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仅是天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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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棚

天灾

唐山地震

印度洋海啸

毛泽东

  此文是2006年特为已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一书写的专稿。不过，今天读来依然有现实意义。

  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路透社报道，截至 2005年6月26日，政府和卫生官员提供的数据表明，印度洋海啸遇难失踪人数为232010人。而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唐山这座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地震，遇难人数为242769人。  

比地震天灾更可怕……

    1976年，是中国史书上难忘而又多舛的一章。这一年，有太多惊天动地的重大新闻，比起第一夫人江青等高层人物的政治失势，属于天灾的大地震，至今回忆起来依然令人后怕和压抑……

可怕的瞬间

    7月28日，正值北方炎热的暑伏天，那时别说空调，就连电扇也没有进入中国普通家庭。饱受闷热煎熬的老百姓刚刚入睡不久，凌晨3点42分，一场毁灭性的天灾便突然降临了。

    我清楚地记得：床铺剧烈起伏如同在风浪中行船，伴随着还有窗外刺目的兰、白光闪烁。更骇人的是，又夹杂着沉闷的轰鸣声。虽然一般大暴雨降临，也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但这次“电闪雷鸣”超乎寻常，我感到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怖。

    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险峻，在身边第三世界朋友不多的情况下，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交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息。在意识到是发生了强烈地震前，我首先以为是“美帝”或“苏修”扔来了原子弹！

    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从绝对值评判，时间并不长，顶多仅两分钟甚至还不到），床铺渐渐地平稳，日光灯不再摇摆，轰鸣声消失，兰、白光退去，但整个院子却是人声鼎沸，哭喊一片…… 

震后第一天

    “地震了！”没有人再误判是核爆炸，全院人倾巢涌出，有些人披一条床单，但大部分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在院里颤抖。“大地震啊！”成年人用无助、惊恐的目光互望着，孩子们则被惊吓得哭叫不停。

    就这样，挨到天亮。

    我当时是住在宣武门一带的伯父家，单位位于广渠门的安化楼附近。清晨，从宣武门通往广渠门的路上，虽然沿街没有看到倒塌的房屋，但街头到处滞留着垂头丧气、不知所措的市民。

    工厂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每天7点半前两分钟，一直是职工进厂流量最大的时刻，争分夺秒地一路小跑，赶在上班铃鸣响的刹那迈进大门口。但今天稀稀拉拉、无精打采，并不害怕那曾经颇具威慑力的上班铃了。是啊，几小时前可能瞬间就没了命，现在迟到两分钟还算个什么呀？

    没有人敢往楼道里走，包括党、团员、中层干部。大家都聚集在楼外较远的宽阔地带，交流着夜里遭遇天灾时的可怕心境和猜测着地震级别和震中在何处。一小时后，车间主任传达厂部精神，考虑到安全和休息两个问题，除每个班组留一个值班的，其余组员可以回家了。

    我急忙乘上公共汽车，开始了一整天的全城“车览”。当时的月票3.50元，我这一天就早把月票钱赚回来了。无目的地几乎是见车就上，那时根本没有巴士公司7字头或8字头的汽车，只要持有月票，可以任意上任何一辆公共汽车。

    西直门外俄罗斯风格的北京展览馆，正中央塔尖上的红星被震落下来了，西四路口地质部礼堂的墙壁留下深深地裂痕；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一角没有了；地安门一带不少民居东倒西歪、七零八落……

    中午，北京城被暴雨所笼罩，满街的人都是一脸茫然，有家不敢回的老百姓，就举起塑料雨伞惶恐地伫立在街头。上午关门的商店陆续开张，有些头脑稍冷静的，开始考虑生存问题了。用当时必须使用的副食本抢购能抢购的一点食品或副食品。

    持续一夜暴雨，对于已成惊弓之鸟的北京市民，真是雪上加霜！人们在黑暗中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今天夜里还有更强的余震！”、“震中好像就是北京！”一个赛一个让人恐怖，一个比一个令人沮丧。

简短的报道

    29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才终于简短报道：河北省唐山至丰润一带，发生了7.5级强烈地震，该市受到极大破坏，并波及到京津两市。没有提到人员伤亡，但大家凭直觉都认为肯定会死不少人！

    很快，位于城东部的马圈长途车站就成了蜂拥的热点地区——所有在唐山和天津有亲戚的北京人都急切地赶往。马圈长途车站每天各有一班通往天津、唐山的长途汽车，除火车以外，这是惟一通向灾区的渠道。

    从市区通向马圈的路途并不顺畅，原本就非常狭窄的崇文区街道，一夜之间布满了简易的塑料帐篷，35路和23路两条通向马圈的公共汽车缓慢地向东爬行，担心赶不上班车的乘客就哭喊着请求司机开门，哭天抹泪地纷纷向数公里以外的马圈方向跑去。

    然而，通向津唐两地的长途车站停运了。因为目的地方向的道路被震毁，车辆已经无法同行。而且有限的道路资源，必须优先让给救援部队使用。火车呢？通向东方车次同样停驶。在通讯设施极其落后的年代，交通瘫痪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最后，一些人就选择自行车，日夜兼程地赶往。

    北京东郊火车站外，附近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和市民都聚拢在站台外的铁栅栏，看着从灾区运来的伤员，重伤及时送往市内各医院，轻伤又转往其他城市，显然全北京的医院接待能力已经饱和。

    与此同时，唐山灾民开始大批的涌到北京，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唐山灾民的身影，有关唐山地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从7月30日开始，由民政局组织了大量的机关工作人员在北京火车站集中，按人免费供应一天的伙食，并用大轿车送回唐山去“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露宿街头的生活

    全北京的各个角落，如同雨后春笋，迅速冒出了成片、成片的简易帐篷，渐渐地原材料不再是单一的塑料布，而是铁皮、木板、油毡、苫布所有能够遮风挡雨的材料土法上马、全部派上用场。后来，这些建筑物顽强地遗留下来，长期成为北京人口稠密的旧城区一个独特景观。

    楼前、巷口自不必说，各个公园一律辟成临时避难所。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崇文区，昔日空空荡荡的天坛公园，星罗棋布地成了崇文区市民的最大新社区。地铁站口也是众人青睐的理想栖息地，不仅安全，而且凉风习习。

    四个月前刚刚爆发“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同样是帐篷的海洋，曾被花圈紧紧簇拥的纪念碑，如今被帐篷死死包围了，甚至观礼台也没有放过，只要是远离高大建筑物的空地，都被有家不敢回的市民一个不剩地统统占领。

    露宿帐篷，最大的困扰还不是嘈杂的噪音，而是蚊子的叮咬。连日的暴雨，使蚊子的家族如虎添翼，它们每晚都有享用不尽的盛宴。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露宿，冒着生命危险，钻进了那幢看似非常结实的安化楼宿舍的床上，但很快有巡逻人员夜班将我唤醒，劝说到室外。

    工厂停产了，只有值班人员，还成立了急救站，搭起了集体防震棚。所有住在宿舍的外地职工，一律从苏式的八层安化大楼撤出，睡在大通铺上，昔日灯火辉煌的安化楼居民楼，变成冷冷清清。

    别说崇文区一隅的安化楼，即使是熙熙攘攘的东四、西单这样繁华地区和素有“中华第一街”之称的王府井，高楼大厦里也是一片漆黑，偶尔有一两间亮灯，估计是回来临时取东西，很快也就熄灭了。

    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后续报道，除“国防部取消了‘八、一’例行的招待会”外，媒体再次沉默。若无其事的电视台，播放着莺歌燕舞画面，刚刚摄制完成的近似纪录片的故事片——《南海风云》和《雁鸣湖畔》，成了电视台的主旋律。前者歌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如何伟大，后者反映办合作医疗的阶级斗争如何激烈。此外，大型的诗朗诵《理想之歌》也在反复播放。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人定胜天”，拒绝接受国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援助（传说美国和苏联都假惺惺地要提供援助），并号召全体人民“警惕阶级敌人破坏”。

    民间每天都流传着“今晚有地震”的预言，没有人敢偷听外电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或许即使有也没人敢对外传播。天灾的余威一直没有间断，露宿街头又为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提供了作案的难得大好机会。关于发案率从来没正式报道，但从8月15日至8月26日十天里，便公开连续“镇压”（即枪毙）两批犯罪分子。

农村也是一样

    18日，四川松潘地区又发生7.2级地震。由于正式的消息渠道依旧被封死，各种危言耸听的传说让人惶惶不安。尽管当时没有呼机、手机和互联网这些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但并没有影响传播的规模和速度。一时间，仿佛全国到处都要地震似的。

    家有外地亲戚的北京人原打算先去躲一躲，后又怕躲此一枪、再挨彼一刀。但我无论如何也要回远郊顺义一趟，看看还未返城、依然居住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弟。

    在交通瘫痪的情况下，我能够选择的交通工具，也只能是自己骑自行车。

    60公里的路程，乍一看，通县和顺义县境内的农田里，不用担心头上有建筑物坍塌下来的农民依旧在埋头种地。不过，回到王辛庄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里可远不是世外桃源！

    白天安心“促生产”的农民，一到晚上可就回到严峻的现实生活中了。虽然农房仅仅一层，但真来地震还是吃不消。特别70年代的北京郊区农舍，基本都是土坯房，这些简陋的农舍在经历一次重大考验后，显然经不起第二次折腾了。

    没有农民晚上敢于躺在自家的炕上。“白天累得贼死，晚上睡觉还不跟死猪似的，要真是震起来醒不了，可就瞎了。”后院的大妈说。可是，农村的蚊子更多、更厉害，睡觉要不具备“死猪似的”本领，是根本无法入睡的。

    我家没有搭建防震棚，就与后院大妈家共享用一个。夜半，刚刚昏迷要入睡，突然大队部的广播大呼小叫起来：“请注意！请注意！刚刚接到通知，后半夜可能有地震，请大家不要进屋睡觉！”静谧的夜空，被这一犹如防空警报的广播所唤醒，显得格外恐怖。人们惊魂未定地坐起来，没有了睡意。

    大妈已经将近80岁的婆婆则一脸安然，据说地震那天夜里居然就没有出来。至今，这位老奶奶也不肯露宿庭院，每天晚上都很镇静地在屋里整理东西，兼任为儿孙站岗放哨的重担。老人安详地说，天塌砸大家。不要慌，要改朝换代了，老天爷要收人了，该收到谁就是谁啦。不过，全家人都为她的不羁言论担惊受怕，“改朝换代”是随便说的成语吗？

七月损失八月夺

    几天后，回到北京。整个北京城依然被各种谣传所笼罩，人们每天早晨急切地打开半导体，但是所播放的新闻无非是：干旱使英法两国森林大火蔓延；洪涝让西班牙、葡萄牙成灾；新西兰民众抗议美国核潜艇靠岸；孟加拉把与印度的河水之争提交了联合国；苏联一中尉驾米格25取道日本、投奔美国避难以及不结盟会议上，一些国家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等等……

    8月10日晚21点，可能是最后一次传达指示：从现在起至明天上午，请不要进入室内和靠近高大建筑物……

    以后的日子里，就基本是号召团员、青年，争取在抗震救灾斗争中立新功；“七月损失八月夺”等。16日传达北京市委文件：在还需提高警惕的同时，交通要道的防震棚先开始拆除。一周后，中共中央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工厂掀起了表决心热，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加倍生产，大干快上！”在家中被砸伤的工人也及时回到战斗岗位，表示响应号召，在班组会上慷慨激昂地宣读了决心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因为参加了“四、五运动”而受审几个月的青年，终于迎来了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保卫科科长语重心长地教导：“你争取在抗震救灾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于是，工厂的车间开始加班、加点。厂报、墙报、黑板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老工人揣着病假条每天忘我劳动、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不顾唐山亲人死活而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不止是工人阶级这个领导阶级，全社会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每条街道胡同里的宣传栏，都无一例外地贴满诸如“掀起抗震救灾新高潮”的标语。新闻媒体开始不断推出形势喜人、一派大好的文章，更令人扬眉吐气的是，还报道了中国政府给同样遭受地震的菲律宾捐赠一大笔救灾物资。不过，那时没有号召全民捐款。自然也没有涌现出中国公民踊跃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捐款感人场面。

历史在远去

    时紧时松、持续整整40天的各类恐怖谣言，终于止于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经报道，所有关于地震的小道消息全都黯淡失色了。五花八门的防震棚渐渐退缩到院落和公园里，大街上，天灾的后遗症逐步减少了。几乎与地震同步开始的日语教学广播，又重新开播，不过，自学者早没有兴趣，震前为买一本《日语》教材打破脑袋的排队现象不复存在。新华书店里显眼地摆放着新印刷的《日语》教材，但年轻人熟视无睹，匆匆过去。

    被崇文区居民长期占据的天坛公园里，传出有一株铁树终于开花的消息。可是，随意出入公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必须出示入住这里的出入证，方可一睹铁树开花的芳容。其实这难不倒我，在我们工厂参加“学工劳动”的11中学生，全部家住在崇文区，随便借用一下出入证就可大明大摆进出天坛公园了。别说去看千年开花的铁树，就是祈年殿也畅通无阻。 

十年后

    1986年8月，我从北戴河回来途径唐山时下车。当我漫步在新唐山宽阔的马路上，感觉脚下处处都是罹难者的白骨。整整十年，唐山大地震所带来的精神恐惧，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辨。新唐山宛如一个大工地，四处都是推土机、起重机，巨大机械轰鸣声响彻上空。而城南受灾最严重地区，残垣断壁依然没来得及清理干净。

    市内的凤凰山凉亭，属于唐山市的最高点。从这里可俯瞰全城。或许是与当地人刚刚交谈完的缘故，我眼里却总是昨天悲惨的一幕：那场浩劫使数十万生命毁于一旦，家家户户几乎有死伤者。一夜之间，家园消失了、亲人没有了，露天遍地横卧残缺的尸体，废墟下不断传出微弱的呼救和呻吟，大铲车将尸体成堆地撮起，然后投放城外的一个巨大深坑内，洒上一层石灰后再陆续投放另一车尸体…… 

三十年后

    直到30年后，关于唐山地震事先是否有预报报道谜才陆续揭开。有消息称：“1976年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汇报时间被推迟到了26日。

    然而，26日整整一天的汇报后，结果确是传达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大意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其实，唐山当地的预报也与北京的预报大同小异。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这些相当准确的预报都对公众隐瞒了。可数十万生灵就在糊里糊涂中瞬间消失了。

今日唐山

    2000年，我再次开车前去唐山。从东四环出发，抵达唐山不足两个小时。但昔日则让无数北京人骑自行车奔跑两天！

    自从1976年唐山新建以来，前十余年基本没有高层建筑出现，大多数建筑均在5层楼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那场恐怖灾难的淡忘和可用土地的日趋紧张，由银行、税务、保险、电力等一批财大气粗的行业，率先使自己的办公楼鹤立鸡群地傲视于市中心。随后，饭店、商厦等也不甘落后地在那个瞬间就推倒一切的土地上，纷纷矗立起高楼大厦。

    如今，唐山也同全国所有的城镇一样，房地产开发商把那个呈L形字母的城市外围不断扩充，新的居民小区亮丽、高大，一扫震后建筑一片灰朦朦的色调。80年代末期曾高耸的“抗震纪念碑”，如今在市中心竟由高山蜕变成了盆地。

    外地人所能看到的仅有几处历史见证之一，就是新华西道南侧河北理工学院保存的一座图书馆废墟。那座生不逢时的图书馆刚刚竣工，尚未内部装修就轰然坍塌了。原本四层的楼房只剩下三层歪歪斜斜地变形的钢筋水泥框架，整整一层被深陷地里。当地人对这一切尽量轻描淡写，或许早已麻木不仁或许不愿旧事重提。   

    我的唐山朋友们，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死伤者。时隔20余年，我依然不敢问身处震中的他们当时感受，他们也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一句：“唉，太惨了……”

附：刚刚得到消息，唐山准备建一个纪念碑，把死难者名字镌刻在墓碑上，然而，变味的是，根据交纳的金额多寡，决定将其是否刻在正面与背面。这种亵渎罹难者灵魂的无耻商业操作，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地政府居然没有及时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