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新共识”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邓瑾 发自北京

2008-12-24 20:11:12

        1980年，人口总数已达10亿的中国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试图用“一代人”的时间非常规地控制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

        如今，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世界公认。然而，伴随着“一孩政策”形成的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远未进入公众视野。这个历史性转变就是，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1/4的速度下降，并将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加速老龄化。这将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方方面面带来深远影响。

        对几十年来一心扑在降低生育率上的中国来说，对过低生育率及其影响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

        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郭志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很低生育率都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强烈震惊”。而我国出现很低生育率已经十多年了，却是“虽有迷茫但波澜不惊”，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

        上海，这个中国低生育率之最的城市，正提前经历着预示中国未来人口走势的“低生育率陷阱”。

        统计显示，过去15年来，上海市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同时，这个城市的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乃是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急剧下降，现在仅为0.95，相当于每100万名妇女只生下95万个孩子。而在1972年，上海市每100万名妇女大约要生下近200万个孩子。0.95的总和生育率(这个数字不准，早降低到0.7左右了。——杨支柱注）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按照人口学上的定义，在考虑到子女一代的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换句话说，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就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零增长。

        按照惯例，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把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而中国整体的生育率，根据不同的计算口径，在1.3-1.8之间，都显著低于更替水平。

        显然，上海的生育水平甚至显著低于“极低生育率”。上周六，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人口高峰论坛上承认，上海的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希望各方专家为上海微调生育政策出谋划策。

        “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中国人口专家、加州大学（Irvine）社会学系系主任王丰教授警告说。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王丰说。

        另据接近上海市计生委的人士称，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省市都希望能在人口政策调整上走得更远，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努力没有结果。

        人口政策主管部门的担心仍然是，如果“二孩政策”一旦松动，有可能导致人口失控。在他们看来，人口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等带来负面影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1980年中国启动“计划生育”这项公权力强力干预私权利的政策时，中央明确指出该政策针对的是“一代人”，持续的时间是“30年”。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的说明。

        而在绝大多数人口专家看来，“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早已是过去时，现在困扰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和低生育率密切相关的人口性别比失衡 (现在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123个男孩出生，这种畸形的性别比不仅剥夺了大量女婴的生存权利，还将在不久的将来造就大量光棍，影响社会和谐）、劳动力短缺(2013年左右，中国15-64岁的劳动人口将达到峰值10亿人左右，然后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从“无限供应”转向“有限剩余”直至“短缺”，劳动力成本不再低廉将深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老龄化加剧（从2005-2030年，中国增长最快的是65岁以上的老人，从1个亿增加到1.23亿甚至更多，这将给中国的养老、医疗乃至创新体系带来严峻挑战）等问题。

        1980年中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是在一个短缺经济时代希望通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达到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以拉动经济。同时，减少粮食、能源等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

        而在人口学家、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看来，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宏观政策的导向之一是扩大消费。此外，人均能源消费、污染等的快速增长绝大部分原因不是因为人多了，而是源于经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下雨了打伞，雨停了还打伞？”上周六，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上，左学金对现行生育政策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而这样的质疑回荡在那一整天的研讨会上。人口学家、土地专家、粮食专家以及经济学家从各个不同的领域阐释了中国正在经历着和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时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这个形势是如此严峻，以至于如果不立即采取相应的渐进的政策调整，以及在更多的地方进行生育政策放开的试点，中国将“悔之晚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作为少数派当场设擂台：为什么是一边倒的声音？有没有其他的声音？但应者寥寥。

        另一位对这一边倒的质疑做出回应的是国家计生委直属研究机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她说，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政策一直都在调整，比如1990年代转向依法行政，以及现在很多省市已经放开了对生育第二胎间隔时间必须是4年的规定等。“中国的人口政策一直在渐变，而不是巨变。”马力说。

        她的观点马上受到了一人口学家的反驳，“现在政策的调整都没有改变低生育率！为什么世界上唯有中国没有对低生育率过低的担心？”低生育率，在人口学家们看来，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遭遇严峻人口难题的根源。

        当天研讨会上学界与决策层代表的分歧，基本上就是现在学界与官方分歧的缩影。只不过，现实生活中，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好相反。

        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的判断，在2000年前后达成了高度共识。从那以后，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人口学家，一批——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的话说——“忧国忧民”的人口学家，开始了唤醒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的行动，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就是上述学者中的一位。通过过去7年参与上述跨机构研究团队的调研，他深刻感受到，“中国人口正处于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当前的人口形势及其未来走向的判断的问题。”顾宝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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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新共识”

作者: 南方周末2008-12-24 20:13:42来源:南方周末 

        人口学界与人口政策决策机构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断现在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的走向，不同的判断得出不同的政策导向。决策机构最大的考虑之一仍然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并担心一旦生育政策开个口子，将导致人口失控。而人口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等带来负面影响。

        而人口学界自2000年以来已对中国的人口形势以及未来走向形成新的共识，那就是：

        1）中国存在显著低估中国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从1992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已经长达近20年之久。官方一直把中国总和生育率定位在1.8左右，长达十几年未变。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的多项实际调查，包括全国人口普查、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国家计生委的各次全国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等，其统计均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左右。即使加上漏报，也达不到官方所定位并依此做决策的1.8。

        2）要跳出“人口决定论”。马尔萨斯是最早系统地提出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导致人类发展陷入困境的人口和经济学家。但是后来的研究和历史实践均表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复杂，尚未从理论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实践的结论表明：在一个社会里，特别是在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的现代社会中，某一地域的人口数量多寡，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成败和强弱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国家在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时需要仔细考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3）现在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以及环境污染加剧等，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增长方式所致，而非人口增多之罪。而且，中国的土地承载力不断突破之前人们的估计，从解放前的4.5亿到现在的13亿。事实是，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同样是7%的耕地，我们却养活了3倍于1949年的人口。中国人口容量的极限到底是多少？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科学地评估。

        要高度正视低生育率现实及其后果，并及早开展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试点以及政策调整。

        (以上内容是本报记者根据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提交的论文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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