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雷颐：30年左右之争

 　　朱学勤、雷颐：30年左右之争
　　朱学勤教授对中国30年左右之争作出剖析，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深刻含义的话题，它不仅仅触及改革30年来的历史，还触及改革前史，触及改革和“文革”之间的关系。朱教授认为，这也许是中国人对世界思想发展历史最后的贡献。雷颐对其发言进行点评，提醒说：概念也会产生异化，对左右的概念要抱有警惕性。
　　30年左右之争触及中国百年革命史
　　朱学勤：1980年代，左右之争在党内，1990年代在党外。1980年代是党内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1990年代已经进入了学术领域、知识领域。我觉得在中国，提供一个较长期的左右之争的思想舞台，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思想发展历史最后的贡献。
　　主持人郭道晖：下面请朱学勤教授发言。
　　朱学勤：所谓的30年来的“左”“右”之争，是一个有深刻含义的话题，它的深刻程度不仅仅是触及改革30年来的历史，而且还触及了改革前史，触及改革和“文革”之间的关系。“文革”当年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在政治上画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一直有一句话：“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既然是被解散的，那么就非常容易重新召集起来。“文革”和改革，大家想想，就是一个字之差嘛。所以，这就是30年来为什么会有反反复复的左与右的拉锯。
　　这个“左”，实际上大家都很熟悉。在中国的条件下，在话语内部，左不可避免地要援引大家熟悉的“文革”语言，为什么援引“文革”的语言可以横行无忌？
　　这个题目是一个深刻的题目，它触及的不仅仅是改革前期和“文革”的关系，而且它触及了1949年以来将近60年的共和国历史。我们现在看到，左与右之争隐隐约约要涉及这60年的历史的评价。这个题目深刻还在于，它不仅仅触及1949年以来60年的历史，恐怕还会触及1949年以前，至少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将近100年的革命史，触及这部革命史内涵中一些很多人不愿意触及的侧面。
　　此外，这个题目不仅能够触及将近100年的革命历史，我想它还可以触及国界之外，至少是第三国际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它触及的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它还会触及包括我们在内的千百万知识分子的观念史、思想史。
　　1 左右之争1980年代在党内，1990年代在党外
　　我们先大致回顾30年改革的左右之争，大的两个阶段，始终是并存的。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左右之争较多地表现为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管理者与党内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的争执、拉锯。1980年代党内的左派，他们援引的资源，主要是一部党史编撰体系的党内的教条，援引党内意识形态的话语。毛泽东不行，就引到列宁，列宁不行，就引到马克思，大家一看就很熟悉，都是党内语言。1990年代的左右之争，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或者说深入，就是1980年代党内左右拉锯的时候，党内外尤其是党外的知识分子曾经形成的共识———那时的共识主要是站在孙长江老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成稿的执笔人）这一边。但党内的所谓右翼这一边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到1990年代破裂了，左右之争进入到了知识界的内部，知识界发生了左右之争，这个左右之争如此深入地发展，引起了很多人的悲观，认为这个左派力量怎么这么强啊？1980年代，左右之争在党内，1990年代在党外。1980年代是党内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1990年代已经进入了学术领域、知识领域。
　　我个人的看法，产生这种变化当然有非常具体的原因，和1989年之后国内政策环境、校园环境、知识环境的巨变有关。
　　为什么说是好事呢？我们看1980年代党内的左派，援引的资源大部分是党内或者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左翼作家的资源，而到了1990年代校园左派援引的资源已经不局限于此了，他们援引的是西方校园左翼文化、左翼思想的资源，以至于他们引用的这些新的资源连党内的老左派都瞠目其后，几乎看不懂。这个是好事，实际上后一种左翼的思想资源，本身就是前一种左翼思想资源之母，是源头之源头。
　　事情发展到你只能把源头的东西拿出来说话，我觉得在中国，提供一个较长期的左右之争的思想舞台，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思想发展历史最后的贡献。
　　这是30年左右之争的两大阶段。
　　2 北大是中国100年来左翼政治的思想温床
　　我们在政治上回顾左翼的发展源头，再往前追，我们还可以看到左翼在政治上留下来的痕迹，那就是1919年以来，我们中国的左翼思维在知识界的一根源远流长的命脉。讲到这个地方，我不得不插言我对于北大历史的理解。我觉得北京大学是一个令我尊敬的大学，北京大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从蔡元培、胡适一直发展过来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虽然1990年代出过一本两本这样的书，但远远不够，还需要挖掘。除此之外，北大还有一个负面的传统应该挖掘，它实际上是中国100年来的左翼政治的思想温床，这条线索始终没有人去触及。我觉得要碰一碰，把两条北大的百年历史同时挖出来，有利于北大人在第二个100年走得更健康。
　　在回顾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北大为温床形成激进运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三个知识界的先知先觉，对后一种北大传统的抵制。一个是当过北大校长的严复，他在晚清的时候曾经讲过，百年中国受好人之祸胜于受坏人之祸。他讲的好人———满怀救世救民的慈悲之心，许下天大的宏愿，解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激进的思想家，他承认对方是好人，但认为你这种“好人”最后是害了好人。
　　第二个人，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梁漱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全北大校园一片叫好，校园之外也是一片叫好，几乎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我看到的资料，只有梁漱溟提出了抗议，一定要把火烧赵家楼的这些激进的学生诉之公堂，要起诉，因为他们触犯了刑律。第一要公诉，第二当庭特赦。不公诉无以维持法制尊严，不特赦无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我现在看来，整部五四运动喧嚣的话语史，泡沫退潮，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梁漱溟的这个两点论。当时没人听他，事实证明，“火烧赵家楼”以后就是北大学子的另一种传统，就发展为我们讲的“丘九”传统。“丘八”不可怕，但是“丘九”很可怕，比如说1930年代痛殴自己的北大之父蔡元培，1940年代让北大的另一个精神之父胡适在北大和其他大学的讲演无法顺利进行。每次他上台，在四个角落都有几个学生在打口哨、跺脚。北大到最后完全是在戕害痛殴自己的精神之父啊。有人称这个传统叫做“丘九”传统。对“丘九”传统有所预感的就是梁漱溟。
　　第三个是跟北大稍微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王国维。王国维去世人们都认为是文化事件。陈寅恪给他题过词。王国维去世除了文化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认为是有的。王国维投湖自尽之前，他跟朋友的通信多次提及他对灾难的20世纪的预感，那些预感总结为一句话，就是20世纪中国以共和始，以共产终。王国维居然天才地预见到，整个20世纪可能要从山顶往悬崖下纵身一跳的历史，这样一部历史他不愿意接受。你跳，你跳之前我先跳。所以王国维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事件，甚至是一个有预见性的政治事件。
　　3 “文革”是左联在1960年代落地的一次实践机会
　　我们知识分子现在控诉“文革”，觉得给与的空间还不够，包括巴金讲一定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在争取控诉“文革”的同时，有一个问题是：在造成“文革”的这100年来知识分子左翼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阶层的大部分人，是不是有可以反思的内容？我觉得是有的。很简单，现在控诉“文革”的老前辈很多都是1930年代的左联、左翼过来之人，他们在“文革”当中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打开啊，“四人帮”除了王洪文胸无点墨之外，其他三个人或者是1930年代左联出身，或者跟左联有关。张春桥是1930年代左联杂文家，他之所以跟鲁迅发生分歧，不是因为他比鲁迅右，而是觉得自己比鲁迅还要左，鲁迅左得不够，才攻击鲁迅。江青更是1930年代左联捧红的一个左翼的电影演员。没有左联怎么会有张春桥和江青早年的发迹史啊？他们那时候过往亲密的不是胡兰成，不是张爱玲，而是他们后来迫害、控诉的赵丹、黄宗江这些人。张春桥和江青如此，姚文元虽然年轻，但是乃父姚蓬子当时是全国左联的常委，“四人帮”三个人，可以说是左翼文学、左联在1960年代落地的一次实践机会。
　　我并不是说控诉不对，也不是说迫害对。恰恰相反，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在控诉和迫害的同时，我觉得整个的中国知识界要反思“四人帮”出现的历史纵深的根源。
　　4 右翼跟左翼最大的差别，就是与社会言和，不奢求改造社会
　　真正对于这个东西的危害有意识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就是刚刚讲的严复、梁漱溟、王国维，这些人是20世纪主流知识分子之外的边缘人物。那么，（怀抱所谓救世情怀）左翼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呢？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需要再往上追。实际上从古代到近代的一个转化，整个欧洲这部历史实际就是由追求政教合一，变为政教分离。中国缺少这么一页，中国也是有类似的社会改造的冲动，但是他更多地表现为此岸知识分子的世俗行为。
　　我们看到左翼最根本的一个冲动就是要改造社会，说白了，左翼跟右翼最大的差别，就是右翼与社会言和，不奢求改造社会，顺应社会自发演变的可能性、合理性、正当性。而左翼从根本上怀疑、否认、颠覆世俗社会的自发演变。左翼这种改造社会的思维特征，实际上是中世纪的僧侣思维在此岸世界的一个延续。这场左右之争绝不会只有一个30年，可能是两个30年、三个30年。
　　主持人郭道晖：谢谢朱学勤教授，他不只是回顾了30年，也回顾了50年，甚至近百年，乃至于上千年。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来追根溯源，认为我们知识分子的左翼有很深的历史起源。给我们很多启发。
　　我插一句，他刚才的题目是“30年左右之争”。我有另外一种看法，“左右”的定义是颠倒的，“反右”是反右派吗？明明是反左派。所谓右派是要求民主么？要求民主、要求言论自由，这恰恰是左派，或者是民主派———这些都是革命派的。包括后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都是革命派的口号。所以，要自由是右派，和左派是颠倒的。下面，请雷颐教授做点评。
　　对左右的概念要抱有警惕性
　　雷颐：所谓的左右，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这个概念是很有意义的，但现在这个概念越来越混乱，要把握好这个概念，需要深究。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建议，不要用左和右的概念，你就说他要民主、自由还是其他什么就好了。实际上当一个概念推向极端的时候，两极会相通的，不能够简简单单地用左右这个概念。
　　雷颐：大家下午好！对于学勤刚才讲的，感到很亲切，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
　　所谓的左右，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在有些人的观念中，左派是专制集权，在郭先生的观念中，左派是要民主。对这个概念本身，会有个人不同的理解。本来不太想强调这点，但是现在觉得恰恰是这一点很有意义。有概念才有思维，概念能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更加明确，概念往往是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但是有的时候，概念造出来了，也会产生异化，人被概念所掌握，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会出现混乱。
　　这个概念是很有意义的，但现在这个概念越来越混乱，要把握好这个概念，需要深究。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建议，不要用左和右的概念，你就说他要民主、自由还是其他什么就好了。实际上当一个概念推向极端的时候，两极会相通的，不能够简简单单地用左右这个概念。
　　比方说左派是要公平。那么，中国现在的左派要求维护国有企业的垄断，你能说是要公平么？也不完全是。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大的不公就来源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有权力的腐败。
　　我们知道美国的学院左派，我们姑且承认他在他们的环境中，在他们的美国社会中，对美国社会的弊端看得很清楚。他要解构启蒙，要反对权力的三权制衡。在学理上做出最深刻批判的是什么人呢？是1930年代的法西斯理论家施密特。美国的学院左派就找出了施密特，中国这些学院左派也把施密特这个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捧出来。我看到美国的一些左派，在批判自己的社会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时候，甚至对纽伦堡审判也提出了质疑：你是一个战胜者，战胜者审判被战胜者，公平吗？从中国以前左派控制的刊物上我也看到这篇文章了。中国一些学院左派，对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提出了质疑。他是这么论述的：在二战审判之前，战胜者就是战胜者，通过一个《凡尔赛条约》或者其他什么条约，得到战胜者要得的好处和利益，现在通过审判，就是还想把自己这一套看上去更合法。我想说的是，左翼否定这个，跟极右翼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总是觉得，更要对这个概念抱有某种警惕性，并不是说教科书上左的定义是哪几条，右的定义是哪几条，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套现实。
　　许多文本都是冠冕堂皇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各种概念和文本，看这之后的社会的真实生活。
　　第二点，我简单谈一句。学勤谈的是历史的记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