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蒋介石交往档案

刘维荣
2006年2月22日   本站访问量：7819428
1958年蒋介石与胡适在台北“国民大会”上
胡适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胡适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美，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共同对付日本。胡适不仅以其学术地位和声望享誉学界，而且以其留美经历及亲美的思想言论成为“英美派”在学界的代表。
出任驻美大使
1935年蒋介石为装饰门面，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组建所谓“人才内阁”，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杨振声等人。从这时起，胡适便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了。
抗战开始前，蒋有意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蒋约他到官邸喝茶，当面征求意见。胡表示接受。陈布雷为此还看了胡一次。后因汪精卫被刺，情况发生变化，此议只好作罢。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胡适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旧金山，胡适作了题为《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勉励侨胞。
“一·二八”以后，胡主张在正式对日宣战之前，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当时孙科主张逮捕胡适，孙是亲苏的，他认为可以利用苏联的力量帮助中国抗日。后来蒋有意找胡适去趟欧美， 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对王世杰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王世杰为此与胡适谈了两三晚，胡适却不肯从命。他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最后，王世杰抬出傅斯年才说服胡适同意出国。
胡适于1937年9月26日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赴美游说。1937年10月1日，他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胡适针对美国朝野保持中立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心理，以朋友的方式，作了于情于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说：“我曾经住在贵国七年半，我深信美国人民是真正厌恶战争的，真正爱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贵国至少有99%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目前保卫自己抵抗侵略的奋斗是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这种同情是不会也不应该把你们引入武装干预中国战争之中。”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得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决定重用“英美派”，他曾3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敦请其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胡适认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美国《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10月6日胡适到馆正式上任。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在国事维艰之时，从事战时的外交工作。
胡适在美国期间，把大量精力放在宣传上。1938年12月4日，胡适应邀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题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演说中，他将美国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相比较，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中国目前的抗战与当年美国的独立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很相似，中国抗战的胜利也要像当年美国人那样，一面继续战斗，一面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此，他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
胡适于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所谓的“桐油贷款”。胡适自言：“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1939年6月29日，胡适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给在美国曾经的恋人韦莲司的信中写道：“这真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我并未失去信心，我确信这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新秩序将更好也更持久。毕竟，今天只剩下3个侵略国家，这是值得欣慰的。”
但蒋介石对美援的成果并不满足。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申述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请求美国贷给现款，以维持中国币制。蒋介石决定派遣宋子文作为“私人代表”赴美继续接洽美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华盛顿，成了胡适的直接上司。两人在华盛顿共事达两年多。
宋子文于1912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宋子文回国，先后在国民政府里出任过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并长期置身于国民党决策层，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入侵，宋子文在支持武力抵抗的同时，还提出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主张，以至被当时国内外舆论公认为“英美派”的领袖。
胡适毕竟是一个学者，而宋子文则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个人背景、性格及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增加了两个人合作共事的困难，以至常常发生摩擦，相处得并不愉快。当白宫举行宴会时，驻美大使馆开去的名单竟将宋子文的名字置于秘书之列；宋欲邀请美财政名流，可大使馆不为其举办鸡尾酒会等等。胡适在大使任期的最后两年郁闷失意，并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宋子文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独立务实的处事风格、心直口快的脾气个性以及讲究效率的工作习惯，他对胡适那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方式不以为然，尤其不满胡适在美主张“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外交作风。宋子文对胡适的不满，后来竟发展到宋不仅在对美外交中“唱独角戏”，完全甩开胡，而且连感情上也憎恶胡了。宋子文眼中没有胡适，许多重要机密也不让他知道。这样的工作关系，决定了胡适不可能继续在宋子文这位外交部长之下当大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认为促美参战的任务已经完成，渐生去意。1942年3月至5月，他在全美及加拿大旅行近3万公里，演说百余次。回到华盛顿之后，顿觉身心交瘁，去意已决。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继任。胡适与宋子文这段不和谐的共事经历宣告结束。胡适得到免职电报，以一身轻的心情致电重庆当局：“蒙中枢重念衰病，解脱职务，十分感激。”《纽约时报》评论说：“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
1942年9月8日胡适卸任大使一职。在后来赠给与他在美一起共事的陈光甫的一张照片上，胡适这样表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于1938年-1942年担任驻美大使，在书信和日记中，他多次提到过这一时期的生活情况。胡适是一个精明人，无论是在学问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不过在钱财方面，胡适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精明”。胡适的清廉有口皆碑。胡适自己回忆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他去世后，梁实秋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梁实秋认为，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
胡适到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在困难面前，胡适总是保持乐观，他曾在信中对妻子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
胡适卸任后，孔祥熙以为他可能比较困窘，想资助他一下。但胡适却回信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1947年初，蒋介石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对于蒋介石的厚意，胡适表示十分感谢。胡适在致好友傅斯年的信中袒露心声：“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为此胡适曾“意甚焦虑”、“数度失眠”。3月18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但因国府委员没有多少事而不能推辞，请他一定认真考虑。蒋在出门时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笑着说：“这不是官！”最后蒋介石还是尊重胡适的意愿，不再强求。
1947年底，鉴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单独宴请胡适，想请他再次出任驻美大使，遭到婉拒。
1948年初，蒋介石表示要让胡适担任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这其中的奥秘，除了美国人的作用外，则是蒋介石设计的骗局。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当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4月4日，蒋介石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声明他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宁愿当行政院长。提议国民党应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尽管蒋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此人是胡适。对于蒋介石的决定，只有罗家伦和吴稚晖赞成，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经讨论，会议仍一致推蒋作总统候选人。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胡适预料记者闻讯将会蜂拥而来，事前转移到友人家。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会议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在日记中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心情：“我的事今天下午才算‘救了’。”
10月底，蒋介石约请胡适餐叙。席间，胡适开门见山地提出10条激烈的意见。内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纠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尖锐语言。
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有一天北京大学北京校长室进来一个学生，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延安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这个消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吗？他们要我吗？”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接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南下。 16日胡适坐机飞抵南京，17日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长谈。据后来美国对话政策白皮书透露，胡含泪向司徒进言，想说服美国“帮助蒋氏进行战争”，因为蒋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他自己则“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是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官邸宴请胡适夫妇，祝贺胡适58岁生日。
胡适在南京曾对钱昌照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时发表过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一向以国民党“诤臣”自居的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私人身份于这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轮船前往美国活动美援。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赴美替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持。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
这一天胡适还在轮船上定好了自己即将在台湾创办的一份自由主义刊物的名称——《自由中国》，并草拟了刊物的宗旨：一，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湾变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二，尽力帮助“沦陷区”(指大陆地区)同胞，帮助他们早日重获“自由”；三、促使整个中国成为“自由中国”。威尔逊总统轮在美国檀香山停留期间，胡适给先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写了一封信，并将他拟好的《自由中国》刊名、刊物宗旨一并寄上。
然而4月21日(西半球为22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告诉胡适国共和谈破裂，共产党的军队已渡过长江，希望胡适对大陆时局发表看法。胡适在船上多日未看到报纸，信息全无，乍听到这一消息，着实吃惊不小。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寓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1942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住的房子。
5月28日，蒋介石致胡适一封亲笔信：“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胡适在美国的活动开展起来有很多困难，“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他在1952年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这一阶段胡适的心情较为灰暗，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最初的一年多，胡适确实是“不问政治”。可见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完全落空。
流亡的寓公生活
1950年5月，胡适为了生计，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曾有一些人撰文说，胡适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只得去担任东方图书馆的小小管理员。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年胡适生日的那天，还收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要他回台湾，还要为他祝寿，胡适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50年6月，胡适夫人江冬秀由曼谷来到美国。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又一字不识，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当时胡适的全部存款只有2000美元，胡适只好自己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胡适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陷入绝境。“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一些朋友来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招待客人。然而，他却拒绝了美国许多大学的聘请。有位曾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地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一万多美元的客座教授职位，并新建一座小楼，专供胡适使用，胡适拒绝了。胡适在美国住了9年，却始终不肯领“绿卡”。蒋介石见他不入美国籍，便千方百计拉他，先是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不肯。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胡适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后来台湾当局又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胡适和雷震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一方面反共，一方面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并从政治上跟国民党直接冲突，成为岛内推进民主政治的舆论重镇。
胡适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为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该刊的创刊宗旨写的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据美驻台前“大使”哈里曼1966年10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1950年8月，朝鲜战争初期，他在看望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偶遇当时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的腊斯克(后来成为国务卿)。腊斯克反对蒋介石派兵参与朝鲜战争，他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已走入死胡同，担心蒋军卷入朝鲜战争会给美国制造“很大的麻烦”。于是腊斯克提议由中央情报局制定一个暗杀蒋介石的计划，由胡适取而代之。腊斯克为此专程到纽约布拉萨饭店与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拒绝。
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遭如此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写了一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致蒋介石(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成功并劝说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之外，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他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力，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尖锐地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胡适次日离开台湾，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自由中国》与雷震案
胡适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一辈子的宗旨，认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他是“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的人物。胡适虽与蒋介石亲近，但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他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蒋介石对胡适也百般礼遇，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批评和讽谏，这些从1990年公开的胡适日记中可见一斑。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高潮的1954年，在台湾也发生了胡适无法脱离干系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
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由于该刊刊登的一些政治文章惹怒了军政当局，当局下令逮捕有关编辑人员。胡适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1951年8月11日，他在给雷震的一封信中愤慨地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最大的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的信不久在《自由中国》刊发出来，震动了全岛。
以后的几年中，胡适更是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规劝国民党“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有的放矢，对台湾当局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但鉴于胡适的名望，又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对他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1954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70岁生日。《自由中国》特别出版“祝寿专号”，发表了胡适、雷震等人撰写的十几篇文章，委婉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国民党选拔人才，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等。读者反响强烈、杂志再版11次，印数达百万册，仍供不应求，在台湾岛内引起广泛关注，这下大大触怒了蒋介石。
此外，胡适应《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请求，草成《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胡适在文中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希望蒋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胡适的这番规劝，无非是劝蒋介石多采纳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法。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说，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蒋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希望蒋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蒋经国一口气看完了《自由中国》“祝寿专号”，气急败坏地骂道：“满嘴胡言！”骂了一阵后，他又想，《自由中国》确实在社会上散布了许多毒素，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要尽快组织力量对《自由中国》进行大反击。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认为儿子的想法很妙，赞成他开展这次活动。蒋介石还指示儿子，胡适名气大，对胡的批判、围剿规模不宜过大，而且要内外有别，最好是在军队内部进行。因为“政府”还要胡适这块牌子做做“自由、民主”的门面。1956年12月，蒋经国指示“国防部总政治部”极机密地发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特字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等等。次年1月，该部又发布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定胡适和《自由中国》“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蒋经国在军中发起的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
一时之间，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同仁们陷入来自台湾党政军各方的愤怒声讨之中。这就是台湾有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胡适本人则处于海峡两岸夹击之中，其心情更是灰暗。
1957年8月20日，主持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铧执意辞职，胡适以全票被公推
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明令发表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恳辞，未能获准。这时，国民党当局拨专款给“中央研究院”为他修建住宅，虚位以待，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念头。
1958年4月10日上午8时半，胡适在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亲自到会致辞，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在答谢词中反驳了蒋介石的讲话，胡适说：“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了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的。”胡适只顾自己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也一个个目瞪口呆。后来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胡适在晚年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是他身体力行，使他成为许多人引以自豪的“我的朋友”。
《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于是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从1959年到1960年初，有人发动劝请蒋总统第三次连任，《自由中国》和许多海外舆论都主张遵守宪法，反对修宪，反对连任，因此又形成一次舆论和政治权势的强烈冲突。胡适这时一方面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国》，一方面也私下劝告雷震略作约束。因此在《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之外，胡适有一次对雷震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地加鞭，拼命地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以“涉嫌包庇匪谍，知情不报，并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副总统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不久胡适回到台湾，去看蒋介石，和蒋谈得很久，谈得也很激动，并于当天留下一段详细的日记。据胡适的日记所载，他告诉蒋说：“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一辈子经常营救朋友，如陈独秀等。他与人联名请求“特赦”雷震。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而无下文。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10余人前来庆贺。胡适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他表示：“我今年是满69岁，今天‘总统’祝我70岁，我就当作70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蒋介石的寿宴不能抚平胡适内心因“雷案”所造成的伤痛，他仍旧为雷震的入狱而沉痛不已。翌年7月26日，雷震在监狱中度65岁生日，胡适写下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送给雷震，这是胡适最喜欢的一首诗。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2年2月24日下午5时，胡适亲自在台北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主持院士酒会时，胡适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饶毓泰、吴健雄是物理学家。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敬挽。
不久，蒋介石颁布褒扬令，高度评价了胡适的一生，赞誉他“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但在胡适出殡的那天，“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派摄影师去拍送葬的场面，却遭到蒋介石父子的禁拒。
来源:《人物》杂志     来源时间：2006-02-21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