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沈从文与胡适

沈从文与胡适

 傅国涌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沈从文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中说：

   “1927至1928熟悉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因所搞政治和哲学，我兴趣不高，我写的小说，他也不大看。我后来搞的工艺美术，他更不明白。但私谊甚久。解放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尚寄托希望于马歇尔作和事老时，个人尚以为胡还爱国家，或可为国家内部和平有贡献。后为蒋请美援，即近于为虎作伥。但直至其逃美，个人尚以为可劝其不要再受蒋利用，将来可为国家作点事。为中美关系好转时，帮人民作点有益于中国新社会的事情。向人民自赎。到美帝侵略朝鲜，仁川登陆，并表示用舰队封锁中国海上交通，侵占台湾时，对于凡在美国住下受敌利用，深觉厌恶。和胡适也完全要断绝一切联系。”

    1956年，他根据上级布置而写的带有交代性质的《沈从文自传》有关“人的影响”时，再次提到：

   “其次是胡适，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以为二十年来私人有情谊，在工作上曾给过我鼓励，而且当胡也频、丁玲前后被捕时，还到处为写介绍信营救，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些贪污狼藉反复无常的职业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当蒋介石假意让他组阁时，我还以为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转机。直到解放，当我情绪陷于绝望孤立中时，还以为他是我一个朋友。”   （同上，152页）

    1929年，沈从文在上海经徐志摩介绍认识胡适。虽然青年沈从文曾在《新月》发表文学作品，在新月书店出过好几本小说，受徐志摩等赏识，却不是“新月社” 成员，始终是个文学“单干户”。在1966年末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中，他说：“和罗隆基、潘光旦、胡适都相熟，他们的政治活动却没有参预，私人来往也不多。”（同上，226页）

    他说自己与胡适“私人来往也不多”，这和他自己50年代初在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写的思想总结不无矛盾：  

  “和胡适之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那时侯和胡谈政治，反对南京政府的有罗隆基、潘光旦、王造时，他们谈英美民权，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同上，104页）

    实际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对胡适曾充满敬意，两人之间私人关系也很密切。1930年11月21日，沈从文刚到武汉大学不久即写信给胡适，谈到了《新月》：

    “此间《新月》如南京一样，不许出卖，罗志希从申带有一号一本，从袁昌英先生手转入通伯先生处，又转入其他人手中，成为一宝物，亦可记之一事也。”（同上，118页）

    1931年11月13日，沈从文在青岛给徐志摩写信，担心胡适入国民党的毂中：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很失望的。”（同上，148—150页）

    1933年6月4日，丁玲被捕不久，沈从文写信给胡适，“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先生提倡人权有年，且因提倡人权，每当说过了些比较公平的话时，就吃过政府的小亏，在这件事情上还盼望能主持公道，说几句话，提醒一下政府。”（同上，180、181页）对国民党抓捕、甚至杀戮作家的恶性，沈从文极表愤慨：

    “一面是凡用笔对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一面是另一方面同样手段的报复，中国还成个中国不？”“政府既尽作胡涂事于前，就不能禁止年青人作胡涂事于后，恐怕作家尽全力提倡被治者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于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治上将更多一重纠纷，中国也更多一种坏习气。有了这种纠纷，已发生这种坏习气，以后要和平处置，也就不大容易处置了。”（同上，181页）其实，他对左翼文艺也是不满的，认为“两方面实在皆作得极其愚蠢”。国民党把反对自己的弄死不算什么稀奇事情，“因为拥护自己的政策，牺牲一些人，在共产党看来也一定认为十分平常。”

    沈从文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负有责任，所以他至少在1934年6月25日和1936年4月9日两次写信给胡适，希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能拨出一点点款支持新文学事业。“正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对于中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国家对这事除了消极禁止以外，从不积极奖励，一切文化学术机关又因主持者的拘迂与浅见，更把它除外。”（同上，226页）

    1937年5月1日，朱光潜主编、商务发行的《文学杂志》创刊，当月23日，沈从文写信给胡适：“商务刊物已出，上海方面似乎有人说：‘聚集《新月》、《现代评论》、《学文》三种余孽来个死灰复燃。’不过既已燃了，骂骂也就完事，对刊物前途似无妨！”（同上，231页）

    1944年9月16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住在昆明乡下三十里的“桃源新村”，他写信给七年不见的胡适，当时胡适正离开了驻美大使的职务，有人感到惋惜，认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损失。他说：“但想想国内政治上种种，官吏尚总永远从外戚与阉寺身分上活动，且有变本加厉趋势，先生离开了外交职务，真正为中美友谊可尽的力，为人类可作的事，也许更多！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他谈到“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笔。”谈到自己的生活，他说：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同上，43—434页）

    也是这一年，他在1930年光华书局出版的《一个天才的通信》后扉页上写下一篇题识。在提及当年被杀害的友人张采真、胡也频之后，他写道：“代为介绍这个小书出版的徐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这个，使我有机会到中国公学教书的胡适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归国。这就是时间。”（《沈从文全集》14卷， 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