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为什么不能大幅涨价

[原创]春运为什么不能大幅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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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为什么不能大幅涨价

　　　　　　　　　　　许斌

　　茅于轼先生80大寿，《经济观察报》配发专题，题为：国有一老。茅先生确实当得起这一词，值得我辈尊敬，但尊敬不等于膜拜、不等于无条件附议，很冒昧地说，个人感觉，茅先生的许多观点、立论，存在着两个很明显的缺陷，一则为“存在即合理”，寄希望于退让调和、就事论事，在不探究现实矛盾源起的前提下，试图以各种办法去徒劳地缓和现实矛盾、导引现实矛盾；二则，是将现实问题理想化、模具化，试图用最基本、简单的经济学理论直接解决极其复杂的现实社会矛盾，导致了论证过程比较粗疏，一些观点、立论站不住脚。譬如茅先生坚持的春运问题可以通过涨价解决。（《每日经济新闻》）http://news.qq.com/a/20090205/000231.htm

　　谈到春运，不能不说，国内主流舆论还缺乏对于它的明确、清晰的认识，即春运期间为什么会猬集出如此庞大的运量。

　　为什么？为了团圆。春节于相当部分中国人的团圆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农业文明时代，离家千万里，望乡泪几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如此大比例的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临走歌一曲，悲凉的调子里面，藏着多少人的渴望与无奈。他们选择飘泊，他们不能不选择飘泊，因为中国的经济布局畸形猬集，决定了就业机会畸形猬集，而经济布局畸形猬集并非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主要是政策引导、强制的结果，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倾斜；有财政开支过于庞大，税负过于沉重，民不堪负，于是过度劳作，现实表现为对GDP的疯狂崇拜，终于形成畸型的外向型结构；有税制结构不合理，愈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愈是有能力降税吸引投资。因为迟迟不能完成由生产型征税方式转向消费型改革，实际上，无原则降税也不过是降其它地方之税，是抢税，总体受损而极个别地方受益；有公共责任缺失，诸如公路、桥梁等公共设施越来越大比例地变成了营利产品，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一根根绞索，凡此种种，导致经济布局越来越畸型地猬集，飘泊，终于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宿命。

　　同时，因为人口迁移政策的滞后，因为民生缺失，飘泊者辛苦地、超时超强度地工作所得，无法满足多数人在飘泊地安家立足的需要，春节，回千万里之外的家，成为许多家庭一年甚至几年中唯一的一次团圆机会，亿万人辛酸的机会猬集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运量。

　　不能无原则地退让调和，不要回避实质问题，春运期间猬集出如此庞大的运量本身为悲剧，为政策性失误的结果，亿万普通公民是政策性失误的受害者。茅先生说市场，但不能只是在一个微小的车票价格环节讲市场，市场经济不仅为交易环节的自由竞争、自主决定，而更体现为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模式，上述之种种，如得以校正，经济布局不至于如此畸型猬集，地区间差异不致如此大，民生倍受关注，纵是相当部分人依然要远行千万里追逐梦想，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也将能够依靠劳动所得在当地安家立足，春节越来越不成其为更多人唯一的团圆机会，特定时段过度猬集的庞大运量会逐步回落至相对正常的水平，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春运问题。在此以前，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春运期间不大幅涨价，不能算保护其利益，而只能说，是避免其切身利益受到更大程度的伤害。

　　将运量畸型猬集的原因抛在一边，忽视其本身为政策性失误的结果，忽视亿万人受到的伤害，越在微小的车票价格环节上讲市场，就越等于是在广阔亿万倍的其它环节上反市场，仿佛不忍心看见有人殴打弱小者，不指斥、制止殴打者与殴打行为，而建议为弱小者提供效果更好的膏药，不解决真问题的。

　　何况，因为仅仅在微小环节讲市场，而同时在广阔亿万倍的其它环节上反市场，这微小环节的市场，恐怕连膏药的作用都起不到。茅先生自己也承认，因为春运为一年中的短期现象，“增加铁路的运输能力未必是一条出路”，不能、确实也不应该无限增加运力的话，涨不涨价，供需矛盾都不发生变化，茅先生所说的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在春运涨价后一样会存在，只不过价格更高了，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加剧了对公众的伤害力度。其实春运期间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运力不够，在湖北许多地方，因为不太受畸型猬集因素影响，纵是春运期间运力也不太紧张，但一样涨价，还推卸责任说自己也不想涨，是车站规定要涨，国家规定要涨，真正“气死个人”。

　　现代社会诚然必须要讲调和、讲合作，调和、合作的基础是真诚、是不回避实质问题、不放弃对现实矛盾的寻根溯源，不要天真地无限夸大任何个人、组织的力量，不要将回避实质问题当做一种取巧的生存手段，现实矛盾结果，不可能在依然被不断加速度制造出来的前提下获得圆满解决；基本的经济规律已成公共常识，放眼现实问题，不能总是机械复述已成为公共常识的规律，而是要努力探寻是何种因素阻碍了基本经济规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勇敢地说出来，希望能改变之，孟子说：“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