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也是哲学命题

作者：王龙

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正在中国冬麦区蔓延。有关数据显示，进入2009年后，中国北方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严重干旱”，不仅造成了造成数千万人口饮水困难，工业生产、生态环境也受到了直接影响，使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近期有人撰文称“大旱考验中国”，也有人把旱情当作了“突发事件”与汶川地震并论，这些消息发布后，许多地方开始拉响了干旱警报，自此人们才知道，中国北方的作物受灾面积已达1.19亿亩，而这个面积几乎覆盖了中国整个冬麦区。

不知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后果才引起某些人的“ 高度重视”，在一个信息相对发达的社会，任何一个地区的信息都可以瞬间传遍世界，出现这样的“真空效应”令人匪夷所思。尤其是干旱，不同于地震和洪涝，从无降水到干旱再到严重干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不少地区麦苗枯死、土地龟裂、水位下降现象发生，却鲜有媒体将之当作“灾情”报道，一旦有了“高度重视”，便到处是干旱，进而才有了“北方大旱”的结果。

艺人靠媒体炒作而名声大噪并不新奇，“历史罕见”的旱情也遵循艺人成名方式才能广为人知，无疑十分诡异。有人说，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是因为各地的旱情没有达到影响大部分人正常生活的程度；二是地方媒体习惯了报喜不报忧，或者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擅自披露真相。粗看上去这种说法有道理，仔细分析却过于表面化，所谓“没有影响大部分人正常生活”，也只能说没有影响到大部分有话语权人的正常生活，“数千万人口饮水困难”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有人能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又岂能使干旱演绎成一场疑似“突发性事件”？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而中国又是世界上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水资源匮乏的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认识，由于“GDP主义”泛滥，急功近利现象极其突出，尽管许多地方大型水电站年年建，抗旱的总体规划和实际工作却严重滞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现实难题是，干旱将造成许多地区粮食绝收或减产，“ 三农”问题将愈加突出。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有18.5亿亩可耕地，有灌溉条件的只有8.3亿亩左右，其他一半以上的耕地还完全靠天吃饭，真正旱涝保收的只有2亿多亩。2亿多亩耕地养活十余亿人口，无论怎么说也是奇迹。遗憾的是，这样的现状并没有使多数中国人有危机感，反而往往被当作成就来炫耀。如果真是这样，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5月9日报道的《中国要去海外“屯田”》就是信口雌黄，而事实是近年中国农产品的进口额不断上升，一个农业大国却成了粮食的进口国。

在这方面，身临其境的中国人未必比一些外国人更清楚，早在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就发布报告《谁来养活中国》，因为迎合了一些反华势力的政治理念，被视作新版“中国威胁论”曾遭到中国舆论的强力反击。今天回过头来看，布朗先生作为学者所秉持的立场确实令人怀疑，实践证明中国并没有构成对“美国和地球的挑战”。而他说“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不仅靠控制人口，还需要在农业基础设施、农田灌溉系统、水资源合理利用方面加大投入”等都不是无的放矢。

“历史罕见”的旱情也证明，布朗的某些言论虽然过激却比较中肯，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确令人堪忧，不但一直在吃“人民公社”的老本，而且有的已老化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即使合理、高效的水资源利用，也不过表现在城市用水费用上，不足以把节约用水观念普及全国，再加上江河湖海污染日重，使环境恶化进一步加剧。虽然GDP飞速攀升，但从整体看这样的发展得不偿失，因为环境污染造成了水土流失，荒漠化又催生了干旱现象日益严重。

从有据可查的史料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水利发展史——大禹治水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之后都江堰、坎儿井等水利设施的出现，使中国在利用水资源方面进入了世界领先地位，历朝历代对水的重视也为中国长期雄踞于世奠定了基础。当然，农耕时代已经不能与工业化时代同日而语，但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水的价值仍然比其他资源都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人本问题，是人在任何意识形态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基于此，中国政府已经增加投入进行抗旱救灾，可谓大得人心。近期有关部门的动作也显示，中国正开始筹划建立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良性投入机制，兴建、改造一批水利工程，相信将来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论语•卫灵公》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哲学意义上的“远”和“近”属于逻辑概念，告诫人们对待任何问题必须深思熟虑，并为将来做好打算，否则只能自作自受。也就是说，抗击天灾（近）固然紧迫，治理人为因素（远）才是根本，这是中国最需要正视的一个哲学命题。毫无疑问，正在肆虐的大旱为中国落实“三农”政策增加了难度，如何应对这样的难题，甚至比应对地震之类的突发事件更需要哲学智慧。总之，没有“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