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关于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中涉及北川县委政法委书记细节的调查结果

     曾一度备受指责的“史上最牛官腔”，近日被媒体证实纯属子虚乌有。通过当事人、现场亲历者和沈阳消防影像资料的多方对证，地震时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并没有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此语乃是南方某报纸凭空捏造出来的，该报道则是一条虚假新闻。

　　一条引起社会巨大争议的热点新闻竟然是假的，这一亵渎新闻职业的恶劣事件，不啻为一桩丑闻。这样的记者，这样的媒体，其职业道德何在，其客观公正何在？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虚假新闻的存在是新闻界的耻辱。实际上，当初“最牛官腔”报道出来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质疑，并且呼吁理性看待这一事件，但在歪曲渲染和恶意嘲讽占舆论上风的时候，这些声音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好在，假的终究会被揭穿，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这种极不光彩、极不职业的造假行为终究令人们鄙视。

　　这条假新闻发布的时机也颇值得玩味。在举国动员抗震救灾的紧张危急关头，有的媒体不是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呐喊出力，不是大力宣扬全国人民战胜灾难的气魄伟力和感人故事，而是故意制造出“史上最牛官腔”这样的假新闻，不惜捏造事实误导公众，丑化党的干部，人为制造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给当事者本人、给社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这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所应有的作为，也不是当今中国媒体所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只能令人们怀疑其意图险恶、别有用心。即便从最起码的法律角度看，相关媒体恐怕也该为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名誉权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

　　看造假造谣的新闻，是没办法“读懂中国”的；靠“浊者自浊”过日子，也终究是混不长的。新闻报道不能恶意炒作，更不能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胡编乱造那一套，媒体大都明白这个道理，关键是要做到。从“史上最牛官腔”当中，我们看到了个别媒体新闻理念的虚伪和丑陋，倒是劫后余生的张书记对这一称谓“坦然一笑”，显示了一种“清者自清”的平和心境。这，足令那些假新闻的始作俑者汗颜。(北关）(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批评的文章

《死亡之弧-灾难与人心：灾后北川残酷一面》

（李海鹏、陈江/南方周末，2008年5月23日）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 “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 “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掀起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的“规范”面纱

http://www.anti-cnn.com/forum/cn/thread-141902-1-1.html

至AC开版起就一直默默关注着，是一个地道的潜水ACer，今浮出水面，实因读了《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关于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中涉及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细节的调查结果 》（以下简称《调查》）一文，不得不为之精妙的措辞而拍案叫绝。为避免莫须有的猜疑，特此声明先：本人，中国一普通网民，绝非本论坛某个ID的马甲，这是第一次在AC发帖。谢谢，掌声：）

     N久没读过这么麻利流畅的后现代文学了，我是一边读一边不自禁地“恩恩”点头，一边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地景仰：“哎呀，原来这个那个哈，怎么却那样这样呢？”末了，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噼里啪啦抑扬顿挫把我的观点“输”（输出价值观的“输”）给一个也在读帖的朋友：“《调查》说了，《灾后北川残酷一面》的消息来源合乎专业标准，该报道在真实性上符合职业规范。”很快，朋友的质疑反馈过来了，“请问，文中所指的‘消息来源’合乎怎样的‘专业标准’？而针对核心内容即‘该报道在真实性上符合职业规范’的判定又是以何为圭臬？建议你了解所有相关‘消息来源’再下结论。”

       好奇害死猫，扫盲先。以关键词“新闻 真实 职业规范”百度，搜到两个相关内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太过泛泛，略过不表。且看《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真实”款第八条 消息来源必须真实可靠。应深入新闻现场采集第一手信息，保证新闻要素准确无误。

     扫盲专业术语“新闻要素”：新闻构成的基本成份。又称新闻五要素、五个W。 19世纪80年代，美联社提出新闻应具备when(何时)、where(何地)、 who (何人)、what(何事)和 why (何故)。这五个要素的英文开头字母都是W, 故通称五个W。

继续学习《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真实”条款，这一学不打紧，当学到第十条——“报道中的细节必须真实”，我不禁惊诧了！原来，在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以下简称南规委）的眼中，新闻要素的准确无误是无须保证的，哪怕失真失误也是符合职业规范的，诸如“报道中人名的误写”，不过是“给专业品质造成瑕疵的细节”罢了，当然了，此“细节”其实并非准则中的彼“细节”哈，要是读者认为此“细节”分明跟彼“细节”是一回事嘛，那南规委会说“此类衍生，无涉《调查》本身”的，谁说彼乃此，谁自己去找准则的标榜者去！我敢打赌委员们还会说：“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关我南规委啥事，关我南周啥事？打酱油去吧您啦！”

     据说一个“细节”能整出个大魔鬼，乖乖！俺们不妨也来玩玩调查玩玩规范，兴许混出AC混向世界混出个人摸狗样也说不定哈。CAME ON卑鄙，让我们顺着细节与瑕疵的小溪，对最牛官腔事件回溯，回溯……

一、“史上最牛官腔”论的来源

  先点这个链接：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0&id=86415857&boardId=2，请注意如下叙述：“当初看完《南方周末》‘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文章后，也许是出自一个职业新闻人的嗅觉与敏感，总觉得张书记面对救援人员，大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种语言有些不太合适”

  这段文字明确地告诉我们，其人吴记就是首发疑似“史上最牛官腔”论者，身份是一个职业新闻人，正是〈南方周末〉的〈灾后白川残酷一面〉文章引发了他的感慨，他在〈北川县政法委张书记的呼救声折射出什么 〉写到：“‘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短短八个字里，完全可以看出我们这位张书记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官员，看起来我们张书记平时在老百姓面前耍特权已经习以为常了，要不然这个时候还没忘记告诉前来救援的队员们自己身份‘特殊’。”文章从这八个字对张周凯的人品及官品展开了批判，而后引发网上大讨论。

  现代社会中，竞争越来越激烈，新闻也不例外，对记者的知识结构要求也越来越全面，记者不仅要有超强的沟通能力，还要具备运用心理学达到最佳沟通和传播效果的能力。可以说，南周记者拥有和吴记相同的职业嗅觉和敏感，本事件中，作为读者的吴记与张周凯并不熟识，在作文之前也未作过任何“调查”，耐人寻味的是，他却能仅凭那8个字就“完全看出这位张书记是一个怎样的官员”，吴记随后剖析道，张书记那句貌似平常的求救语因为发生的背景之特殊性，于是解读出张周凯从骨子到面子的“官本位”。我想，南周记者实在是深谙心理暗示的高妙罢，他知道，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决定了读者必然会从他的新闻中领悟到什么，吴记只不过是第一个做了南周记者的代言罢了，且看南周记者如何借贺一民之口表达观点的：“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残酷〉一文可见，贺和张们的对话绝不只这一句，可记者偏偏只拈出了这句有导向性的话语，事实也证明了这句话的火力之威猛，赞同吴记观点的网友明显占了多数，他们正是通过南周记者的暗示而从负面解读的这篇稿子，而偶有微弱的辩解也早被铿锵的吐沫声给淹没了。可以说，此乃记者借新闻行为引领读者进行价值取向的经典案例。

可笑的是，南规委却振振有辞道“检‘史上最牛官腔’之说本身，非出自〈残酷〉一文”，想以此而脱身，这样的逻辑不是强盗逻辑是什么？  《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十一条 在报道、说明、解释和评论事实时，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避免因为报道肤浅、片面而导致公众对事物的判断产生偏差或错误。

  由本事件造成的影响，又岂是南周一个衍生脱得了干系的？

二、南周的〈残酷〉一文是否符合职业规范
   
    首先，将当事人“张周凯”瑕疵为“张同凯”。有个朋友在跟帖中为南周辩护说，四川话里“同”“周”发音相似，以至于造成“细节”上的失真，上面我提到的那个朋友就是四川人，他说，二者读音不可能混淆。刚才我特意给几位四川的同学打过电话求证了，他们亦如是证明。

   其次，将事件发生时间搞错。事发应为08年5月15日，而南周记者却穿梭时空隧道将史上最牛官腔的求救现场生动地排演在08年5月14。

   由此推断：〈残酷〉所载“新闻”并非全是南周记者李海鹏和陈江亲眼所见，而该文语焉不详地行文作风给读者造成记者亲临现场的错觉。比如“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记者并没有做明确说明这个“看”是“听”来的还是“看”来的。

   南规委，是不是应该将〈残酷〉文中的张书记求救这则“新闻”的炮制过程再出个调查结果呢？解网民疑惑事小，为“职业规范”正名可是事大哦。

三、张周凯求救事件的真相

   花费近10个小时百度和整理，对张周凯求救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个大致的了解。但，鉴于贺一民、周英福和潘开庆等几个重要当事人的说法不一，所以不敢贸然推断其中某种说法为“真相”，目前，任何版本的所谓张周凯事件的真相都还不构成真相。而〈调查〉对真相的论证却是一道。

四、南规委的《调查》和“符合职业规范”

    1、一则称之为“新闻”的稿件里，竟然出现了两个新闻要素的错误，谬误的人名、错位的时间，我甚至怀疑这则充斥虚拟情节的稿件还能称为“新闻”吗？抑或称为“故事”更为恰当吧。如果是故事，现实生活中的张周凯书记却屡次被架上道德的审判台遭受严酷拷问；如果是故事，为什么经过一次次炒作就可以一次次变成“新闻”？

   看来，南规委高调回应的应该倒确实是新闻的真实性而不是故事的真伪了，可问题又来了，既然是新闻，那么它本身就必须符合真实的特性，也就是说按照《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的规定，“认真核实报道内容，包括基本事实、背景资料、引述转述语言等。对稿件中采用的声音、图像、数据、文件摘录及其他材料，做到真实、准确、科学、统一。 ”若南周当时“新闻”行为符合了职业规范，那么面对质疑大可不必心虚地“经查询记者的采访经过及采访记录，报道的消息源来自于救援现场的武警成都指挥学院部分官兵，其中包括直接与张周凯对话的贺一民大校。”云云，事情到这个地步了，才想到去“查询”采访经过，请问南周，当时做〈残酷〉新闻时，你是如何按照“职业规范”去做的呢？倒是到了事后，什么规范委员会急将将地跳出来，用被质疑的证据反复论证因之被质疑的新闻真实性，如此这般一番折腾，凛然地权威地抛出结论：信息来源为包括贺一民在内的武警官兵，现在得到他们的再次证实，因此这一信息来源符合专业标准。也因此，该报道顺理成章的符合职业规范了。

  〈调查〉的潜台词分明在说：我报道的信息来源是贺一民和他的战友们，他们“交叉”证明他们给的信息是真实的，谁要是质疑，那就是质疑贺一民，我南周不过是把听来的报道出来罢了。就算这个报道是莫须有，那也是贺一民的问题，和我南周无关啊。

    你就美丽的扯吧，南周！（你无耻到及至了！）在这里，请允许我向贺一民以及尊敬的武警官兵们致敬！南周屡屡把最可爱的人推出来“交叉印证”试图做挡箭牌，屡屡摆出一副无辜的嘴脸，俨然忘了必须“认真核实报道内容”的职业本分，施施然就把道听途说划拉到职业规范里去了。   

    剖析到此时，我方才醒悟，原来，南周的报道，南周的调查，南周的〈调查〉，究其实，从头到尾彻彻底底就是个陷阱。无意乎？常态乎？去南规委的互博术中求解吧。

  2、错误的人名、错位的时间，在我们这些草民看来，几乎要把一则所谓的“新闻”颠覆成故事了，而“失真”不正是违反了新闻职业规范吗？可为什么在南规委的调查里，却被轻秒淡写地界定为专业品质上的“瑕疵”呢？仿佛有瑕疵才是新闻专业品质的常态似的，仿佛戒瑕疵就象救灾似的不着重大书特书一番就不足以发扬光大了，以这种逻辑，张周凯喊句“救我，我是张书记”怎么就不具备公仆的常态了？为什么发生在吴记身上就是彰显人性，发生在张书记身上就是凸现丑陋呢？不是很多媒体还报道了张书记获救后的事迹吗？“获救次日就拔掉针头奔赴前线”，很长一段时间，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为什么对亲人的挂念对吴记而言就叫亲情，对于GCD的书记来说就是违背人性的呢？而且，在吴记南周记者们的普世价值观里，一旦做了GCD的官，付出再大的牺牲都是廉价的，这种牺牲也不再值得尊敬，奉贤也不再具有报道的价值了。口口声声宣扬人权的南周记者们，你们能否回答我，到底是谁剥夺了张书记们的人权的呢？

   再回到〈残酷〉一文，如下几句引起了我的注意“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http://www.infzm.com/content/12451/2，继续往下，便是关于张书记的报道。这这这这，……若说这几句与上下文毫无关联，却偏偏突兀横在报道的中间，这让人咋想嘛！坦白的说，联系当下的语境，联系当下的背景，我是实实在在地以小人心去读的。不过，我相信，以南周的实力，将“良心救人”与张书记的呼救撇清关系，实在是不费吹火之力的小事一桩。

  （《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十一条 在报道、说明、解释和评论事实时，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避免因为报道肤浅、片面而导致公众对事物的判断产生偏差或错误。）

    南周拈起兰花指，点了个“误写”，扭起小蛮腰一闪就装没事人了，可是同志哥喂！〈调查〉里列举的某媒体正是因为你的误写再次误写呢，你说张书记招谁惹谁了，好好的叫张周凯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啊？又以讹传讹的误到了〈新快报〉，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08-05/26/content_216417.htm。看来新闻的宣传功能着实强大哈，这么着就从南普及到了北。〈张书记回应“最牛官腔”〉说，那个记者和张书记电话了，这也被南周作为张书记是否说过那句牛X的求救语的证据之一，我就纳了闷了，这些个记者是采访“张书记”还是“张同凯”呢？张姓在中国可是个大户，随便掉个花盆砸中五个人有俩就姓张，他们喊张书记估计跟喊美女一样，回头的有一群，但张同凯张同凯的误搞，就没人纠正他们的么？之前有好几个相关报道并没有误写嘛，比如同是南周系的南方都市报就很明白无误的写着张周凯嘛，为什么之后还有俩大糊涂蛋呢？这种不求真实性只求奇效性的误写现象难得不值得南周们深思吗？

    无法保证“新闻要素准确无误”的媒体如何行使新闻话语权？其公信度又值几何？南规委能搞个调查结果吗？我不奢望。

五、综上，南周就是这样将真相深深地埋藏在不起不伏不轻不重不急不缓不远不近的悖论里： 规范“职业规范”的南规委进行的“调查”和后来根据“调查”而作的《调查》其消息来源是合乎南规委的专业标准的，在真实性上是符合南规委的新闻职业规范的。他说，看嘛，张书记喊没喊“救我，我是张书记”正是争议点，然后因此所以如此这般搞了一次行为艺术，就算是以城墙拐弯的厚度，恐怕也做不出南周的脸皮了。好在，南规委这次并没有祭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恩，我很欣慰。
   

  六、南规委说“某媒体”质疑了南周，然后南规委对“某些”质疑进行了反质疑，还不等“某媒体”搞个相应〈调查〉，南规委便赶紧钉巴钉巴盖棺定了论。嘿！口水都饶干了，诸位搞明白几个问题没有？〈调查〉里所指的某媒体是哪个媒体？“质疑方提供的材料”何指？这种无所定指莫须有的新闻做派是否符合职业规范？

        南周是否有莫须有的习惯，这，才是最大的争论点吧？！

七、   《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十二条 报道一经发布，如果发现错误，应立即公开更正。 南周误写也承认了，瑕疵也界定了，〈调查〉也最后结果了，一切都规范了。

          可是，南周何时才会公开更正那些错误呢？我善良地期待着。

为《南方周末》辩白几句

和楼主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回帖。不过，我是特地注册个账号来回复的。
楼主写的文章很好。有一些不同观点，作为《南方周末》的长期读者，算作是为之辩白几句。

1、关于写错人名的问题
对于《南方周末》搞错“张周凯”的名字以及事情发生时间的问题，我也觉得是《南方周末》不应该犯的错误，但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被作者这般穷追猛打的地步。

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毋庸置疑。这里面对“真实性”需要有个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一般要求新闻来源可靠权威、新闻要素齐备真实。在这里面，我认为新闻要素要求齐备真实，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新闻要素有着相同的新闻价值，换言之，这里面what的重要性远远超过when和who。

我这里需要说明，我并不是说不重要就可以不认真核实，而是特指，“张周凯写成张同凯”，“5月15号的事发生在5月14号”，并不妨碍读者的理解和信息的传递。新闻的核心内容即是信息的传递，强调新闻要真实也是为了确保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不被扭曲。事实上，就算将上述两方面更正，信息的基本内容也没有太大变化，该引起争议还是要引起争议。《南方周末》对此作“给专业品质造成瑕疵”的诠释，彼人认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这个细节并没有影响主要信息的传递。也不能说因为这两个错误就把这篇稿件由“新闻”降格为“故事”。
楼主在这里夸大了这两个错误的影响。

2、关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是否符合专业规范的问题
《南方周末》事后的信息核实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在新闻采访中，关于新闻材料有“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的区分。由于主观因素的影响，记者为了确保新闻材料的真实性，势必要采取“交叉印证”的方法，通常是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会利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进行核实。这是符合新闻采访的基本要求的。
以此来说，《南方周末》的信息来源为包括贺一民在内的武警官兵，现在得到他们的再次证实，这一过程本身确乎是符合专业标准的。我没认为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楼主所说真相确实依旧不得而知，只因我们都没有条件去再次亲自去核实。

3、关于新闻来源的问题
楼主有一句话我十分之不认可。即是“报道的信息来源是贺一民和他的战友们，他们“交叉”证明他们给的信息是真实的，谁要是质疑，那就是质疑贺一民，我南周不过是把听来的报道出来罢了。就算这个报道是莫须有，那也是贺一民的问题，和我南周无关啊。”

我的第一反应是，记者本身该做的不就是记录报道么？新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即新闻专业性的核心——客观性，就是要求记者忠实于事实的记录。影响是之后的事，记者不能过多掺杂主观色彩。这里《南方周末》恪守了这一标准，对新闻来源进行了交叉印证，已经尽到了记者的本分。并不是拿它当“挡箭牌”，而是记者只能做到这一步。那依楼主说，记者要做到哪一步呢？除了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交叉验证之外，还能怎么办？记者不是万能的人，这也是这个职业的局限性，他只能做到忠实记录各方的观点和言论。出了问题，确实是新闻来源的问题。和记者职业素养无关。

记者职业素养低下的标志一般是恶意篡改信息、恶意引导舆论，搞有偿新闻等等，拿这条标准来衡量，《南方周末》摆出所谓“无辜的脸孔”正是《南方周末》该有的面孔。无辜的人不摆出无辜的脸孔，你让它摆出什么面孔呢？

4、关于引发争论的问题
如我前面所说，记者虽只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但仍应将事实放置在“能显示其含义的上下联系之中”。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就好像许多事物的功能有“显性”功能和“隐形”功能一样，影响也可以分为两类。

回放张书记的那件事，其实对话是再正常不过的，在现场听可能未必有后者引申的弦外之音。

就算把张书记换成他自己的名字，在现场的意思估计不会有太大改变。张书记无非是想表明，“我在这里，救救我”。说出自己的职位，也许是觉得外面有认识他的人。而贺一民的回答无非是想确认那里还有多少人。俗话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被硬生生解读出来的意义，难道算在《南方周末》的身上么？何况，在原文当中，记者并非想指桑骂槐的谴责张周凯，文章的重心不在此处，而在反映震后的场景，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楼主扣在《南方周末》头上的帽子不可谓不大。

个人认为，引发的争议也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一称呼确实反应了中国文化中官本位的思想，这是个客观事实，需要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对之进行理论分析，上升到道德审判乃至造成对张周凯的精神伤害，那是网络言论民主的副作用，即网络暴力。而这一切超出了《南方周末》的可控范围。事实上，今日网民的敏感程度已十分惊人，《南方周末》一篇调查报告都引来楼主洋洋洒洒一篇文章，这其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总体来说，楼主的大体意思是“《南方周末》连基本新闻要素都搞不清楚的报纸，如何行驶新闻话语权”。如上所说，失实的两处新闻要素虽然需要更正，但却不影响新闻基本信息的传达，该篇新闻报道的价值不可以被这么无情贬低和鞭挞。同时，我认为，《南方周末》不需要为该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论负全部的责任，因为《南方周末》并没有这个主观意图。网上大规模的道德审判所引发的问题，需要反思的是网民的媒介素养问题，因为他们所发布的问题有着很明显的主观意图，即对张书记进行“批判”。

驳南方周末:暴民民主、私刑与黑手党新闻学

    《南方周末》报2003年5月29日在头版发表了一份该报记者采写的长达两大版的报道，大意是广州“丽江花园”的居民反对在其住宅区外面修建道路，因为道路会干扰居民区的宁静和景观。报道之后，三位记者意犹未尽，又附上一篇长篇评论《丽江花园事件的标本意义》，主题是：因为要维护私人财产的利益，所以要民主，要参政，要参选。作者可能自认为很深刻，担负着启蒙公众的重任。然而，如果中国人被如此文章“启蒙”，可能越“启”越“蒙”。
　　
　　首先，政府在“丽江花园”旁边修路当然应当征求有关居民的意见；而且，修路的手续必须齐全、合法，才能开工。不过，政府修路决策的缺失，同“丽江花园”居民是否参选有什么关系？参选了就不修路了？“丽江花园”选出的“业主委员会”把广州市政府修路的规划给否决了，就代表国家进步了？或者说，行政决策服从“人民代表”的投票，决策就科学、有效率了？居民参选了，修路的手续就能齐全、合法？是的，修建道路应当征求有关居民的意见，但只能是“征求”，不是“批准”。而且，修路绝不能只征求“丽江花园”居民的意见，正如修三峡水库不能只征求水库所在地居民的意见一样。三位记者没有提到那条路的受益者是否也该参与投票表决。如此，两方的人按人数对决，人多者胜，甚至雇几个黑社会的来大打出手，记者在旁边看耍猴。忒民主，忒进步，忒过瘾，是吗？
　　
　　其次，“丽江花园”的居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他们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仅此而已。“丽江花园”的居民仅仅购买了他们居民区界限以内的土地，并没有买花园外的土地，他们对自己没有购买的那片土地没有支配权。他们不能因为自己十年前购买了城乡结合部的一块周边有田园风光的土地，就禁止别人开发附近的土地，从而使自己的居住地永远在田园的包围之下。富人也要承担不动产的风险，不动产的价格凭什么只能升不能降呢？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就财大气粗，阻碍其他无组织的弱势团体获得和享受公共道路及周边的土地。公共财产，因为是公共的，所以要一个中立、专业的集团来决策，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鱼肉。中国不会去刻意搞什么富人区、穷人区。美国的富人区可以投票规定本城每户房地产用地不少于5亩，从而有效地排除“中产阶级”进入。中国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没有钱的人是很难组织起来的，哪怕是有钱人也未必能组织起来。把富人和穷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搞阶级斗争，比一个中立政府协调大家的利益好在哪里呢？
　　
　　再次，作者摆出一付先知的架势，警告大家要参选，说大家不参选是愚蠢，不参选就要吃亏。该文报道说，“丽江花园”有12000多受过极好教育的居民，但参加“业委会”选举的只有150人。大家都是傻瓜，就这三个记者聪明，教育水平高所有人一等？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不参加选举“业委会”显然是个理性选择。你住在小区边上能看见风景，可我住在小区中间未必看得见风景，而且没有那个方向景观的人可能是多数。一千人去抗争，其他人利益没那么大，当然选择搭便车。为什么要物业？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花钱雇“公司”来维持公共卫生和小区安全。居民们花钱图省事，只要自己购买的服务“值”就是了。我们一天到晚去监督、选举、吵闹，以物业为敌，那不是花钱找罪受？有极少数热心人去监督，大家乐观其成。但那些人不可能是多数。如果有那么些热心人，不要报酬，还大权在握，大家确实有理由担心其滥用权力，甚至被收买、以权谋私。所以，比起“选举”服务者，我们宁愿要雇佣关系，购买服务。而且我们鼓励物业公司竞争，支持政府发布法规，规范物业公司。如果物业实在混乱，那我们宁愿雇律师与之打官司，就像消费者和商店打官司一样。这比组织选举容易得多。去鼓动上万人为监督物业去选“业委会”，互相打，而且与物业打，这人必定比较傻，或者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再说了，小区外面修路，同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有什么关系，人家凭什么要去加入居民与政府的抗争？
　　
　　最后，政府的公共决策不是没有问题。但公共决策的问题不是煽动利益集团抗争来解决的。如果那样做，中国将不会有原子弹、不会有卫星、不会有宝山钢厂，也不会有三峡工程，中国将一事无成。台湾近几年来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政府决策的任意性主要是靠法治来制约的，也就是说要靠政府部门分权制衡来限制。没有法治，人民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选举能保障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却未必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丽江花园”事件而言，政府的缺失在于没有就规划进行公开的咨询，没有公告政府规划，而且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违章开工。这一切都是政府缺少法治的结果，与选举业主委员会，监督物业公司没关系，甚至与小区的开发商，都没关系。
　　
　　三位《南方周末》记者成功地渲染了“丽江花园”居民的漫长抗争，诱导读者们同情。“丽江花园”居民的利益很清楚，用不着渲染。谁不希望自己的社区如丽江一样宁静而美丽呢？然而，必须搞清楚，居民们没有买下小区周边的土地，他们没有权利让自己的周边永远是乡村田园，他们没有权利不让别人开发利用周边的土地。“参政”与否，或者政府决策合法与否，正确与否，都不能改变这个简单的事实。“丽江花园”事件与“参选”或“参政”意识一点边儿都不挨，那是一块钱到底能买几块糖之争，我们三千年前的祖宗就争这事，那争论不长“民主”的苗。三位记者自以为是，玩民主“深沉”玩过了头。（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潘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