感谢之类的话，接着抱怨被救出来后，四个女孩住在一起，一天仅一瓶矿泉水。这样的叙事能够被央视播出，多少反映了传播控制者相对开放的心态。不过，这句话刚说出来，画面即刻被转移，不知道是原有的思维方式又起作用了呢，还是直播业务的正常选择转换。
　　不过，以上所说是的前提是自己与自己比。若与境外媒体比，我们仍然存在差距。地震发生之时，只有凤凰台即刻播报了“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国外网站发布这个消息十几分钟了，我们的官方网络上仍然没有信息。在那个真正的“第一时间”，我们的媒体延续了审查与自我审查的习惯：上级批示之后才能报道。好在经过不长时间的迟疑之后，管理层和媒体顺应了信息公开的世界潮流，新闻报道迅速出击，接下来就是全球都予以关注的情形：我们的各路媒体向灾区进发，派出了记者，几乎所有重要的灾区场景都被报道。
　　当然，也有少数地方的宣传部门，依然按照惯性方式控制传媒，使得那里的信息在全国得不到关注。例如邻近四川北部的甘肃几个县也遭受了震灾，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上午，该省各报的记者准备出发赴灾区采访之时接到通知：所有报纸不准派记者到灾区采访，不能报死亡的人数。于是当天该省除个别报纸报有死亡人数外，对地震失声。到了中午，又接到通知，说可以去一线，但要以领导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行动为准，死亡人数仍然不能报。第三天，通知说可以反映一线的民生问题；第四天再接通知：不要写灾区困难，尤其是灾区缺物资，坚决不能写。正是由于该省采取了如此愚蠢的信息控制，使得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几乎忘却了还有甘肃的几个县遭受了严重震灾，当四川的灾民们及时吃上全国支援的食品时，那里的很多受灾民众却因得不到救助而差点饿死！
　　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媒体总体上的反应迅速，信息公开程度较高。由于我们的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境外媒体的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因而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社会恐慌的真正根源来自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平衡，此次大地震中虽然伤亡十分严重，但社会上基本没有多少谣言传播，全国团结一心抗震救灾，媒体的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正面效果。
　　我国传媒关于地震的报道赢得了国内受众，也赢得了境外媒体和公众的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的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地震发生之初，联想到大雪灾、拉萨事件、奥运火炬传递时中国媒体欲言又止的境况，相当多国外媒体发出质疑。一天后，包括《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内的众多知名媒体就发出惊愕之声：‘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2] 其实，信息开放了，并非社会就会乱，反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减少谣言和惊恐现象，也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和人民、军队和地方、灾区和全国，万众一心地去抗震救灾。信息开放的主控者是政府，因而也有利于政府掌握话语权。
　　二、人的生命重于一切的意识得到唤醒
　　地震灾害是人类难以抗拒的，数万生灵顿死难，数十万人受伤。传媒在及时报道救灾进程的同时，大量的镜头和文字都在集中在救灾行动中的人、受难的人身上，闪现出人性的光芒。一个个动人的瞬间镜头，一篇篇感人的文字报道，留住了无数人的目光，真正产生了巨大的“众志成城”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现场直播以来，现场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常规性工作机制。我的工作太忙，很少看电视。这次现场直播，我有几次本来准备只看几分钟的，结果看了几十分钟，因为直播的内容留住了我的思绪和眼光，这种感觉我以前看电视时很少有，因为现场直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呼唤着着人心底的情怀，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的信息期待。
　　媒体报道的重点使全国人民把心绪集中到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关注方面。这次灾害报道中，灾害的受害者和救助的主要力量都是普通人，从老百姓到战士，他们真正成为报道的主角。数万人的死只是一个数字，而一个具体生命的陨没，则会深深地震撼着人心。正是传媒大量报道的一个个具体的显现人性的场景，使我们感同身受，激发起全民族的凝聚力。
　　这种转变还体现在领导人活动的相关报道上。不只报道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慰问，更报道他们所流露的真性情。主流传媒开始突出事件本身，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则相对低调。这个变化体现了“三贴近”的原则。为了使群众能够在灾难发生之时和之后更好地保护自己，使灾难对人类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许多媒体开始普及如何在地震中求生和大灾之后防疫的科学知识。地震造成全面的讯息联络的中断，各媒体在报道抗震救灾的新闻同时，也纷纷开辟寻亲栏目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人文关怀。随着救援行动的深化，央视的“共同关注”节目，最早转向对灾民，特别是灾区孩子的具体心理救助，为全国这方面的报道提供了报道的阶段性意识和报道经验的借鉴。
　　这次灾害报道中，普通人占据着主要位置。各媒体纷纷报道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彰显着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如敬礼的孩子、保护学生的老师、奋不顾身的战士，捐款的乞讨老人，众多的志愿者等等。中央电视台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引领全国舆论；四川电视台大量报道了排险前线公路的情况、现场挖掘废墟中的人的细节画面，灾区人民群众自救自助，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在没有外界救援大军的情况下，四川老百姓团结互助自救的伟大而坚韧的精神。《北京晚报》的记者拍下了从地震中逃生的女中学生在吴金莉面对废墟上尚存的衣柜镜子梳妆的画面，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生、对美的顽强渴望，给人以感动更给人以力量。正是传媒大量报道的一个个这样具象的人性的场景，使我们感同身受，激发起全民族的凝聚力。
　　2003年非典疫情蔓延时，因为看到有的记者采访时要求医护人员摘下口罩，以表现不害怕病毒，还有什么病房里的婚礼、火线入党等等的报道。我当时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这样的要求：“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请自我检查一下我们的报道，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不论使用多么革命的语言、多么富于情感的语言来描写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3] 疫情流行与地震灾害都是对人类的规模化伤害，记者更要有人文关怀的意识，避免对受害者造成再次伤害，甚至危及人家的生命。
　　然而，最近几年来我为此写的多篇这方面的文章，新闻业界对此很少关注，因为精力多用在媒体的经济收益方面了。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不像当年的非典疫情报道，记者难以直接接触病人和医护人员，而是毫无障碍地直接面对残酷的群死群伤的场景，记者们的人性本能被唤醒。有些电视台的记者做法是规范的，例如当被采访者感到疲惫时，四川电视台的记者收回话筒，向观众解释：他太累了，我们让他休息吧。对于失去亲人的当事人的采访，通常由记者出面叙述他们有哪些亲人不幸遇难，不强求人家自己再揭心灵的创伤。但在某些电视镜头和广播话语中，一些记者缺乏人文关怀意识的问题也暴露出来，除了强求采访对象回忆痛苦经历，缺乏同情心外，还发布了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悲惨照片，例如国内某些媒体上，一张张孩子们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的照片，被放在了显赫位置，以惨烈来吸引人的目光。更有记者刻意将死者脸部进行清洁后拍照，丝毫没有顾及死者的尊严，顾及生命的尊严，甚至也没有顾及观者的感受。
　　震灾发生初期，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震情本身，紧接着，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媒体记者的职业素养了，因为地震灾民的心理问题被提上日程。映秀小学一个压在废墟下的9岁的孩子没有放弃，唱着歌等待救援。他被救后遭到记者的频繁采访，以致情绪失控，十分惊恐，在医院里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心理专家施琪嘉教授就此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要节制！另一位心理专家赵丞智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媒体在报道地震救援的时候，总是提供惨烈的、震撼心魄的图片，或者是夸大灾难事件的恐怖性、可怕性和影响性，以达到抓取读者的目的，那么这种报道就会给当事人和未经历灾难、关注灾难幸存者的许多人，造成一个新的‘应激源’。” [4]
　　以上记者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属于新闻职业道德中“减少伤害”这个原则。人文关怀精神在职业规范中的应用，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在这方面，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都有表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就翻译出版了这方面的一本书，即美国新闻工作者约翰•赫尔顿的《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他写道：“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考虑，或应当考虑，是否仅因为这些照片具有新闻价值就应该采用它们？刊登这些照片会不会在受害者处于极度悲痛的时刻严重侵蚀他（她）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权利？（是不是正因为如此照片才吸引人？）这样的照片会不会使遇难者的家属对悲惨情景永留记忆，日夜不宁？倘若如此，这类照片的新闻性还值不值得利用？”[5] 80年代的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的《职业伦理规范》也提到： “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尤其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消息来源或采访对象时，要特别小心。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记者要有同情心，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
　　经历了这次地震报道，我们的对这方面的职业规范，要警醒了。记者们非常辛苦，想要得到第一手资料的职业冲动也可以理解。但要明确了一条原则：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
　　三、汶川地震报道对传媒未来的影响
　　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我国媒体的职业化意识在传媒间的竞争中、在全国人民的无形监督中得到提升，媒体在大规模报道中开创的制度环境、创造的受众需求、积累的报道经验、培养的职业意识将对中国媒体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快速反应、信息公开有可能沉淀为媒体的新传统
　　2008年5月1日，就在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的11天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为政府政务公开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公众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媒体的及时公开报道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汶川地震的报道可以看作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次大演练，媒体及时、公开的报道使得《信息公开条例》中的规定落实为具体的实践。
　　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打破了以往的突发事件报道模式，在网络快速反应以及形成新的媒介环境的条件下，电视、广播、报纸、通讯社迅速反应、连续报道、多媒体联动，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国外媒体同行的尊重。这说明，中国媒体具有迅速跟进、大规模报道的素质和能力，也说明社会不会因为信息的公开而混乱失序。正是由于媒体快速公开的报道，灾情得以全面真实的展现在民众面前，减少了信息的不确定性，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的恐慌，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为抗震救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宏大实践，迅速、公开的理念将会渗透到媒体工作者、政府部门和受众的意识中，及时、连续的报道方式也将成为媒体新闻报道的一种机制。媒体报道不可能再完全退回瞒报、慢报的老路，快速反应、信息公开将成为媒体报道新闻的强劲趋势，沉淀为媒体的新传统。
　　这次中国作为新闻主战场，聚焦了最多全球目光的一次。中国以从未有过的胸怀，接纳了全世界对四川的关注和同情。信息公开的背后，是中国三十年来走向现代国家的又一次努力。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时表示，面对这样大的震情，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记者前来采访，相信大家会用你们的良知、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震情、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处理突发事件和其他问题时，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温总理的表态显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走向公开透明的改革趋势，也预示着快速反应、信息公开将成为中国媒体在今后发展中奉行的原则。
　　2.“以人为本”将成为公认的职业理念
　　我国的传媒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被视为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基本上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后，媒体虽然进入了市场，但对形成必要的职业意识，思想准备不足，对于传媒业的基本职业规范不甚了解，因而近些年在新闻实践中出现了较多的违背职业操守的问题。这次的规模化的报道汶川地震，为媒体形成以人为本的职业理念，提供了一个契机，促发了新闻工作者人性意识的全面觉醒。
　　地震直接冲击的是人的生命，在如此巨大的悲恸面前，其他任何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生命的价值，人性的光辉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这次集中、多样且持续的报道中，尊重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报道得到了一致的好评，激发起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心，凝聚了民众的力量。而那些不尊重，甚至漠视生命的报道，那些把新闻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的记者和报道画面，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也受到了学界和媒体自身的质疑和反思。我们的媒体已经从正面和反面意识到，以人为本是全社会的共识，这个理念无形中会逐步内化为多数新闻工作者自觉秉持的职业理念。
　　在具体的职业规范方面，这次的汶川地震报道也提出并基本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灾难中媒体报道的尺度，尸体的照片、遇难者亲属悲痛欲绝的照片该不该刊发，能不能硬性采访灾难中的当事人，媒体报道如何防止受难人二次伤害等等问题，都被提起。美国传媒伦理学者克·克里斯蒂安写道：“从事媒介这种职业要求很高，这一行业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情景和相互冲突的效忠对象。从事新闻的人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没有多少考虑的时间。”[6] 正因为如此，记者头脑清晰地知道该如何遵循职业规范，显得非常重要。很多时候，记者必须在瞬间迅速做出选择，一旦选择错误，恶劣的的传播效果是无法收回的。
　　3. 形成系统完善的突发事件报道机制
　　突发事件往往打破媒体报道的常规，是对媒体反应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和随机的策划能力的考验。近几年重大突发事件的频频发生，使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机制。一套成熟、规范、高效、操作性强的报道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媒体的反应速度，统筹协调报道内容，形成对突发事件的全方位展示。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反应迅速、信息渠道多样、信息内容丰富，为建立完善突发事件报道机制积累了重要经验。
　　突发事件的报道机制一方面表现为媒体人力、物力的组织协调机制，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报道内容的统筹策划。在这次的地震报道中，中央电视台24小时连续直播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很引人注目。地震发生后，央视一方面快速派出记者赶赴灾区，另一方面马上联系汶川、成都、绵阳、都江堰以及周边有震感的省市电视台，征集关于地震的一切一手信息，同时专家学者也被请进直播间，直播平台迅速搭建起来。从报道内容来看，在直播初期，央视的报道集中在报告最新消息、救人救命上，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从16日开始，央视对地震的直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报道的主题逐渐向防疫、灾民安置等议题过渡。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报道初期略显凌乱，但报道的主题意识、阶段意识都较清晰的体现出来。截至5月20日，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推出的直播特别节目总时长达676小时，创电视直播史纪录。除央视以外，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方电台电视台、国内各报刊杂志，也纷纷加入汶川地震报道中来，开设专版专栏，组织专题报道。
　　在这些专题报道中，各媒体的信息获取机制、新闻策划机制、新闻制作机制都经受了考验，也收获了经验。在今后报道活动中，这些经验教训将会逐渐转化为系统完善的报道机制，促进媒体的职业化、规范化发展。我保留了《新京报》的两个专叠：5月20日《逝者》32个版、5月28日《活着》32个版。可能央视也准备了同类内容的光碟。这类的报道策划，既是留下了人们对此的记忆，也是我国一代新闻工作者成长的记录。
　　大地震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中所显示出的新特点、新趋向并不会随之消失。报道中所沉淀下的新传统、新理念和新机制都将成为中国媒体未来职业化发展的宝贵财富。汶川地震或许将成为中国媒体的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中国媒体职业化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4. 学会与西方媒体相处共生
　　4月9日，CNN主持人卡弗蒂（Jack Cafferty）在“时事观察室”节目中谈到中国时声称：“他们基本上是和50年前一样的，一帮暴民和匪徒。”因此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一片抗议。汶川5.12地震发生后，同是CNN报道中国，其5月15日网站置于首页头条的是现场新闻《中国地震灾民的“吃苦”》（China’s earthquake victims ’eat bitterness’）。记者说，中国人有种说法“吃苦”（Eat bitterness），也就是美国人“微笑着承受”（Grin and bear it）的精神。记者采访灾区陈家坝的书记, 这位年轻的书记用平静的口气, 介绍了当地的受灾情况，当问这位书记陈家坝死了多少人时，原先平静的书记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边流泪边告诉记者，陈家坝死了500多人，这里面包括他的双亲、妻子和两个孩子。报道最后说，正当这位书记沉浸在悲伤中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书记向CNN记者表示抱歉，马上又投入到救灾工作中。这篇报道和三张采访书记的图片吸引了众多美国人阅读和评论，例如一位网友5月19日留言道：“那个失去父母双亲、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男人令我感到震惊，他仍然在履行他的职责……我能理解他怎么能够……并且他还在帮助报道的记者，讲述他的故事……上帝保佑这个男人。我的祈祷将伴随受灾的中国人民渡过这个灾难。”
　　我国这次对外开放了关于地震的采访报道，100多家境外媒体的300多记者涌进灾区。《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马克·麦格尼尔一听到消息便赶往北京机场，登上去四川的飞机，从重庆到成都再到重灾区都江堰，他花了八个小时，在5月13日便发回第一篇稿件。“没有阻挠”，马克说，只要道路能通，记者就可以进去。路透社记者葛艾玛到映秀镇采访，过去24小时中她只吃过饼干和花生，采访时灾民送给她一碗热面，使她“满心不安但充满感激”。[7]
　　西方媒体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的。它们原有的对中国的偏见几天内不可能发生变化，原因在于地震导致生命灾难这个话题触动了东西方民族价值观的共同点。西方普世价值观中倡导博爱和人道，中华文化崇尚“仁爱”和“民本”。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地震灾难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的尊重，让西方媒体在新闻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报道。
　　一个社会事件发生之后，西方媒体的职业观点，是相信记者能通过亲身观察和采访，向公众传递信息；公众也习惯于接受这类观察性的报道。因此，处于权力和利益语境下的西方媒体，如果遇到政府实施的信息控制，便会产生恶意推定，并绕过政府，从其他各种渠道获得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无法保障，加上传媒先验的偏见，所谓的新闻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次中国政府允许包括CNN在内的众多外媒进入灾区进行实地采访，“中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和透明度，让西方媒体没有了制造新闻的空间和机会。”“类似客观正面的报道，出自西方媒体之口，西方读者容易接受，比中国媒体自我宣传更具说服力。”[8] 这次西方媒体关于我国地震的客观报道，基于东西方文明共同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鉴于这次我方与西方媒体合作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考虑：将对一时一事的叙述进行战略化的提升和持久化的延展，服务于我国价值信念的凝结、表达和扩散。一方面要承载本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也要映射超越具体差异的普世价值。我们要着眼于与目标国家建立持久的国家层面和传媒层面的关系，“一个国家对目标国家投入的公关成本越高，所获得的目标国家媒体版面和时间越多，正面倾向也就越高，持久关系建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9] 我们需要研究西方传媒的结构和运行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作用与影响，清晰认识与西方传媒相处共生的环境特点，掌握其传播影响力施放的机遇、渠道、形式和特点，以制定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信息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
　　新闻传播领域的竞争力是由政治敏感、经济实力和专业工作的水准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我们要不遗余力建造起与我们这个日益改革开放的大国地位相称的现代新闻传播的体系和制度。基于汶川地震中呈现出的我国与西方媒体新的关系形态，只要我们拥有真理与正义，占据事实与真相，尊重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智慧协调与西方媒体的能量交换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最大程度地缩减西方媒体的负面效应，营造起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传媒信息环境。
　　2008年6月2日
　　
　　
　　
　　[注释]
　　
　　[1]张洁平《四川地震掀起世纪采访风暴》，《亚洲周刊》2008年22期。
　　
　　[2]陈冰.抗震救灾展示现代中国形象.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521.shtml 2008.5.21
　　
　　[3]陈力丹《非典报道与生命权意识》，《新闻记者》2003年6期。
　　
　　[4]《震后心理救助之目击篇》，《北京青年报》2008年5月31日C2版。
　　
　　[5]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第164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6]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媒介公正》第8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7]http://www.nxtv.cn/class/blog/2008-5/26/n112151517.htm
　　
　　[8]《中国表现让西方“无话可说”》，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5月20日；《从CNN事件看中国的进步》，人民网5月21日。
　　
　　[9]Lee,Suman.(2005). A Theoretical Model of National Image Processing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200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5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NY, p1-46。这一结论来自Suman在2005年基于157个国家对外对外报道的分析——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