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接管广州旧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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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阳
我的亲历
□鲁阳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10月21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成立。设有军事、财经、文教、交通、物资、电讯、治安、司法、卫生、供应、房屋分配、外侨事务等8个委员会和4个部、处，分别负责接管原国民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
到12月底，广州市的整个接管工作才基本结束。被接管的共有534个单位，被接管人员34310人。
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李凡夫、饶彰风担任。隶属文教接管委员会的新闻出版处，处长由饶彰风兼任，副处长由王匡担任（不久，又由王匡任处长，罗戈东任副处长）。新闻出版处派出了以罗戈东为首，由向明、姬星波、阎培涛、鲁阳、张演、杨嘉、吴柳斯等组成的几个军管小组，分别前往广州市各个报馆进行接管工作。
解放前夕，在广州出版的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可分为5种：一是国民党的党报；二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报；三是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报纸；四是国民党官僚政客半官方办的报纸；五是虽为商办，但是受国民党政客把持的报纸，共计20多家报馆。其中主要有《中央日报》、《中正日报》、《和平日报》、《大光报》、《西南日报》、《建国日报》、《前锋日报》、《环球日报》、《现象报》、《越华报》、《国华报》等。当时这些报纸的总发行量不超过8万份。其中发行量最大的《越华报》也达不到1万份，一般都是几千份，至于从南京迁到广州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每天发行量仅有几百份。
我作为军管小组的成员，在10月22日，同其他同志一起，分别由几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陪同，前往接收设在光复中路一带的一批报馆：《西南日报》、《大光报》、《建国日报》。一到报社大门，我们就把军管会“约法八章”的布告贴在门口墙面上，并入去召集全体报社工作人员开会，宣布从即日起停止该报出版，并从即日起由军管小组开始接管该报所有的房屋、机器、设备、文件、档案、财产、人员，要求报馆所有人员协助接管工作。
在军管小组进入各报馆接管前，除《中央日报》已自动停刊外，其余各报都还继续出版。记得在接管时，军管小组就发现《中央日报》社的一部印刷机被人转移到别处，我曾同军管小组的另一位同志去追寻过。
《西南日报》社的设备，比较陈旧低劣，我们接管之后，连同该报社的印刷厂职工一起，全部转到在韶关新开办的《北江日报》。《大光报》、《建国日报》的印刷设备移交给了不久后成立的南方人民印刷厂、新华印刷厂，报馆印刷厂职工也随之成为这些新印刷厂的成员。《越华报》等报社的印刷厂，则移交给了在1950年8月成立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纸《联合报》。1952年，《联合报》停刊，这些厂房设备又留给了当年12月1日创刊的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使用。
当时接管下来的旧报馆，除了一些房屋、印刷机器外，其他的设备少得可怜。
在把各种设备接管下来之后，军管小组就开始了对采编人员和经管人员的集训。当时，把各报馆人员集中起来，在原《西南日报》社内开办了一个学习班，我曾经负责主持。事后几天，香港有一份亲国民党的反共报纸，竟刊登了一篇题为《广州新闻界集中营铁幕》的通讯，胡说中共在广州设有一个新闻界的集中营，专门向广州新闻界人员“洗脑”，集中营的头目叫鲁阳。我看了这篇造谣文章,既好气又好笑！
在接管旧报馆期间，我住在报馆里，经常和报馆人员见面谈话。从一些记者编辑那里了解到，在广州解放头几天，军管工作还未开始，那些报纸的口气都改变了。在广州解放前，它们把解放军称为“共匪”和“匪军”，一解放，则自动改称为“共军”或“解放军”了。但是，由于他们对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仍很不了解，刊登的消息出现了不少错误，竟然把我们这些南下干部称为“中共青海军政大学”的师生，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外公开使用的代号为“青海部”。
在旧新闻人员学习班开办期间，我们对参加学习人员都发给伙食费。学习结束以后，有的继续留用，有的分配到革命大学和一些训练班继续学习，有的则进行遣散（发给相当3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但直到学习班结束时，没有逮捕过一个人。那些被留用的或继续学习的人，不少后来在广州新闻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我的亲历
□鲁阳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10月21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成立。设有军事、财经、文教、交通、物资、电讯、治安、司法、卫生、供应、房屋分配、外侨事务等8个委员会和4个部、处，分别负责接管原国民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
到12月底，广州市的整个接管工作才基本结束。被接管的共有534个单位，被接管人员34310人。
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李凡夫、饶彰风担任。隶属文教接管委员会的新闻出版处，处长由饶彰风兼任，副处长由王匡担任（不久，又由王匡任处长，罗戈东任副处长）。新闻出版处派出了以罗戈东为首，由向明、姬星波、阎培涛、鲁阳、张演、杨嘉、吴柳斯等组成的几个军管小组，分别前往广州市各个报馆进行接管工作。
解放前夕，在广州出版的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可分为5种：一是国民党的党报；二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报；三是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报纸；四是国民党官僚政客半官方办的报纸；五是虽为商办，但是受国民党政客把持的报纸，共计20多家报馆。其中主要有《中央日报》、《中正日报》、《和平日报》、《大光报》、《西南日报》、《建国日报》、《前锋日报》、《环球日报》、《现象报》、《越华报》、《国华报》等。当时这些报纸的总发行量不超过8万份。其中发行量最大的《越华报》也达不到1万份，一般都是几千份，至于从南京迁到广州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每天发行量仅有几百份。
我作为军管小组的成员，在10月22日，同其他同志一起，分别由几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陪同，前往接收设在光复中路一带的一批报馆：《西南日报》、《大光报》、《建国日报》。一到报社大门，我们就把军管会“约法八章”的布告贴在门口墙面上，并入去召集全体报社工作人员开会，宣布从即日起停止该报出版，并从即日起由军管小组开始接管该报所有的房屋、机器、设备、文件、档案、财产、人员，要求报馆所有人员协助接管工作。
在军管小组进入各报馆接管前，除《中央日报》已自动停刊外，其余各报都还继续出版。记得在接管时，军管小组就发现《中央日报》社的一部印刷机被人转移到别处，我曾同军管小组的另一位同志去追寻过。
《西南日报》社的设备，比较陈旧低劣，我们接管之后，连同该报社的印刷厂职工一起，全部转到在韶关新开办的《北江日报》。《大光报》、《建国日报》的印刷设备移交给了不久后成立的南方人民印刷厂、新华印刷厂，报馆印刷厂职工也随之成为这些新印刷厂的成员。《越华报》等报社的印刷厂，则移交给了在1950年8月成立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纸《联合报》。1952年，《联合报》停刊，这些厂房设备又留给了当年12月1日创刊的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使用。
当时接管下来的旧报馆，除了一些房屋、印刷机器外，其他的设备少得可怜。
在把各种设备接管下来之后，军管小组就开始了对采编人员和经管人员的集训。当时，把各报馆人员集中起来，在原《西南日报》社内开办了一个学习班，我曾经负责主持。事后几天，香港有一份亲国民党的反共报纸，竟刊登了一篇题为《广州新闻界集中营铁幕》的通讯，胡说中共在广州设有一个新闻界的集中营，专门向广州新闻界人员“洗脑”，集中营的头目叫鲁阳。我看了这篇造谣文章,既好气又好笑！
在接管旧报馆期间，我住在报馆里，经常和报馆人员见面谈话。从一些记者编辑那里了解到，在广州解放头几天，军管工作还未开始，那些报纸的口气都改变了。在广州解放前，它们把解放军称为“共匪”和“匪军”，一解放，则自动改称为“共军”或“解放军”了。但是，由于他们对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仍很不了解，刊登的消息出现了不少错误，竟然把我们这些南下干部称为“中共青海军政大学”的师生，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外公开使用的代号为“青海部”。
在旧新闻人员学习班开办期间，我们对参加学习人员都发给伙食费。学习结束以后，有的继续留用，有的分配到革命大学和一些训练班继续学习，有的则进行遣散（发给相当3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但直到学习班结束时，没有逮捕过一个人。那些被留用的或继续学习的人，不少后来在广州新闻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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