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大学

2009-01-09 作者：汪堂家
    ■汪堂家

    ●中西方的许多大学都“躺在病床上”并且病得不轻。所不同的是，我国大学的病症还有自身的特殊性。

    ●现在没有人能否认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也没有人能否认政府部门和大学教职工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为几亿人提供教育所遇到的巨大困难。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必须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因为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正是大学的本性。

    汪堂家: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著有《自我的觉悟:论胡塞尔与迪卡尔的自我学说》、《汪堂家讲德里达》等。

    1994年德国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密特西特拉斯(Juergen　Mittelstrass)曾以“不合时宜的大学”为题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痛陈德国乃至西欧的大学之弊，如:大学理念的丧失、官僚体制的强化、学术精神的凋敝、专业鸿沟的加深。2006年3月30日，这位做过德国总理科技顾问的哲学家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再次以“大学的未来”为题发表讲演，哀叹西欧的大学正在丧失它们的教化(DieBildung)功能，指出知识社会所需要的大学的自主性不断遭到侵蚀，批评“市场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

    今天，如果我们反观一下我国的大学并将我国的大学与欧美的大学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中西方的许多大学都“躺在病床上”并且病得不轻。所不同的是，我国大学的病症还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表现在:

    1、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建立不过百余年的时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制度尚未完全确立，“文革”则从根本上破坏了尚未成形的大学制度，以至我们现在继承的大学制度带有先天的畸形性。

    2、我国的大学几乎是行政机构的延伸，现在也许是亟待改革的最后一个官僚机构。就行政效率而言，我国的不少大学甚至比不上改革后的许多政府部门。我们只需看看各个大学有多少机构就清楚了。由于行政人员过多，必然要花费大量资源。有人就要找事干。这就意味着增加大量无用的工作。

    3、我国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并且缺乏公平的资源分配制度。我国教育开支在近几年虽有较大增长，但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依然很低。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许多大学不断扩招，但教室和其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于是只好靠贷款解决问题。除少数得到重点支持的大学之外，不少大学图书馆近10年没买多少新书，更不用说进口外文图书了。

    4、大学本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在20世纪上半叶，她曾是我国社会的启蒙者。今天，大学的这一功能被大大削弱。“民主与科学”本是启蒙的基本内容。遗憾的是，就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本单位的事务而言，许多大学教师甚至不如一些农民。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大学已经大大落后于自己的时代。由于在制定和实施大学政策方面缺乏教师的广泛参与，一些大学的领导也就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大学领导们也并非不努力，但还是要做令他们很痛苦的无用的事。比如，他们明知是画饼充饥，但就是不敢取消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不切实际的规定，其原因是，如果取消这一规定，论文数量和大学排名会立即下降，社会声誉、招生和拨款都可能受到影响。于是，滥竽充数成了许多大学应付不公正的评价体系的策略。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赞同韩水法教授在《大学与学术》一书中的看法:“中国大学的问题并不单单是大学自身的问题。中国大学的改革并非只是大学制度的改革，而是整个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大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但是，在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无法齐头并进时，我们不妨从比较容易的微观改革入手。从微观层面看，我国大学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我国的大学并没有培养出大量具有全球视野的毕业生。不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的国际性企业就无法招到合格的人才，我们就无法及时吸收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和管理经验，也无法及时吸取别人的失败教训，更无法有效应对以后的全球化挑战。此其一。

    其二，“专业不专，通识不通”成了我国大学的通病。我这里所说的“专业”首先是就专业精神而言。而专业精神贵在精细，贵在认真与耐心，贵在对工作程序、技术程序和职业操守的充分尊重和严格坚持。没有这种专业精神，就不可能出现高水准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也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通识教育是为弥补专业教育之弊而设计的，其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学生和教师在学术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方面是为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创造做准备。同时，所有知识都应服务于人类的崇高目的并贯彻我国哲学家牟宗三早在1952年就已提出的那种“人文精神”。通识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这一精神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这一精神。

    实际上，通识教育并非新东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的课程设置已经体现了通识教育的要求。当时上海的几所大学招生第一年就不分专业。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为贯彻通识教育的要求，不顾年迈体衰，在当时复旦的八角楼亲自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开了十几次哲学与逻辑讲座。在西方，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曾把知识比作一棵大树，并主张一个人一辈子应对这棵大树有一个基本了解。意大利的维科和德国的莱布尼兹、洪堡特和费希特都从不同角度强化了通识教育的观念。因此，我们刚刚开展的通识教育是在重新接续优秀的大学传统。

    对大学的病症，我们自然可以列举很多。现在没有人能否认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也没有人能否认政府部门和大学教职工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为几亿人提供教育所遇到的巨大困难。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必须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因为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正是大学的本性。一旦大学丧失了这种本性，大学就会沦为中世纪的神学院。一旦大学丧失了这种本性，大学就会丧失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只要不讳疾忌医，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找到大学的病根并内外兼治，一个与时俱进并充满活力的大学制度就有可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