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民国人物：胡适博士的学问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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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博士的学问是怎么来的？
[ 转载 ] [2006-03-09 09:37:21 | 龙泉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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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阕】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地方:http://www.popyard.org对於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胡博士”这个名号就象是一个歇后语，他后面跟着的是“有学问”这三个字。事实上，对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相当普遍的。不说别的，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还能有假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都是“开山之作”吗？他的弟子唐德刚不是称他为“十项全能的学人”吗？确实，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且不管虽然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都是真的、但他凭自己学习得到的那个学位却半真半假；也不用提《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尽管都是“开山之作”，但却都是半部书。你看他，一会儿实验主义、科学方法，一会儿生物进化论、科学人生观；一会儿和别人辩论井田制、封建制，一会又和人辩论墨子、老子；一会儿研究《红楼梦》、《水浒传》，一会儿又研究《诗经》、《水经注》；一会儿“汉学”、“宋学”不绝于口，一会儿又大谈禅宗和佛教。这简直就是一副指东打西、京昆不挡、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架势。
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感到有些奇怪：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并未能够扎扎实实地读书；他在留学期间，也没有认认真真地学习。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胡适那么大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学艺不如偷艺”
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主动承认了自己早年的一桩抄袭行为。他说：
“今日回看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论训诂之学》；读毕觉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这整篇文章实在是约翰·浦斯格 （JohnP.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写的有关‘版本学’ （textualcriticism）一文的节译。这篇文章今日已变成[版本学界]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书》所采用的还是这一篇。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因为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浦文之所以对我别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两方治校勘学的相同之处。所以我能够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举的例子。” （《胡适口述自传》140-141页）。
现在，我们很难理解胡适在留学期间的这种行为。因为根据他的这段回忆文字来分析，胡适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合乎学术道德，因此他采用了两个方法来掩盖它：第一，“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所以他以为“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第二，“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胡适在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且也只是在日记中写一篇供自己日后参考的读书笔记，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困惑。作过读书笔记的人都有体会：利用书中原有的文字作笔记，要比把书中的意思变换成自己的语言省力得多、快得多。而注明笔记的来源，更可以为日后的查询及深入学习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胡适却要干费力、费时、为以后学习制造障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胡适在当时，也就是1916年底，他就已经在为当“国人导师”做准备了。但这个准备不是真枪实弹，而是银样腊枪头，或者说是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胡适回国后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以他的《留学日记》中的相关材料为主要内容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胡适在四十多年之后，还能够记得这么一桩小事，可见它是胡适的一块心病。
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的《论训诂之学》，实际是指《论校勘之学》，它们都是作于1916年12月26日。（《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6-329页）。根据后一篇札记，胡适在在 1934年写成《校勘学方法论》，最初题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胡适对这篇文章很得意。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胡适说：
“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将来此文重登《国学季刊》，即改题此名。）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425-426页）。
将这篇《校勘学方法论》与胡适十七年前的《论校勘之学》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扩展而已。比如，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最后说：“他这部书[指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引者注]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这个中心意思，实际就是《论校勘之学》的全部内容：它包括三部分，（一）、求古本。愈古愈好。（二）、求旁证。（三）、求致误之故。胡适在这篇札记的末尾说：“校书以得古本为上策。求旁证之范围甚小，收效甚少。若无古本可据，而惟以意推测之，则虽有时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余年来之考据学，皆出此下策也。吾虽知其为下策，而今日尚无以易之。归国之后，当提倡求古本之法耳。”（《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9页）。
所以说，胡适在留学期间“偷来”的知识，直到他成名之后还能够派上用场。
也许有人会对胡适的不打自招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那些早年的荒唐行为早晚会被人发现的。与其让别人揭，莫不如自己揭，既显得自己光明磊落，也表明自己并无做贼之心。第二，胡适的《口述自传》是用英语口述的，他或许以为国人接触到这本书（在当时只是录音带）的机会很小，但讲英语的外国人将很容易发现他的“校勘学”知识的来源。这两个理由也同样可以解释他在《口述自传》终於承认他并不是“汉学世家”的后代——在冒名顶替了四十余年之后。
2 向前人“借鉴”
有证据表明，胡适的很多“学问”是靠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据胡适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说，一次，清末翰林、民国初年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仲恕慕名前去听胡适的讲演。他越听越觉得耳熟，后来发现讲演内容是胡适从明末清初学者颜元的书上搬来的，但却未加说明。还有一次，胡适赶场作学术讲演。钱玄同亲眼看到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到琉璃厂买了一本旧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了一遍。（沈尹默：《我和北大》）。1922年7 月10日，胡适到济南讲学，在火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胡适马上找来赵翼的《瓯北诗集》，细读起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723页）。
胡适在写作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大量参考了孙诒让、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是孙诒让最先发现《墨经》中含有科学内容，也是他把《墨子》中的文章进行了分类。但胡适在写这两部分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孙诒让的名字。据毛子水回忆，胡适“在西斋时，即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意，则询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据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在港遇钱宾四，宾四亦以为然），其实岂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发扬太炎子学的人。”（毛子水：《师友记》）。但是，在《大纲》中，胡适总共提到章太炎约二十余次，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批驳对象才把对方提出来的。
1923年12月16日，胡适第一次拜访国学大师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谈到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的哲学时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1 页）。王国维的议论并非随意为之。就在这年1月，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权威的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清朝“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虽然胡适在说这句话的后面，还加了句“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但是，第一，胡适此时把戴震与章学诚、崔述并列，其地位远没有胡适后来推得那么高；第二，这三人之中，胡适更推重章学诚，因此不惜花费心力为他写年谱。实际上，胡适在写《发刊宣言》时，刚刚读过戴震不久。1922年3月26日，胡适从刘文典处借得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看完一卷之后惊叹“此书真厉害！”（《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94-595页），可见当时他尚未考虑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王国维的话使胡适重新考虑这个观点。见到王国维的当天晚上，胡适就开始作文论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今晚试作此文，成千余字，未完。”（《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 133页）。1924年1月6日，胡适发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推戴震为中国近八百年来三大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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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感到有些奇怪：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并未能够扎扎实实地读书；他在留学期间，也没有认认真真地学习。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胡适那么大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学艺不如偷艺”
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主动承认了自己早年的一桩抄袭行为。他说：
“今日回看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论训诂之学》；读毕觉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这整篇文章实在是约翰·浦斯格 （JohnP.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写的有关‘版本学’ （textualcriticism）一文的节译。这篇文章今日已变成[版本学界]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书》所采用的还是这一篇。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因为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浦文之所以对我别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两方治校勘学的相同之处。所以我能够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举的例子。” （《胡适口述自传》140-141页）。
现在，我们很难理解胡适在留学期间的这种行为。因为根据他的这段回忆文字来分析，胡适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合乎学术道德，因此他采用了两个方法来掩盖它：第一，“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所以他以为“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第二，“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胡适在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且也只是在日记中写一篇供自己日后参考的读书笔记，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困惑。作过读书笔记的人都有体会：利用书中原有的文字作笔记，要比把书中的意思变换成自己的语言省力得多、快得多。而注明笔记的来源，更可以为日后的查询及深入学习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胡适却要干费力、费时、为以后学习制造障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胡适在当时，也就是1916年底，他就已经在为当“国人导师”做准备了。但这个准备不是真枪实弹，而是银样腊枪头，或者说是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胡适回国后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以他的《留学日记》中的相关材料为主要内容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胡适在四十多年之后，还能够记得这么一桩小事，可见它是胡适的一块心病。
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的《论训诂之学》，实际是指《论校勘之学》，它们都是作于1916年12月26日。（《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6-329页）。根据后一篇札记，胡适在在 1934年写成《校勘学方法论》，最初题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胡适对这篇文章很得意。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胡适说：
“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将来此文重登《国学季刊》，即改题此名。）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425-426页）。
将这篇《校勘学方法论》与胡适十七年前的《论校勘之学》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扩展而已。比如，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最后说：“他这部书[指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引者注]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这个中心意思，实际就是《论校勘之学》的全部内容：它包括三部分，（一）、求古本。愈古愈好。（二）、求旁证。（三）、求致误之故。胡适在这篇札记的末尾说：“校书以得古本为上策。求旁证之范围甚小，收效甚少。若无古本可据，而惟以意推测之，则虽有时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余年来之考据学，皆出此下策也。吾虽知其为下策，而今日尚无以易之。归国之后，当提倡求古本之法耳。”（《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9页）。
所以说，胡适在留学期间“偷来”的知识，直到他成名之后还能够派上用场。
也许有人会对胡适的不打自招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那些早年的荒唐行为早晚会被人发现的。与其让别人揭，莫不如自己揭，既显得自己光明磊落，也表明自己并无做贼之心。第二，胡适的《口述自传》是用英语口述的，他或许以为国人接触到这本书（在当时只是录音带）的机会很小，但讲英语的外国人将很容易发现他的“校勘学”知识的来源。这两个理由也同样可以解释他在《口述自传》终於承认他并不是“汉学世家”的后代——在冒名顶替了四十余年之后。
2 向前人“借鉴”
有证据表明，胡适的很多“学问”是靠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据胡适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说，一次，清末翰林、民国初年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仲恕慕名前去听胡适的讲演。他越听越觉得耳熟，后来发现讲演内容是胡适从明末清初学者颜元的书上搬来的，但却未加说明。还有一次，胡适赶场作学术讲演。钱玄同亲眼看到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到琉璃厂买了一本旧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了一遍。（沈尹默：《我和北大》）。1922年7 月10日，胡适到济南讲学，在火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胡适马上找来赵翼的《瓯北诗集》，细读起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723页）。
胡适在写作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大量参考了孙诒让、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是孙诒让最先发现《墨经》中含有科学内容，也是他把《墨子》中的文章进行了分类。但胡适在写这两部分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孙诒让的名字。据毛子水回忆，胡适“在西斋时，即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意，则询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据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在港遇钱宾四，宾四亦以为然），其实岂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发扬太炎子学的人。”（毛子水：《师友记》）。但是，在《大纲》中，胡适总共提到章太炎约二十余次，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批驳对象才把对方提出来的。
1923年12月16日，胡适第一次拜访国学大师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谈到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的哲学时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1 页）。王国维的议论并非随意为之。就在这年1月，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权威的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清朝“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虽然胡适在说这句话的后面，还加了句“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但是，第一，胡适此时把戴震与章学诚、崔述并列，其地位远没有胡适后来推得那么高；第二，这三人之中，胡适更推重章学诚，因此不惜花费心力为他写年谱。实际上，胡适在写《发刊宣言》时，刚刚读过戴震不久。1922年3月26日，胡适从刘文典处借得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看完一卷之后惊叹“此书真厉害！”（《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94-595页），可见当时他尚未考虑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王国维的话使胡适重新考虑这个观点。见到王国维的当天晚上，胡适就开始作文论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今晚试作此文，成千余字，未完。”（《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 133页）。1924年1月6日，胡适发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推戴震为中国近八百年来三大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