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大学生失业/毕文俊

作者: 毕文俊

    说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个英语单词glocalization. 这个单词我是香港一位社会学家的讲座文稿中看到的，翻译成在地全球化。这个词是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 两个单词杂交而成的。老外用它的精确含义如何，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证， 暂且按下不表。我今天用它来说一下我们中国自己的情况，单凭拿来主义，不管有没有用错——看官只管先顺我的思路往下看。
    一般而言，世界市场是从地方市场到国内统一市场到国际市场然后到全球市场的。社会结构也如此，伴随市场范围的扩大，社会流动范围和频次也不断扩大，地方社会发展到民族－社会到国际社会，再到全球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发展基本上是统一的——孰先孰后我不知道，也可以不去管它。
    
    再来说大学的历史。近代之前的大学——基督教的神学院、中国的太学、国子监等等，都自认为是世界性的。这个时候的大学是超社会、超民族的——在当时各自文明的眼界所及，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的是世界的真理和世界的文化。但是，当上帝不再能够控制世俗权力的时候，大学的地方化趋势就很明显。而近代大学的鼻祖——德国的洪堡大学，则是为了摆脱大学的地方化而建立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洪堡特别强调了大学与国家和国王的独立，但是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大学在建立民族文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从而通过独立于国家的大学来建立属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民族国家时代的大学，大学开始实用本民族语言来进行思考、写作和教学，原来的世界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开始退居次要地位。
    
    当西方民族国家开拓世界疆域、国际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中华世界被西方世界打碎了。它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中华世界需要“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才能够生存下来。中华世界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大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清朝末年设立京师大学堂，是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山，是戊戌变法的仅存硕果。民国后建立北京大学，后来爆发五四运动，原因乃在于：第一，一战之前，就受辱于西方，一战要对德国宣战；第二，战胜之后，再辱于日本。民族国家的想象又一次破灭，于是大学生们走上街头——此举奠定了中国的大学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民族国家的目标，也是中国大学及其知识份子与国家、执政党合作的最牢固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建设民族国家的进程，由党国体制主导。大学体制，也由党国体制加以改造，党国体制掌握了大学，大学体制成为党国体制的一个部分，大学服从党国体制的领导，从党国体制那里获得资源。
    
    改革开放一来，党国体制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党国体制资源开始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是党国体制允许体制外的力量发展。这就产生了如下情况：
    
    首先，中国未形成国内统一市场。中国经济依靠外来力量，投入严重依赖外资，市场严重依赖出口。对于13亿人口的大口，这说明国内市场还处于低端。还不能说明未形成统一市场。未形成统一市场表现在经济严重依赖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多学术成果，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对此鼓吹最多的当属张五常先生，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在于中国存在县域竞争，就是县域竞争导致了政府的自我革新，保持了经济长期增长。对此问题，我没有研究，也就不多说。我想结合费孝通先生关于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化的思想主张和王绍光关于国家能力建设主张，来谈这个问题。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对于中国的地方化趋势问题有难得一见的契合——是不是能够从中进一步推出更多的东西？
    
     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化思想，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应该做到“离土不离乡”，即所谓小城镇化战略。这种主张，本身就天然地与地方分权联系在了一起——小城镇就是要在农村（农村主要在县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这当然要求管理农村的县级政权强化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职能。社会学里面还有一个理论：“单位社会”。这个理论本身也隐含着一个假设：中国社会是地方化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如此多的单位，估计99％的单位是地方政府管理、地方财政供养的单位。没有地方政府独立的财权、人权（用人权）、事权，怎么会凭空在中国建设出一个单位社会来？
    
    王绍光的国家能力建设主张，可以说与上面两位先生的思想“相反相成”——他从中央财政能力等方面，指出中国中央政府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妨碍了中央政府履行其职能，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国家能力建设。王先生的思想，正好说明了中国地方化的趋势多么严重。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省级政府）已经大大超过美国这样的联邦国家的州政府权力。我认为他的看法是中肯的，而且，应当看到，中央-省的权限划分上地方权限过大，同样在省与县市划分的同时，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层层分权，就造成了中央的调控屡屡失效。这里可以从两件相关的事情看待问题。一个是温总理在第二次当选总理时候推行的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一个是当前社会关注的公务员工资问题。预算外资金，按现代政府要求看，如果是机关事业单位留在自己的小金库里面，应该是“非法收入”，因此预算外资金本来就是非法的，应当全部没入国库。但是，请看中央政府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财政部专门设立预算外资金管理局来管理预算外资金。这样一来，预算外资金从黑色收入变成了亦黑亦白的灰色收入——反而给了机关事业单位积累预算外资金以合法性。为什么如此？因为要剥离预算外资金几乎不可能。何以见得，那就要从第二件事情——公务员报酬说起。
    
    200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此时社会对公务员报酬的关注也就理所当然。因为在此期间，经常有公务员提高工资、公务员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公务员获得住房补助等种种传言。公务员报酬的不透明性，造成了对公务员报酬的种种猜测。包括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之低、报考人数之多，都成了公务员报酬高、福利高的间接证据。但是，据我了解，当外界对此纷纷猜测的时候，上海、浙江等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实行了或者部分实行了阳光工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是悄悄进行的，不能说；而且，说是阳光，其实也没有告诉全社会，所以阳光也还是不阳光。——为什么不说？我想大概是因为以前拿得太高了，降了之后每年都还有6－10万。如果一公布现在的数据，全社会岂不是要猜测以前拿了多少？还有，我想就是上海市级领导和浙江省级领导，也找不出以前的数据。从浙江的改革来看，是2008年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改革。改革之初，没有告诉各单位原因，要求各单位按照2005年本单位员工平均工资上报数据。大家不知道干什么，但是往上面报数据，很多预算外资金发的工资肯定不能报，所以一般都打了对折上报。结果2008年发工资，就要求各单位以这个数据为标准发年薪，而且连续三年都不允许涨工资。
    
    从这个所谓的“阳光工资改革”来看，我认为省级政府甚至地级市政府都无法掌握自己治下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情况，而说明他们无力掌握其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因此各单位的阳光改革，在不阳光的操作下进行（上报工资之前，没说明原因），阳光改革以后，也不敢对社会加以公布（害怕这不阳光的改革影响社会更大的误解，也害怕将来各单位在风声过去之后，被降低的工资标准又会反弹）。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我认为中央政府在财政调控能力上比较有限。这也造成了其行政调控能力受到极大的阻碍。近几年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漏洞百出，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总之，我认为三人的理论主张，可能从某种侧面上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现实：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economic-societal-political structure）是极端地方化的。
    
    但是，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完全没有全球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自不待言。再看中国沿海中小城市，甚至城镇，动辄世界××之都（乐清五金之都、柳市世界电器之都）、中国××城（义乌小商品城、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包括苏南模式，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东南沿海极好地融入了世界市场。
    
    这下，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以地方经济的形式融入全球市场。这种ESP结构，似乎就是glocalization的最好体现。这种地方全球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依赖，使得中央政府也不得不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进行经济建设，加深了地方政治的地方化。
    
    中国在地方实行“市管县”体制。这种违背宪法的体制，在我看来是中央为加强对县级单位管理而不得已使用的办法。但是，现在中央政府发现，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平衡县和市的关系——可能县在行政权限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可能中央政府看到了市管县过程中，县的行政能力被弱化，造成了许多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再三在文件当中写到——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实行行政省直管县体制。但是，从中央提出这个口号以来，地方显有响应。按道理，县域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两省，是最有条件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实行这个政策。我想原因就在于地方化的政治格局，已经成了烫手山芋——中央政府尚且不想去碰，省级政府更拿它无可奈何。
    
    况且，对县级政府的扩权，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麻烦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地方化，表现在政策的地方化，政府目标的地方化，更表现在人员的地方化。中国政府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也就是县级领导归地级市委组织部来管，而乡镇领导和县级机关干部都归县委组织部管理。从县级机关干部来看，从他进入公务员队伍开始，他一辈子大概只能在自己县里干到老，而级别只能从科员感到科级干部（乡镇长级别或者县级局局长级别，在中国的公务员领导层次中，处于最低一层），他也几乎不可能能够调到其他县工作。这样一来，县级机关就容易造成人员地方化。
    
    于建嵘等学者提出，干脆利用这一点，搞县政建设，让县域精英对县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负责。我认为这种办法，县级机关当然是欢迎的。但是问题是，如此大肆加大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化，其后果恐怕难以设想。这里很容易形成家族化的政治，精英政治成了阻碍精英上升的社会渠道，地方政府走向了民主政治的反面，到时候社会矛盾就不是被弱化了而是增强了。
    
    义乌这个县级市被授予地级市的待遇，是在省级政府授权下进行的。它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国际化的城市面对的任务及其复杂，需要地级市的权限进行有效管理。但是，当地方政府嵌入全球市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算不需要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授权，他们仍然能够获取相当的资源。他们在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建设、地方经济发展等等名目下，急速扩张自己的权力。原因在于，首先，这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当中的确面对的都是新问题，需要他们解决。其次，行政机关有自我扩张的权力欲望。最后，中央政府的作为肯定具有滞后性。比如在城市管理执法队这个“新生事物”上面，中央政府迄今没有说法，地方政府管理城市又必须要这个东西，那么中央政府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因此，当我们去看一个县级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名目时，你也许会被吓一跳——一个小小的县，几十万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单位？这么多干部？你可能会被回答说：
    
    ——这是中国第一代对工业社会进行管理的县级政府，也是第一代面对全球化的县级政府，所以这不奇怪。
    
    如果说这种地方全球化的结构是真是存在的，那么这种结构到底有多大影响？中国不是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已经能够真正代表国家形象的国际化大都市吗？直接的说明很难，但是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中国的GDP有40％以上，是县域经济创造的。这里还不包括一些“伪装成大城市”的沿海城市，如宁波、东莞等副省级、地级城市的经济。算上这些的话，中国的县域经济规模可能更加可观。
    
    说完了地方化的ESP结构，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当前大学制度。我认为，中国的大学，还处于国家化的那一步。中国的大学，无论在何处的大学，地方性和全球性都不明显。
    
    中国基本上不太可能有地方化的大学。虽然有众多大学被成为“地方高校”，但那只是大学行政层次不同、主管部门不同、主要出资方不同，办学方式、管理方式、学生要求等方面，没有太多差别（而中国的军事院校将所有中国大学成为“地方院校”，更反映了中国大学国家化的实质——离权力核心越近的越“国家”，离它越远的越“地方”，因此地方院校绝对不是办学特色、办学理念差别化、地域化的意思）。虽然中国的一些名牌大学也有一些比较，给各大学贴上一些标签，但其实质还是大同小异而已，这也是大学国家化使然。
    
    中国现代大学作为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努力的产物，又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助推器。在1949年建国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代表这民族国家建设任务的结束，而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党国体制也强化了大学的这一功能，而将大学的其他功能一并废除。
    
    新的党国体制建立，废除了民国时代的上层建筑，使其更加国家化——大学的国家化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黄仁宇说，蒋介石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官僚体系（宽泛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一个现代化的上层建筑），而毛泽东再造了一个中国的底层社会，成功地将农民组织起来。我看黄仁宇片面估计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首先，从现代化的上层建筑而言，毛泽东建立严密的党国体制，比蒋介石更加符合民族国家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现代化。其次，毛泽东虽然成功地再造了中国基层社会，但是有一个因素他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个基层社会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中国这个社会仍然主要是农业社会。这一点，毛泽东在革命当中无法改造，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也没有改造完成，相反这个农业社会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改造的任务更加艰巨——这是体外话。就说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工业体系，它很难说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依靠较为单一的文化、语言和较为明确的市场和生产分工维系。而中国离这个目标还相当远。中国要建设民族国家，首先高等教育体制和理念就要实现国家化，学校就要培养国家化的人才。
    
    国家化当然包括废除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将其收为国有，更表现为教育理想的统一，教育内容的统一，办学方式的统一，教学语言的统一，教师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统一，甚至人格、作风的统一。还包括大学面对全国招生，大学生在全国分配工作，大学生的户籍与原籍分离等措施。这些举措保证大学是在为国家而不是为地方培养人才。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经济不断实现地方化的同时，中国大学一直没有真正地方化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实现行业化也不能实现地方化。也是为什么中国民办高校注定只能做后娘养的——大学真正地方化、民办化，对民族国家的统一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大学不是很国际化吗？中国大学不是将英语放在很高的位置吗？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党国体制所精心设计的——以前学习俄语，现在学习英语——这样我们的大学和大学培养的人才，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纵然大学在中国社会里面已经算是最西化的部分，但是可惜的是它的西化也仅仅是皮毛而已，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已经在官方的默许下，走向了很容易与民族国家结盟的儒家思想。这一切都说明，大学的国家化在深深影响这中国当今的大学——还不去说大学已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今天中国大学里面，也有很多国外大学过来学习的学生，当然还有港台的学生。这样似乎说明这些大学很国际化，可惜当你近距离看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被人为地分割开了。就是说一般的中国学生，是无法接触这些外国学生的。他们一般不与中国学生住在一起，有自己的宿舍楼，甚至上课也不在一起。这说明了什么？——国家化的大学，在面对国外大学交换学生的要求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学生，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关着，以弱化这些国际学生对校园、对本国学生的影响——所以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国际化的大学。至于清华北大宣称的世界一流大学，从这个观点看就相差太远了——都不是 “世界大学”，怎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应当说，地方全球化是危险的。这个方面，有相近的事例可以作为参照。林肯总统时代的美国，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像今天的中国。这里有二元经济——北方的工业经济和南方的种植园经济。有两个种姓（caste） ——白人和黑人。北方工业经济为了保护民族工业，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南方的种植园的农业出口需要拆除灌水壁垒，并且希望从英国进口更加先进的机械（这里首先全球化的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北方工业需要黑人做工，而种植园主反对解放黑奴。因为南北谈不拢，战争就爆发了。
    
    由此可见，在一个没有统一市场的民族，或者一个国内市场被国际市场分割的民族，由于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不同需要，也容易造成分裂。当中国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小心谨慎。因此国家化的上层建筑，在中国目前还是维系民族国家的最好手段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迟迟不能改革，被人们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了——一方面他开始“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产业化，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国家化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能敷地方－全球化的ESP结构之用了。国家化大学培养的学生只知道中国的大都市，就业主要方向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城市，对于二线城市就考虑考虑，三线城市则是不得已的选择。国家化的教育体制，培育出来的是难以进入地方进行工作的学生，他们的语言不通，不适应地方的文化，害怕地方乡土社会的人际网络对自己的前途造成障碍，等等。这就造成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社会事业、政府管理需要人才，大学生也需要工作，另一方面，大学生还是在失业，或者在大都市里面干着不需要高等教育文凭就能够干的工作，造成所谓的隐形失业。
    
    大学生不愿意去地方，首先表现在对进民企的排斥。其次是视进入县乡地方政府为畏途。民营企业通常被视为管理制度不健全，家族管理、地方人际关系复杂，大学毕业生作为局外人进入，很难会得到很好的施展发挥。县乡地方政府公务员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公务员系统中被打入另册，不到万不得已不考虑这项工作。我认为这些都是实情。在中国县乡一级政府，其人员构成是相当地方化的。在公务员法实施之前，进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硬性规定，当地人进入当地政府部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造成了当地人对当地政府的掌控，有些地方干脆形成了几个家族联合把控地方的精英政治。公务员实施以后，虽然好一些，但是首先，之前进入的地方人员不可能改变，其次，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难分难舍，公务员身份与事业编制身份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为公务员系统地方化提供了一个渠道。因为事业编制人员是地方化的，事业编制招考可以规定只招考本地人（地方公务员考试当中，也有相当部分只招考本地人），而事业编制人员在地方行政机关是可以使用的，而且通过晋升到副乡镇长级别，就可以顺利进入公务员队伍。这就造成了公务员法对地方政府人员地方化这个现象的约束力不从心。
    
    如果以上的说法都还只是个推论，那么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来看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大学数量、大学生人数、大学生就业人数，我们就能够发现。越是地方经济、民营经济发达的身份，其大学越少，大学生人数和大学生就业人数越少。浙江在这些方面，排名最后。越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发达的地区，大学生需求就高。这说明外资、国企对当地人的挤出效应明显，而民营企业对外来大学生的排斥效应明显。地方化对大学挤出效应明显，原因就在于在地方化的结构里面需要的语言能力、交往方式、思考模式以及对地方文化的熟稔等等，都不是国家化的大学所能够提供的。当然，并不是说国家化的大学都是被国家精心掌控的。总有逃逸出国家化的东西，校园文化当中总有些异质成分。但是以城市中产阶级文化为自我定位的校园文化，同样与地方化社会格格不入。我们可以说，国家化的大学对全球－地方化的社会经济不适应结构，其中，越是地方化程度高，适应程度越低。
    
    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上文提到的一个数据。在中国县域创造的40％以上的经济总量，除掉基本不需要大学生参与的纯粹农业体力劳动产生的价值（我们假设它占GDP10％），我们可以看看这剩下30％的经济总量当中（不用去说中国的县域当中拥有中国大部分人口），拥有多少大学生，拥有多少全日制学习的大学毕业生，就更能够看出问题了。在大学扩招以前，几乎很少有大学毕业生去县域工作。大学扩招以后呢？也许会多一点，但是会有30％吗？至少从我们读书的经历来看，去县里（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工作的同学，不知道有没有5％！
    
    有人会问：就算现在这些地方-全球化的经济形态今天还是非正式经济，将来他们不会发展为正规经济吗？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生会乐意到县域工作吧？
    
    首先，经济形态不可能是单线进化的。中国被分到了价值链的低端，所以中国经济形态特别是县域经济形态的升级不能说不可能，但是让所有的低端都升级了，那么多高端产品谁来消费？
    
    其次，有人说，等中国开始逆城市化进程，会不会好一点？到时候，县域特别是大都市周边的县域与中心城区的地位就可能颠倒过来。但是我要说，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个社会发展体制下面，中心城市的社会建设、环境建设总是最好的，中国不会出现中心城市空洞化的进程，所以县域只能安心演好自己现在的角色。
    
    任何大国经济发展，都需要靠国内发展。任何大国的发展，都是整体的发展，他带来的是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社会高度流动、乡土社会解组、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现代价值观念的传播——可惜中国社会几十年的进程与这个模式有许多不同。大学和国家化的大学，是适应这一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这一现代文明的推动者。中国大学曾经推动了中国的民族国家进程，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当中国真的步入全球市场，中国大学迷茫了，慌乱了，在这场大潮中，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纷纷出卖尊严，提出与“市场接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想要在这个大潮当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可惜他们都认识不到中国的社会本身是如何与“全球市场”接轨的，因此他们的接轨都接错了——那些口号，只能徒劳地说明中国大学价值观的沦丧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毫无理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为是收获的季节，没想到危机一来，风云为之变色，中国大学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大学生（包括后大学生）和大学管理者们都已经进退失据，狼狈不堪（教育部甚至又提出扩招热门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怀疑在这种经济危机下面，是否还存在什么热门专业！）。有人怀疑大学扩招积累的问题会一朝爆发，难以收场——这个难以逆料，当我希望这次危机如果真正成为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契机，那么众多中国大学生在校园里面浪费的青春也许还算值得。
    
    ——否则，他们被耽搁的青春就死得太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