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投资履行你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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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投资履行你的社会责任

作者:萨姆•马姆迪(Sam Mamudi)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01-09 原本处于基金世界一隅的社会责任投资(SRI),如今已开始在美国引起主流关注。

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和人权等话题更加关注,如果投资者不想把积蓄投入到那些自己不赞成其决策的公司,那么,SRI基金就是一个有用的选择。

理柏(Lipper)公司的数据显示,由于这种趋势,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SRI共同基金的资产就增长了近50%,从2004年初的233亿美元,增至去年9月30日的346亿美元。

华登资产管理公司(Walden Asset Management)社会责任投资负责人蒂姆•史密斯(Tim Smith)表示:“人们的兴趣呈爆炸式增长。”

对SRI兴趣日益增长的不只是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也开始针对公司治理和撤资等问题采取行动(见文后,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Investors Against Genocide))。

美国康涅狄格州财长丹尼斯•内皮埃尔(Denise Nappier)是一名股东维权人士。她的努力(除了其它成就外),已迫使美国电力公司(American Electric Power)汇报自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并推动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把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分开。内皮埃尔也是260亿美元康涅狄格退休金计划与信托(CPRT)基金的唯一受托人。

最近,CPRT发出了一封意见信,反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剥夺股东获得公司代理权的计划。规模2560亿美元的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plers)和规模为860亿美元的威斯康星州投资委员会(State of Wisconsin Investment Board)也致信抗议这一举措。

史密斯认为,公司丑闻(比如本世纪初安然(Enron)和世通(WorldCom)的倒闭,以及更近一些时候出现的股票期权追溯的问题)导致人们对公司治理和股东维权主义兴趣日增。他表示:“投资团体过去常常是消极的股东,今天则是更为投入的股票持有人。”

Calvert社会研究与政策高级副总裁贝奈特•弗里曼(Bennett Freeman)指出:“公司社会责任议程从没像现在这么重要过。”Calvert是最大的SRI基金公司,拥有80亿美元SRI资产。弗里曼认为,态度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变的,当时,美国公司血汗工厂剥削劳动力正是热门新闻。同时,石油公司也因为犯错而登上新闻。最好的例子就是1995年,在尼日利亚维权人士肯•萨洛-威瓦(Ken Saro-Wiwa)被处死之后,壳牌(Shell)遭到了批评。萨洛-威瓦生前一直在抗议石油行业造成的环境破坏。那一年,壳牌还因为计划把Brent Spar钻井平台弃于海底而倍受指责。像这样把人权与环境忧虑合二为一,是SRI所担心问题的一大特点。

弗里曼认为,尽管最初企业转变态度是要防止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的破坏性宣传效果,但是如今,企业却把这些问题纳入了自己的公司战略。弗里曼曾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担任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新呈现的公司对SRI的关注。2006年公布的《责任投资不倡议原则》(UNsponsore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确立了自愿指导原则,关注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问题。

这份文件得到近250个签名,包括Calpers、CPRT以及纽约和伊利诺州的养老金计划。

JP摩根资产管理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荷兰银行资产管理公司(ABN Amro Asset Management)和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都在签字的投资管理公司之列。签字公司的总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0年成立的“碳排放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现在接受2400家企业的报告,这些数据要传递给拥有超过41万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投资者。

弗里曼表示:“这已经成为一个商机,企业正在把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与公司战略联系起来。”这创造了一个SRI投资者可以茁壮成长的环境。他补充指出:“SRI基金面临的挑战是成为像公司社会责任一样的主流。”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挑战是要把SRI定义为一个可以吸引投资者的积极概念,而不仅仅是一种避开某些类型投资的工具。

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早期SRI基金是根据它们不投资的领域来定义的(酒类、烟草和赌博是三大标准“禁区”),但如今,SRI基金正在积极寻觅那些它们拥护其政策的公司。

各基金现在要筛选的,是那些在劳工权、人权、工作场所多样性、公司治理和道德、环境与气候变化以及社区行动等领域付出了努力的企业。

这种筛选可能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华登资产管理公司的史密斯就把IBM作为积极实现多样性的典范,弗里曼则提到了英国石油(BP)和壳牌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做出的努力。

不过,除了公司问题以外,SRI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据晨星公司(Morningstar)估计,美国有100家左右的SRI共同基金,其中约有40家根据宗教进行投资。有些比较知名的基金,如“万福玛利亚共同基金”(Ave Maria Mutual Funds),明确根据社会问题来筛选公司,避开与堕胎有关的医院和制药企业。

万福玛利亚共同基金的另一个筛选条件是,排除那些给雇员未婚伴侣提供福利的公司。

这就导致了一些通常被认为不属于SRI基金范畴的投资——比如美国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Halliburton)、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

SRI基金在业绩上也堪与其它基金媲美。

理柏的数据显示,本年度迄今为止,SRI基金已经取得了11.66%的收益率。相比之下,基金业平均收益率是11.27%。

领头羊是一只伊斯兰宗教基金Amana Growth Fund。这只基金被晨星公司评为五星级。

这只基金区别于其它SRI基金的地方是,它遵循《古兰经》(Koran)禁止高利贷的教导,将金融服务公司和包括债券在内的所有利息支付工具都排除在投资领域之外。

萨姆•马姆迪是《基金行动通讯》(Fund Action newsletter)执行总编。

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

SRI界最高调的领域是从苏丹撤资运动。抗议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维权人士,把目标锁定在投资于石油企业的资金管理公司身上,其中包括与苏丹政府合作的中石油(PetroChina)。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主席埃里克•科恩(Eric Cohen)表示,当事实证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经济运动只是一把“钝器”之后,有针对性的撤资运动就成了维权人士最青睐的方式。反种族屠杀投资者组织于去年9月成立,创始人是“富达离开苏丹”运动(Fidelity Out of Sudan campaign)的发起者。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经济运动曾经导致很多南非黑人因经济制裁影响而失业。

达尔富尔危机的规模也是大多数投资者可能看重的一点。“SRI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含义,”科恩表示。“没有人想和种族屠杀扯上关系。”美国富达投资集团之所以成为靶子,是因为它是纽约证交所中石油股票的最大持有者。 

自2005年6月以来,美国已有20个州决定从与苏丹有联系的公司撤资,其中14个州是在去年做出的决定。有17个州已经通过了撤资法。53家大学也已经撤资,其中包括管理着350亿美元资产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投资企业的回应就没有那么积极了,就算取得了成功,也被搞糊涂了。在伯克夏-哈萨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去年10月中旬将中石油股票变现之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否认这次抛售与达尔富尔有任何关系。他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Fox News Business),他在5亿美元的投资中赚了35亿美元,事后却觉得抛得太早。

虽然去年8月的一份档案显示,富达出售了手中99%的中石油美国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富达的发言人维恩•洛波尔基奥(Vin Loporchio)却表示,公司没有下令抛售。他表示:“每个投资组合经理都会根据自己对股票价值的判断做决策。”至于这些经理的抛售决策是否出于跟撤资运动有关的原因,洛波尔基奥不愿置评。

他补充指出,富达为寻找SRI的投资者提供资金。

科恩的组织找出的另一些投资公司保留了自己的中石油股票。这些公司包括富兰克林邓普顿(Franklin Templeton)、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母公司安联保险(Allianz)以及先锋集团(Vangu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