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李长之——从复杂到简单的裂变(中国青年报 2007-8-22)

    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副刊编辑、诗人、文学批评家，曾任教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因为“批判”鲁迅，李长之在25岁那年就奠定了自己的文学批评地位。同样因为“批判”鲁迅，他不得不在多年后面对“革命小将”的厉声呵斥：“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这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这位小将当然不知道，这部完全不带褒贬色彩的《鲁迅批判》，连鲁迅自己都表示宽容和承认，甚至亲自剪下照片，寄给作者出版。他更不知道，眼前这位只会扫厕所、掏大粪的关节炎患者，曾被归入中国文学批评界最有才华的人之列。

    这位与吴组缃、季羡林、林庚并称“清华四剑客”的才子，对文学批评的要求十分苛刻。按照他的要求，当下不少书评人大概都得改行。如若不信，请看他在半个多世纪前立下的“行业标准”：

    “书评家……水平要高于作者”，除了要有锐利的眼光、热烈的感情和伟大的人格，还需要有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的知识。文论家要精通语言学和文艺史学，掌握美学或诗学，连生物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这些东西，也要越广博越好。

    他做编辑时，评价作者文章，丝毫不留情面：“富有浪漫情调和幻想，是徐先生作品的特色，聪明，流利，婉转，更特别巧于对话，是他的长处。然而有点太偏于享受，太偏于空幻，太偏于油滑（这个形容词有点过，可是苦无适词），仿佛许多民间疾苦都和他的小说世界不相干似的，所以我们不愿意多有人仿效他，也很担心有太多的人沉溺于其中，弄得胃口弱了，不是便不能消化硬东西了么？”

    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界，这名先读生物系、后转学哲学的清华才子，举着“感情批评主义”大旗写出的批评作品，影响巨大。

    且看他笔下对人物的评析：屈原是“虽然悲哀而是只见火星的火焰，虽然悲哀而是纷纷的雪片，终归安详”，而“孔子却是音乐的，是凝聚的，向内收敛的，他那里有刚健的韵律”。

    这些文字，后人读来，仍觉唇齿留香。不过，它们似乎在一夜间，突然绝迹。

    研究者张蕴艳发现，在李长之的早期著作和他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之间，逻辑上有一个明显的“从复杂到简单”的断裂。

    一个例子是，1937年李长之写李白，认为他情感丰盈，既含亲情、友情，又有爱情，而且“偏于官能享受、肉欲，故尤喜胡姬”。他为杨贵妃写《清平调》，这一行为“很风流很脍炙人口”。

    到1951年时，同一个李白，在李长之笔下，却变成“参加荒淫享乐的生活，过着糊里糊涂的日子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他曾经极为赞赏的豪气，也被贬抑成了“流民气质”。

    在张蕴艳看来，过去认为“人不是照着逻辑成长的”复杂性，已经变为情感的简单批判，甚至全然否定人生而具有的七情六欲，这说明李长之的“学术人格已经裂变”。

    这个裂变的结果，便是作者在50年代的创作中，“拖着一条长长的、内疚的、赎罪的阴影”，一次次地否定自己。他批判自己有“形式主义美学和艺术至上的思想，重艺术而轻政治”。他写了《〈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为自己曾经的骄傲之作感到“脸红”，“普通读者，我以为最好不看，书店也最好自动停售”。

    从审美化的人格品评到贴政治标签，这意味着，李长之“与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一样努力在思想文化层面清洗灵魂”。

    这种转变，并不能简单地用妥协看待。一方面，李长之在1949年之后，十分积极地参与行政活动，渴求入党。而在动乱到来时，他却又十分“耿直”，纯真而憨态可掬。从这些表现中，有人看出了一种“真诚的努力”，正如他笔下的孔子，“关怀政治和热衷功名富贵是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是不大分得清楚的”。

    曾经的“浪漫主义”批评家，如今变得“中规中矩、通体平实、笔下拘谨”。即使在他灵光一现，评价李商隐“写出了年轻人的心，这是幸福的春天，而这春天又是有风有雨、气象万千、鲜艳多彩的”时，也不忘随后加上一句“对封建社会不满，和劳动人民里应外合”。

    但这一切努力，并未使李长之获得认可。因为“批判”鲁迅，他被打成右派，工资降了好几级，拖着变形的手脚，用胳膊夹起扫帚扫落叶。有时胳膊夹不住，扫得不干净，又得遭人唾骂、毒打。

    “文革”结束以后，曾有人找李长之商量再版《鲁迅批判》一书，条件是希望他将“批判”二字改掉。李长之淡淡地拒绝了。有人感慨，这一瞬间，当年“浪漫主义”的长之先生，“似乎还在”。

    不过，毕竟有些东西已经不在。当李长之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悼念老舍。文中，反复讲着老舍的政治热情，老舍的政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