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称北川政法委书记求救报道符合规范

　　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关于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中涉及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细节的调查结果

　　作者：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

　　近日，有媒体针对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中关于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获救的部分事实提出质疑。为弄清事实、彰显规范，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启动了专门调查，结果如下：

　　一、争议点集中在张周凯书记是否说过“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经查询记者的采访经过及采访记录，报道的消息源来自于救援现场的武警成都指挥学院部分官兵，其中包括直接与张周凯对话的贺一民大校。记者的采访经过显示，这一事实得到了贺一民大校和其他现场武警战士的“交叉印证”，他们分头独立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该事实的叙述基本一致。

　　二、有媒体引用沈阳消防的录像并未出现“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以此推断南方周末报道为假。经仔细查证相关人员及多家媒体的报道，当时的救援过程为：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发现张周凯及与其对话在前，请沈阳消防赶来支援在后（可参照成都商报、三秦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当时对张周凯获救的报道）。采写北川报道的本报记者认为，“发生在前”的张周凯的求救及贺一民大校与他的对话，不能因“随后赶到”的沈阳消防录像未记录，而予以否定。

　　委员会认可记者上述逻辑判断。为慎重起见，于近日专门派人与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进行了核对，贺一民大校再次肯定其真实性，肯定报道所述事实与“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为亲身经历，并补充更为详细的现场情况及与当事人更多对话内容。

　　三、《灾后北川残酷一面》发表后不久，《新快报》2008年5月26日针对“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一语对张周凯进行了采访。张周凯并没有对记者否认说过此话，称：“在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要是人都会这么说，而说这些话又有什么错？”在同一报道中，与张周凯埋在一起的北川县综治办主任崔代全“明确表示，其实这话也不只张同（周）凯一人说过，在场的他们三人都说过，而说这话只是在向救援人员介绍被埋人员身份而已”。

　　四、检“史上最牛官腔”之说本身，非出自《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而系报道在传播中，网友和一些媒体对“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一语的衍生解读。委员会认为，此类衍生，无涉报道本身；报道是对张周凯获救过程的客观记述，未涉及价值评判。

　　五、《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误将“张周凯”写成“张同凯”。

　　综上，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认可该报道的消息来源合乎专业标准且值得信赖，质疑方提供的材料在事实和逻辑上不能证明其谬，该报道在真实性上符合职业规范。报道中人名的误写，虽系细节，但亦给专业品质造成瑕疵，提请相关操作者引以为戒，向张周凯和读者表示歉意。

　　                                                 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

　　                                                  2009年2月17日

　　附：《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涉及张周凯段落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 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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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22日，有媒体报道称：5月15日，地震救援人员在北川县委大楼前营救时听到“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的呼救声，后证实此书记乃北川羌族自治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网友将此“呼救声”称为“史上最牛官腔”。日前，有媒体报道张周凯在获救前并没有那样呼救。昨日下午，张周凯首次对此作出正面回应，还原了事实真相。

　　讲述被埋75小时经历

　　并无“最牛官腔”

　　5月12日下午地震突来时，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桂川正在会议室帮我查阅资料，我们3人立即钻进了会议室里一个椭圆形的办公桌下。几乎就在我们钻进去的同时，共六层的县委办公楼全部倒塌了，只觉楼板往下沉，随后我就失去了意识，昏了过去。

　　醒来后，在黑暗中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我喊了几声，发现崔代全和李桂川都还活着。而此时，我们三人都已经被挤压在一个成三角形的狭小空间中，最高处不到50厘米，可能是办公桌救了我们的命。大概是15日中午吧，我们正在扒土，我突然发现像米粒一样大小的亮光，开始还以为是幻觉，揉了几下眼睛，再扒，慢慢出现了一个缝隙。缝隙越扒越大，最后变成了拳头大小的小洞。“来救人哟，来救人呀……”就这样，我和李桂川、崔代全每人喊一会儿，轮流着爬到缝隙处向外呼救。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正当崔代权在缝隙处呼叫时，外面突然就有了人回应。多名消防官兵对着洞口问“下面有几个人呀？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呀”等情况时，在缝隙处的崔代全告诉外面的救援人员，里面有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桂川三人。

　　当时崔代全在洞口，我和李桂川移到另一头。随后，他们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从废墟顶上中间打了一个洞，下来一个战士用毛巾把我眼睛遮住后，最先把我拉了上去。三人被埋了75小时后被成功救出。

　　劫后重生心态宽容

　　不理“最牛官腔”

　　“那个记者说的情况肯定不真实，我们被埋了七十多个小时，那个记者又不是站在跟前，怎么知道我说过那些话呢？”张周凯说，他也不怪那个记者，只想多干点事来感恩，用友善的心态待人。

　　由于被救后第二天张周凯就拔掉针头组织抗震救灾去了，灾区网络通信又迟迟没有恢复，当他知道那个“最牛官腔”就是说的自己时，已经是7月初。“我觉得网上的评论没有意思，没必要也不想去计较。”张周凯昨日对记者说，“还有个重要原因，我觉得国家和全国各地的同胞都来关心我们，我们应该有颗感恩的心，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据了解，这位“最牛官腔”的书记是在避开医生的视线后拖着伤腿悄悄离开医院参加的抗震救灾。几天里，张周凯步行200多公里，翻越了5座大山，到了30多个村，组织接受空投物资20多吨，使1万多名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此时，家在安县茶坪乡的张周凯的父母同样翻了几天山，直到5月18日才走到安县县城，在一个马路边找了个帐篷住下来。张周凯对父母的生死还一无所知。

　　重庆司机说真相

　　影像资料还原一切

　　据了解，当天发现呼救声并协助救援的有重庆渝运集团的两位司机周英福和潘开庆。搜救结束后两位司机立即在论坛上澄清了事实：“我们敢拍胸脯保证：废墟下的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何身份。”大年三十，沈阳消防支队教导员赵俊宏不远万里赶到北川，来到张家团年。他特地掏出了一盒录像带，上面全程记录了沈阳消防官兵当天救援三人的影像资料，录像还原了一切。

　　据了解，2008年9月11日，北川羌族自治县政法委应邀参加“第三届西部法制论坛”，张周凯撰写的论文《西部民族自治县依法治理乡村模式研究》获得三等奖，被收录在《第三届中国·西部法制论坛论文集》中。（王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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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川县委政法委书记首次回应“史上最牛官腔”：经历生死后不想计较只想感恩

　　编者按

　　站在岁月更迭的门槛，媒体又开始了一年的盘点。然而，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2008，已非平常的“盘点”可以承载。

　　无论是街头的随机采访，还是网上的民意调查，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几件刻骨铭心的大事：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汶川特大地震……还有杨佳袭警案，波及全国的出租车停运风潮，更有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盛宴、神舟七号成功飞天……

　　放眼国门之外，世界格局也在悄悄地改变。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人选出了黑人总统奥巴马，孟买惨遭恐怖袭击，索马里海盗连出重手……

　　对于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我们不想再用寻常的“盘点”回顾这一年的报道，我们选择了“再回访”经历过这些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是与之相关的人，面对面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刻画他们的故事，感知他们走过大悲大喜之后的心声。也许，他们所讲的故事已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心扉却是第一次向人敞开；他们的讲述并不宏大，但却能触摸人的心灵，他们的真情告白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我们也没有选择依光阴的顺序回顾2008，因为自然流逝的时间也已无法装载今年的风云变幻，所以，我们选择了按读者情感的需要和新闻的习惯自然排序。

　　“再回访”，或许不能涵盖2008年发生的大事。这，是个遗憾。但我们希望，这组“再回访”报道，能带着报道中的他们，以及报道中没有出现的你们和我们，毫无遗憾地走过2008，走进2009，把悲伤和泪水留给过去，让温暖和爱延续未来。

　　本报记者 马利民

　　“实在抱歉，灾后重建工作实在太忙，让你们久等了。”从电话预约采访到见到张周凯，间隔了足足10小时，12月18日晚上9点过，记者终于在四川省绵阳市见到了刚刚忙完工作赶来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

　　采访是从“因求救时的一句话而被众多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官腔”这个话题开始的。

　　5月22日，某媒体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写救援人员在北川县委大楼前营救的场景：

　　5月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这里是县委大楼。“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有3名官员获救。

　　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网友把张书记的求救语言命名为“史上最牛官腔”，认为他在临难之际仍想靠特殊身份谋求特殊照顾。

　　“其实网上对我个人炒作的消息我知道得很晚。7月初，省委政法委领导在北川慰问政法干警时对我说：努力干工作，别在意别人怎么说。当时我还有点搞不懂，后来抗震救灾事情一忙也没有太在意。直到七月二十多号，到了安昌的临时办公点才听同事说，网上有很多关于我的新闻。”张周凯坦言，说句真心话，当时在网上看到后，觉得很可笑，确实也不在意。

　　“至于那个记者说的情况肯定不真实，你想嘛，我们被埋了七十多个小时，单位同事和亲人也来找过我们，不停地在废墟上呼叫，记者又不是站在跟前，怎么知道我说过那些话呢？”张周凯说，他也不怪那个记者，只想多干点事来感恩，多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首次回应“史上最牛官腔”：

　　“经过这一生一死后，我觉得网上的这些评论和说法没有多大意思，很淡而无味了，没必要也不想去计较。我们应该有颗感恩、友善的心，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也许是为了一种倾诉，张周凯首次向记者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5月12号下午两点多，我们政法委在办公室加班的共有7个人，驾驶员、打字员等4人在旁边和对面的房间里。我在四层靠山墙(一栋楼房与另一栋楼房的间墙)的一个房间，隔壁是会议室。因为要向县委提交一份关于北川社情民意的调查报告，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国川在会议室帮我查阅资料。

　　地震突来，整个房间都摇了起来，因为北川经常发生小地震，第一震我根本没动。紧接着，只听一阵怪叫，整栋楼开始猛烈摇晃。我赶紧朝隔壁的会议室跑，大约几秒钟的时间，外面天昏地暗，并传来阵阵房屋倒塌的巨响，我们3人立即钻进了会议室的一个椭圆型的办公桌下。

　　就在我们刚钻进去不到两秒钟，共六层的县委办公楼全部倒塌了，我只觉得楼上天花板往下掉，楼板往下沉，随后就失去了意识，昏了过去。

　　我都以为这次一定死定了，但庆幸的是，等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身体没有被压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慢慢地手脚有了知觉，发现自己身上只压了些残砖和瓦砾，嘴巴、鼻子都被粉尘堵住了，感觉出不来气。

　　在黑暗中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我喊了几声，发现崔代全和李国川都还活着。而此时，我们三人都已经被挤压在一个成三角形的狭小空间中，最高处不到70厘米高，可能是办公桌救了我们的命。于是，我们三人就循着声音开始在废墟下扒土。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三人通过慢慢挪动身体聚在了一起。各自检查了一下伤势，均无大碍，在摸索中崔代全的手背被什么砸破了，感觉血在往外流，我赶紧把衣服撕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事后，医生给崔代全的伤口缝了七针，说多亏当时扎得紧呀！

　　也许是电视里的救援场景看多了，在黑暗中当时我们三个还在分析，推算着地震消息从北川到绵阳两小时，到省委两小时，到党中央调动部队集结来北川救援，最多八个小时救援部队就应该来救我们了。结果不然，废墟下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次地震这么厉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废墟下没有任何光线，估计是第二天吧，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和失望了，心想这辈子人死得也太快了。为了寻找出路向外求救，我们开始轮流不断地扒土。根据记忆判断，会议室的办公桌离左边窗户最近，离右边靠近过道的门口稍远。于是，我们开始往窗户方向挖，说是挖其实也就是用手扒，挖了很久发现前面是大梁，感觉前面扒不动了，通往窗户的路被大梁堵住了。随后，我们又朝门的方向扒，但又被过道坍塌下来的厚厚的预制板挡住了。经过一番努力，尽管空间慢慢扒了出来，但要想走出废墟，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值得庆幸的是，在扒土中，我们找到了大半瓶还没被砸坏的矿泉水，为以防万一，我们渴了，每人都只能用舌头舔一口水。后来，水没有了，我们三人就把尿液集中起来，谁渴了也只能舔一舔嘴唇。

　　嘴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硬壳，也不知道有多厚，在废墟中为节省体力我们三人约好轮流呼救，每人两声。刚开始我们还能隐隐约约听到不远处废墟里有同样求救的声音。声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越来越细，最后变成猫一样的声音，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大概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们的身体感觉已经到了极限，大家商量着与其这样等死还不如拼一下，干脆朝离我们最远、靠里面的山墙方向挖。就这样大家轮流去扒土，每人十多分钟，累了就歇歇，渴了就用尿液打湿下嘴。大概是15日中午吧，扒着扒着，我突然发现像米粒一样大小的亮光，开始还以为是幻觉，揉了几下眼睛，再扒，慢慢出现了一个缝隙。我叫崔代全把他在废墟下摸着的一根电线递给我，扯下身上的红T恤，用电线从缝隙弄了个红旗支了出去，但摇了半天也没有动静。

　　在我们的努力下，扒出的缝隙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拳头大小的小洞。“来救人哟，来救人呀……”就这样，我和李国川、崔代全每人喊一会儿，轮流着爬到缝隙处向外呼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正当崔代权在缝隙处呼叫时，外面突然就有了人。当时多名消防官兵对着洞口问“下面有几个人呀？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呀”等情况时，在缝隙处的崔代全告诉外面的救援人员，我们里面有三人，有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国川。随后，救援人员给我们递进来两瓶矿泉水和一些饼干，让我们补充点体力。

　　当时崔代全一直在和外面的救援人员对话，并报告了掩埋在下面的人数和具体人的职务姓名单位，随后，他们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从废墟顶上打了一个洞，下来一个战士用毛巾把我眼睛遮住后，一把把我拉了上去。至此，我们三个人被埋了75小时后被成功救出。

　　“你说，如果当时记者不在洞口上，根本就听不到我们与外界的对话。何况当时已是七十多个小时，不可能像平时声音那么大，大家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了。当然我也不怪他，再说经过这一生一死后，我觉得网上的这些评论和说法没有多大意思，很淡而无味了，没必要也不想去计较。”张周凯对记者说，“还有个重要原因，我觉得国家和外省的同胞都来关心我们，给我们北川灾后重建提供了很大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应该有颗感恩、友善的心，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政法委书记劫后重生的心态：

　　“能够在大难中活下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用我新的生命，为家乡、为基层的政法事业，忘我地工作！”

　　听张周凯用镇定平缓的语气讲述着地震时如何扒墙抠缝轮流呼救，如何战胜恐惧相互鼓励，如何喝尿等待救援，记者情不自禁地被这位在废墟下与死亡抗争了75小时的汉子所折服。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第二天就拔掉针头，进村入户，组织大家抗震救灾。

　　5月17日，仅仅在绵阳404医院住了一天，他就避开医生的视线，拖着伤腿，悄悄离开了医院。随后的7天时间，张周凯步行200多公里，翻越了5座大山，穿越几十处塌方地带，不顾下有堰塞湖，上有泥石流的威胁，到了漩坪、禹里、桃龙、墩上等5个乡的30多个村，组织接受空投物资20多吨，使1万多名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此时，家在安县茶坪乡的张周凯的父母同样因地震震塌了房屋，翻了3天的山，直到5月18日才走到安县县城，在一个马路边找了个帐篷居住。而刚刚从废墟中被救出来就投入工作的张周凯对家人的生死还一无所知。

　　在这次地震中，北川县政法系统遭受了重大伤亡。82名干警遇难，占全部干警的31%。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同志，也有很多人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妻子和儿女，失去了手足同胞，剩下的只有残缺不全的家庭和悲伤。

　　地震发生后，北川县内有近十万人逃离自己的家园，分别在涪城、游仙、三台、梓潼等地集中安置，最多的时候，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达到14个。

　　“由于人员集中，医疗、防疫、消防、物资供应、生活保障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受灾群众还处在极度恐慌和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各安置点不断出现治安案件，成为当时最不稳定的地区。”张周凯说。

　　作为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把灾后的稳定和治安摆上了日程：5月27日，他组织召开政法委员会会议，研究制定具体措施，让全体政法干警迎难而上，战胜前所未有的困境，全面恢复和履行政法职能。6月15日，公、检、法、司各部门全面恢复了职能，政法各项工作有序地进行。

　　张周凯还组织了多个工作组，深入各个集中安置点，主动调解各类矛盾，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其他部门的配合下，近10万受灾群众在集中安置点的生活逐渐平稳。据统计，安置点未发生刑事案件和较大的治安案件，受灾群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有序地开展。

　　“现在，政法工作已覆盖全县的每个角落。”张周凯欣慰地说。

　　灾区群众的工作无小事。白天，张周凯走村串户，协调解决粮食、居住、疗伤、治病等问题，不放过每一个具体问题；晚上，他在帐篷里把情况写进工作报告。

　　“能够在大难中活下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用我新的生命，为家乡、为基层的政法事业，忘我地工作！”张周凯说。

　　在“5·12”大地震中，四川灾区公安机关损失惨重，共有18个县级公安机关、218个派出所等基层一线实战单位的办公用房严重损毁。与公安系统一样，灾区的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系统同样损失很大，有的办公楼彻底倒塌，有的单位人员损失一半以上。

　　然而，在短短的百日之后，灾区政法系统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创造了奇迹：自5月以来，四川6个重灾区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55%，治安案件发案下降41%，没有发生重特大刑事、治安案件，灾区和全省治安大局平稳，社会总体稳定。

　　 本版制图 刘音

　　作者：乔志峰

　　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救我，我是张书记”的求救语，在网上被称为“史上最牛官腔”。近日，通过消防影像资料证实，“最牛官腔”实际为莫须有。(2月1日《重庆晚报》)

　　既然“消防影像资料”言之凿凿，“最牛官腔”当然是不存在了。不过，我觉得，不管这个“最牛官腔”是否存在、“最牛书记”是否受了委屈，都不妨一笑了之，无须急于“翻案”。

　　社会各界当时之所以对“最牛官腔”一片讽刺挖苦之声，并非跟张书记本人过不去。大家心里都清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任何人都可能惊慌失措，慌不择言纯属正常。大众死咬着这句话不放，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的不满和鄙夷。太多充斥于媒体和现实中的酸腐官腔，早已令百姓忍无可忍；太多只会打官腔、不会干实事的官员，早已令百姓望而生厌。这个真假莫辨的“最牛官腔”一经问世，便成了他们宣泄的突破口，平时累积起来的不满便来了个总“爆发”——明乎此，张书记就不必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难过了，他不过如周正龙一样是个“替罪羊”，撞到枪口上了而已。

　　“最牛官腔”的真假其实并不重要，也大可不必在淡出公众视野很久之后还非要讨个“清白”。应当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深思的，是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以及群众对那些不良现象所表现出的深恶痛绝。如果各级领导干部能够由此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深刻反思，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善莫大焉——张书记即使委屈，也应当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