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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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川流不息 @ 2007-11-19 18:51
一
《新生活报》，1917年12月俄历7日   （公历20日），第195期
“无产阶级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在这句话中包含着对正义、理智和美取得胜利的美好思想，包含着人战胜野兽和牲畜的理想，在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斗争中死掉了成千上万的各阶级的人。
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现在它获得了自由创造的可能。应当适时地问一句：这种创造表现在哪里？“人民委员政府”的法令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仅此而已。这些法令是一些“用叉子在水面上书写的”很不可靠的文字，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当今的现实却没有提供实现这些思想的条件。
革命将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它在怎样改变俄罗斯野蛮的风俗？它将给俄国黑暗的生活带来许多光明吗？
在革命的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民主派就是这样审判自己的罪犯的：在亚历山大市场附近抓住了一个小偷，人们立刻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进行表决—该用什么样的死法来惩罚这个小偷：是淹死他还是枪毙他？后来人们决定淹死他。于是这个小偷被扔进了冰河里。但是他却不知怎么竟挣扎着游上了岸。于是人群中的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把他枪毙了。
我们历史上的中世纪是卑鄙残忍的时代，可即便是在那时，如果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意外地从绞刑架上跌落下来，那人们就让他活下去了。
私刑对正在成长的一代会有什么影响呢？
士兵们拖着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小偷要把他扔进莫伊卡河里淹死。小偷浑身是血，脸被打得一塌糊涂，一只眼睛被打得流了出来。一群孩子一路围观着；后来，其中的几个孩子从莫伊卡河边回来时，一边单脚跳着，一边兴高采烈地叫喊：
“淹死了，淹死了！”
这是我们的孩子，是未来的生活建设者。人的生命在他们的观念里将变得十分廉价，然而人—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东西。战争对人的评价是比一小粒铅弹还低廉的，人们曾因这一评价而义愤填膺，因为战争而谴责“帝国主义者”，而现在，面对每天都发生的残杀人们的兽行，我们又该谴责谁呢？
由于一系列条件的缘故，我们现在几乎完全停止了书籍印刷和出版工作，同时，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地被毁坏了。就在不久前农夫们洗劫了胡捷科夫、奥鲍连斯基的庄园和一系列别的庄园。农夫们把所有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分运到各自的家里去，而将藏书烧毁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无价值的，就是在城市老百姓的眼里它们是否具有价值也值得怀疑。
书是文化的最重要的向导，为了使人民能够得到有思想的、真诚的、对他们自己有帮助的书籍，书籍工作者们可以做出某些牺牲，因为他们比大家都更早地特别关注这一事情，以便在他们周围建立一个有助于发展和实现他们理想的意识形态环境。
我们的导师拉季谢夫们、车尔尼雪夫斯基们和马克思们都是书籍的精神制造者，他们为自己的书牺牲了自由与生命。现在，书籍的物质制造者们又该如何去加快图书事业的发展呢？
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了，每天夜里，人们成群结队地洗劫酒窖，酗酒狂饮，互相用酒瓶砸打脑袋，用碎玻璃片割划手掌，还像猪一样躺倒在烂泥和血污中。在这些天里被挥霍掉了价值数千万卢布的酒，当然，不久还将挥霍掉上亿卢布的酒。
如果把这种宝贵的商品卖给瑞典，那么我们就能用它换回黄金或国家所必需的商品—布匹、药品和机器。
当斯莫尔尼宫的人们想起来时已经有点晚了，他们威胁要严惩酗酒行为，可酒鬼们并不怕威胁，而是继续消耗这种商品，其实这种商品早就该由国家征集，作为我们这个穷困民族的财产，赢利地出售，为大家谋利益了。
在抢劫酒窖期间，当场就开始了像射杀野狼一样的杀人行动，这样也就在慢慢地教会人们冷漠地杀戮别人。
《真理报》把酒徒们的暴行称作“资产者们的挑拨离间”，这当然是谎言，是“妙语”，这只会加剧流血。
偷窃在发展，抢劫在加剧，无耻之徒们干起行贿受贿勾当来，其狡诈程度与当年沙皇政权的官员们一样；愚昧的人们聚集在斯莫尔尼宫周围，企图讹诈被吓坏了的庸人。“人民委员政府”的代表们的粗野行为引起了普遍的责难，而且这些责难是公正的。形形色色的小家伙过着掌权的瘾，像对待战败者一样对待公民，就像先前沙皇的警察对待老百姓一样。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大吼大叫，那样子就像过去科诺托普或科赫洛玛的岗警。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而这一切是兽性风习的胜利，是腐蚀着我们的那种亚细亚习气的发展。
那么，卡尔·考茨基怀着赞扬所描写的“俄国工人的理想主义”到底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什么上呢？
社会主义的道德，即“新的”道德又是在哪里和怎样体现在生活中的呢？
我想，“现实的政治家”中一定会有人怀着对我指出的这一切极为蔑视的神情喊叫道：
“你想干什么？这是社会革命啊！”
不，在这场动物性本能的爆发中，我没有看见强烈表现出来的社会革命的因素。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的心理参与的俄国式暴动。
二
《新生活报》，俄历1917年12月19日    （公历1918年1月1日），第205期
革命正在深入……
那些正在“深化革命”的人的无所顾忌的蛊惑言论已经结出了果实，很显然，这些果实对于那些最有觉悟和最有文化的工人阶级社会利益的代表来说，是致命的。在工厂里，干粗活的工人对技术专业工人们的充满恶意的斗争正在逐渐地展开；干粗活的工人们开始说什么，钳工、车工、铸工等等都是“资产者”。
革命仍然在深入，为那些用工人阶级活的身体做试验的人们增添着荣耀。
而那些意识到时局的悲剧性的工人们却对革命的命运怀着巨大的忧虑。
“我担心”这些工人中的一位写信告诉我，“有朝一日群众将对布尔什维主义不满，对最美好的未来永远失望，将永远失去社会主义信念，将重新把目光全都转向过去，转向黑暗的君主制，到那时，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就会死亡，就会再销声匿迹数百年，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我想，会这样的，因为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实现蒙昧群众的一切愿望，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生活在这样的群众中的人为了使地球上对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的信念不至于破灭，应当怎么办。”
“文明程度稍高一点的工人在愚昧的群众中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好像他成了自己人中的异己分子。”另一位工人这样对我说。
这类抱怨愈来愈频繁，这预示着在工人阶级的内部有大分裂的可能。可是另外一些工人在交谈和来信中却这样对我说：
“同志，您应当高兴才对，无产阶级战胜了呀！”
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无产阶级没有战胜任何东西，没有战胜任何人。正像过去，当警察统治牢牢地卡住无产阶级的脖子时，它没有被战胜一样；现在，当无产阶级卡住资产阶级的脖子时，资产阶级也还没有被战胜。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胜利者通常是宽宏大量的，也许，这是由于疲劳的缘故；无产阶级却不是宽宏大量的，这从索·弗·帕尼娜、鲍尔蒂列夫、科诺瓦洛夫、贝尔纳茨基、卡尔塔舍夫、多尔戈鲁基和其他一些不知何故被投入监狱的人的案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除了上述几位以外，在监狱里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挨饿，是的，数以万计，而且是工人和士兵！
是的，无产阶级并不宽宏大量，而且也不公正，然而革命是本应在国内建立起可能的公正的。
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胜利，全国到处都在进行内讧性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在互相残杀。一些丧失了理智的人在《真理报》上疯狂地教唆着：打击资产者，打击卡列金匪徒！但是所谓资产者和卡列金匪徒都是当兵的农夫们、当兵的工人们，杀死的正是他们，枪杀赤卫队的也还是他们。
如果内讧性的战争仅仅归结于列宁抓住了米留科夫的小资产阶级的头发，而米留科夫则揪住了列宁那蓬松的假发，那么“请吧，老爷们，请打斗吧”！
但是互相打斗的并不是老爷们，而是奴才们。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殴斗会很快结束。当你眼看着国家的健康力量怎样互相在残杀中灭亡时，你是高兴不起来的。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大街上走着，好像自我嘲弄似的呼喊着“和平万岁”。
银行被占领了？如果在银行里有可以喂饱孩子们的面包的话，那倒好了。但是银行里没有面包，而孩子们依然在日复一日地挨饿，他们中虚弱的人数在增加，死亡率在上升。
内讧性的大屠杀彻底地破坏了铁路运输，即使农夫们交出了粮食，那也无法很快地把它运出来。
但是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没有提高人们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
当然，有那么一些昂首阔步、趾高气扬的人。他们颇像顺利地把自己的对手打得“双肩着地”的马戏团的大力士。这些人不值得一提。但是总的说来，在群众中看不到革命激活了人身上这种社会感情的迹象。现在，对人的价值估量依然同过去一样低廉。旧的生活习惯并没有消失。“新的开端”依然像过去一样粗俗，只是外表上显得更少教养。在现在的派出所里，又是大喊大叫，又是跺脚，就像以前喊叫的一样。捞起贿赂来还像以前的官吏们一样，还把人们像牲口一样成群地往监狱里赶。一切旧的东西、丑恶的东西暂时都没有消失。
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这说明在俄国只实现了物质力量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没有加速精神力量的增长。
而生活的意义和对生活中一切卑鄙的东西的纠正就在于发展我们的一切精神力量和能力。
“现在谈论这些还为时过早，我们首先应该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
再没有比统治人的权力更卑劣的毒素了，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使得权力不至于毒害我们，把我们变成比那些我们终生反对并与之斗争的人更卑鄙的食人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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