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从历史中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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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从历史中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

2006/02/26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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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中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

　　　　──评桂勇著《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

　　　　　　陆　铭*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近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关注是非常不够的。如果不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社会的产权、权力和政治的结构，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就不能看穿基于现代市场体制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疏离之处，这种疏离既是宏大的，又是细微的，但却常常不为人所重视。

　　桂勇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青年学者，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但一直扎根于社会学的研究。《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城市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1949-1956）》（伍柏麟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前沿研究丛书》之一，上海立信出版社）（以下简称《产权》）是桂勇博士倾几年之心力完成的著作，在书中，桂勇博士直指经济学里制度是基于效率原则而被理性设计的命题，他通过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发生的公私合营历史，揭开了这样一幅图景，“是权力因素而非对‘效率’问题的考虑在推动着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产权变迁。”这本著作体现了桂勇博士的社会学关怀和经济学积累，以及他大胆运用口述史方法探求历史事实的理论勇气。

　　正如桂勇博士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基于效率原则被理性设计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学里有着深远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此有颇多的反思，关于这些新的思考，我要推荐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的论文集《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经济学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从韦森教授的一系列论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哈耶克的“自发制度生成论”，更可以了解经济学如何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制度怎样在人们的博弈过程中“内生”出来。但是，桂勇博士的研究的潜台词是，似乎用博弈论的语言也不足以看透中国式的产权变迁史。我的理解是，在博弈论里，博弈需要一个基本的结构，这个结构本身也隐含着一些基本的规则，在给定的博弈结构之下，制度可以理解为博弈的结果。但是，这一理论进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给定的博弈结构里，那些基本的博弈规则是怎么来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就逼迫我们必须去研究历史。我认为，桂勇博士对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产权变迁的理解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为一个故事：第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把工人阶级放在了领导阶级的地位，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大力宣扬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时代，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工人始终也没能占据社会的顶层”；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用国家政权通过政治手段完成了国家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中心力图按自己的理想来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因此，“产权的重构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重构’过程”，“国家既是游戏的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订人”。

　　在《产权》一书中，桂勇博士用详尽的史料（特别是口述史料）从产权改造的政治背景、国家垄断的形成、自由市场的消亡、企业控制权的争夺、社会心理的重构、公私合营的过程、社会结构的重塑、“新”企业的运作等多个维度重现了历史。其中，特别精彩的是，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国家政权如何在价格、金融、税收等宏观环境方面对私营企业进行歧视，最终使得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同时，作者也用大量的史料展现了公私合营前后，资本家在企业的人、事、财、处置、收益等方面权力全面削弱的过程。这些历史表明，在公私合营之前，虽然企业的产权从所有权的性质上来说并没有变为公有，但由于各种相关权力被全面削弱，资本家所拥有的企业产权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企业生存的宏观环境的恶化，以及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资本家权力实际已经被削弱，使得公私合营最终成为资本家的最佳选择，公私合营成了整个国家重构进程中的一步棋。

　　桂勇博士的著作重在观察和挖掘史料，也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谈资和想象空间。在中国建国之后的经济史解读中，林毅夫教授等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试图用赶超型发展战略来解读改革前的计划体制，以及这一体制给中国经济改革留下的诸多“遗产”。而桂勇博士对于这段经济史的解读似乎更加重在权力的结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在桂勇博士的脑海里，是将整个建国后的政治经济重构理解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理想的实现过程。其中，平等的社会应该是这个政治理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看到，公私合营后人们的工资差距缩小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领导层的教育水平有所下降（更多的普通人成为管理者）。同时，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政治理想的一个部分，因此，桂勇博士所描述的政府借助于计划体制来压低工人工资的事实，就也成了可以置于赶超型发展战略之下来理解的历史。

　　一代领导人的政治理想左右了新中国建国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走向，回头去看，不免让人发出阵阵嗟叹。经济学在半个世纪以前还没有形成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系统的批评。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经济低效率的根本来源之一是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公有的企业产权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能给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工提供努力的激励。虽然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指出，市场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信息处理机制，但是，计划经济的信徒也长期相信人的理性设计可以做到“人定胜天”。事实上，当国家试图通过一整套体制来掌控经济运作的时候，完善的私人产权所要求的一系列权利就变得不可能了。而当国家消除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时候，当企业在国家的计划下被“车间化”的时候，其实，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背负起了一个沉重的处理经济信息的包袱。当年，计划者曾经自负地反问，“既然强调精神、思想作用的动员手段在1949年前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帮助革命取得胜利，那它为什么不能成功运用于今天的经济建设这样相对平稳安逸的工作中呢？”历史最终表明，精神的动员并不能从根本上──至少是不能在短期里──改变人性。更为深刻的是，战争与经济建设的本质不同在于，战争的信息必须以中央计划的方式来处理才最为有效，而经济运行的信息却比战争复杂千万倍，其最有效的处理方式就是交给市场。

　　在社会科学贫乏的年代里，政治的理想造就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站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历史，我们不仅要问，当代的中国是不是已经因为有了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不再按政治理想来重构产权了？但愿人们已经明白，产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激励的结构，从来不曾有一个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的社会能够在不解决激励问题的条件下实现持续的发展。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及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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