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时计短不计长

　　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作出的判决，判决书指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10日内提出上诉。

　　聂绀弩可谓用足了规定期限，他的上诉是在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诉的。他口头报告要上诉，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传他谈话，下面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聂绀弩，什么时候给你宣判的呢？

　　答：我记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九天了。

　　问：你当时说上诉不？

　　答：说不上诉。

　　问：现在呢？

　　答：上诉。

　　问：为什么？

　　答：主要一点，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判决书上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如果不上诉，就承认我推翻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了，不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诗词，自己写的材料、口供里边，都不会有一个字证明我是这样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件事不能一个人做，我和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或组织无任何关系，与我来往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我觉得判决书上这两句话不能成立。

　　问：判决书上说你经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动言论，有这事吗？

　　答：我划为“右派”后，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来往，我只好和一些“右派”的人来往了。

　　问：你为胡风、丁玲等人鸣冤叫屈了吗？

　　答：没有。我给他们写过诗，说他们是人才，屈才了，他们会做事，会对国家有贡献。

　　问：这不算鸣冤叫屈算什么？

　　答：也算鸣冤叫屈。

　　问：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诉就不提这些。

　　问：你承认有这些？

　　答：承认。

　　问：那么，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干什么？还不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

　　答：这是逻辑推理，不是事实。动机和效果，是两回事，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我所说的，是不是会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我还没有体会到。

　　问：不能让你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如果产生了这个效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谁还把你关起来？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这个谈话。

　　答：对。

　　问：上诉，我们不干涉，你还可以写上诉书，但你这个错误观点，我们要批判你。

　　答：我要写上诉书，就写我上边说的。

　　问：现在给你纸，你写好了，我们给你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笔录宣读，记录无误。

　　　　　　       聂绀弩（签字）

　　　　　　      1974年5月23日

　　谈话次日，聂绀弩交出了一份上诉书，钢笔书写，8页，约3500字。

　　基本上接受判决书的一切，本不想上诉的，所以上诉期过了8天，也没打算写上诉状。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诉，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

　　这是开头的话，然后，陈述了四条上诉理由。

　　一、判决书里有这样两句话：“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既说是“妄图”，那就是指动机而言。关于我的动机，我比别人知道得较多，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种动机。1931年参加“左联”以来，在文学界作过三十几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绝没有我有这种动机的证明。解放后的著作更其如此。历次运动，组织为我作的结论，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话。这次运动中，法院拥有的材料，诗，私人谈话，我自写的材料和口供，也不会有直接达到这种结论的材料。我和著名的“妄图”或真的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家”林彪、刘少奇或别的人都不认识，更无来往。

　　二、既然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判决书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必须承认，判决书上的话是有一定根据的。法院现在拥有关于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多。对我判决不会有什么主观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记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觉得判决书上的这些话虽确凿有据，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的结论。说我有这种动机，自然是很合逻辑的，但客观事物、思想感情、心理，总是或往往比逻辑所能推理的要复杂一些。我散布反动言论，是从被定为“右派”开始的，而被定为“右派”则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我的反动言论）有些话在现象上像是反对党的什么，实质上是反对周扬。而且，某些话听起来如何反动，因为你知道它出之于右派什么人之口，如果出之于别人，听起来就不觉太反动或简直不反动……是不是我就根本没有反党言论呢？决不是。有许多反动言论。判决书上的话是有根据有分析的。不过事隔多年，我又已衰迈，记不清究竟有多少具体的话罢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变的，上面说，定为“右派”分子后，人们对我的看法有改变，反过来说，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变，有极大的改变。我就以犯罪者，被驱逐者的负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对于党的温暖，党的深仁厚泽，至少是对于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觉迟钝了。只说这一点就会产生多少反动言论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扬的一切，无论多少或如何与我有关，对我都是外因，没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没有思想感情里的不忠于党和其他反动因素，就无论什么外因都不起作用。虽然没有周扬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会起变化，但这只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应当我自己负责，与周扬很少关系。这里不过提供一点关于思想改变的原因的说明，希望能起到一定参考作用而已。

　　三、我的反动言论中，有几条是或主要是对林彪的。在林彪问题揭露以前，自然被看成恶毒攻击，但现在林彪已被揭露出……应该在我罪行中得到一个扣除，不管这个扣除有多大。

　　四、七八年来，特别是到稷山以来，对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作过一些努力，对思想改造和别人的学习，发生过一些影响……努力学习也是改悔的一种表现。

　　看守所将聂绀弩的上诉书，寄给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并写有如下公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们接到罪犯聂绀弩判决书后，就马上向其宣读，并提出该犯是否上诉，该犯当庭多次提出不上诉。我们将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一并邮到北京市法院。时隔九天半，该犯突然提出上诉。现将该犯上诉状本邮去，请你们尽快研究并来函通知我们。

　　　　　　             稷山县公安局看守所

　　　　　　              1974年5月24日

　　从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原始收文登记可知，是当年5月30日收到了稷山县的函和聂绀弩的上诉书。但是，直到10月9日，北京市高院才派员到稷山审讯。这可能是法院案多人少，顾之不及，也可能是法院忙于政治运动的原因，1974年的头等大事是批林批孔。那时没有刑事诉讼法，没有审判期限的规定，所以上诉很长时间都无人过问，是常有之事，何况北京与山西稷山路途遥遥，甚多不便。

　　北京高级法院派员到稷山提审聂绀弩的目的，不是考虑聂的上诉理由，不是对聂案重新审理，而是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说服聂绀弩撤回上诉。他们到稷山之前，就拟写了一个“审讯提纲”，内容如下：

　　提审聂绀弩提纲

　　一、说明我们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问他的上诉理由。

　　二、问明他的历史，历史问题，受过什么处分及其原因。

　　三、问明他的犯罪事实：1、讲政策，要求态度老实。2、有哪些诬蔑伟大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谁讲的，何时何地？如：什么党内不民主，独裁，搞个人崇拜，比晁错，比历史上的皇帝，说什么把帝王那一套跟马列主义结合起来，对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彭罗陆杨、吴晗等垮下来有什么言论，什么排挤有能力的人、资格老的人。3、还诬蔑哪些中央领导同志，如江青同志、周总理等。4、怎样诬蔑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5、怎样诬蔑“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斗争？6、怎样诬蔑我们“反苏修”和支援越南问题？7、怎样为胡风、丁玲叫屈？8、写了哪些反动诗词？9、对我国革命怎么看，你说的怎么要“变”？10、对文艺革命怎么看，海瑞，谢瑶环？11、和哪些人一起散布反动言论？

　　四、批判教育，针对他的上诉理由批判。1、上诉无理：反革命言论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准备；你的言论中就有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的言论。2、批判他一贯反动，大肆诬蔑伟大领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很严重，让他低头认罪，老实改造。3、动员他撤诉。

　　按照上述提纲进行的审讯，结果可想而知，完全达到了法院的预想效果。聂绀弩最后只好说：“今天听了你们的谈话，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明确认识。从前认为自己不是没有犯罪，而是没有这个程度，原以为自己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听了审判员说的这些内容，觉得自己思想是极其反动的。因此，今天我撤诉是非常乐意的。”于是，当场在审判人员递给的一张横格文稿纸上，他写了这样的文本：

　　撤诉书

　　我愿撤回我的上诉书，认罪服判。

　　　　　　         聂绀弩

　　　　　　    1974年10月9日

　　事隔数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案子了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74年10月17日刑事裁定书，主文内容如下：

　　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以（72）中刑反字第178号刑事判决，判处现行反革命犯聂绀弩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以空口否认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在本院审理时，聂犯表示认罪服判，提出撤销上诉。经审查，原判正确，准予聂绀弩撤销上诉。特此裁定。

　　这个案子从上诉到准予撤诉，现在看来办案过程似乎有些滑稽。笔者从“文革”时期，就在司法机关工作，自己也不乏经手过类似的案件，那时奉党之命，必定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回头来翻看这些案卷，倒觉得有许多好笑之处，读着那些审讯笔录时而忍俊不禁。这很让人诧异，转而又不能不深深自责：我们的专政机关办案往往就像儿戏一般，而许多人却就在玩弄权势者们的儿戏中断送了一生前程呵。

　　聂绀弩提出上诉的理由，主要是在“动机”两个字上咬文嚼字。这是一种文人的老实。他对他的许多“反动言论”，是供认不讳的，只是不承认有“推翻”和“复辟”的动机。审判人员提出：反动言论就是“推翻”的舆论准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进行舆论准备”，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常用的警句，用这个逻辑来驳斥，聂绀弩自然无话可说。至于他讲到“左联”时期“两个口号”论争，因与周扬的前嫌而将他打成“右派”的历史往事，以及他攻击林彪之事应当从“罪行”中扣除，在监号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表现等等，看来振振有词，都是一些站得住脚的上诉理由，但法院却一概不予考虑，让聂绀弩苦心孤诣地把一份上诉书白白地写了三千五百多字。

　　聂绀弩以文章宗匠的功夫，把上诉书写得出手不凡。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上诉的结果。如果他真当回事，何必等到过了九天半才提起上诉？如果他真当回事，法院来“教育批判”时，他何至于立刻放弃自己的上诉理由，转而表示“认罪服判”呢？我前面说法院办案如同儿戏，其实，聂绀弩本人也如同玩儿了一把。他那么咬文嚼字，其中含着几分诙谐的味道，似乎老聂是用杂文笔法，故意和法院兜了一个圈子。

　　接到高院的终审裁定后，聂绀弩知道他不能在稷山看守所继续待下去了。看守所是关押未决人犯的，终结判决后就要送监狱劳改了。他对这个看守所似乎还很留恋，在那儿交了一些朋友。临行前，给狱友小李写了一首诗：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计短不计长。

　　勘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诗意是：遇到难事时，轻微问题也要看得很重；遇到倒霉时，把时间估计短了不如估计长了好。看破了浮云一样的人生世事，就可以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活着，何必连夜赶时间为别人缝制嫁妆呢？这是何等疏放的胸襟！

　　他认为把倒霉的时间估计长了好，所以判了无期徒刑，仍然那样豁达。

　　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74年10月末，转至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虽然自己撤回了上诉，夫人周颖却为他着急：古稀之人了，判个无期徒刑，那还不是要老死狱中吗？你还在那儿读《资本论》，三大卷还不够看，写信又要第四卷，马列主义老专家们还没有看过第四卷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你还想干什么呢？这一对夫妻从年轻时恋爱结婚，中间虽然有过一段龃龉，而在1957年以后的罹难，愈使他们命运相系，毕竟是一辈子的感情了，老聂坐无期徒刑等于死囚一样，周婆怎能坐视不理？她一面借了山西高级法院朱静芳的关系，到临汾监狱奔走活动，争取减刑、保外就医，以望老聂生还；另一面在北京四处托人，投书中央领导，请求司法机关对聂案重新审理。

　　周颖代聂申诉，分别向周恩来、邓小平、王震写信，后又致信胡乔木，胡将申诉信转给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华国锋，华批交公安部查问。北京市高级法院对聂案再次审查后，提出：改判聂绀弩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此意见经报北京市委批准。但是，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原因，法院推迟宣判。到1977年4月，北京高院才又把聂绀弩案子拿起来，准备到山西宣布减刑的判决，而山西方面已经在1976年9月将聂绀弩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北京高院遂与山西函洽，得悉聂已回京的详情后，如再去宣布改判那就毫无意义，只好把改判15年的判决书，作了废纸一张。这是聂案申诉过程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在聂出狱回京之后，经过一段休养将息，加之适逢中央指示复查“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有利形势，聂绀弩致函邓小平和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陈野苹，对他的案件全面提起申诉。邓小平批示：“请中央统战部复查，提出意见。”中组部也函示北京法院对聂案予以复议。同时有民革中央朱蕴山，写信给当时主政北京市委的一把手林乎加，提出请北京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林乎加批示：“老作家，抓紧查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3月10日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住地宣布，并送达了判决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1979年1月，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其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

　　兹将两个阶段的申诉及处理的相关文本材料，摘引如下。

　　一、聂案申诉的第一阶段（1975年至1977年）

　　胡乔木写给华国锋的信：

　　国锋同志：附上聂绀弩之妻周颖（原在邮电部工作，现参加市政协学习）写的关于聂被捕时间、服刑地点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聂的裁定书一份。据周称：聂何以被捕判罪，她和他至今仍完全不解，所以说罪名并非事实（或基本不是事实）。聂曾企图上诉，即被有关方面采取不停顿的审问方法使之疲劳不堪，不得不表示认罪，撤销上诉。以上情节似乎与常理不合，但均不知是否属实。据裁定书，聂原任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据所附材料，聂原住西直门内半壁街35号，周现住地安门东不压桥新门牌14号。望转有关同志查询一下。

　　敬礼。

　　　　　　                胡乔木

　　　　　　            1975年10月11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周颖为反革命犯聂绀弩申诉案件的报告》：

　　……（聂绀弩）1967年1月25日，因现行反革命罪经公安部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4年5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聂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聂犯不服，以他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和能认罪悔改为由，提出上诉，要求从轻处理。同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聂犯罪行属实，证据确凿，经教育后聂犯撤销了上诉。

　　1975年5月至10月，聂犯之妻周颖（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先后分别向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王震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写信为聂犯申诉，均已转来我院。周颖又向胡乔木同志写信申诉，胡乔木同志于今（去）年10月11日把申诉信转给华国锋同志，11月2日华国锋同志批交中央公安部“派人查问情况”。周颖在申诉信中说聂犯没有犯罪，并说审讯中有“逼供信”，是个“冤案”，以及聂年老体弱有病，希望先放出来治病。

　　我院再次对聂犯的案件进行了审查，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聂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量书写反动诗词，幻想变天，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罪行属实，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经报市革委批准，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正确的。周颖的申诉，完全是无根据的为聂犯翻案的行为，应予驳回。

　　但是，我们考虑：聂犯于三四十年代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现已监押8年多，尚能认罪伏法，有一定的悔改表现，又因年老体弱，中央统战部李金德同志也曾提出“别让他死在狱中”的意见。拟将聂犯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聂犯现关押在山西省，属该省公安局管理的犯人，监外就医问题请公安部通知。出狱前对聂犯进行守法教育，对周颖也进行必要的教育。

　　以上情况，均与公安部交换过意见。

　　经调查了解：周颖的户口在朝阳门外大屯花严厂村14号（系农民的房子）属大屯派出所管界，有一个女儿聂海燕现在中国歌舞团工作，住宣武区南华东街2号。故聂犯监外就医需送回北京家中。（1976年1月14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不再对反革命犯聂绀弩改判的报告：

　　我院于1976年1月报请市革委会，对反革命犯聂绀弩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准其监外就医，已经市委批准。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们对聂犯减刑案有意推迟宣判。同年10月，“四人帮”揪出后，我们又重新对聂犯的罪行进行审查核实，原认定聂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属实，原决定减刑也是正确的。正拟去山西对聂犯宣判减刑决定时，发现山西省公安局于1976年9月25日已将聂犯按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释放回京。当时并未通知我们。鉴于以上情况，我们意见：聂犯已经释放，再宣判减刑已无实际意义，故拟承认山西公安局的决定，不再按减刑办理了。（1977年4月9日）

　　二、聂案申诉的第二阶段（1978年至1979年）

　　聂绀弩致邓小平的申诉信：

　　邓副主席：现在谨将我遭受迫害的经过向您陈述如下：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1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在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关押5个月后，才开始对我进行审问，要我交代有无攻击中央首长的言论。经过多次审问，最后审判员才明确地要我回答：“是否对江青和林彪说过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的话？”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我承认曾听别人议论过，而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是因为对江青在30年代的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对于她和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互相勾结、互相吹捧有所不满，所以听别人说他们有暧昧关系，我也相信，因而也说同样的话。

　　我承认了以后，就没有对我再进行审问。1969年间，将我从北京押往山西临汾、稷山两地关押。到1974年5月间，稷山看守所向我宣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74年5月8日对我的判决书，以“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判处我无期徒刑。我当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两月后，该院派来两名工作人员对我进行重新审问，他们说：“我们对你重新审问，看你的态度，态度不好还可以加重处理，如果你撤销上诉就不审问了。”在这种压力下，我撤销了上诉。同年10月间，被送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服刑。直到1976年9月25日，监狱负责人突然通知我，由山西省人民法院将我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特县团级以上人员”，并同其他具有此种身份的人一起宽大释放。

　　我自被捕直到释放，失去自由整整9年8个月。于1976年11月1日回到北京，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从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生活当然极其窘困。

　　现在我有几个请求向您提出：一，撤销北京市法院对我的判决。二，在有关研究、编辑、出版部门能尽早给我安排工作。我还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一些工作。今后拟重写有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并计划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文章。三，发还在“文革”中抄去我的文稿、书籍及存款1300元。

　　　　　　　　聂绀弩谨呈

　　　　　　               1977年10月17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函：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聂绀弩于1974年5月被你院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九年八个月，1976年11月释放回京。现聂绀弩来我部申诉，认为对他判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要求撤销原判，予以平反。他并要求归还关押期间所写的文稿。现将他的申诉材料转去。请你们认真对待他的申诉，从速予以复议，应把一切不实之词推倒，恢复名誉，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已与全国政协联系，对聂绀弩目前生活上的困难，请他们酌情予以照顾。对聂绀弩的复议结果，请及时通知本人，并告我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78年4月6日

　　朱蕴山致林乎加的信：

　　乎加同志：

　　知道您主持北京市的工作，我很高兴和欢迎。向您反映一件至今未得平反的冤案，请您指示改正。著名左翼作家聂绀弩，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鲁迅先生领导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党的文艺工作。解放前，他的各种作品，特别是大量犀利的杂文，宣传党的主张，歌颂党的事业，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启发人民的觉悟，在全国特别是国统区，起过很大影响。解放后，在香港任文汇报总主笔，1950年调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部主任，1960年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仅仅因为他和别人议论过林彪和江青的私生活，就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前后关押10年，直到1976年才被当作“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宽大释放。他现在77岁，年老多病，每月仅从街道上领取18元生活费，非常困难。这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作家，沉冤不得昭雪，生活不能安定，晚年精力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实在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已批转全国政协由齐燕铭同志负责解决，并已交李霄路副秘书长办理。现因燕铭同志逝世，绀弩的问题仍未解决。我和绀弩数十年知交，对他很了解，故特向您反映，请你指示北京市法院，迅即将聂绀弩的冤案平反，取消原判，为幸。

　　此致，政绥！

　　　　　　　　    朱蕴山

　　1978年11月11日

　　陈荒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致齐燕铭（全国政协秘书长）的信及齐的批示：

　　燕铭同志：

　　我所许觉民同志受周扬同志委托，去看望聂绀弩同志，据说现在尚未分配工作，每月仅给生活费18元，且因哮喘卧床。说你曾经说要安排他到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不知能否早日解决？这个人是黄埔二期的学生，一直还是跟党走的。57年因其妻周颖问题牵连划为“右派”，后又受“四人帮”迫害打为反革命。现“右派”都已平反，实在应尽早安排部分工作，发挥其一技之长！也许你忙，忘了此事，特此告知此情，希能早日解决他的问题。

　　　　　　                陈荒煤

　　　　　　              5月20日晚

　　齐燕铭批：

　　先要北京市高级法院解决他的政治问题，然后安排为文史资料委员。5月26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笔录：

　　本院刑事审判庭于1979年3月10日由许□□担任审判长，在东直门外新源里西9楼3单元32号对聂绀弩一案公开宣判，由书记员罗□担任记录，政协石□同志也参加。

　　审判长宣读判决：聂绀弩一案反革命罪不成立，宣布无罪。

　　当事人对判决的意见：我没什么意见，抄我的东西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一些稿件、资料我想要，还有在山西监狱也写了一些东西，不知道他们留下没有。我非常感谢。

　　收到判决一份，聂绀弩（签字）1979年3月10日。

　　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聂绀弩经过一捕一放、10年囚禁的苦难淬砺，使他的诗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