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命题

        1、社会学的目的就是向人们指出他们的行为是非逻辑的

     帕累托（意大利非主流社会学家）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现象时都有用非逻辑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嫌疑。所谓非逻辑的方式，就是把本身没有逻辑联系的社会现象运用逻辑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得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显得合理化，易于理解。然而，他们却因此扭曲了社会的真相。要正确理解社会现象，就应该用逻辑——经验的方式去观察社会中众多的非逻辑行为。而社会学的目的就是向人们指出他们的行为是非逻辑的。

    他认为众多的逻辑行为是主、客观的行为手段与目的都有逻辑的联系并且主客观的目的是一致的。

      2、一个社会的精英循环如果被阻塞，社会秩序就会紊乱

    帕累托心目中真正的历史改造者是精英，而非贵族。他认为，新的精英通过不断的循环运动，从社会的下层阶级中冒出来，登入上层阶级，在里面发展壮大，随后被消灭、消失。一个社会的精英循环如果被阻塞，社会秩序就会紊乱。

    统治精英的统治手段有所不同：暴力方式和狡诈方式

    在他眼中，统治永远是统治精英的事情，而不可能是人民的事情。“今天人们有一种幻觉，似乎人民据统治阶级之首。实际上，占据这个位置的是未来新精英的一部分，这是一批依靠人民的精英。”“新的精英力图取代旧的精英，或仅仅想分享后者的权力和荣誉。但是，他们充当一切被压迫者的领袖，宣称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许多人的利益；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不是一个有限阶级的权利，而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力。当然，一旦赢得胜利，他们就镇压昔日的盟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对后者做一些表面让步。”

      3、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就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埃米尔·涂尔干（法国犹太）认为首先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是指其存在于个体身外，因而不同于那些存在于个体身内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现象。比如法律、风俗、道德、语言、宗教和货币制度等就具有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特性。其次，社会事实具有强制性。其不仅存在于个体身外，而且对个体施加各种形式的影响，如引导、赞赏、规劝、非难、禁止等等。“它压制个人，使个人服从它，有时个人在承受它时会感到非常难受。这种社会压力强制个人，使个人感受到它是自己的身外之物。这种强制个人的社会压力，不是个人自己产生出来的，因此，社会现象不可能由心理方面的感受去解释。最后，社会事实具有普遍性。在他看来，“一种现象所以能够成为普遍现象，是因为它具有集体性，也就是说它或多或少是带着强制性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普遍的，就能够成为集体性的现象。这好比在一个团体中，团体的力量使每个成员采取相同的行为，这种团体行动能够触及各个成员，是因为它存在于各个部分，所以能触及全体。”

   4、社会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

    涂尔干认为机械团结是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它建立在高度一致性基础上的社会联系。与此相对，有机团结则是现代发达社会的整合方式。现代工业社会就像一个具有各种器官的有机体一样，其中每一个人都按照社会的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社会分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越来越以异质性为特征。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来完成，最终结果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这种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的社会联系就是有机团结。

   他认为社会分工导源于社会容量的增加，即物质密度与道德密度的增加。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人口的数量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的强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他认为，随着个人之间共事、商贸以及竞争的增多，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就越多，随之人们之间的生存竞争也就日趋激烈。而且，人口的数量增加和密度提高，必然造成人们对有限社会资源的争夺。在进化论的原则支配下，竞争产生出新的解决社会资源不足的办法，即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和完善，人们寻求生存的方式随之越来越多，这促使了他们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且专业化以后，他们工作效率更高了，从而使大量的人口能够生存下来。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把他们自身限制在他们的专长后，所需的物品和服务要依赖其他人，于是专门化又促进了相互依赖和契约交换的增长。结果就形成以高度相互依赖、高度工业发达和高水平的人口密度、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

    他认为随着社会分工逐渐的专门化、复杂化、原始或乡村社会的集体意识不断削弱，人们的个性化程度日益加深，原有社会规范和法律的性质发生变化，功能的相互依赖增强，最终使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转变为现代城市——工业社会的有机团结，从而实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他认为社会分工包括常态的社会分工和病态的社会分工两种，只有常态的社会分工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而病态的社会分工则会破坏社会的秩序与整合。病态的分工包括速度过快的分工、不平等的分工和不协调的分工三种形态，他们可能导致社会失范或解组，危及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比如，在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过程中，由于高度的异质性，社会成员团结的联系减弱了，每个人开始在一般人中与更有限的群体相认同，而不是与整个社会相认同，这极容易引起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离与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团结。对此，他提出了不少解救社会解助或社会失范的方案，如重建新的道德秩序、控制经济活动、创立中介组织等，希望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整合。

    他认为反常的社会分工是导致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些批评者认为涂尔干过分地夸大了社会分工的积极作用，而把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都归结为反常的社会分工的破坏。事实上，社会分工无论反常与否，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增加，社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与对人性的压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地，人们之间很难再形成统一的价值规范体系。但是，社会的分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团结性的减弱，涂尔干忽视了反常社会分工以及相应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在社会变迁的积极作用。

     5、自杀倾向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

    涂尔干认为自杀具有一般性的社会原因，同自然环境和个人的生理联系较少，它主要受影响于社会整合、道德秩序等“社会事实”，这些影响因素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性的倾向，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他通过社会现象出现的比率而不是它的偶然性，实现了社会学向生物学、心理学的挑战，并提出自杀率反映了社会整合的变化。

    不同类型的自杀所产生的社会原因：

   利己型自杀，当社会或者团体处于低度社会整合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松弛之时，利己型自杀最容易发生，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各方面没有足够的整合作用使得其成员从属于社会及其团体。

     利他型自杀。它产生于社会高度整合与集体意识高度强烈的组织与社会之中，利他型自杀是低级社会维护社会集体纪律不可缺少的手段，个体会为了集体和社会价值而牺牲个体的利益乃至生命，进而产生自杀。这样的个体都消失在了强大的集体和社会之中，遵循社会的指令赴死而不在乎自身作为独立生命的权利。

    动乱型自杀。他认为社会分工给予了人们足以满足需要足够的实现手段，一旦社会分工出现反常或者社会危机发生，社会分工的和谐就会被破坏，无法自我实现。在混乱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击着自杀者，个人有生活的需求但并不能够得到满足，人们在愤怒和反感的氛围中推动“自杀潮流”的发展。

    宿命型自杀，是面对“无能为力的规则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改变性”，采取自决方式结束生命。它是因为过度的社会制造造成的。

    自杀现象不能够消弭，因为自杀是社会常态，不可避免地社会事实，人们可以改变的是如何降低自杀率。解决方案就是加强集体的统一性，增强社会群体更多的稳定性，增加个体对集体的依恋，把个体置于集体保护与规范之下。行会组织以一种集体意识的职业道德去规范和保护个人，从而限制个体的自杀。

     6、宗教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

    集体意识与社会团结是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宗教旨趣也与此密切相关。他认为，宗教源于集体活动，宗教本质是社会力量的体现；与此同时宗教也强化了集体意识，服务于社会的整合。

    无论是有神教还是无神教，人们实际上崇拜的是集体心智所构成的一个具有行善和道德威力的内在信仰对象，而人们的仪式崇拜不过是外在的、可感知的形式。他认为把原始人对自然事物的崇拜归结为这类事物本身的那些经验的特征不符合事实。“如果我们把所有惊异的印象都与宗教情感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就误解了宗教情感的真实实质。”针对人们对自然地敬畏，涂尔干并不认为自然让人望而却步的“倾倒”与恐惧体验能够让人感受到超验的强大，“世上的神最初源于恐惧”的说法没有根据。“原始人并没有把他的神视为陌生人、敌人或者是朋友，是亲戚，是他天然的保护者。”

    他认为是集体的欢腾最终产生了早期的宗教，图腾本身是微不足道的，是围绕图腾所产生的集体性行为促成了早期宗教的形成。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与氏族活动里，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孕育了原始图腾和原始宗教，而那些特别的图腾则成为集体意识的符号和形式，人们崇拜的是这些符号背后的非个人力量。因此，宗教起源于早期人类的集体或者社会生活。

    宗教仪式是社会规范的基本形式。个人通过宗教仪式加入集体生活，消极的仪式（禁忌制度）培养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从而为积极的仪式做准备。其次，宗教仪式有助于团体和社会的整合，定期的集体仪式一次次地肯定社会的存在和控制力，避免日常生活的分散所带来的集体团结和社会力量的削弱。再次，宗教仪式的反复使得群体的共同价值得以传承，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团体的独特道德面貌是至关重要的。涂尔干认为，仪式的作用是使这些信念保持活力，复活集体意识中最重要的因素，使其不至于被遗忘。最后，宗教仪式具有使人振奋的作用，实现个人的理想信念和集体共同信仰之间良性互动。“仪式通过集体力发挥作用，而集体力也是通过仪式产生作用。”

     批评者认为涂尔干夸大了宗教的作用，有历史唯心主义之嫌；也有批评者认为他在强调宗教社会性的同时忽视了宗教中的神，把社会等同于神，这有悖于宗教的基础属性。

     7、分类是社会的建构物

    涂尔干、莫斯说，分类表达了它们建构于其中的那个社会。

       8、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在孔德、涂尔干等大多数实证主义社会学者看来，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即社会唯实论观念），但在许多人文主义社会学者看来，社会只是人们观念中建构起来的“名称”而已，个体才是实实在在的（即社会唯名论观念），还有学者，比如齐美尔则把社会看做是人际间的一种“互动”（即社会互动论观念）。

    卡尔·马克思与涂尔干、韦伯一起被誉为西方社会学传统的三大经典创始人之一。他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只有具体的社会，没有抽象的社会。具体的社会是指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

    “社会”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内涵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与人之间有机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必须有一定联结纽带。社会关系就是这样的纽带。一个社会是由诸种群体、组织、民族、阶级、机构、部门等构成的，而它们又无一不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将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社会中人与由人制造或加工的客观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以商品为例，虽然其可见或可感知的质料来于自然界，但本质上仍是一系列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生产者之间分工合作的关系、生产者与卖主的关系、卖主与买主的关系、人们彼此之间社会必要劳动是否等价交换的关系乃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第三，由于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最首要的活动，其他一切社会活动均在此基础上进行，所以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

    第四，生产资料一方面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人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物的索取、利用与改造。

       9、社会行动本质上是以他人的举动为取向的个人行动

     马克斯·韦伯（德国）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对社会行动的含义作了如下的阐述：“社会行为（包括不为和容忍）可能是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韦伯的有关社会行动的定义就是要把纯粹的反应性的或机械性的行为排除在外，而聚焦于个体赋予意义、针对他人的行动。韦伯从构造“理性类型”角度出发，以“合理性”作为区隔，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目的合理性行为（是个体借以实现其精心计算的合乎理性的目标的方式，如企业投资）、价值合理性行动（取决于对真善美或正义之类较高等级的价值，或对宗教的一种有意识的信仰和认同，即它是一种无条件的对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的行动，如慈善事业捐款）、情感行为（这种行动是由现时的感觉、激情、心理需要或情感状态决定的行动，包括发脾气、生气时的身体侵犯、性行为等举动）和传统行动（它是一种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如固定习俗）。

    10、现代社会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合理性的社会

   实际上，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基本是同义的。形式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结构具有的一种客观属性，而实质合理性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理性尺度的目的、价值或信仰。

    从形式合理性出发，实质合理性行为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没有理性的方法作为实现价值的可行手段，因而选择一个价值或另一个价值是由终极价值决定的，而在这个意义上，终极价值仍然是非理性的。而从实质合理性出发，工具合理性也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一个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来说，手段的选择不能不具有价值、意义或理想的成分。所以价值合理性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是实质非理性的，它们彼此处于一种永远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之中。

     正如韦伯所说：“这个时代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了难以弥合的深刻分裂与冲突。在经济领域内，这种深刻的冲突表现为具有形式理性的流通经济（即市场经济）与具有实质理性的调节经济（即计划经济）之间的冲突。”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建立在货币计算的基础上，其目的就是要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商品的交换在形式上要求人人平等，从这一点上看市场经济是平等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那些没钱的穷人无法从市场上满足自己的需求，哪怕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它又是实质上的非理性。而受伦理、政治等非市场因素影响的计划经济虽然破坏了市场经济在形式上的平等原则，却可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使分配达到实质合理性的目的。另外，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它必然反对基于个人权威的强制，但市场运行机制和价值规律又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行使着强制性的权力，将市场经济下的所有经济行为置于其控制之下，从而使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具有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市场经济中另一类型的非理性与对经济组织的外在控制有关，银行巨头和金融寡头利用其雄厚资本和借贷权力，或投机商利用买卖股票控制企业财政大权，这些追求外在的商业利益行为常常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利益发生冲突。总之，工具合理性地利用市场行情借机取利的行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质非理性的一个根源。

    韦伯认为，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用它描述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条件和状况，并充分肯定理性在使人摆脱传统宗教信仰和保守的伦理道德桎梏中的作用，但他又暗示人们虽然相对挣脱了宗教的枷锁，却又陷入了物的、金钱的羁绊之中：人成了机器的奴隶、商品的奴隶、官僚制的奴隶。一方面，由于理性化的技术统治和官僚制的作用，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管理上的有条不紊、效率的普遍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多，这是形式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秩序与机械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相结合，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一切生长在这个结构中的人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崇拜效率、崇拜金钱、崇拜商品成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它窒息了人的精神灵性，降低了文化的水准，剥夺了人的自由，使现实变为实质上的非理性了。可以说，正是现代社会的这种理性化导致了人们的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因此，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社会。

     11、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社会普遍的统治形式

    权力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人拥有可以不顾他人反对，而且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的可能性，因此它是一种在某种社会关系内部的不平等力量。而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是因为被统治者认可这个命令。我服从你的命令，并不是因为你强迫我那样去做，而是因为首先我承认你作为统治者的合法身份。

    合法性就是人们对统治的认同，而取得合法性的过程就叫做合法化。一种“命令——服从”关系能否持续，或者说一种统治能否长久实现，其关键并不在于权力本身的强制力有多么可怕，而取决于被统治者是否认同这种统治。

    合法性的适用一般具有下列性质：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即法理型的统治）；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即传统型的统治）；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即魅力型的统治）。

    一个趋向合理性的现代社会必然不能见容于这两种统治类型，而唯一能够适应并且促进这个历史进程的统治类型则当属法理型统治。  法理型统治具有明确的规则性，这种规则性确保了它的持续稳定运行。

    “法理型统治的合法性来自理性化的法律制度，其统治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法律关系；而魅力型和传统型统治本质上属于人治，注重忠实、任人唯亲、官员只需对统治者个人负责，这属于人格化的法律关系。与传统型的封闭保守和墨守成规以及魅力型的随意性相比，法理型统治具有合理性、开放性、进取性、革命性及动态的稳定性。”这些特点保证了它能够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化趋势，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高效稳定地制度保障。因此，在韦伯看来现代人类社会的统治类型属于法理型，而如果其继续发展完善，那么它必将走向一种最纯粹的体制类型：官僚体制（科层制）。

     12、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

   科层制是一种以目的合理性为取向，讲究效率与功利的管理形式。它的工具合理性和非人格性满足了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追求。但是，人类也为科层制带来的进步付出了代价。首先，科层制导致它的非人格化。韦伯明确意识到，科层制的技术优势是以人的需要和价值作为代价的，科层制越是彻底地非人格化，即在执行任务时，越彻底地排除各种个人因素，就越背离人的价值。

     一切行为及计划地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适应性越是得到实现，科层制就越是使自己非人化。它从公务中排除各种纯粹个人的感情，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人们要做出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就必须加入一个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在其中占有一个整体所要求的位置，承担相应的功能。科层制的非人格性还决定了它并不要求个人出于自己的责任作出决定，它要求个人与组织的规则和目标一致，其行动的责任则由组织来负担，科层制对个人的期待是屈从和听随某种规则，接受命令便证明了个人行动的正确。其次，科层制既是西方社会理性化、民主化过程的产物，它的发展却又产生和加强了反民主的趋势。一方面，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分权结构；另一方面，进步导致了科层组织的高度集权和官僚的独裁，以至于科层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的权力来源。

    科层制的合理化过程日益加剧了科层制的集权化以及少数对多数的统治，从而使市民社会这一独立、多元而有活力的结构名存实亡。韦伯对祛除巫魅却落入专家统治的前景深感失望，尽管他希望能有奇理斯马式的领袖，靠他超凡的个人魅力把民众引入现代社会，遏制科层化的不良发展，但他对人类的前景是悲观的，在他看来，等待人类的是“铁的牢笼”。

     韦伯的这个经典命题以及相关的论述，透露出他对西方理性发展的悲观论调。工具理性的发展虽然大大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是伴随此种发展的社会组织——“科层制”却慢慢将人限制，人们失去积极创新的活力，沦为驯服适应现状的小螺丝钉，变成毫无生气的“秩序人”.

     13、权力、财富和声望是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维度

    西方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可以划分为功能论范式和冲突论范式的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源于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以此为核心的各种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不平等的根源。

    他主要从阶级（财富）、政党（权力）和地位（声望）三个方面来考察“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纯粹的财产占有本身仅仅是真正的阶级形成的初始阶段，而导致共同行为和市场利益的，归根结底是市场状况。宽松的社会中总是有着社会地位上的有序等级，其中每个群体都有其所属的位置。政党可以看做一种分配体系中的权力运载工具。

    14、货币体现了现代精神的合理性、不可靠性和非人格性

    乔治·齐美尔（德国《货币哲学》）货币作为“一种纯粹功能的化身”，使得它几乎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网罗在它的控制之下，把人变成精于算计的理性的动物。货币“作为一种运动媒介，将一切静止不动的事物彻底泯灭了”。货币使得整个现实社会都流动起来，使得世间所有的关系都具有持久性。货币处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现实的中立点和平衡点上，因为它最具有稳定性和理性，它成了编织现实社会之网的蜘蛛。正是这些特征使得货币在现代社会里具有巨大的威力，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行动的范围，将以前不可能发生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

    齐美尔看到了货币的不可靠性。金钱说到底只能给人一种负面的、消极的自由。现代的货币经济使人们摆脱了很多实体性的束缚，却又给了我们空虚的生命感觉，这样的自由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货币越来越呈强势，就连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都由货币一手决定。

    现代社会在人身自由上比过去封建社会更多，原因在于人与土地关系断裂开来了，可以自由移动。人们具有高度的匿名性，也显示着货币交换过程中的高度匿名性。

     15、一切知识都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

    卡尔·曼海姆（德国）表明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因而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

    他认为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这种社会位置决定了他们看问题的社会角度。在他看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某些天才人物沉思默想的结果，而是与社会背景、历史经验密切相关的。

    16、任何行动系统都包括行动者、目的、情境和规范四个要素

     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

     行动者暗示个人能在行动之前思考，并能在思考历程中产生行动结果。行动目标即行动过程定向的未来状态。情境即行动者置身于其中、影响其实现目标的那些环境因素。规范是指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

    17、任何行动系统都具有AGIL功能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系统要运作，就需要具备四项功能：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以及潜在功能(latency)，这四种必要性功能就是所谓的“AGIL模型”。

    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例如，大学系统有两种基本目标——教育学生以及教授进行基本研究以继续增长知识。但实际上这两者可能是相冲突的。如果太重教学，教授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研究；同样的，如果教授花太多时间做研究，学生的教育就被牺牲了。

    整合是指任何行动系统都由各部分组成，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至于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

    人格系统包括个体的动机、欲望和目标达成要求的满足真是在聚合和调节个体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的。

    帕森斯认为，当全社会的价值观被全体成员所内化时，就产生了“社会化”。社会化是一种维持社会控制和保证社会团结的极为强大的聚合力。

      18、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是“适应性”的增强

    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之间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为行动系统之间的变迁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他认为，社会的自足性必须同时依赖于其自身内在的整合程度和社会与其他系统间的和谐关系。

     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是“适应性”的增强，即社会克服环境阻力而达到各种目标的能力的增强。它是通过分化与整合实现的。他的进化模型包括结构与过程两个概念。

   分化是指结构单一、功能多样的单位或子系统分解成为结构复杂、功能专一的两个或更多的单位或子系统的过程。适应力提高是分化的结果。

   包容是指以个人地位背景为标准的传统社会组织加以扩大，以接纳各种各样的人群。一个社会如果能包容新的单位与结构，它的基础将会更稳定，效率也会提高。

   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控制等级引导的，特别是受信息部分的引导。如果没有信息控制，那么，在进化序列中，向下一阶段发展的运行就会被抑制。

     19、社会学只有注重发展中层理论才会前进

   罗伯特·K.默顿（哥伦比亚学派 “中层理论”）对潜功能的研究。他解释显功能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为达到目的而施展出来的功能，是可以为人们所直接认知的。至于潜功能则是指自然发挥出来的功能，是没有被预料（更不是臆造出来的）也没有被认识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

    他指出韦伯的理想类型中存在着潜功能。他说，科层组织体系会导致预期目标与原则背道而驰的后果，高度的标准化会导致官员们墨守成规以及群众与官员之间的对立隔离，也就是说科层组织存在潜功能和功能的负面效应。

     20、科学的精神气质是约束科学家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

   他指出，所谓的科学精神是指：“带有感情色彩的一套用以约束科学人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以命令、禁止、偏爱和赞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借助于制度的价值而合法化。这些通过训诫和范例而得以传播开来并通过赏罚而得以强化的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为科学家个人品性的一部分，铸成了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或者用现代词汇来讲，铸成他的‘超我’。”

    默顿指出，四项制度性则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普遍主义是指科学是客观的，而非个人的。即任何声称是真理的学说，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服从这样一条预先确立的非个人的准则：与观察以及先前已证实了的知识相一致。普遍主义在理论上被拐弯抹角地加以肯定，在实践上却受到了压抑。

    公有主义是指科学发现时社会合作的产物并归社会所有，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它是一种公共遗产，科学的公开特性还反映在科学家承认自己所作的贡献依赖于共享的文化遗产。牛顿的一句名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一些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

    无私利性是指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发展科学知识，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指科学家不要轻信前人的结论，甚至包括自己的工作，而应该保持有根据的怀疑和批判态度。

     21、“模式变项”实现了单位行动向社会系统理论的转变

   帕森斯曾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理论家”，他是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的杰出代表。

   他认为一个具体的“单位行动”包括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等基本要素。具有各自不同取向的行动者根据他们的价值取向进行互动时，应该具有基于文化之上的约定，以此才能够维持互动的模式，在他看来，这就是“制度化”，所以，制度化就是指一定地位的行动者之间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这种制度化模式可称之为社会系统。他认为，制度化首先是一个过程，然后也是一种结构。

    不同人的主观取向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或者个人的具有主观趋向的行动如何导致构成社会系统的互相依赖的行动呢？或者说，人们之间的互动模式何以能够制度化？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模式变项理论。

      22、社会的常态是冲突和变迁

    在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看来，一个社会的常态应该是稳定、和谐且富有秩序的；而在德国冲突理论大师拉尔夫·达伦多夫看来，一个社会的常态却是社会冲突和变迁。

    达伦多夫的这个经典命题是针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而提出的。在结构功能主义者所描述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分都有一个功能，换言之，都对维持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作出着各自的贡献。”因而和谐一致是社会的常态，而冲突和差异则是社会的病态形式。一旦出现冲突和差异行为，社会系统中就有一定的机制来消除它们，使得社会恢复均衡和稳定。

    达伦多发指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少的社会问题，但是它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任何的社会都可以被看做是由两部分人所组成的，其中一部分人是拥有权力的统治者，另一部分则是丧失权力的被统治者，“任何社会都是由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实行有效地压制而形成的。”而且，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依靠法律或准法律（风俗、习惯等）制度作为手段来确立和维持的，因此具有“合法性”。这就是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强制性的结合体”。

    社会结构中两个社会群体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在客观利益上的差别。在每一个强制性结合体之中，拥有权威的人和丧失权威的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任何人只要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上，他就被赋予与其社会地位相联系的行为期望。

    他认为，社会冲突的最终结果，乃是导致社会的变迁。由于社会始终只能以强制结构的形式存在，因而冲突的结果就是建立新的强制结构，并为新的冲突作下铺垫。

    无论是何种变迁，其结果都不是从冲突状态走向和谐状态，而是从一种冲突结构走向另一种冲突结构、从一种强制性结合体走向另一种强制性结合体，具体过程是：“潜在的利益结构 ——现实的社会冲突——旧强制性结构变革，产生新强制性结构——新的潜在的利益对立——新的现实的社会冲突……如此循环往复”，使社会不断地处于冲突和变迁之中。因而，“冲突是普遍的、永恒的，变迁也是普遍的、永恒的。没有冲突的社会，均衡稳定不再变迁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出现。”

       23、社会冲突根源在于社会压制

    关于社会冲突的根源，社会冲突论者都把韦伯的财产、权力、声望的三维分层标准作为分析社会冲突原因的根据，认为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最终根源。但各家学说的重点不同，达伦多夫更强调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社会压制。

    通常情况下，拥有权威者能对无权威者施以权威力量，因而即使是社会中存在一种极端的不平等状态，这种权威结构也能得到维持。权威再分配同时也是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角色的制度化过程。社会总是变动不居的，权威再分配带来的稳定与和谐中潜伏着冲突的危机，一旦条件具备，社会成员又会行动起来，投入新一轮对权力的争夺，由此引发新的冲突。

        24、社会冲突不可能被彻底消除但却可以得到调节

      社会角色的分化程度与社会冲突呈负相关。当一个强制结合体中的对立双方与其他强制结合体中的对立双方是同一些角色时，这时冲突的强度与烈度就都可能很高。

     社会的流动性与社会冲突呈负相关，即社会流动性越弱，社会流动程度越高，各阶级之间越是开放，人们投入到阶级冲突中的能量就越小，阶级冲突的强度就越低。社会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即各个阶层通过取得财产、收入而导致的经济社会地位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些反方向的流动被称之为向下的社会流动。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横向社会流动，即人们在同一社会地位层次上的职业变动和邻里之间、城镇之间或区域之间地理上的流动。

     就利益群体中的个人来说，随着冲突的合法性与冲突问题获得对立群体的认可，参与冲突的个人会逐渐减少。因为本利益群体一旦取得了合法性，就增加了与对立面进行对话、谈判的机会，从而减少了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有效地调节冲突的三个因素：双方承认冲突存在的既成事实，并认可对方解释的权利；双方备有相对统一的组织；双方同意遵守一些正式的冲突规则。

     具体方式：达成共识、建立机构、约定规则。

      25、“安全阀制度”是一种社会安全机制

    刘易斯·A.科赛认为在压力存在的条件下，冲突中敌意的表达可以维持群体的关系。而要实现这一状况，就要为社会关系中积累起来的紧张情绪和敌意提供“排气口”。安全阀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全机制，“它通过允许行为的自由表达，而防止了被阻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

      26、冲突有助于群体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凝聚与整合

    科赛认为，群体中发生冲突的机会，与群体内部成员的亲密程度有关。在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以及相互关系一致，群体凝聚力高的群体中起到较强的整合作用，“而结构松散群体和开放社会由于允许冲突存在，这就对那种危机基本意见一致的冲突形成保护层，从而把产生有损核心价值观念的分析的危险减少到最小程度。

   总之，科赛通过对社会冲突的论述试图说明，冲突在社会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冲突并不是社会的“病态”现象，在社会内部成员的基本利益、基本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冲突不但不会破坏而且还会促进社会的稳定、统一和整合。相反，如果掩盖和压抑存在的冲突，不为社会中的“压力”、“紧张”和冲突等提供“排气孔”，反而会给社会带来隐患和危险。科赛在对社会冲突的分析中，并没有抛弃结构功能主义的许多概念和假设，也没有背离结构功能主义重视均衡、整合的传统，而是将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冲突相结合，既关注社会结构中的均衡、整合，也重视社会结构中的冲突问题，因此，科赛关于冲突的理论又往往被称为“冲突功能主义”。

         27、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自我研究的创始人詹姆斯提出“自我是经验我，是我的一切的总合，包括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和纯自我”。

    库利是美国早期社会学家，他提出了“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从而符号互动理论开启了思想源头。

    库利认为，自我是通过人际关系建立的，自我不仅仅是个人实体，只能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他使用术语“反射性自我”或“镜像我”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镜像我”就是以他人为镜子，即我们在他人眼中所看到的自我，“人们彼此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镜像我含有三种基本要素：第一，我们对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进行想象；第二，我们想象这个人如何评价我们；第三，我们因为这种想象里的判断而感觉好或不好。

    他的这一阐述，具有很强的现象学特征，他认为是我们想象中的判断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真实想法使我们对我们的自我感到骄傲或羞愧。想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

    “镜像我”是如何发展的呢？他提出“首属群体”概念。首属群体是社会的发源地，其特征是亲密、面对面的互动、温情和合作。在首属群体中，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是一同发展的，随之而产生类似的“主我——宾我”感与“宾格我们——主格我们”感。这种“我们的感觉”促进了自我对群体生活。他认为最重要的首属群体是家庭、儿童游戏群体和邻里，“在这些首属群体中，人性逐渐成长。人性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团体关系才能获得人性，人性也会在孤立中”。他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首属群体，像友谊、服从、忠诚、崇敬和个人自由这些品质都发源于此。在家庭中，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信息互动形成一种自我感，并逐渐懂得了：什么是父母所期待他们的，父母怎样评价他们的行动，父母对他们的感觉。了解了这些信息后，孩子们就力图成为父母所期望他们的自我。他认为儿童通过与其母亲、其他家庭成员、他的同龄人和社区的其他成员的交流而发展了他的人格，建立其“镜像我”。及至年长，个人扩大了他与别人的接触，参加各种组织，并借助文字，建立起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但是其自我的建立方式仍是“镜像我”。根据他的观点，首属群体使得个人学会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立场看问题的能力。对他人的态度、评价作出迅速的反应，乃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这种对他人态度的敏感性只能在初级群体中得到培养。

      28、心灵与自我是社会的产物

     米德认为心灵不是先社会而存在的，而是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是由生理性的冲突和反应性的理智共同互动构成的，其本质是内在的。

     自我形成于角色扮演能力，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阶段、游戏阶段和泛化他人阶段。首先模仿阶段个体主要是模仿有意义他人的行动，但是仅仅在于模仿而已，儿童不理解所扮演角色的内涵，也不能在心中把各种角色互相联系起来，儿童的自我概念处于无组织的状态，自我的形成处于预备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进入第二阶段，即游戏阶段，儿童能同时扮演两个或多个角色，并能从整体角度把自己和群体联系起来，遵循游戏的规则和约定。当儿童能够随时准备扮演共同活动的任何一个他人的角色时，他已经采取了“泛化他人”的态度。在第三阶段，即泛化他人阶段，儿童能够使自己逐渐以泛化他人的态度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行动路线。这样，儿童的交往范围扩大，自我概念的范围也随之增加和扩大。米德认为，自我与社会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社会过程是心灵与自我出现的起点，而自我与心灵的出现又加速了社会组织进化的速度，社会进化与自我的形成发展密不可分。

    米德对社会的看法基于他对心灵和自我的认识，他认为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代表着个体之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米德的社会论有三个层次：一是人类社会的个体基础——反思。二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基础——交往。三是人类社会的制度基础——理解。

    他的学生布鲁默认为，双方的互动分析是建筑在“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之上的，这是一种观察他人态度和行为倾向的能力。人们的交往与互动，靠的是对别人的判断和理解，通过判断对法，揣度对方的反应而作出自己调节。扮演他人的能力，是人与人和平相处的基础，也是使人们顺利地适应复杂社会互动的基础。

      29、社会是舞台，人人皆演员

    戈夫曼把对“社会——自我”的研究转化为对“戏剧——演员”的分析。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大舞台，而其中的个体都是这一舞台上的演员，出演着一幕幕戏剧，每个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人人都十分关心如何在他人面前塑造出一定的形象。因此，戈夫曼的理论通常被称为“拟剧论”。戈夫曼的拟剧论要研究的实际上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一种互动。他相信，真正意义的自我来自于对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行动所反映出来的意义的提取。

    在前台，表演者的表演追求的是公众性的、期望达到的理想化的呈现，因此，往往是根据观众与特定情境的要求而设定好的社会存在。而在后台，表演者是放松的、自然地，不必像在前台那样关注自身的形象和拘于布景的限制。

    在演员和观众的互动过程中，表演者如何管理自己的行动，使其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他期望中的角色，戈夫曼称之为“印象管理”。

    进行印象管理的具体方法包括：选择、隐藏和掩饰。所谓选择，是指演员在表演时要尽可能地按照期望中的角色要求，选用有利于表演的前台布景、环境等，从而趋向于达到理想的呈现。而隐藏主要是指演员为了实现预期的表演，在演出过程中隐去不利于自己表演的东西，从而给观众展现出符合期待的形象。掩饰则是在表演中出了差错时的印象管理手段。一旦表演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的情况，演员应当能够对差错进行掩饰，从而保证表演的成功。

        30、社会结构是第一位而人的参与是第二位

     这是戈尔曼在其著作《框架分析》提到的。他认为社会规范对各种社会位置上的角色的限定构成了“剧本期望”。个体作为社会舞台的演员，既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是社会体系的既定物。正如戈夫曼所说：“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一领域中的地位就是他在那里的‘情境’……这种情境就是他自己和他人要求他所具备的形象……他可能形成的关系……包括了种种义务和期望，它们经常指导着他的与特定他人相关的行动。”每个人都存在于彼此的期望体系之中，从而造就了个体之间的关联，并促使我们在他人的期望中不断地管理、调整着自我的形象，为各自的期望效果提供意义。同时，每个个体又通过彼此的互动、彼此期望间的约束与印象的管理形成了对社会总体框架的感受和认识，而自我也是在彼此间的期望体系以及社会总体框架中展开的。

    在他看来，社会框架对个体是处于第一位的，它对个体具有规定和限制的作用。个体也只有通过适应社会来体现其存在，而这个适应过程也正是个体对一定的社会规范、社会要求的认识、理解与认同的过程，是个体将这些外在的限定、约束内化为个人的认知、意识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讲，社会的确像是“剧作家”，它仿佛以无形的力量为每一个体准备好了一定的剧本，并由此而生出期望来要求个体进行“表演”。

       31、不平等交换导致社会的权力差异与分层现象

    人们拥有的资源在数量、质量、种类、稀缺程度等方面是不均衡的，那些拥有丰富资源或稀缺资源的人在群体中会获得较高的交换地位。由于掌握他人需要的为数不多的资源，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换对象。相反，那些没有多少资源的其他成员，只能处于较低的交换地位，不能自由地选择交换对象。互惠是交换固有的特性。当一个人能向对方提供某种必需的、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报酬，同时还不依赖于对方的回报时，他就可能获得权力。因为，当社会地位差距较大的双方进行社会交换，处于弱势的一方仅以尊敬已不再能诱使对方提供报酬时，便不得不表示服从，这就使对方获得了权力，群体内部出现了权力的分化与不平衡。

     布劳用爱默森的“权力——依赖”关系框架作为分析群体之间或群体内部权力不平衡的基础。甲给乙提供服务，乙若要保持自己的社会独立性，可有四种选择：

    第一，乙能提供甲迫切需要的服务，以作回报

    第二，乙能从别处获得必要地服务（假定存在其他的提供者）。

    第三，乙能迫使甲为自己服务（假定乙有能力这样做）。

    第四，乙可以学会不用这种服务或寻求其他的替代物。

   这四种替代方案表明了保持社会独立性的条件。假如那些愿意得到服务的人（乙）不具备上述任何条件，他就丧失了选择权，这对种提供者（甲）的依赖性，使得提供者处于一种有权力的地位。提供者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地位，就必须阻止这种服务的其他提供者。因此，分化可以看作是商品短缺的产物。这种斗争的结果，就是分层系统的形成，即，将人们按权力基础进行排列。

    只有被普遍接受和分享的社会价值观念才是合法的，共同价值是社会群体和组织的社会交易媒介。

    布劳关于社会交换的一般过程大体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四个阶段。首先，在基本的交换关系中人们是由相互的需要和满足形成相互吸引，其既定假设是，人们为了得到报酬而这样做。其次，这样的交换很容易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关系中，每个人要向别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他人提供报酬，以吸引对方，而自己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报酬。第三，这种竞争形成分层体系，个人以他们拥有的稀有资源为基础开始分化。第四，权力既可以是合法化的（权威），也可以是强制的，权威是以合法化价值为基础的，这种价值使具有整体效应的群体和组织能不依靠面对面的接触而进行活动，人与人的关系实现制度化。

     32、公众的转变是由于被动地接受权力精英的统治

    米歇尔说不同的人“并不拥有平等的创造历史的权力”，在当代美国社会中，“谁是控制者”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答案正是现在控制了大肆扩张的和高度集中地决策和权力手段的人。同时权力结构的迅速变革促使了“公众”向“大众”的转变。相对于权力精英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大众社会是由那些占人口大多数的、处于无权状态的社会最底层所构成。

    他认为交流模式上的区别可以明确区分传统意义的“公众”和“大众”：在公众共同体里，讨论是占支配地位的交流方式，而大众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是正式的媒介，公众仅仅是媒介市场。正是权力精英利用大众传媒工具实行舆论控制和心理的统治，电视的普遍流行“摧毁了人们理智地、从容地相互交换意见的机会”，“它们常常不能让观众或听众真正地将他的日常生活与这些大事联系起来”，这些都共同使得“公众”加快了向“大众”的深层次心理转变。

     33、现代文明在一切方面都是单面的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由于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政治的合理性，使得社会、思想、人等发生了单向度的变化，社会成为缺少批判性的单向度的社会，思想成为丧失否定性的单向度的思想，人也变成了没有反叛意识的单向度的人。

    首先，社会是单向度的。他认为，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里，政治经济的对立、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已被以理性的名义的技术的统治所遮蔽或弥合。由于生活方式的同化，由于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那种在自由和平等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他认为这种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社会，实质上是压抑人性的病态社会。
    其次，思想是单向度的。“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通过由管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获得幸福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不同生产而坚持不同的制度呢？如果每个人预先受到制约，以致令人满足的商品也包括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希望独立地思考、体验和想象呢？”与此同时，先验的理性主义以及思维上的科学主义已经成为人的思维定式，“在这一模式中，凡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以确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再次，人是单向度的。随着社会的公共生活侵入和控制私人生活领域，人便逐渐沦为一个巨大工业机器中的功能性部件、逐渐被完全异化为物质的奴隶，人性的多维需求在社会化大分工和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的结合中被固定化、单一化。在这样的情景里，一切个体失去完整的自我，抛弃了反思的自由和需要，变成了只知道追求物质享受而没有否定思维的“单向度的人”。这种“单向度的人”，尽管属于“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

   最后，马尔库塞得出的结论：在现代文明即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控制人类的新形式，越是迅速发展就越扩大了对人的奴役范围。“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这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倘若没有对现存技术的革命性转换，缺乏新科技的替代，那么，一个解放社会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

     34、任何商品化消费都是一种文化符号

   商品的二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商品以及消费行为已经开始承载人们更多情感的、信任的、文化的认同的等多重内涵。这些非物质意义的内涵，是被消费文化建构出来，附加的符号性价值。

    鲍德里亚（法国符号交换理论的杰出代表）从物的消费进入到符号消费的领域，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并导引了他自己的消费文化理论。

    物的交换是这个消费行为的基础，将人们精神追求的满足与渴望寄托于客观的物即商品上。于是产生了符号价值。因此洗衣机就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并被当作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而后面这个领域就是消费领域。在这里，作为含义要素的洗衣机可以用任何其它物品来代替。

    当消费能够满足表达个人的非物质欲求之时，不管社会生产力水准是否达到丰盛，消费（其他人所不能够消费的物品与服务）都是优势个体或群体彰显其财富、地位优越的最直接方式。20世纪初，凡勃伦就在《有闲阶级》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概念，炫耀性消费描述的是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向人们炫耀财力、地位和身份而进行的“消费”性消费，并把这种奢靡消费说成为资产阶级身份与财富的有效表征。

     与凡勃伦不同，鲍德里亚描述的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已经大众化和普及化，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利，符号与炫耀消费的心理以及行为以及那个深入大众，消费的对象也不再是特殊的、奢侈的商品，已经扩展到日常用品。这些消费的大众化与普及性使得社会区隔更为明显。

    “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的过程，物和符号在这里不仅作为对不同意义的区分，按顺序排列于密码中，而且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于社会等级。分析原则仍然是这样：人们从来不浪费消费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总结他的论述，可以得出：任何商品化消费，都成为消费者地位、品位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

   同时代的后现代大师布迪厄在其代表作《区隔：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阐释人们在日常消费的实践中，各方面的鉴赏趣味，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层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与鲍德里亚不同的是，布迪厄更注重符号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构性关系。他认为，之所以在鉴赏趣味中流行着诸如高雅与低俗、独特与平庸、新奇与陈腐、精致与粗劣等各种类型的等级区分，“是因为背后支撑着它们的是整个社会秩序”。

     他的符号价值理论之所以具备影响了就在于他开发了商品和消费的非物质文化价值，符号价值赋予原本功能单一的商品以深厚的内涵，实现了由符号向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也批判了当代消费社会行为的虚无化倾向。

   35、“超真实”以真实更真实”

    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家）将当前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命名为“仿真时代”，这是一个崇尚形象或幻想的时代。

   传统范畴的“摹仿”必然与客观现实中的某种实体相对应，原物为“真品”，摹仿物则为“赝品”，还存在着“真假”的评判标准。在“摹仿”的时代，人们坚信意识是主体对客观真实的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客观的现实，它不因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发生改变，因此，“摹”仿必然对应着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而“仿真”则不然，它是一种不以外在客观真实为依据的符号产生过程。

      鲍德里亚的仿真概念实际上受益于20世纪西方思想的语言学转向。在语言学转向过程中，“主体——语言——现实”三元关系论取代了传统的“主体——现实”二元论。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人与客观现实之间不再存在直接关系，人们要接触到客观现实必须经过“语言”这一中介。介于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语言符号直接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与把握。换一句话说，语言符号直接参与“建构”了我们周遭的客观现实。正因为这些，鲍德里亚意义上的“仿真”、“拟像”与“超现实”才是可能的。

    仿真的直接结果就是“拟像”，“拟像”是指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仿真”指的是一种不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又极具真实的符号生产和行为过程，而“拟像”则是其物化成果，指的是“仿真”行为所产生的那些虽极度真实但并无根由、无所指涉的符号、形象或图像。

      36、符号是看不见的暴力

    我们可以用符号暴力再阐释其中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认识与误识的社会权力动作过程及其机制。

    布迪厄认为：“符号暴力是通过语言构建给定事物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是确定或者改变对于世界的的视界。

     只有被认同，才能发生功效。

     理解符号暴力应该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基本性质上来看，符号暴力是一种重构社会现实与社会关系的权力。其二，从形式上来看，符号暴力不是那种诉之诸如军事、经济等强制手段的赤裸裸的强硬暴力，它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软性的、“温柔”的暴力。其三，从机制上而言，符号暴力的实现依赖于一种普遍共识，但是这同时是一种误识。

    符号暴力的可怕之处在于，被统治者站在自己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构成统治基础的重要一环。

    符号暴力表现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权力”。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仍然不能摆脱其独白的性质。社会上层利用自己掌握的符号暴力，利用自己控制的对社会世界的表征，利用此权力或表征对民众的无意识催眠，在被统治阶级接受其合法欺骗的情况下，再生产了现有的社会秩序。

       37、文化再生产着社会等级

     无论这些能力和教养本身的差别有多大，它们都必定是阶级的产物，是在行动者本人毫无察觉（误识）的情况下形成于特权阶层内部并适合于学校教育的某种态度和能力。这些态度和能力由学校保存，并通过学校教育体系不断地进行着文化的再生产。因此，学校教育成了布尔迪揭示文化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焦点所在。

    学校文化所推崇的技能和礼仪正是一种特权阶级文化、一种精英文化。对这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因此，在现代社会，学校已演变成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场域。

    参观展览馆，听音乐会，阅读普通人不堪卒读的乔伊斯，这是上层阶级通常具有的品味，至于无产阶级，因为缺乏将其中隐含的代码加以解码的能力，对那些合法艺术品只能望洋兴叹，并自甘愚笨。康德强调的纯粹美学容易让人们相信，我们与艺术品的遭遇是一种一见钟情，因此让我们忘记了有些人得以钟情而更多的人无动于衷这背后的社会条件。审美无功利关系的纯粹性使人们忽视，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编码艺术品的代码，而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天资更为聪颖，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经济资本或由此转化而来的文化资本使他们可以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可以摆脱生活的直接性和必要性。

     38、我们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被殖民化了

   现代社会无论是交往行动的衰落还是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都是“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表现，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思想，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整体反思。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并不根源于现代性本身，而在于“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即经济和政治的权力逐渐侵蚀了生活本来的意义，也就是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和符号，其本身的意义被工具理性侵蚀。

    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社会和人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三维结构。文化通过符号体系影响行为者有关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的认知。社会通过规范让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个性则影响行动者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动目的、行动方式以及行动准则。

     39、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衡的依附关系网

    弗兰克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分三个阶段（重商主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阐述了这一问题。其中，在重商主义阶段，宗主国在武力和暴力的掩护下，积极开展罪恶的“三角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一方面使得宗主国经济获得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固了这些附属国的依附和落后。这种依附是它们后来乃至今天沦为“不发达”的根源所在。

    当代资本主义对这些低度发展国家所采取的控制策略是：通过各种经济及非经济的关系和手段，竭力维护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使不发达国家继续成为它们的资源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成为巨额利润的来源。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转向。跨国公司的迅速壮大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从本质上看，即使时代变了，“即使游戏者的地位变了，游戏的性质和规则也不会变”。

    从世界最边缘地区和各个角落所榨取的剩余利润能持续不断地输送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保障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经济中心的优先地位。那么，能保证这个“连动装置”的运行得越是畅通和高效的国家，也就越是确保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处于领先的地位。

    法兰克所提出的依附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对于指导各国建设的实践也具有极大地启发意义：要积极地引进和研发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对外资有控制、有计划地吸引，努力实现后发达国家的“跨越式发展”，这样才能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早日实现真正地现代化。

    德里达（解构主义之父）

    40、空间的生产是社会权力的源泉

   戴维·哈维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不能理解都市过程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而要理解资本主义都市过程，就要了解空间的生产，因为“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运作逻辑与矛盾的体现。哈维认为，对于空间的生产与控制，乃是社会权力之源，掌握了资本循环各要素与阶级的空间动态，正是资本继续积累的关键，因此空间也成为阶级和权力斗争的议题，而其具体的呈现便是都市化的过程。

    哈维认为，空间的实践更要涉及纠缠不清的阶级冲突和权力斗争。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家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的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化的动力。资本家致力于规制城市空间以追求金钱，进而，空间秩序方面的改变会通过货币收益而重新分配社会权力。空间的组织和运作的功效对所有资本家而言都是重要的，由此资本家获得附加优势。然而，不同利益集团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空间具有不同的要求，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卷入人为环境的创造、管理和利用的不同领域的权力斗争。因此，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各阶级之间不断围绕空间的安排进行讨价还价乃至权力冲突的过程，空间的占有、利用、支配、控制和创造成为阶级之间协商、对立、抗争的重要议题。

    总之，正如时间是引导现代性话语的动力一样，空间从更多意义上也是作为各种社会理论反思现代性的路径而存在的。在当代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空间生产概念的引入使我们在考察当代社会现象时增添了一种更加人文，也更具有批判力量的视角，它的背后表达着复杂的权力隐喻，这是“他者”的空间，是多元化的空间，是“非理性”的空间，也是权力抵抗的空间。

      41、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

     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人们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各种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为个人提供了新的资源——即社会资本。因此，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也是一种表现为相互关系、相互信赖关系的无形资本或公共物品，这种资本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创造社会资本的条件是，需要在较稳定、封闭的社会网络中通过较长期的互动形成道德观、文化观的共识。

    科尔曼还侧重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创造、保持和消亡的各种因素：第一，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第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第三，社会结构的变迁。第四，意识形态。

     42、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麦当劳化原则

    在里茨尔看来，“麦当劳快餐店以及麦当劳化不代表某种新的东西，它只是贯穿20世纪的一系列合理化过程的顶峰而已。”

    麦当劳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于它为消费者、工人以及经理人员提供了有效率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进而被社会其他方面纷纷效仿。

   里茨尔指出，“合理的系统不可避免地孕育出一系列的不合理，这些不合理性限制、最终减少、也许甚至会破坏其合理性。”因此，麦当劳有可能导致无效率、不可预测、不可计算和失去控制等消极后果。麦当劳化的消极后果表现为多个方面：

    无效率：柜台排长龙，快餐并不快，高效的系统也并不那么高效。

    高代价：可能超过了在家烹制的饭菜的成本。

    乐趣幻觉：就餐者寻求的不只是事物，更多的是剧场，人们期望购物中心更加成为娱乐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快餐店和别的一些场所确实是用膳的娱乐园，这儿有灿烂的颜色、耀眼的标记和象征。麦当劳快餐店所提供的一种“公共剧场”。“公共场所”背后是商家巨大的逐利动机。

    现实的幻觉：全部产业都在试图生产和推销非现实的东西。比如，麦当劳快餐店创造了这样的幻觉，即人们正在得到乐趣、他们得到了许多的法式炸薯条、他们在购买饭菜时得到了折扣。但无论怎样，获取往往意味着加倍的支出。

    非人化：食品成分所带来的危险；尽量减少了人们相互的接触，店里不鼓励长时间、休闲式和充满交谈的就餐，而驾车经过窗口只会进一步减少家庭共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