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的预测比此前巴曙松(微博)的预测提前两年

　　摘要：“最晚到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会完全从正的到零再到负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昨天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在2013年关闭。这比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预测的2015年至少提前两年。

　　南都讯 记者秦鸿雁 “最晚到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会完全从正的到零再到负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昨天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上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在2013年关闭。这比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预测的2015年至少提前两年。

　　2000年之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后果，积极的后果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就是劳动力供给。其次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有储蓄的增加，储蓄如果变成资本，也会对经济带来好处。第三则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与回报上升。

　　王丰和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1982年到2000年期间，接近20年的经济增长期中，至少有15%是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

　　在2000年之后，人口红利呈现渐渐消失的状态，至现在中国已处于人口红利的残余年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00年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王丰预计，最晚在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入第三阶段，即由正至零并变成负数。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我国总人口(含港澳台)为13 .7亿多人，十年增长5 .84%，年均增长0.57%。这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0 .5个百分点。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明显放缓，人口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

　　抚养比会从5：1降到2：1

　　王丰称，从人口普查数据的公报也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深刻转型时期，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老年型人口结构。中国人口红利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但人口老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远远不止这些。

　　“人口众多、资源缺乏，这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国情，但是现在，中国的基本特征不再仅仅是人口众多，而且人口快速老化，这是我们新的国情，它也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王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社会抚养比约是每6个有工作的人对应一个退休的人。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变为5：1.到2030年，不是很远的未来，这个数据将刷新为2：1.即20年间纳税人跟拿退休金人的比例，会从5：1降至2：1.“如果你现在觉得税负比较重的话，那我只能说，这还没有开始”。

　　需要全方位深化制度改革

　　除了红利窗口期的关闭，人口老龄化之外，中国还有一个特定的条件，即中国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孩子。根据2005年全国普查的数据来看，中国大约有40%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在城市里这个情况尤其严重，接近70%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王丰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的老化、劳动力的变化，而且还有家庭的影响，这个影响恐怕是花多少钱都弥补不了的。”

　　此外，放开生育政策，也不会像房地产市场管控开放的效果一样，马上起到效果，因为生孩子大家会更为理性地考量，除了生得起还要养得起等等。

　　为此，王丰认为除了人口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外，政府还“需要尽快地全方位地深化制度改革，从金融体制、劳动力市场体制、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尽快进行改革”。

　　“(全方位地深化制度改革)不要等到已严重老龄化后再开始，因为这个问题就像是海啸一样，其力量非常大，而且不会向反方向走。当它真正上岸时，我们连房子都会一起被卷走。”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

    危言与变局：中国未来的人口图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 09:20 中国新闻周刊 　　也许，人口问题在未来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还有待商榷，但“2030”的意义不是预言，而是警示。如果对中国现有人口问题不加重视或应对不当，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困境，而且，因为人口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这种困境也许会触及社会每个角落。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在近30余年，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力干预，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发生了急剧转变，在短时间内让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模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近百年的人口增长转变。支持中国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良好的人口环境，实赖于此。　　但由于转变的迅速性与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问题也随之呈现或加速到来，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老龄化态势严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等等，人口问题从“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依然不容乐观。　　因为人口发展的特性，这些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在多年以后才会集中显现。根据人口学专家推测，2030年前后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拐点，届时，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之后将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性别比失衡一代也大都进入适婚年龄，老龄化问题加剧，流动人口持续攀升，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选取2030年作为时间节点，集中展示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人口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这是对中国当前人口问题未来走向的假想与推测，当然，这种假想与推测是建立在相关部门及有关学者的数据与研究基础之上的。　　也许，人口问题在未来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还有待商榷，但“2030”的意义不是预言，而是警示。如果对中国现有人口问题不加重视或应对不当，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困境，而且，因为人口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这种困境也许会触及社会每个角落。　　欣慰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对人口的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逐渐重视，人口工作也开始逐渐“转型”，尽管调整过程并不尽如人意，但人口的均衡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阶段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共识，如果这种理念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框架下能够一一体现和落实，我们相信，2030年中国的人口走向将是另外一种图景。　　编者按：本文以现有的各项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以及学者的研究和预测为基础，推演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在2030年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以这样一个社会细胞的视角，展现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的人口图景。　　当然，社会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向好的因素也必然会存在。比如我们所担忧的性别比问题，以往的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抽查数据，或多或少证明存在人口漏报、瞒报的现象，统计数据偏差也可能导致我们过分估计未来的出生率、出生性别比等，由于害怕超生而被惩罚的“漏查之女”，可能在实际生活中缓解我们对男女比失衡的忧虑。　　总之，本文虽然是对未来人口可能遭遇困境的一次集中呈现，但不代表我们对未来抱有悲观。相反，我们希望对人口问题的准确把握和及时应对能够有助于避免此种想象图景的发生。　　计生“变形记”　　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到小区居委会计生办，这个拥有几十万工作人员的庞大系统，正在面临着主动或被动的改变　　邹国丽有一双“神眼”。怀孕不久的妇女，身形还不明显，别人看不出来，她能。走在大街上，她对人群中的孕妇很敏感，只要看一眼，就能肯定地说：“这个有了。”女儿笑话她落下了“职业病”。　　51岁的邹国丽从2002年到现在，一直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乙28号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在中国庞大的计生系统中，这是一个最基层的岗位，是中国人口工作的具体细微之处。　　根据官方发布的统计公报，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达50余万人，其中包括像邹国丽这样的街道自聘人员。近几年来，他们的工作内容随着大形势的发展，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转变。　　计生的硬软之变　　在北京，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现在如果要生第二胎，需要缴纳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这一数字来源于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一定的倍数，对常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街道办和居委会的计生人员难免被各色人等找上门来。　　邹国丽不止一次被人当面责骂过：“你讲不讲人权啊？我生完孩子为什么不给入户？”也曾有个“二胎妈妈”端起办公桌上的一杯热水向她泼去；到居民家里做入户登记，碰钉子更是常事，特别是一些高档小区，业主不是富商就是高职人群，当邹国丽挨家挨户登记时，保姆一看是居委会来人，根本不给开门。　　这都是比较轻的冲突。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杨先英，同样也有不少类似遭遇。不过有着10年计生工作经验的她认为，现在的工作还是要比以前好开展了。　　杨先英所谓的“以前”指的是2000年之前。她觉得现在对计划生育率的考核标准比2000年以前降低了，“2000年之前是绝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都不能多生。现在政策就宽松多了”。　　杨先英的前任是史明珍，今年82岁的她于2000年退休，史明珍1979年开始从事计生工作，属于中国最早一批计生人员。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从事计生工作21年，工作内容全都围绕一个目标进行，那就是严格控制超生。　　在80年代，“一胎政策”实施不久，想生二胎的人比现在多，不少人对计划生育都抱有抵触心理。强制计划生育导致的结扎、人工流产和引产事件，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据史明珍介绍，北京当时在这方面的情况比外地好得多，因为“管得太严了”。　　所谓“管”，是指超生肯定会被单位开除。在“单位人”时代，超生就等于断了自己的活路。一般生完第一胎，单位就会要求去上节育环，计生干部监督着，谁也无法避免。而且，从单位到街道，层层管理，所有从15岁到49岁的女性都处于“监控”之中。谁怀没怀孩子，大家都看在眼里，想遮人耳目是不可能的。　　“当时一旦发现怀孕，哪怕是七个月的大肚子也得去做了。”史明珍说，街道居委会要是知道有人想超生，会三番五次上门入户，找本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不管自愿不自愿，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必须做掉孩子。”史明珍回忆，在那个时候，国家对计生政策的宣传声势特别强大，在许多人看来，违反计划生育就像“犯了罪”似的。　　工作21年，史明珍负责的小区在严格的“监控”下，没有发生过一起超生事件，计划生育率达到100%。但她的继任者杨先英面临的情况改变了。在这10年里，杨先英已经遇到了五六起超生案例。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各小区。花园路街道计生办副主任梁伟介绍，以往对超生人群往往会强制性“执行政策”，而现在对方只要怀孕五个月以上，基本上就会停止对其“做工作”，只等出生之后收钱。这笔钱，就是社会抚养费。　　国庆节前，和平里街道计生办主任王琳接待了一对海归夫妇。夫妇俩分别毕业于清华、北大，在美国工作了十多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夫妇俩不想让孩子入美国籍，想到和平里落户。两个孩子属于超生，上户口必须先交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最终，夫妇俩还是把钱交了，很快上了户口。　　在王琳眼里，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以前超生叫罚款，现在叫征收社会抚养费，听起来似乎只变了个称谓，但性质改变了。　　“显然，现在比以前更人性化了。”王琳说，以前罚款后虽然也能落户，但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基本属于暗箱操作。要想落一个户口必须从上到下进行疏通，非常难办。而且谁家要是有一个超生的，对周围人影响特别大。现在周围就算有人生三个都没关系，“多生了就交钱呗”，只要交钱就可以按规定落户，一切都摆在了台面之上。而且，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很多人已经不想生二胎了，“现在人们的想法变化太大了”，几名接受采访的基层计生人员都这样感慨。　　对“一胎政策”的争议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在几方争论中，国家人口计生委被看作是“一胎政策”的捍卫者。时移事易，如今从国家人口计生委到各级计生部门，都开始注重转变自身角色，强调“软性服务”和宣传。这促使基层计生办的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现在我们开展工作比以前'软’多了。”王琳介绍，上面对基层计生委员要求“五访五问”“十到人”，也就是小区内居民有新婚、怀孕、产期等情况，都要进行沟通服务，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2000年之前是严格控制人口，2000年到2006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平里小区杨先英说起这几年的计生政策变化如数家珍。　　杨先英举例说，2006年后自己的工作内容中增加了“提高人口素质”一项。“比如新婚夫妇结婚了，我们除了祝贺他们之外，还要问是否准备要宝宝，如果生的话，小区里有六项免费服务，还可以来免费听课，帮助你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居委会每年还会组织免费例检和免费人流、上环取环等手术，这些既是新增的服务，也是一种工作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对应的是不断变化的中国人口形势，比如对计生工作人员来说，占工作比重越来越大的对流动人口的联系与“监控”。　　“流动的生育”　　工作8年来，邹国丽感觉变化最大的，是流动人口带来的工作量一下子上升了。特别是从2004、2005年开始，流动人口数量突然就膨胀起来，小区里随处可见操着外地口音的人。　　流动人口激增是北京市各小区普遍面临的问题。邹国丽所在的花园路街道覆盖37个社区，在总共6万人口中，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4万。花园路街道计生办副主任梁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肯定不止这个数，很多流动人口并没有统计进来。”　　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目前处在最活跃时期，是世界上人口流动规模最大的国家。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人，其中“80后”“90后”是流动人口主体。　　相比之下，北京市人口要好管理一些。特别是以前，大多数本地居民都有工作单位，可以由单位和街道双向管理。而流动人口一般就只能靠居委会来掌握其情况。　　以前对流动人口还有一定的制约性，比如要办暂住证，必须先到居委会开证明。通过这条渠道，居委会可以获得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但暂住证取消后，这条渠道断了，居委会很难知道小区内住进多少新人。　　邹国丽定期要填写人口信息报表，报到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事处汇总后报给区一级单位。但往往是数据刚统计好，人就搬走了，特别是群租群体，人数多，流动快。加上最近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北京小伙儿娶外地媳妇，女方的原户籍地也委托这边的居委会代管。　　这些新出现的情况，也让人口计生工作发生转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于建军介绍，一整套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系统在开发改造后，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推行。从省到镇、街道再到居委会，都建立起了全员流动人口和育龄妇女数据库。　　收集这个数据库所需要的信息，就是邹国丽们的工作，这项任务颇为繁重。邹国丽说，这两年上面要求填写的表越来越多，相当琐碎，而且表本身也在不断修改中。一个小区往往有上千户，靠居委会里的一个计生委员，很难应对。于是，以往的“发动群众”的经验又派上了用场。这就是被邹国丽戏称为“小脚侦缉队”的宣传员队伍，指的是社区里退休的老人。　　宣传员等于是基层计生干部的耳目。因为自身就住在社区里，这些老头老太们比较清楚每家的情况，知道哪家有人怀孕，哪家子女结婚，哪家房子出租给了育龄夫妇。一旦发现新情况，随时就到居委会汇报。　　每年年初，居委会召开一次流动人口责任书大会，把流动人口变更的单子发给宣传员，再由宣传员到居民家里发放和回收。邹国丽再根据回收的单子，对电脑里的流动人口数据进行更新。　　从区政府到街道办再到居委会、宣传员，一层层签协议和责任书，相当于一种链条式管理。起初，这些宣传员们都是义务劳动。2008年之后，由于宣传员对管理流动人口越来越显得重要，政府开始专门拨经费。　　于建军介绍，这也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在近几年提出的工作新目标，即在全国基本建立起“统筹管理、服务均等、信息共享、区域协作、双向考核”的“一盘棋”新机制，以此来应对流动人口带来的大量问题。　　但即便如此，对越来越庞大的流动人群来说，“发动群众”这一手法也开始捉襟见肘。在花园路街道办事处计生办梁伟的电脑里，登记着本地区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女性，人数大概有八九千。但与“80后”“90后”占主体的流动人口总数相比，这个数字并不匹配。“更多的育龄妇女没有登记进来，也就很难对其进行管理。”　　前段时间，有个人到花园路街道计生办来申报孩子户口，拿来一堆证明。梁伟一看其中的离婚证就觉得有假。但出生证明做得很逼真，梁伟拿到警方去查验，果然也是假的。北京新政策规定孩子可以随父亲入户，做假证明、假离婚的就随之多起来。这逼得计生干部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性，但是防不胜防。　　“硬指标”与“微调”　　2003年2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表明在控制出生率之外，计生系统的业务职能开始更多拓展到人口领域。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在2008年发表于《当代中国人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说，计生部门从工作方法上看，在这30年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2000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措施来抓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开始强调依法行政，2001年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人大审议通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一些地方条例也相继颁布实施；200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于学军说，经过30年努力，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实现了既定的政策目标。因此，新阶段除了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之外，同时还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新问题。全国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也开始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　　于学军说，“21世纪的前50年，特别是2020年之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人口问题引发的预想不到的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大，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预见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许多负面影响会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必须准确判断人口形势，吸取过去30年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减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硬性要求，多用间接的、导向性的手段来统筹地、平衡地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只是，于学军所介绍的新阶段的转变目前还在进行之中，具体能走到多深的程度还有待观察。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如今在基层工作中，控制计划生育率仍然是第一要务。　　最近赶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第一次入户摸底调查，花园路街道查出好几个超生户，甚至有2002年出生的超生儿童。计划生育率超标的小区居委会，自动丧失评先进的资格，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免谈，梁伟介绍，这就是目前施行的“一票否决”制度。　　但同时，如今对计生部门考核的指标种类，的确比以前增加了。比如这两年，北京市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人户分离”情况，新多了一项“握手率”指标。　　“这些人(人户分离者)的情况很难掌握。麻烦的是，一旦他们超生了，上面还是考核我们这里。”梁伟说。对“户在人不在”的居民，就需要由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的两个居委会建立信息互联，用行话来说，叫“握手”。两个居委会握上手之后，一旦出现什么事，双方可以联动。只是，乙28号小区的邹国丽抱怨说，往往都是自己主动与别的小区去“握手”，其他小区来“握手”的很少。这一工作还不被所有人重视。　　提高人口出生素质也被再三提及，成为计生部门宣传上的重点。现在北京市各居委会都开办“人口学校”，利用本地区资源，请一些志愿者和老师、医生等人来讲课；还不定期给新婚母亲免费发放叶酸，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等。此外还有媒体宣传，也成为考核计生工作的指标。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新指标的重要性加起来也远远不及“计划生育率”这一项。梁伟说，“一票否决”看的是计划生育率而非其他。　　北京市对海淀区的计划生育率考核标准是97%，但海淀区对内一直控制在98%，即每出生100个孩子，只允许2个属于超生。计划生育率现在仍是基层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梁伟说：“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率这个硬指标，有如一道紧箍咒套在基层计生人员的头上。不过，这个指标一直在缓慢松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计划生育率维持在99%甚至更高。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数字已经从98%逐步调低到现在的97%。这一漫长的过程是典型的“微调”。而“微调”，正体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对未来计生政策走向的期望。 2030的第三型“药方”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2日 09:20 中国新闻周刊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一全新的人口理念是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快速转型期下的必然选择。然而，蹒跚起步的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绝非坦途。本刊记者/陈薇　　“给孩子报名？满了！”今年夏天，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家长在为孩子报名上幼儿园时，常常听到这句话。自带小凳彻夜排队、园方公开摇号以及屡屡刷新的赞助费金额，各地媒体的生动记录指向同一个事实：三年前扎堆出生的“金猪宝宝”，其拥挤效应开始显现。“北京平常一年生8万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万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这种人口的剧烈波动也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失衡与均衡，在2010年成为人口学界的热门词汇。今年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提出，要认真深入审视当前人口问题，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口均衡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目标。　　被加速的人口转型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2世纪初的北宋即超过1亿，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朝又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达到5.4亿。　　增量虽巨，增速却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据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阐释的、目前公认最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依然处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起始阶段。　　此时，欧洲早已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工业革命后，因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欧洲人口进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与高人口增长率)发展模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纪3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最终进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新中国人口转变很快显出了苗头。在1949年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国即实现了“高低高”的人口发展态势。　　此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现，带给家乡小孩子的糖果越来越不够分了。人口迅猛增长，增长率(通常指一年内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从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净增2270万人——接近于当年台湾人口数的两倍之多。 　　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开创了捷径。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由政府运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强迫促成的，即计划生育，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迅速性与突然性”， 葛剑雄等著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了欧洲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转变”。　　虽然不是性别比失衡与老龄化的“罪魁祸首”，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被普遍认为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在多数执行一胎半政策(指头胎为女孩，可间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农村地区，私自鉴定二胎性别、若为女孩则引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二胎的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从而影响到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20.6，远远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计划生育强力干预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扩大，在社会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进入21世纪，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愈加庞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而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断言。当下，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与30年前相比，仅仅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一个佐证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3年正式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弱化微观操作职能，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宏观协调职能。　　第三型“药方”　　一波刚平，数波已起。这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比以往更为复杂和考验国人智慧。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针对当前人口形势开出药方：政府应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外，提倡建设第三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　　事实上，在人口理论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观点，到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再到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蕴含着“均衡”意味的众多理论都为“人口均衡”的最终明确奠定了基础。　　1994年，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央不再召开单独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代之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又召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人口、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的概念，正在渐渐清晰。　　2006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顺理成章地到来。是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做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的重大决策。相似的语句还出现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字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口学界。　　漫长的酝酿过程后，“人口均衡型社会”正式在今年进入公众视野，翟振武推测，“可能跟编制十二五规划有关系”。　　不过，它更像是一个问题被逐渐厘清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在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现在讲老龄化，也是在解决人口结构平衡的问题??人口均衡发展更能覆盖我们所有的这些领域。人口发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是人口内部因素与各个外在联系的因素失衡所造成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追求人口均衡发展成了囊括各个方面的目标。”翟振武说，“一提出来大家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怎么没早说这个事儿啊。”　　作为人口学家，翟振武与陆杰华、张车伟等各自专注于人口学理论、人口与经济、流动人口等不同的研究方向；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则由中国科学院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封志明等学者主力承担。中国人口学由现实问题研究而开端，近几十年来日益专业化与系统化，缺乏多学科的交融与碰撞——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提出，同样向分而治之的学者们提出挑战。　　目前已在学界形成共识的，是“人口均衡”的两方面含义。其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内部的各要素，如规模、素质、结构等有自身的理想状态。具体包括：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均衡；出生率、死亡率与年龄结构稳定均衡；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均衡；生育率下降的性别均衡；劳动力供求均衡和养老供求均衡，等等。　　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后，人口学界认为，提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势在必行。“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应成为指导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人口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所长侯亚非表示。　　未来仍可期待　　“湖南一位40多岁的市长，就说国家应该给我们枪、给我们炮，如果给我们枪炮我们肯定能把人口控制得很好。”前年陆杰华调研时，亲耳听到的这句话让他大吃一惊。在这位市长的观念中仍然是控制人口数量第一、不管结构和其他。令陆忧心忡忡的，是这句话代表的理论与实际的遥远距离，“人口均衡社会主要是要解决领导的观念，他的意识里要注重长期效应和政策的制衡性”。　　然而，“中国政府治理的模式有点问题导向型，要稳定不出事没人管你，不做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什么时候出事儿了才开始解决。”翟振武直言。在他看来，“金猪宝宝”的拥挤完全可以避免，政府应给出一些未来出生的计划和预期，引导大家削峰填谷。　　可是，在条块分割的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这一期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计生委负责人口计生工作，民政部负责人口信息登记和人口救助，公安部负责人口户籍管理，卫生部负责人口卫生安全，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分归国土资源、环保和发改委等负责。分割工作体制的突出弊端就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上缺乏部门协调和综合决策。　　在政府层面，从中央到地方，一些着力于人口局部均衡的行动计划，如关于出生性别比均衡的“关爱女孩”行动等，非常零散，缺乏有效整合。目前人口均衡型社会只有人口计生系统提出并着手构建，而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大系统工程。“需要的政策就不仅仅是人口政策，而且是社会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人口均衡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人口与计生委工作的目标，它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张车伟表示。　　在陆杰华的构想中，由国家层面操作一个专门的执行方案比较困难，较为实际的是，将一些行动方案落实到专项规划中，比如在发改委的规划与项目、财政的预算等部门职能中体现，可能在有些地区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在政府主导之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介入，同样重要。“过去我们说生育是计划的，不需要关怀。现在计划生育协会就在做对出现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生育关怀。中国有这么多的计划生育家庭，但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还没有形成，比较少。”陆杰华说。　　在计划之前，更迫切的问题留给了人口学界自身。由于人口均衡型社会刚刚提出，对于什么是人口均衡型社会、怎么才算人口均衡型社会，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均衡型社会目标体系，“现在还没有到特别清晰的阶段，人口均衡到底是讲什么问题，再让我具体细化，我也不知道。”张车伟坦承。　　从理论到现实，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许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然而，在“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个目标的指导下，2030的中国未来人口图景将不会是一个色调灰暗的走向。　　未来仍可期待。这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所说：“当代的中国人口发展不仅背负着过去的历史之重，也开启着未来的历史之门。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重要的不是我们走得有多快，而是选对了道路，迈出了脚步。”    联合国报告称2011年世界人口将破70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03日 09:53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当你拿到这份报纸的时候，世界人口已超过69亿288万7287，一个月之后，这个数字将会增加622万，达到69亿931万8762。　　德国世界人口基金会日前指出，地球人口正以每秒2.6人的速度增加，到2011年中后期，世界人口总数量将突破70亿大关；到2025年，世界上的人口将达到80亿；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再增加22亿。目前世界上82%的人口即57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联合国人口司近日发布报告说，在2011年中后期的某一时刻，地球人口将达到70亿。　　速度　　从60亿到70亿只花了短短12年　　世界人口于1999年超过60亿。美国人口咨询局负责人比尔·布茨表示，世界人口在12年间从50亿增长至60亿，从60亿增长至70亿也将在相似的时间段内完成。　　目前，世界人口每年增长约8000万，超过18亿妇女正处于生育年龄，地球面临着人口爆炸。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地球人口至少也要继续增长几十年。　　到2050年，地球总人数有可能达到105亿，也可能停在80亿———差别就在于一位妇女要一个还是几个孩子。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在估算时取了一个中间数：最新预计，2045年世界人口也许将达到90亿。　　专家们普遍担心，在现在的地球上，地下水位在下降，土壤在侵蚀，冰川在融化，鱼类在消失，每天有近十亿人口挨饿。今后数十年，可能会多出二十亿张嘴要喂，而且大都在贫穷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还有数十亿人希望挣脱贫困。　　1798年，英国牧师兼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宣布了他的“人口规律”：在战争、疾病和饥饿到来，并减少人口数量之前，人口发展的速度一定比食物供应的速度快。　　数量　　欧洲在下降，非洲人口问题大　　现代医学挽救了许多生命，农业的绿色革命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人口在上世纪开始激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青霉素、天花疫苗、DDT等迅速出现，在印度，平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提高到的64岁；在中国，从41岁提高到73岁。　　如今，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席卷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就欧洲而言，出生率的一直下降使欧洲人口数量在本世纪从7.39亿降至7.2亿。德国人口已经连续负增长，到2050年预计人口将下降至7150万。　　“在占世界人口16%的地区，大多在非洲，高生育率仍然是个难题。”联合国人口司主任兹特尼克说，非洲生育率仍为每位妇女五个孩子；在尼日尔是七个。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有17个国家的平均寿命仍然不到50岁。　　趋势　　人口统计学家普遍相信，本世纪下半世纪，我们将结束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口爆炸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那时人口将持平甚至下降。　　资源短缺比人口问题更大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也是最直接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之一。上升的海平面可能会使数千万孟加拉人流离失所。有很多人担心最终一切会证明人口学家的预言是对的———地球供养不了90亿人口。华盛顿地球政策研究所负责人莱斯特·布朗认为，食品短缺会导致全球文明崩溃。布朗认为，人类依靠自然资源生活，土壤侵蚀，地下水消耗的速度比它们得到补充的速度要快。所有这一切很快就会限制食物产量。　　全球变暖是个很好的例子。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矿物燃料造成的碳排放在中国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人均排放只是美国人均排放的百分之几———因此控制人口对气候没有多大影响。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布莱恩·欧内尔估算，如果到2050年人口达到74亿，而不是89亿，将减少15%的排放量。“那些说一切问题在人口的人错了。”乔尔·科恩说。“人口甚至不是主要因素。”为了阻止全球变暖，我们必须把矿物燃料转为替代能源———不管人口增长规模有多大。　　人数并不是最主要问题，人们如何消耗资源的问题更重大———有些人留下的碳足迹比其他人大得多。人类未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更多人脱离贫困———德里贫民窟的居民，卢旺达糊口的农民———同时还要减少我们每个人对地球的影响。　　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中将有十亿多人属于“全球中产阶级”。这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些人按今天美国人的速度吃肉、开汽车，对地球来说就是另一个灾难。　　印度人口增长　　每年：1553万   每月：27万   每天：4万2   每小时：1768   每分钟：29　　印度人口2025年超过中国　　“我研究人口爆炸很久了。几年前，在印度德里散发恶臭的炎热夜晚，我才感性地理解了它……当时气温超过40摄氏度，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烟雾。街上挤满了人。人们在吃、在洗、在睡觉。人们在串门、在争吵、在尖叫。人们在把手伸进出租车窗户，乞讨。人们在大便、在小便。人们挂在公交车上。人们赶着牲畜。人、人、人、人。”　　———保罗·埃利希　　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1968年发表了《人口爆炸》，在全球掀起控制人口的思潮，联合国通过人口基金鼓励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　　美国人口咨询局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以前，印度将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届时其人口将超过17亿，而中国人口也将超过14亿。美国以3亿3900万人口位居世界第三。到那时，世界近六分之一的人口将生活在印度。　　1966年，埃利希乘坐那辆出租车旅行时，印度有约五亿人，现在已经有近12亿了。德里的人口增长更快，已达到约2200万，因为从小村镇涌来了大量的移民，挤在蔓生的棚户区。　　在今天的印度，绝育是避孕的主要方式，且大都由妇女承受。印度政府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为男子做无手术输精管结扎的费用远低于为妇女做的输卵管结扎，而且更简单。政府将支付给他1100卢比(约25美元)奖励费，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周的工资。　　上世纪70年代，当人们对人口炸弹的忧虑达到高峰时，印度政府在推出输精管切除技术上再次做了努力，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桑杰利用紧急状态权力迫使绝育手术大幅度增加。在这个计划下，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努力完成“配额”；在印度的几个邦里，绝育成为获得新住房或其他政府津贴的条件。　　国家人口稳定基金会负责人塞拉加·钱德拉说，不管怎么说，印度的生育率还是下降了，现在印度全国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而南部和北部的一些邦已经达到或低于更替生育率。(本组稿件均据苏菲)　　一段历史　　从精子研究到世界人口　　1677年秋天的一天，荷兰代尔夫特市布商安东尼·凡·雷文霍克兴奋地研究着他的新发现———一滴湖水或者一滴法国葡萄酒中，生活着数百万个看不见的“微生物”———他是个显微镜爱好者。　　后来，他有更惊喜的发现宣布：精液中也含有微生物。他写道，“有时一粒沙子大小的样本中就有超过一千的微生物。”雷文霍克像珠宝商似地把放大镜按在眼睛上，观察这些微生物甩动着长尾巴四处游动。　　有一天，他在研究鳕鱼精液时突发奇想，他要算出地球上到底活着多少人。　　当时没人对世界人口有具体概念，因为那时候几乎还没有人口普查。雷文霍克估计，当时荷兰生活着约一百万人，他利用地图和球面几何，计算出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地区比荷兰大13385倍。于是，他认为整个地球的人口密度像荷兰一样———因此，雷文霍克欣喜地算出，地球人口可能超过133.85亿———这与一条鳕鱼的1500亿精子相比，确实是个小数字。人口生物学家乔尔·科恩把这个估算结果写进他的书《地球能供养多少人？》。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尝试为世界人口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　　今天的历史学家估计，在雷文霍克的年代，地球人口只有五亿左右。经过几百年非常缓慢的增长，这个数字开始暴涨；一个半世纪之后，世界人口已经翻倍增至十多亿。此后一个世纪，大约在1930年，世界人口再次翻番至20亿。
  世界人口今年10月将达到70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0日16:34 新华网 　　新华网天津7月10日电(记者 吕诺)2011年10月，全球人口将达到70亿。联合国人口基金特将今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的主题确定为“70亿人的世界”，藉此引发人们对70亿人口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关注和思考。　　19世纪初，世界人口达到10亿。100多年后，人口总数翻了一番。此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于30多年后达到30亿；由1987年的50亿到1999年的60亿，仅用了12年。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统计，1950年至今，世界平均寿命已经从48岁提高到69岁。同时，由于医疗技术的突破和环境卫生、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得以拯救，死亡率呈稳定下降的趋势。　　几十年来，世界人口总生育率大幅下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从1950年每人5个孩子下降到了2010―2015年的2.5个孩子，人口增长速度似乎正在减缓。但是，世界人口在未来几十年仍将呈继续增长趋势。　　按照目前趋势，世界人口大约于本世纪中期超过90亿，并于本世纪末超过100亿。如何既满足上百亿人口的需要，又同时维护生命赖以存续的自然环境的平衡？这是本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　　目前，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为每年增加大约7800万人。这些新增长的人口每100人中就有97人来自欠发达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已难以满足其现有人口的生存需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受食品安全、水资源短缺和与气候有关疾病威胁的人口数量之巨，可谓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在许多富裕和中等发达国家，低生育率和长寿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1950年全世界平均12个工作年龄的人供养1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在是7个人，到2050年将可能减少到仅3个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未来40年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会由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消化。这些国家需要尽早做出规划，以应对城市快速的扩张。　　面对全球人口达到70亿的现状，人类需要互相扶持。国家人口计生委11日将在天津举行“7·11”世界人口日大会，邀请多国代表共同审视当前的人口发展问题。

美杂志预测世界人口今年10月达到70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02日10:58 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8月2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财经早报》报道，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就全球人口问题刊登多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预测说，世界人口今年10月底将达到70亿，而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3亿。

　　联合国数据显示，到2050年，印度将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而美国届时将成为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

世界第70亿人在菲律宾降生 联合国官员现场接见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31日07:55 中国新闻网 微博 作为全球第70亿人口的丹妮卡?卡马乔在菲律宾降生。

　　中新网10月31日电 据外电报道，世界将在本月31日迎来第70亿人口，而在31日凌晨，将成为象征性的全球第70亿名成员之一的婴儿在菲律宾降生。

　　丹妮卡?卡马乔在媒体聚光灯的环绕下，于31日零点前2分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家医院降生。她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几名被宣布成为象征性的世界第70亿人口的婴儿之一。

　　联合国高级官员前往菲律宾接见了这个小婴儿及其父母，并送给丹妮卡一个小蛋糕作为礼物。此外，卡马乔一家还收到了来自当地捐赠者的各种礼物，包括为丹妮卡准备的助学基金和帮助该家庭开办杂货店的费用。

　　菲律宾卫生部长欧纳表示，世界第70亿人口的降生为菲律宾带来审视人口问题的契机。据悉，菲律宾目前是世界上位居第12位的人口大国，拥有9490万人口。中国和印度依然占据前两个席位。不过印度人口预计将在2025年超过中国。

专家称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成十二五最重要挑战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0日03:08  大洋网-广州日报 　　聚焦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会昨在京举行 有专家在会上强调——　　“未富先老”将成“十二五”重要挑战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于昨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届年会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在昨日的论坛中，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重要议题。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昨日的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老龄化比例高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提及人口老龄化，我们过去更多的作为一般现象来看待，其实，其背后有更多的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蔡昉在昨日的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他说，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说，是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口转变阶段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某一项政策造成，所以调控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们的参照对象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他们比我们并不老，甚至还相对年轻，最关键的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窗口。”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贵了而资本相对便宜了，也意味着我们丧失原来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未富则是说，我们不会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面临着尴尬境地，这时比较优势不显著，我们需要进行选择。”　　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七十亿人如何与地球共存：印度人口将超中国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4日 09:55  新浪环球地理　　
印度 加尔各答热浪滚滚的街道中挤满了行人、商贩和标志性的大使牌出租车。这座城市有1600万人口， 同时每天还有更多人从小镇涌入。1975年时，全世界只有3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如今这样的大城市已达21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大部分新生人口都出现在这些国家的市区。　　
英国 夜幕下的伦敦灯火通明， 仿佛一座火光熠熠的大熔炉。在燃煤驱动的工业革命中， 伦敦发展为世界最大都市。这场革命导致地球人口急速增长。富裕国家人均消耗的资源比穷国高出许多倍，但随着全球收入上涨，高消耗可能将比人口增长对地球造成更大压力。　　
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锡克教节日集会上，印度移民济济一堂，这类移民为欧洲低迷的生育率注入发展动力。全球人口能否稳定，取决于世界各地年轻妇女在生育上做出的决定。调查表明，妇女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可能生育的后代数量就越少。　　撰文：罗伯特 · 孔齐希 ROBERT KUNZIG　　翻译：陈昊　　1677年的一个秋日，在荷兰代尔夫特，布商安东尼 · 范 · 列文虎克(据说曾担任画家约翰内斯· 维米尔作品《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中的长发模特)突然停止与妻子正在进行的动作，冲向工作台。列文虎克以布匹为业，但热情却在于显微镜学。他已经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五个子女(虽然其中四个早夭)，因此制造后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如他后来写给伦敦皇家学院的信中所说，“不过五六秒之后，”他已经在通过小小的放大镜观察取于自己身体的那保质期短暂的样本。镜片只有水滴那么大，却可把物体放大数百倍。这台仪器是列文虎克亲手制作，在当时属于无可匹敌的利器。彼时伦敦学界仍在试图证明列文虎克之前发表的一种言论的真伪——他说一滴湖水，甚至一滴法国葡萄酒中，生活着数百万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如今，他又有了更微妙的发现：人类精液中也有微生物。“一粒沙子大小的精液中，”他写道，“有时存在上千个(微生物)。”列文虎克像珠宝商一样，把镜片扣在眼睛上，观看自己生产出的微生物甩着长尾巴游来窜去。可以想象阳光透过窗格洒在他出神面孔上的样子，就像维米尔画中那般。在此对他妻子的遭遇深表同情。　　打那之后，列文虎克有些着魔。尽管小小窥镜使他有幸接触前所未见的微观世界，但他却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观察精子上。颇为令人讶异的是，某天，他从一条鳕鱼身上提取了精液，正是在这一样本的启发下，几乎是在偶然之间，他开始估算地球上到底有多少人。　　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没有概念，也很少开展人口统计。列文虎克先估计荷兰人口为100万上下，然后，利用地图和一点球面几何学知识，他计算出地球表面有人类居住的区域面积是荷兰的13385倍。当时的荷兰人口已颇为密集，很难想象世界各地都像荷兰这般拥挤，所以，列文虎克得意地总结道，地球上的人口不会超过133.85亿—— 与一条鳕鱼体内的1500亿个精子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种群生物学家乔尔· 科恩在其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写道，列文虎克鼓舞人心的小小运算可能是企图以量化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首次尝试。而与17世纪时相比，这一问题现在更是迫在眉睫。但是，如今的答案已远不是当初那样鼓舞人心。　　当今历史学家估算，在列文虎克的时代，地球上只有5亿左右的人类。那时候，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增长，人口刚开始进入迅速膨胀阶段。150年后，另一位科学家宣告发现人类卵细胞，当时的世界人口已经翻倍，超过10亿。又过了100年，1930年前后，数量又翻了一倍，达到20亿。从那以后，世界人口一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飞增。20世纪之前，还无人得以在有生之年见证人类数量翻倍，但如今，已经有人亲身经历过“×3”的过程。据联合国人口司称，2011年下半年某时，人类家族将扩充至70亿个成员。　　虽然这场爆炸式的增长势头正逐渐趋缓，但离结束还远得很。现在人类寿命得到延长，而且，尽管与前代人相比，如今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但现在全球大量妇女(18亿)进入生育年龄，因此，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仍会持续增长。2050年，总数可能达到105亿，也可能停留在80亿——差距取决于每名妇女多生还是少生一个孩子。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采取中庸路线，作为他们的最佳估计值：当下他们预测2050年之前——也就是2045年，世界人口可能将达到90亿。最终数据究竟是多少，还得取决于每对夫妻在从事人类最亲密行为期间所做的抉择——也就是列文虎克为了科学事业而草率中断的那项行为。　　人口仍在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势必引起人们警惕。当今地球，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受侵蚀，冰川融化，鱼类逐渐灭亡，每天都有近10亿人忍受饥荒。几十年后，可能会多出20亿张吃饭的嘴，多数来自贫穷国家。将多出数十亿抱有脱贫愿望与权利的人，如果他们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砍伐森林、焚烧碳和油、随意施用化肥和农药，那么他们同样会对地球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究竟该如何采取对策？人口警报早已拉响多年，得知这一消息或许能让我们略感欣慰。法国人口统计学家埃尔韦· 勒布拉说，从一开始，人口统计学就笼罩在末世恐慌的情绪中。奠定该领域基石的部分论文发表于列文虎克的发现之后仅几年的时间内，作者是威廉· 配第爵士，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估算出，等到《圣经》中所说的最终审判日(预期将发生于约2000年内)，世界人口将翻六番。到那时，人口将超过200亿——配第认为，地球无力养活数目如此之巨的人类。“于是，如《圣经》所预言，必将发生战争、杀戮等等。”配第写道。　　勒布拉提出，随着关于世界末日的宗教预言势力消减，人口增长本身带来一种类似末日审判的替代机制。“它把古人对末日的恐惧甚至希冀具象化。”他写道。1798年，英国牧师兼经济学家托马斯· 马尔萨斯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人口定律：人口增长必定超过食物供给，直至战争、疾病和饥荒降临，减少人口。事实证明，马尔萨斯写下此话时，最后一批足以对世界人口造成重创的瘟疫已经结束。历史学家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世界人口就再也没有减少过。　　马尔萨斯宣称世界人口不会继续飞增，但此言发表之后的二百年中，趋势恰恰朝着与其言论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始于我们如今所称的发达国家，那时，这些国家仍处于发展中。玉米、土豆等来自新大陆的农作物得到推广，再加上化学肥料的应用，欧洲得以消除饥荒。起初，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疾病滋生的温床，但从19世纪中期往后，开始出现下水系统，把人类排泄物与饮用水分开，之后再对水源进行过滤和消毒，因此大大减少了霍乱和伤寒的传播。　　同样是在179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发表论调悲观的宣传册的那一年，他的同胞爱德华· 詹纳把一种天花疫苗公诸于世——是一系列疫苗和抗生素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这些药物，再加上更优良的营养条件与卫生环境，导致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人均寿命翻了一倍，从35岁延长到今天的77岁。只有极端乖僻的人才会把这种形势视为悲观：“医学的发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福大学种群生物学家保罗· 埃利希1968年写道。　　埃利希的著作《人口爆炸》使他成为当代马尔萨斯学派中最富盛名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埃利希预言道，“数亿人民将饥饿而亡”，并且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人口增长这颗恶性肿瘤……必须切除，”埃利希写道，“自愿方式行不通，就采取强制措施。”此言一出，美国的命运岌岌可危。虽然语言辛辣，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语言辛辣，这部作品得以成为畅销书，就像当年马尔萨斯的著作一样。而且，这一言论同样被证明只是一枚炸不响的哑巴弹。当时，结合高产种籽、灌溉技术、农药和肥料的农业革命已经开始，导致粮食产量翻倍。如今仍有许多人营养不良，但大规模的饥荒已十分少见。　　但有一点埃利希说对了，那就是，随着医学拯救众生，人口必将飞增。二战后，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援助下，发展中国家迅速注入了一股预防医疗力量。青霉素、天花疫苗、滴滴涕(尽管后来引发争议，但仍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等，转瞬间通通登场。印度的人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增长到现在的64岁，中国则从41岁延长到73岁。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本有可能在幼年夭折，如今他们都活了下来，并有了自己的后代。这就是人口暴增蔓延全球的原因——因为众多将死之人被救活了。而且，妇女一度保持高生育率。在18世纪的欧洲或者20世纪早期的亚洲，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但实际上其后代仅取代了她和配偶的位置，因为多数孩子都活不到成年。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后，夫妻们最终会减少生育后代的数量——但这一转变通常需要经历至少一代人的努力。当今发达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可保持人口恒定；而在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更替生育率”则要更高些。出生率与死亡率渐趋平衡的过程中，人口已然暴增。　　人口统计学家把这一两段式的进化过程称作人口转型。各个国家在其各自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这一转变，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国家若完成这一变迁，就等于从自然手中争取到了至少一部分生杀大权。全球人口暴增是种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其作用如此强烈，以至于某些人怀疑人类文明能否抵抗得住。但实际上，当埃利希拉响警报时，人口增长率已经达到顶峰。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已开始以前所未料的速度骤降。从那时起，人口增长率已下降超过40%。　　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如今正席卷全球。在不同国家，这一现象始于不同时期。法国属于最早的一批。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贵族妇女可充分享受性事，但同时生育子女不超过两个，她们依靠的办法与列文虎克从事研究时采取的方法相同：体外射精，也叫性交中止。各村庄的教区文书记录中显示，18世纪晚期，这一风潮已传播至农民阶级。19世纪末，在缺乏现代避孕手段的情况下，法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3个孩子。法国人口研究所的吉勒· 皮松说道，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避孕手段，而在于观念的改变。启蒙运动以前，“生育后代的数量由上帝决定，人们无法想象自己也能掌握决策权。”　　其他西方国家最终赶上法国的势头，二战开始时，欧洲部分地区和美国的生育率已下降至接近更替水平。然后，经历了突然涌起的“婴儿潮”之后，又出现一场锐减，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措手不及。他们原以为，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妇女们会维持足够的生育量，以保证物种的延续，但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生育率下降至1.4。“据我所知，妇女压根不关心物种更替之事。” 乔尔· 科恩说。　　婴儿潮过后会给国家带来两种重大经济效应。首先是“人口红利”——几十年的时间里，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壮大劳动者行列，需靠人供养的老幼人口也相对较少，因此有大量余钱可作他用，人民生活幸福美满。随后，第二种效应开始出现：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们原以为可长期维持的人口发展秩序，却成了一场被迫终止的狂欢。美国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去年，法国为推迟退休年龄发生罢工，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何供养老龄化的人口。“2050年的时候，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吗？”位于海牙的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负责人弗兰斯· 维勒肯斯自问自答道：“答案是否定的。”　　工业化国家历经几代人的时间，生育率才下降到更替水平或更低，而当这一转变开始在其他地区发生时，其发展速度则快得多，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惊讶不已。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尽管数量仍在增长，但已低于更替生育率，并且已经维持这一水平将近20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就在不久前的1965年，每名中国妇女仍平均生育6个孩子，而现在只有1.5个左右。在伊斯兰政权的支持下，伊朗的生育率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下降幅度已超过70%。同一时期内，信奉天主教的民主制巴西妇女生育率降低一半。“我们仍未弄清，为何在如此之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群体中，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联合国人口司负责人阿尼亚· 兹洛特尼克说。　　“此刻，虽然仍存在高生育率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一现象只发生在世界16%的人口中，大多数都在非洲。”兹洛特尼克说。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生育率仍然高达每名妇女5个子女，而在尼日尔，这一数量达到7个。但另一方面，该地区有17个国家的人均寿命不超过50岁，并且刚开始进入人口转型期。然而在世界多数国家，家庭规模已骤然缩减。联合国预计，2030年世界人口生育率将达到更替水平。“总体来看，世界人口正朝着非爆炸型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好消息。”兹洛特尼克说。　　而坏消息是，现在距2030年只有20年的时间，而到时候，有史以来数量最庞大的一代青少年将步入生育年龄。即使这些妇女每人只生育2个后代，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人口仍将在其自身发展势头的驱使下飞增。人类是否已经大难临头？抑或是，那时的人们将学会以人道的、不毁坏环境的方式生活？不论如何，有一点确定无疑：到那时，近六分之一的人类将来自印度。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脑中理解人口激增的现象，直到几年前德里一个炎热的夜晚，我才真正对此有了切身体会……当时气温已过华氏100度(约40摄氏度)，空气中烟尘弥漫。街道中到处是人，一片生机勃勃。吃饭的人、洗澡的人、睡觉的人、走亲访友的人、争执吵闹的人、尖声叫喊的人、把手伸进出租车窗乞讨的人、大小便的人、挂在公车外的人……满眼所见全是人。——保罗·埃利希　　1966年埃利希搭出租车造访时，印度约有5亿人口，而如今已是12亿。德里的人口增长速度尤其快，随着人群从小镇与村庄涌入不断扩张的棚户区，德里的人口已达约2200万人。去年6月初的一天，在这座酷热难耐的城市中，能够洗去尘垢的夏季风还没有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拉贾斯坦邦沙漠吹来的尘埃，不可计数的建筑工地上扬起的漫天尘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新辟出的高速公路把人流引至规划混乱的都市，牛车占用了快车道。搭载四人的摩托车成群结队而过，女人们的头巾如旗帜般翻飞，怀抱中的孩童摇摇欲坠。三轮摩托如大黄蜂般披着黑黄相间的外衣嗡鸣而过，本限载两人的狭小车厢却塞了十几个人。拥滞不前的车流中，断肢的叫花子和孱弱的幼童大声乞讨。今日蓬勃发展的德里已与埃利希造访时大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交错、人群密集，城区边缘坐落着洛克纳亚克医院。每天早上，人流从大门涌入，聚集在医院大厅中。“见到这种景象，谁能不为印度的人口问题感到忧心？”外科医生昌丹· 博塔姆利说道。这天下午，他正努力穿过人群，前往自己工作的输精管结扎门诊部。“人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博塔姆利摘下门诊部大门上的挂锁，进入狭小的手术室。　　屋内，两个男人平躺在手术台上，睾丸从绿色床单的孔洞中露出。天花板上的吊扇把中央空调的冷气吹送至房间各个角落。　　印度控制人口的运动已经开展了将近60年，而博塔姆利正奋斗在这场战争的最前线。1952年，就在脱离英国独立后的第五年，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人口政策的国家。从那时起，政府屡次设定野心勃勃的目标——又屡次失之千里。2000年采取的国家政策号召国民在2010年达到2.1的更替生育率。至少再过十年，这一目标都难以实现。根据联合国保守估计，205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6亿。“必然出现的结果是，203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非政府组织印度人口基金会前负责人A.R。南达说，“除非发生大灾难，核事故之类的，否则这一事实无法改变。” 民政部:2015年60岁以上老人达2.16亿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8日10:38  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常红)"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老年人照料问题更加突出。" 近日，2011年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在昆明市召开，全国老龄委副主任、民政部部长、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立国指出，2010年是老龄事业“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形成了8个基本判断，被回良玉副总理评价为“重大社会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一些省份分别开展了本地的战略研究；养老保障、养老服务、老龄工作“三个体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全国老龄委组织进行了老龄事业“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检查评估。结果表明，“十一五”时期，我国老龄事业呈现出协调发展、稳步提高、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是老龄事业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特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在城市逐步开展并向农村延伸，养老机构建设加快发展；老年教育、文化、体育事业较快发展，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社会老龄意识明显提高，敬老爱老助老氛围日益浓厚，老年人权益得到较好保障；老龄领域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和合作也取得新进展。　　李立国表示，“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人口老龄化形势会更加严峻，将呈现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新特征。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老年人照料问题更加突出。总体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收入差异扩大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交织，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增加了新难度，也提供了新条件。　　李立国表示，搞好老龄问题战略研究， 一是摸清底数，要摸清老年人口的现状，包括老年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区域分布、基本需求、健康情况、生活状况、面临的困难等基础性数据，预测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影响，并研究我国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梳理现有政策，为国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战略打好基础。二是探索规律，要研究和探索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系统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关系，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准确把握其内在联系、演变规律，为国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三是理清思路，要综合分析人口老龄化各个阶段、不同领域的主要问题，找准矛盾症结，明确发展方向，理清工作思路，为国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战略提供基本遵循。　　要依据国家“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并组织实施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及地方规划，大力推进老龄战略对策体系、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老龄服务体系和老龄工作体系建设；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坚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相结合，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老年社会救助制度和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要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要求，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逐步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要依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充分采用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的成果，适时启动编制《中国老龄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我国今后二三十年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进行战略部署。　　李立国强调，要协调推进老龄政策创制工作。全国老龄办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前期修订。在“老有所养”方面，要协调推动完善覆盖全体老年人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完善老年福利制度，拓展老年优待领域和范围，建立高龄津贴和老年补贴，促进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老有所医”方面，要协调推动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老年人尤其是贫困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在“老有所教”、“老有所学”方面，要协调推动建立完善家庭、社区、单位和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相结合的老年人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研究探索老年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新途径，完善老年教育体制机制，发挥老年大学作用，丰富教学内容。在“老有所为”方面，要加强对老年志愿服务和老年人才资源开发的研究，提出促进发展、规范行为、保护权益的政策，从制度上保证和促进老年人扩大社会参与，发挥有能力老年人的才智、技能、经验和积极作用。在“老有所乐”方面，要协调推进老年人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建设，将活动设施建设纳入城乡社区建设规划，研究提出加强基层老年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积极支持、引导和规范老年人社会组织立足社区的活动。   统计局:2010年末全国人口13亿4100万人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8日14:31  法制晚报
　　2010年统计公报上午发布称 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更加协调　　2010年末全国人口134100万人　　本报讯(记者曾佑忠) 公报显示，年末全国总人口134100万人。　　国家统计局称，这是初步预计的数据，有关最终总人口数和结构数据以拟于2011年4月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为准。　　公报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0.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1%，城镇为35.7%。　　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909万人。国家统计局上午发布《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上午发表文章。文中提到，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2010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今年2月14日日本内阁发布2010年GDP数据后，我国官方首次谈及经济排名问题。　　国家统计局上午发布《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公报称，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在评读文章中指出，“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2010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公报指出，初步测算，2010年内需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个百分点，对增长的贡献率为92.1%。净出口扭转了2009年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趋势，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8个百分点，贡献率为7.9%。公报称，这显示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比2009年更加协调。  国务院参事称2013年我国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9日10:33  大河网-大河报  
　　阅读提示　　昨天是三八节，我们把采访的目标锁定在美丽的女代表们身上。　　全国人大河南团代表马力，是不少中央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她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国务院参事，曾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国民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改革发展的战略、政策、对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参与了国家“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研究。　　昨天上午，代表团会议结束后，尽管马力代表的采访预约一个接一个，记者还是“见缝插针”采访了这位国内知名的人口经济专家。听她谈户籍制度改革，谈医疗制度改革。　　□特派记者 路红　　户籍改革，“十二五”最关键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鼓励各地探索相关政策办法，合理确定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的规模。　　马力说，“十二五”是户籍制度改革最关键的时期，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在2013年时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因此必须改变户籍制度滞后的状况，实施普遍的、但有差异的、逐渐走向均等的户籍制度改革过渡政策。户籍制度背后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也要由部分人群最终走向全人群。　　她表示，“十二五”期间，通过不断升级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财富，解决财力支撑这个最大、最现实的困难。户籍制度必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重大突破。　　马力介绍，中央高度关注人口城镇化建设，高度关注户籍制度改革，它的实质就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把城市化建设作为一个重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实施户籍制度改革。　　户口背后，是城乡福利待遇的差异　　拥有北京户口，就意味着你拥有了享受中国最好教育、文化、城市资源的权利。从河南老家到北京务工，子女就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户籍不同，享受的公民权利、福利就不同。　　谈到这些现实问题，马力表示，户籍制度改革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是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让生活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享受到均等的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公共设施共享以及就业服务。　　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村和城市费用差别约为每人3000元。马力介绍说，不同的地区农村和城市户籍背后的所享受的福利差别不一样，根据测算，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全国平均人均差33万元，也就是每个人需投入33万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元。政府投入主要包括公共设施、社会公共服务等，其中道路交通、公园绿地、住宅建设等公共设施投入占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财政投入的绝大部分。　　放开户籍，将分四个梯度逐步进行　　马力说，户籍制度的放开，也就是福利保障的放开。要按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分布，不同级别城市放宽户籍门槛。　　第一个层次是特大城市，应采用“轮候制”，“就是说，大量的常住人口提出申请，具备相应的条件后，方可转入此城市户口”。　　第二个层次是大城市，要实现郊区城镇化，促进大城市和郊区连接的新城的发展。同时，带动中心镇、枢纽镇的城镇体系发展。重点解决失地农民户籍制度问题，尽快解决他们融入城市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应放宽户籍制度，“只要符合条件的，都让他们进来”。比如县级市，10万至30万人是比较合理的人口规模。如果人不多，城市建得漂漂亮亮，却没有产业，没有人，空着，浪费土地，浪费资源，发挥不了效益。所以一定要增加人口，建立支柱产业，让中小城市更快地发展起来。　　第四个层次是小城镇。“所有人进来都要让他们进来，放开小城镇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使更多产业转移到小城镇，比如，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略微低端的产业转移到小城镇去，使更多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农民能够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使他们也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更快地富裕起来。　　户籍改革，要在渐进中逐步完善　　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重庆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还有部分城市采取更直接的方式：购房落户；而四川成都市已经率先取消农村城市户口界限……全国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无时间表？　　马力说，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二元向一元基本制度转变框架的建立，它需要大量的配套制度，需要大量的制度的衔接，而最关键的是增加投入，提供社会制度、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均需要相应的财政支撑，它需要国家国力的不断增长，在渐进中逐步地完善。　　中国福利制度改革压力巨大，我们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就业等一系列保障制度，在十六大实施民生工程以来加快了步伐，政府的投入大大地提高，但是，目前民生工程的投入，仅占财政支出的20%，而发达国家公共产品的支出、投入平均是50%到60%。　　因此，户籍改革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才能使我们农村和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背后的福利差异逐渐缩小。  中国流动人口达2.21亿 户籍管理应强化归属感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9日08:04  人民网-人民日报
 　　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张力是80后，山东人，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打工，如今在一家广告公司从事设计工作。尽管没有北京户口，但是她在这里工作、生活得挺开心；郑宏才是70后，在广东省珠海市打工已经近10年，尽管也没有当地户口，但是他已经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因为，他在这里成家，孩子也已出生长大。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21亿，他们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希望在生活的城市感觉到家的温暖。　　“新生代”与管理新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并没能充分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并没有实现身份转变，处于“半城镇化”的尴尬境地。城市对其“取而不予”，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　　辜胜阻指出，从结构上看，80后的新生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从流向上看，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渐成气候，内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从形式上看，流动人口以长期居住为特征，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可以预见，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将呈现出利益诉求上的深化、空间分布上的多元化以及融入意愿上的强化等新特点。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副书记万凯有切身的感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增多，其迁徙和分布趋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都对大城市的人口管理提出挑战。”　　综合服务是关键　　“直到现在，在流动人口管理的理念上，仍有不少人认为公安部门一家管就够了。”万凯认为，长期以来，这种理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流动人口管理的困境。“各个部门包括社会公众都应该参与进来，将流动人口管理纳入社会综合管理的大框架。”　　2011年1月，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转发了《江西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意见》，折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努力将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实际上，在此之前，江西各地已经开始不断探索创新流动人口管理的具体方式。南昌市青山湖区借助民间力量成立了“同乡互助会”，依托外来人口开办的商店、饭馆等公共场所建立“同乡会管理服务站”，及时掌握最新动态，帮助外来人口解决实际困难。此外，还在外来人口子女上学、家属就业、健康检查等方面给予专项帮扶，让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在万凯看来，政府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服务而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包括公安在内的各部门都有管理的职能，也有服务的职能，如果大家共同履好职、服好务，流动人口管理就能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户籍管理强化归属感　　如何增强流动人口的“主人感”？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教授侯欣一认为，可以积极稳妥地推动户籍改革，实行居住证制度。同时，在制定出台各种具体政策时必须与这一大方向相适应，并改变目前的一些统计方法，如目前各地在统计GDP时都把流动人口创造的价值计算在总数之内，而在计算人均时又把流动人口排除在外，以求排名靠前。这种把流动人口只看作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主人的办法，不利于各地政府对流动人口权益的重视与保护。　　“要实现流动人口在地域、职业、身份上的同步转换，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辜胜阻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丹东市委副主委、辽宁凤城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德建议，国家应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业人口成为市民。　　“对于现有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关键还是要落到实处，否则再制定更多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万凯提出，要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加以完善，可以考虑让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拥有评判政府工作的权力，并将评判的结果真正运用到当地政府的考核中。
 数据显示俄罗斯人口近10年减少340万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30日01:28  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8日发布数据，显示俄罗斯近10年人口减少大约340万。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人口下降趋势将继续数十年。　　联邦统计局发布去年10月人口普查结果：俄罗斯2010年人口1.429亿，与2002年的1.452亿相比减少230万人，与2001年的1.463亿相比减少340万，与2009年的1.419亿相比增加近100万。　　俄罗斯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莫罗佐夫说，俄罗斯人口减少是今后数十年趋势，“今后20至30年间可能降至1.2亿。”　　俄罗斯人口下降始于1995年。苏联1991年解体后10年间，人口出生率和平均寿命大幅下滑。过去10年间，得益于多项医疗保健措施，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出生率有所上升。　　从性别比例看，女性人口大约7670万，男性人口大约6620万，女性比男性多1050万人，与2002年的995万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地理分布看，远东地区人口数量大约629万，与2002年相比下降6%。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口显著增加。莫斯科人口去年超过1150万，与2002年相比增加11%；圣彼得堡人口480万，增加4%。　　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起大批吸收外国移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不足。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东欧移民“充实”高加索地区人口，为俄罗斯经济作出贡献。伴随经济发展，俄罗斯对外国移民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政府应该继续吸收外国移民。俄罗斯经济形势近10年高速发展。依据路透社数据，俄罗斯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000亿美元，2008年增至1.7万亿美元。   我国今后20至30年将迎来人口三大高峰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5日10:37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消息：据中新社消息，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1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今后20至30年，中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力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王培安当天在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启动计划生育以来，总和生育率已由1970年的5.8降至目前的1.8左右，同期总人口占世界比重由22%下降至19%。　　他指出，尽管中国在降低生育率、促进生殖健康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未来面临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家庭特征深刻变化、人口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诸多挑战，中国的人口数量压力依然巨大。　　同一天，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推出其专门为联合国研发的国际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国家统计局　2011-04-28 10:00:02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第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年4月28日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我国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体普查对象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广大普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目前已圆满完成人口普查任务。现将快速汇总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      总人口 　　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 　　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3]共1339724852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4]为7097600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5]为552300人。 　　台湾地区人口^[6]为23162123人。 　　二、人口增长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三、家庭户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7]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 　　四、性别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五、年龄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六、民族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6537177人，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 　　七、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36790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8798597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19656445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8764003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54656573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30413094人，文盲率[8]由6.72%下降为4.08%，下降2.64个百分点。 　　八、城乡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9]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九、人口的流动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10]为39959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26652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 　　十、登记误差 　　普查登记结束后，全国统一随机抽取402个普查小区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样调查。抽查结果显示，人口漏登率为0.12%。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 　　[2]普查登记的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境内”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内，“境外”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外。 　　[3]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数据不包括居住在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4]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10年底的数据。 　　[5]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10年底的数据。 　　[6]台湾地区的人口数为台湾地区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2010年底的户籍登记人口数据。 　　[7]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8]文盲率是指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重。 　　[9]城乡人口是指居住在我国境内城镇、乡村地域上的人口，城镇、乡村是按200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10]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国家统计局　2011-04-29 10:00:11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第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年4月29日 　　现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地区的常住人口^[2]有关数据公布如下： 地  区人口数（人）比重^[4]（%）2000年2010年全国合计^[3]1339724852100100北京市19612368 1.091.46天津市12938224 0.790.97河北省71854202 5.335.36山西省35712111 2.602.67内蒙古自治区24706321 1.881.84辽宁省43746323 3.353.27吉林省27462297 2.162.05黑龙江省38312224 2.912.86上海市23019148 1.321.72江苏省78659903 5.885.87浙江省54426891 3.694.06安徽省59500510 4.734.44福建省36894216 2.742.75江西省44567475 3.273.33山东省95793065 7.177.15河南省94023567 7.317.02湖北省57237740 4.764.27湖南省65683722 5.094.90广东省104303132 6.837.79广西壮族自治区46026629 3.553.44海南省8671518 0.620.65重庆市28846170 2.442.15四川省80418200 6.586.00贵州省34746468 2.782.59云南省45966239 3.393.43西藏自治区3002166 0.210.22陕西省37327378 2.852.79甘肃省25575254 2.021.91青海省5626722 0.410.42宁夏回族自治区6301350 0.440.4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1813334 1.521.63现役军人2300000   难以确定常住地4649985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 　　[2]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境外”是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外。 　　[3]本表全国合计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人口数。 　　[4]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常住人口占全国合计常住人口（包括现役军人和难以确定常住地的人口）的比重。    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39亿人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8日14:53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4月28日电（记者刘铮、江国成）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8日说，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　　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中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这次人口普查取得了关于中国人口总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大量基础数据。事后质量抽查显示，这次人口普查的漏登率为0．12％。　　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主要是由于中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　　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这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城镇人口比重大幅上升。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同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　　这次人口普查覆盖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根据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将港、澳、台2010年底人口数据计入在内的全国人口总数为1370536875人。
 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常住人口居前五位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8日11:12 中国网
 　　中国网4月28日讯 国新办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并答记者问。中国网现场直播。　　发布会上，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首先介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这次人口普查，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　　马建堂表示，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　　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排在前五位的是河南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江苏省统计局：我国现有流动人口2.61亿人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8日10:36 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徐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今日发布。从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说，这次人口普查，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　　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10036万人，增长82.89%。这主要是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统计局：每10万人中8930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8日11:28 中国网
 　　国新办于2011年4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并答记者问。　　马建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从人口素质的一些指标看，中国居民的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的素质在提高。刚才给同志们介绍了两个数据，一个是我国的文盲率，我国的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去年的4.08%，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这非常形象地体现了我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进步，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   统计局：我国2032年前后将达到人口零增长                       h  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9日01:40  新京报
 　　本报讯 中国十年来人口持续低增长，增速远低于上一个十年，预计到2032年人口会达到零增长。国家统计局昨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根据普查，加上港澳台的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份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这个数字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　　马建堂分析，这表明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继续得到有效的控制。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之间，中国人口净增长1.3亿，两个十年相比，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约5600万人，表明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这也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在发布会后接受本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的人口增长将继续下降，预计中国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此外，此次人口普查发现有1370万人没有户籍，原因涉及多方面。　　■ 焦点　　1 出生人口仍男多女少　　总人口的性别比呈下降趋势，大陆31个省份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男女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但出生人口的男多女少问题依然存在，根据普查初步汇总的情况，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　　不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这个数据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尽管如此，118.06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于正常范围。他表示，要高度重视这个数据反映的挑战和矛盾，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关爱女孩，进一步在就业、工资等等方面对男女一视同仁。　　2 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普查结果显示，大陆31个省份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15-59岁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　　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马建堂表示，1980年以后，特别是近十年，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年龄的比重在缩小，“这样的状况，大家都在思索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　　他认为，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此外，中国要重视人口发展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适度低生育的水平，同时兼顾当前和长远，科学研究、认真评估，慎重地、逐步地完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3 流动人口十年增一亿　　流动人口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里大幅增加。大陆31个省份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　　同时，人口的地区分布也呈现出一些变化。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马建堂分析，从反映人口迁移的数据看，中国的经济活力在不断增强，更多的人口从内陆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这种趋势反映了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格局是协调一致的。人口的迁移既促进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满足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提高了人口流出地区的收入水平，改善了人口流出地区的发展条件。　　专家解读 　　关键词1　人口零增长 　　人口零增长未必是好事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人口增长将继续下降，预计将在2032年前后达到人口零增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口学家陆杰华表示，对零增长预测的时间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大致都差不多，2032年、2033年左右，十年前预测时大约是2040年以后才能进入零增长，现在提前了，这和生孩子少密切相关。　　零增长实现前，人口的数量还是会增长，但更需要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化，比如少儿比重、劳动力比重和老年人比重，将来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保持投资、消费和劳动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对于怎么看待零增长，陆杰华认为不能简单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过去认为零增长是好事，那个时候是考虑到人口是人'口’，要占有资源像粮食，但是后来也发现人口也是人'手’，是劳动力和家庭供养，到了零增长不完全是个好事，要看结构的变化。”　　与此同时，老龄化伴随着子女减少和高龄老人增速越来越快是一种普遍的趋势。陆杰华说，“这个问题与我们目前讨论的人口红利有关，出生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对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我们还是劳动密集型。还有很重要的问题，虽然政府在加大养老的投入，但中国目前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少了意味着养老资源减少，今后怎么支撑养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键词2　计划生育 　　少生不是说“只生一个”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科学研究、认真评估，慎重地、逐步地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陆杰华认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任务，但过去理解计划生育就是独生子女政策，这个观点在不断改变，少生不是说“只生一个”，要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合理的范围内要逐步调整，比如由现在的“双独”可生两个孩子，变成“单独”可生两个，这几年慢慢的都会改变。其实也都提到了日程，有些省份已经在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　　他认为，将来肯定不会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但二胎三胎都是计划生育，根据研究者的设想，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国民无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不论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普遍生二胎。但是在过渡的时候，总是渐进的，比如由“双独”过渡到“单独”，要考察政策长期累积的效果，如果一下普遍放开二胎的话，零增长就不是2032年了，可能就要推迟了。　　至于各地的政策取向，陆杰华分析，计划生育条例都是各省制定，各省都对生育有长期监测，包括生育水平等各种变化，决定是不是要采取政策调整或完善，但不会全国一刀切的放开，肯定是一部分一部分的逐步开始。　　他认为，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以及一些城市化比较快的地区，生育率比较低，就要考虑开始调整。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是一个临界值，这些地区都是相对很低的，需要完善调整。　　关键词3　流动人口 　　地区经济受制于人口流动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03%。　　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因有大量流动人口，因此并不觉得缺劳动力，不需要做人口政策调整。陆杰华认为，这些地区享受的人口红利都是靠外来人口，而这些劳动力不是长期的、固定的，将来这些人的流动就会对地区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他以北京为例，认为北京的人口红利也是暂时的、短期的，不解决二元体制问题，这些人很难在城市稳定，现在1000多万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劳动力。　　陆杰华认为，现在13.39亿人口，两个超过亿的群体需要特别关注，“流动人口”和“老龄人口”。最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他认为，2亿多流动人口，只有“进口”，却没有融合的制度安排，将来会是很大一个问题。　　此外，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虽然在五年或者十年完全做到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趋同很难，但是要有时间表，消除本地人和外来人在待遇上和服务上的差异。要让外地人成为社会稳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样社会才会比较稳定。　　针对1370万人没有户籍，陆杰华认为，虽然这部分人从总量上不是特别大，但是和过去统计时瞒报、漏报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愿意报，比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这部分，生了孩子以后不申报。　　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把人口的各种信息收集到，这1000多万中超生的比重应该比较大。由于目前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根据人头来算，比如教育、卫生等，这将是很大的一个利益群体，将来要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 　　第六次普查历程 　　1 2010年11月1日-10日：入户登记，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登记状况、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2 2010年11月16日至12月25日：事后质量抽查。　　3 2010年12月-2012年6月：普查资料开发利用和分析。　　4 2011年3月至2012年5月：逐渐公布普查数据。      报告称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末突破百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05日01:51  重庆晚报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发布了一份经过修订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称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保持在预期水平，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前超过90亿，并到本世纪末突破100亿大关。　　本世纪末突破100亿　　该报告说，全球人口将在今年7月1日达到69亿，10月31日达到70亿，并到本世纪末突破100亿大关。按照目前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3亿，新增加的23亿人口将大部分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届时，全球超过八成的人口将生活在不发达地区，包括近2成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4%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地区。　　报告称，世界人口的增加将出现在“高生育率国家”，其中包括39个主要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区域的非洲国家、9个亚洲国家、6个大洋洲国家和4个拉美国家。　　中国世纪末或降至10亿以下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在报告发布会上说，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将从现在的68岁增加到81岁。　　她也提出，人口生育率的细微变化可能造成世界人口总数的显著差异。如果生育率小幅增加，世界人口可能到2100年将达到158亿的惊人水平；反之，如果生育率下降，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81亿，随后逐渐下降，到本世纪末降至62亿。而中国人口数则将呈下降趋势，预计到世纪末将降至10亿以下。　　第70亿人降生在印度　　据悉，第70亿人将出生在印度，10月31日，一名男孩将会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个小山村降生。印度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是最多的，达2700万。作为印度人口最多的州，北方邦有将近2亿人口。　　人口迁移流动可避免人口爆炸　　对于“人口爆炸”的说法，专家表示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避免走向人口爆炸甚至地球灭亡。　　专家表示，全球人口迁移流动就是很好的方法，比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可以通过移民来进行调整。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是如此。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通过流动人口，可以让外来人口照顾这些老年人。再如，现在城市人口逐步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人口郊区化”这一有趣的现象也是一种内部调整方式。　　外媒：地球将变得面目全非　　法新社称，70亿将令地球在未来变得“面目全非”。瑞典学者鲍威尔说，从目前来看，世界人口的绝对数量还不是问题，问题是人口的增长能否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1.食品短缺致文明崩溃　　人口增长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不断加重地球的负荷。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地球是否真有一天不堪重负。　　针对未来近百亿人口的前景，英国《每日电讯报》不久前刊文提出“我们拿什么养活这么多人口”。华盛顿地球政策研究所负责人莱斯特·布朗认为，食品短缺将导致全球文明崩溃。即使采取最乐观的态度，也无法回避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　　2.多国政局动乱　　马来西亚《星报》则担忧地问：“人口增长会导致世界发生更多动乱吗？”近两年，人口增长带来食品价格飞涨。导致30多个国家发生抗议和骚乱，今年中东国家发生的政治动荡也与此有关。　　3.拉高“全球紧张指数”　　美国《公民时报》把世界人口增长与一系列“全球紧张指数”联系起来：随着人口增长，人类活动和污染导致的极端天气频繁出现；许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沙漠化；当土地不能再养活农民时，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导致贫民窟数量激增。　　4.发达国家担忧老年膨胀　　发展中国家愁人多，西方却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日本《POST》周刊称，尽管地球人口激增，但人口负增长的日本必将变成一个“老年膨胀大国”。在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30至34岁的女性中，43%没有后代。到2050年，德国新生婴儿数量为现在的一半。德国媒体惊呼，“再过12代，德国人要成为稀有民族了！”韩国超低生育率如果持续下去，2029年起韩国经济可能转为负增长。韩国官员也称，韩国有可能因为缺少人力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失败。本组稿件据中新社　　人口暴增节点　　17世纪：5亿左右　　1820年：10亿　　1930年：20亿　　1960年：30亿　　1988年：50亿　　1999年：60亿　　2006年：65亿   
北京登记流动人口占实有人口40%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8日11:33 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 常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今日发布的2011年《社会建设蓝皮书》指出，北京市登记流动人口占全市实有人口比重已达40%，未来增长势头还将延续20年，北京流动人口总量持续膨胀，现阶段人口规模调控已刻不容缓。　　蓝皮书指出， 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70万。未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势头可能还将延续至少20年。北京市急剧膨胀的流动人口规模，将给北京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带来严峻挑战，现阶段北京人口规模调控已刻不容缓。　　北京流动人口的无序流动造成了城市秩序混乱，公共资源不足，交通压力明显，治安形势严峻。流动人口的无序居住造成了房屋租赁市场混乱，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问题严重，违章建设大量存在。　　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总量的增加，登记流动人口占全市实有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0%，有些流动人口重点地区甚至出现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倒挂。大量流动人口不仅保持相对稳定，而且长期定居的倾向更加明显，已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北京市民。　　蓝皮书认为，人口不单是北京自己的问题，而是事关北京在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功能区定位、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等重大问题中的结构功能定位。以户籍人口为主要对象和参照的人口调控思路和模式，难以适应人口结构及发展变化的要求。必须用实有人口的理念统领首都人口发展战略、管理服务模式、各种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具体而言，实有人口应根据居住或滞留时间分为永住人口、常住人口、短住人口、暂住人口、过往人口五类。　　蓝皮书指出，首都北京城市功能超载是人口困境的根本原因，向外疏解不符功能，紧扣首都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是化解人口流动梗阻的战略方向。必须梳理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不符的功能及组织。把中低端制造业、低端批发市场、部分院校(特别是民办大学)、部分医院(特别是传染病医院)和部分不必在京的党政军机构疏散出北京地区。只有这些功能及机构实现外迁，为之服务的常住和流动人口随之外迁，才能从根本上缓解首都人口压力。　　此外，梳理并外迁与首都功能定位不符的机构，必须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组织保障。建议成立包括中央党、政、军主要机构领导和北京市领导的“首都委员会”，统筹规划、调控首都的功能及人口。 北京城区7837人/km2 超东京
核心区每平方公里高达2.2万人 但全市密度不到千人  本报讯（记者 王永生）今天上午，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指出，北京“城六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837人，超过了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大伦敦和东京。
 报告指出，北京社会建设在“十二五”期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难题，人口问题是北京最大的问题之一。
 北京面临的能源、交通、就医、就学、就业、居住、治安等突出问题，无不与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及人口管理密切相关。
 根据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左右。然而，2010年11月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61.2万人。
 报告显示，从人口的区域分布来看，目前北京61.5%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城六区”，“城六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837人，超过了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大伦敦(每平方公里5437人)和东京(每平方公里5984人)。
 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更高达每平方公里2.2万人。整个市域，北京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995人，跟其他国际城市比较并不算高。 

美国前高官：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国经济在10-15年后急刹车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08月02日 17:53        白贺茨称，中国社会的老化速度比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都要快。到2025年，中国就是一个“老人国”了。中国旋风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对大宗商品的高需求将只能再维持10-15年

　　【《财经》综合报道】据环球网引述《澳大利亚人报》8月2日消息，美国白宫前经济顾问白贺茨（Todd Buchholz）表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在10-15年后出现“急刹车”

　　白贺茨称，中国社会的老化速度比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都要快。到2025年，中国就是一个“老人国”了。

　　白贺茨因此警告澳大利亚矿企，中国旋风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对大宗商品的高需求将只能再维持10-15年。

　　白贺茨曾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手下担任白宫经济政策部门主管，还是资产高达150亿元的老虎（Tiger）对冲基金之执行董事，同时亦曾在哈佛大学兼授经济课程。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15—59岁人口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

　　中国的几位学者在今年上半年对中国人口结构状况多次发出预警。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曾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缓慢下行。与之相对应，人口红利也将在“十二五”时期彻底消失。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判断，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2013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到那时，中国人口红利将消失。

　　蔡昉预测，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为零，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认为，剩余劳动力原来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非常明显，而且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在迅速增加。

　　民间研究人口的学者何亚福呼吁，现在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将来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进入“人口负债期”，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高峰时达到4亿多老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中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约5000万 数字呈上升趋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03日14:07 法制晚报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今天下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这一测算结果。

　　报告指出，这一数据是根据统计测算得出的，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也就是说这5000万人中，每人每年平均只有约7500—8500元的收入。

　　报告指出，城市贫困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后就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到20世纪末，城市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

　　物价的不断上涨、社会保障措施的不力、房价的频频攀升、就业形势的严峻、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相对贫困之中。

　　城市贫困人口·界定

　　城市贫困属于相对贫困

　　提起贫困人口，人们并不陌生。那么什么样的贫困人口算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呢？对于其界定，报告解释称，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通常指最低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证，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生存性贫困。相对贫困是指温饱问题虽已得到基本解决，但生活水平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

　　世界银行将收入少于社会成员平均收入1/3的人视为相对贫困人口，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归为相对贫困人群。

　　2000年以来，中国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开始更多地转向城市，众多数据和现象显示出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正处于日益严重的阶段。

　　据2010年第四季度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311.1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251.2元，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水平为每人每月179元。

　　●专家解析

　　城市贫困人口缺的不仅是温饱

　　在城市生活与农村不同，每月都要有各项生活费用的支出，比如柴、米、面以及蔬菜等费用，每月的支出至少也要几百块钱。如今物价上涨，城市贫困人口更是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标准界定，专家称，城市贫困缺乏统一标准，通常采用相对贫困的概念，即城市居民中一定比例的最低收入人口。

　　在专家看来，城市贫困还不仅指贫困者的全部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需求，而且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肉体和精神等各个方面的匮乏。

　　从表面看，贫困是由于收入低而难以满足起码的生活水平，缺乏物质和服务，从而不具备与他人相同的权利去选择健康、长寿、自由和体面的生活，受到社会排斥，但深层原因是缺乏手段、能力以及机会。

　　“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人口的迁移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产生的。”专家说。

　　城市贫困人口·数量

　　中国有5000万城市贫困人口

　　此次估算是按照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计算的。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截至2009年底的城镇人口数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

　　另外，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情况看，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在7.5%-8.7%之间。

　　根据数据，以8%的比例采用比例法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

　　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小，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大。

　　另外，报告根据年鉴指出，基于统计数据测算，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

　　●专家解析

　　经济发展决定贫困程度

　　专家告诉记者，对城市贫困人口的估算，离不开贫困线和贫困测算方法的确立。

　　早在2002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的一篇文章《城镇贫困群体的特点及原因》指出了当时城市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比重约为8%，这一数据至今仍被多处引用。

　　但究竟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到底有多大？由于标准的缺乏，自上而下的专项调查也尚未开展，因此对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

　　5000万的数字，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看来是相当高的。他向记者表示，在具体的计算上、标准的界定上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此外，专家指出，从城市贫困人口具体分布来看，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特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东北部的老工业基地和产业结构明显单一且对资源有着严重依赖的城市。

　　案例分析

　　贫困的恶性循环

　　据调查，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家庭中，大部分适龄子女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享受大专教育的屈指可数，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费用过高。

　　报告指出，如果没有高学历，贫困家庭的子女通常在低学历和低技能的情况下就卷入就业市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弱，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反哺父辈的希望也较小，从而更容易形成“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困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在医疗方面，即使有了医疗保险制度，但看病难、费用高始终困扰着贫困家庭，更多的人选择有病扛着，不敢就医。一旦小病拖成大病，这些家庭又将进一步跌入贫困的深渊。

　　城市贫困人口·影响

　　“贫困文化”不利于城市发展

　　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而逐步加剧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城市贫困阶层的存在容易形成不利于城市发展的“贫困文化”。

　　这一阶层长期缺乏社会机会，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另外，城市贫困现象的恶化会产生和加剧社会冲突。

　　记者注意到，近两年社会上时有一些冲突事件发生，这其中就有城市贫困人口这一群体，他们有的讨薪未果，有的因拆迁等不满。

　　●专家解析

　　城市贫困易陷入“恶性循环”

　　区域经济学博士、北京城市学院讲师蒋贵凰认为，中国城市贫困主要是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一些资源性城市逐渐枯竭，造成大量失业人群开始的。

　　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暴露出一定的深层原因，包括制度与政策、教育、就业、医疗等多个方面。

　　近几年，国家已陆续出台很多涉及民生的政策，完善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但在专家看来也存在着力度不足、扶持资金有限和享受人群面窄等问题，城市贫困问题仍然严峻。

　　“贫困群体不仅经济贫困，知识、素质也贫困。”专家说。

　　反贫困专家建议

　　反贫困应符合国情

　　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照目前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困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的。

　　因此，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状况拟定适合城市反贫困战略的综合性减贫政策。

　　在具体的对策上，专家表示，要建立一套城市贫困标准的监测指标体系及贫困线的测算方法。这样能准确掌握失业率和贫困群体的动态，确保贫困标准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

　　另外，还要发展城市经济，合理推动城镇化进程。近几年，中国一直在进行着城镇化进程。

　　专家特别提到了“合理”一词，具体的“合理”便是必须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促进产业集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专家表示，还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低保覆盖面。

　　要想脱贫得先就业。在就业方面，专家表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打破城市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促进就业。

　　本版支持专家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牛凤瑞报告作者之一、区域经济学博士、北京城市学院讲师 蒋贵凰

　　本版文/记者王永生 

国家统计局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已得到控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2日16:14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8月12日电(记者刘铮)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2日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了我国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大量基础信息和翔实数据。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已得到有效控制。

　　马建堂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结表彰会上表示，这次人口普查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人口普查的漏登率仅为0.12%，比上一次人口普查大大降低，也远远低于国际通行的3%的可接受水平。通过这次普查，查清了我国人口总量和基本结构，掌握了人口发展的新情况，揭示出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掌握的我国人口发展新情况，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已得到有效控制；从结构看，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从素质看，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从迁移看，我国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马建堂表示，这次人口普查也揭示出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快，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生性别比偏高，这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人口均衡发展、制定社会公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我国经济往来和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开展的，普查环境非常复杂，普查对象非常庞大，普查难度前所未有。近千万人员的普查大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在短短10天内对全国4亿多户家庭、13亿多人口进行了访问登记，获得了200多亿笔原始数据。这次普查采用光电录入技术，精确完成了海量数据的处理，并及时发布了全国和省级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标准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普查得出的全国总人口为13.7亿人，其中大陆人口为13.4亿人。十年间大陆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7%，比上一个十年的年均增长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77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6日15:06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 张希敏)中国老龄办16日在北京发布《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76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26%，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

　　公报称，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1883亿，老年抚养比为11.9%，较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57亿人，比2009年增加2157万人，增长9.2%。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9904个，比上年增加233个；床位314.9万张，比上年增长9.0%。

　　公报说，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国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10277万人，其中领取待遇人数2863万人，农村老年人的“老有所养”有了制度性保障。全国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数已达576.4万，较上年增加145.5万，增长33.8%。

　　公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4.3263亿，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8.36亿，参合率达96%。此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各类老年福利机构数和收养老人数实现同步增长。 

经济学人解读剩女现象：为何亚洲女人拒绝婚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9日 20:07 新浪财经 
8月20日正式出刊的《经济学人》封面

　　导读：最新一期《经济学人》于8月20日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标题是《孤单的亚洲人》：文章认为，受多种因素影响，亚洲的结婚率正在迅速下降，这将引起许多复杂且严峻的社会问题，亚洲各国必须重视并想办法解决。

　　二十年前，人们曾经争论过是否存在一个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亚洲传统的家庭观念要强于美国和欧洲，这也是近些年亚洲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直是亚洲价值观的积极推动者，他认为中国式的家庭，更鼓励学习知识、努力工作、节俭持家，并且希望人们为了未来的幸福而推迟现在的享乐。

　　表面上看，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婚姻非常普遍并可以很好的维系下去，而与此相反，在西方国家，一半以上的婚姻以离婚收场，一半以上的孩子是婚外出生的。最近横扫英国的暴乱，根源就是孩子没有父母的正确引导以及缺少对长辈的尊敬。这些都反映了东西方的巨大差异。

　　虽然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有着不同的传统，可是亚洲各地的婚姻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和西方上个世纪后半叶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离婚率再上升，但仍然很低。亚洲人正在开始远离婚姻。

　　结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亚洲人普遍推迟结婚时间，尽管全世界的结婚年龄都在上升，可是亚洲却格外突出，甚至比西方都晚。在亚洲一些富裕地区，比如日本、台湾、韩国和香港，平均结婚年龄在过去10年显著上升，女子为29至30岁之间，男子则为31至33岁之间。

　　还有些亚洲人不是结婚晚的问题，他们根本就不结婚。大约三分之一的日本妇女在三十岁出头的时候还没有结婚，而她们中大概有一半不准备结婚。在台湾，30岁后期的妇女有五分之一是单身，而她们中很多人决定终身不嫁。一些地方不结婚的比例更高：在曼谷，40到44岁之间的妇女有20%未婚，东京是21%，在新加坡，上过大学的这个年龄段妇女不结婚的比例为27%。

　　目前亚洲的两个巨人，中国和印度还没受到影响，但很快也会被波及，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地方都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人们会因性别原因而堕胎，这使得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据估计到2050年，这两个国家适龄结婚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6000万。

　　享受单身生活

　　在亚洲，妇女兼顾家庭和事业将非常辛苦，这也是她们拒绝婚姻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常亚洲妇女要伺候丈夫、孩子以及家中的老人，即便她们有全职的工作，仍被要求承担这些义务，尽管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但是在亚洲尤其严重。日本妇女通常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下班后还要做30个小时的家务，可他们的丈夫只做3个小时。一般妇女为了照顾孩子会辞掉工作，当孩子长大后，她们再想找工作会非常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亚洲妇女开始对婚姻持悲观情绪，今年一个调查显示，与日本男人和美国人相比，日本女人对婚姻的态度更加消极。

　　出于工作的原因，妇女对婚姻望而却步的同时，她们有了其他的选择。妇女现在经济上更独立，她们有能力独身生活，摆脱传统婚姻的枷锁。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结婚率，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不结婚的比例越高。

　　不结婚，不生孩子

　　亚洲妇女现在享有更多的自由，一个本该庆祝的事情却成了结婚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于西方国家相比，亚洲人在养老保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方面投资较少，因为他们预期家庭会照顾老人和生病的亲人。但现在可能要改变这种想法了，结婚率低引起了生育率急剧下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亚洲的生育率为每个妇女生5.3孩子，现在仅为1.6个，有些地方甚至下降到1个，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的今天，这些都引起了很大的人口问题。另外还有些其他被忽略的影响：婚姻可以约束男性，也就是降低雄性荷尔蒙、减少犯罪，婚姻的减少也就意味着犯罪的增加。

　　亚洲人的婚姻观能够复原么？如果两性在婚姻中的角色预期发生变化也许可以，但是改变传统观念十分困难。政府也许可以通过立法做些什么来促进这种改变。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但是让离婚变得更容易反倒可以增加结婚率。如果女性发现，当婚姻不能维系，离婚是件很容易的事，或者当她们提出离婚，男性会非常紧张的时候，那些不准备结婚的女性可能会改变注意。离婚法应该保证妇女离婚时可以分的更多的夫妻共同财产。政府也应该立法要求雇主们，对男女雇员的离职一视同仁并协助职工养育子女。如果这些费用可以提升家庭生活的质量，那么肯定会减轻国家赡养老人的负担。

　　一直以来，亚洲各国政府都将家庭生活，作为他们抗衡西方的最大优势。但是这种信心正在逐渐消失，他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社会巨变，并认真思考和应对。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老龄化省份增至26个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21日14:57 法制晚报

　　随着广西近日公布该地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主要数据，全国31个省份各自的“六普”数据全部公布完毕。

　　今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六普”主要数据，公报数据表明，我国目前有总人口约13.7亿人。其中，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

　　本专题报道从人口年龄、家庭规模、文化学历、人口性别比四个方面，对31个省份的人口数据进行盘点、摸底。首先推出的是“人口普查年龄篇”。

　　据法晚统计，我国26个省份(84%)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超过7%，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省份 多了13个

　　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也采用这个标准。

　　从各省份“六普”数据中我们看到，在65岁及以上人数占比一项中，达到10%的省份有6个，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时增加了5 个。越过7%“红线”的省份已经达到了26个，比10年前过“红线”的省份多了13个。而低于7%“红线”的仅有5个省份。

　　从人口数上看，“六普”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有27个省份超过了百万，比“五普”时增加了2个，人口大省山东、四川、江苏、河南位列前四，山东更是接近千万，达到942.98万人。

　　“六普”数据中，全国65岁及以上总人口为1.19亿人，占8.87%。而从全国总量上看，我国也已经远远高于7%的“红线”。

　　同“五普”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

　　应对老龄化高峰 各种准备严重滞后

　　2006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该报告还强调，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严重滞后，要全方位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时间十分紧迫。

　　对此，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也表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随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维持在低水平上，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必然导致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今后我国各省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将加快，而且出现重化趋势。 

数据显示我国大学生数量10年翻1倍至1.2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21日15:10 法制晚报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31省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近1.2亿。

　　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

　　从各省的数据看，我国东部经济区域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大学生总人口比重都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其中，北京大学程度以上人数占到了总数的31.5%，达到617.8万人，因此，北京常住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在全国处于首位。

　　与此同时，全国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54656573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30413094人，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下降2.64个百分点。 

经济学人：按现生育率推算 中国人口将在1500年后消失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08月24日 11:10      按照现在生育率推算，香港最后一位女人将在2798年出生，澳门则更早，中国也只剩下大约1500年的时间图片来源经济学人网站

　　【《财经》综合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其网站“每日图表”栏目中，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女人》为标题，按照现在生育率对各国和地区最后一个女人出生的时间进行了推算。按照该推算，香港最后一位女人将在2798年出生，澳门则更早，中国也只剩下大约1500年的时间。

　　《经济学人》指出，亚洲很多富裕地区的女人不愿意被婚姻的枷锁困住，更喜欢过单身生活。这是她们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的信息，如果生育率不提高的话，世界上有83个国家和地区的女人将不会有足够的女儿替代她们。

　　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的“净生育率”只有0.547（人口统计学术语），按现在的生育率，每1000个女人预计只会生547个女儿。如果不发生什么改变的话，这547个新生的女儿将来只会生299个女人，如此循环下去。按照《经济学人》的简单推算，离香港现在的375万女人最终缩减为1个只需要25代。按照香港女人平均分娩年龄为31.4岁推算，最后一个女孩出生的时间为公元2798年。

　　《经济学人》指出，即使是至少拥有3700年历史的中国，如果现在的趋势得不到改变的话，也只剩下大约1500年的时间。澳门虽然生育率比香港高，但由于人口总数比香港少，澳门剩下的时间比香港更少，大约只有600多年。

　　按照同样的方法推算，日本、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历史都不会走完下一个千年。日本最后一个女孩大约在公元3450年左右出生，德国和俄罗斯在公元3500年略往后一点。而巴西能达到公元4900年左右。       【一个转播了半个世纪的谎言：中国贫穷是因人口多造成的】中国人口密度在全球排名为55名。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几乎都比中国富裕，欧洲国家更是如此。亚洲比中国人口密度高的日本、新加坡等都比中国富裕得多，亚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却是最贫穷地区。显然，将中国问题怪罪于人口太多，是巨大的谎言。　 

我国成唯一老年人口过亿国 直面老龄化社会挑战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24日20:56 新华网

　　（中国聚焦）中国面对老龄化社会挑战

　　新华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赵超 余晓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24日表示，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目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老龄化正在加速。

　　当天，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的报告。

　　报告列举的数字表明，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报告提供的预测分析指出，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中国可以称得上是'跑步’进入老龄化。”

　　李建国在报告指出，中国已基本确立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36亿人，已有5806万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今年将覆盖60％的县。

　　截至今年5月底，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1．9亿人，5170万人领取养老金。全国三级卫生服务机构为5714万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有14个省份建立了80岁以上高龄老人补贴制度，惠及800万老年人。

　　然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老龄化社会不同于其他国家，报告将此称为“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社会”。除了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空巢和失能困难老人多以外，中国的老龄化还呈现出先于工业化、与家庭小型化相伴随、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等特点。

　　近10年来，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加了近一倍，已经超过2000万。随着年轻人异地工作，父母与子女异地居住，空巢老人越来越多，2010年城乡空巢家庭约50％；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达3300多万。

　　2010年，中国大约5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据最新预测，2020年约3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2030年约2．5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

　　中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但当两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要承担4个甚至更多老人的养老责任时，无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都给年轻人“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当社会变迁打破传统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基础时，养老观念和养老模式也必然发生变化。

　　不过，当中国人已经逐渐接受社会养老这一养老方式时，却又不得不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根据报告，中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的1．8％，低于发达国家5％至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至3％的水平。

　　对此，中国提出未来5年实现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30张的目标，这就需要养老床位需新增340多万张，建设任务艰巨。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养老行业属于投资大、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的微利行业，民间资本参与意愿不强。民办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设施简陋、功能单一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兴办为主、养老服务机构自由经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一方面坚持公办养老机构的非营利性，重点接收孤寡、贫困、失能等无力进入民办养老机构的老人；一方面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模式，建设一批收住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型养老院。

　　虽然中国在1996年颁布实施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15间年，中国老龄化社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到来和发展，修改这部法律已势在必行。

　　这份报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尽快修改完善这部法律的建议，并强调了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世界人口70亿背后：被忽略的中国低生育率隐忧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08日 01:18王羚第一财经日报

　　世界人口突破70亿人之际，中国的生育政策却走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年之后，面对出现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老龄化加速等新情况，中国人口却出现低生育率隐忧。

　　低生育率隐忧下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面对此问题，国内至今争论激烈。而所有的争论皆聚焦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在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而对这个数据的判断将直接决定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

　　中国已是超低生育率？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就目前能够查询到的数据来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一个事实无可置疑，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行列。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低？1.8？1.7？1.65？甚至更低至1.5以下？对于此数据，时下学界仍存在着较大分歧。

　　根据中国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部分专家认为，目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8，因此现行人口政策还是符合中国国情。据新华网在世界七十亿人口日所做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持上述观点，他同时表示，中国人口政策将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微调。

　　但更多的人口学者并不赞同这样一个数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口专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据说一次专家给领导的讲课中提出，总和生育率约为1.65.

　　多位人口学者认为，从今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官方一直沿用的1.8.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根据六普数据做了计算，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4和1.5之间。按照联合国的标准，1.5以下已经属于超低生育率。

　　联合国于2011年5月3日公布的2010版的《世界人口前景》，则将中国2000年~2005年和2005年~2010年的生育率确定为1.70和1.64.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分析，根据“十一五”期间的人口规划，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把2010年的总人口规划为13.6亿人，年均增长约1000万人。但事实上，根据“六普”的数据，2010年总人口为13.4亿人，年均增长仅600多万人，比规划中的少了近400万人。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误差，而应视为一种错误。这种规划目标和普查数据的反差证明，以往中国的生育率被严重高估了。”郭志刚撰文表示。

　　郭志刚同时判断认为，目前中国生育率不是一般的低，而是非常低。它不可能是人口主管部门坚称的1.8，而是显著更低，甚至低于1.5.

　　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学者表示，1.8这个数据一直没有人口普查的数据支持，相反，国家统计局的多次统计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大低于1.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进入低生育率行列，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下降得那么急剧，由此带来的挑战将非常严峻。

　　被忽略的风险

　　顾宝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者郑真真等在调研中发现一个让他们自己也感到吃惊的现象：在湖北、江苏等地，许多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夫妻最终选择了只生一个。这种现实与传统人口学者“一放开就多生”的观念迥然相异。

　　根据郑真真、北京人口研究所马小红等多位学者所做的调查，目前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较低，即使是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居民，也仅有三成左右选择生二胎。

　　顾宝昌分析称，由于城市化和婚育观念转变等原因，人们已经接受了低生育的现实，并且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生育行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生育率一旦降低，再重新将其提起来就非常困难。正如一位人口学者所言，将生育率提上去要比降下来更加困难。

　　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和对这种趋势缺乏认识将带来可怕的风险。老龄化被低估就是其中一个。

　　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如果按1.8的生育率预测，2010年这一结果仅为12.42%，两者相差了近一个百分点。普查显示，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而按1.8生育率预测，2010年该结果则只有8.18%。

　　根据上述计算，郭志刚认为，事实已很清楚，即使是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就已经被明显低估，再推算到更远的未来，低估偏差必然更大。

　　老龄化被低估，直接导致相关应对措施的不到位。顾宝昌分析，中国现在正在努力认识老龄化，但时间会证明，我们现在的认识只是冰山的一角，是很肤浅的。

　　老龄化挑战巨大，而老龄化与“少子化”相叠加，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更将难以估量。

　　根据“六普”数据，目前中国0~14岁人口仅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而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

　　老龄化加速、严重少子化，再加上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中国人口的结构将会快速改变，而更大的风险还在未来。

　　郭志刚分析，现有人口结构的影响将导致21世纪前半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特别快，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会非常严重，继而又会导致21世纪后半期人口总量削减也会十分迅速。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生育率至少回升到1.8水平不过是人口安全的最低要求，并且生育率还应当继续向更替水平适度回升。这种生育率回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过度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郭志刚说。

　　多位中外人口专家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对总和生育率的判断失误，将直接导致对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供应的误判，并且最终导致在生育政策调整上做出偏离实际、贻误后代的决策。《经济学人》在一篇报道中提醒，中国在未来将因为人口问题面临严峻挑战，而拥有适中生育率的印度和中东则将成为潜在的最大受益者。

　　而让顾宝昌感到担忧的是，由于对目前的低生育率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未来的人口风险，有许多人缺乏必要的警醒。“人口问题有个前瞻性，必须未雨绸缪，真的到了负增长了，你想要阻止负增长，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顾宝昌说。 

我国老人超欧洲老人总和 面临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08日 06:20 大洋网-广州日报微博

　　2011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已达1.23亿 面临“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双重挑战

　　本报讯 世界卫生日每年一度，今年将主题锁定“老龄化与健康”。专家指出，中国预计将在2026年至2027年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数将占世界首位。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双重挑战。

　　15年后进入老龄社会

　　当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就标志着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了“老龄社会”。完成这一过程，法国用了100多年，而巴西、中国、日本、智利等国只用25年左右。

　　中国预计将在2026年至2027年进入“老龄社会”。中国老龄人数占世界首位。截至2011年末，中国大陆有1.23亿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9.1%，规模超过欧洲老年人口总和。到2050年，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三成，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比将由2000年的10∶1下降到2.8∶1。

　　“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在老年出现慢性健康问题的风险升高，失能残障老年人不断增多，对长期护理的需求不断增长，疾病令经济负担加重。许多老年人遭受歧视，面临受虐待、被遗弃的风险。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老龄化同步，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到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即“未富先老”。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余寿中有三分之二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呈现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有3300万人。预计到2015年，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000万人。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尹力指出，中国老年人多，带病生存时间长、医疗费用高，老年卫生政策和措施还不够完善，针对老年人特点的专业化医疗卫生服务还没有形成，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针对老年人服务的能力还十分有限。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说，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中青年一代照护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家庭小型化、空巢化、农村人口外流、社会转型加速，都使老年健康问题成为社会政策的重点领域。

　　老年医疗保障不断加强

　　为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将在“十二五”期间新增各类养老床位342万张，鼓励基层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卫生服务并监测65岁及以上老人的健康状况，发展老龄化产业以满足老年人的卫生保健需要。

　　尹力指出，中国老年卫生服务网络正日益健全，方便老年人就医，老年护理服务逐步延伸到家庭和社区；老年医疗保障不断加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有效减轻了老年人的就医负担；老年卫生服务内容逐步拓展，老年人健康管理纳入医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卫生部将进一步完善老年医疗保障政策和措施，提高老年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力扶持和发展老年健康产业，积极转变老年卫生服务模式，加强老年医学队伍建设，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超过1.8亿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07日16:40 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4月7日消息 (记者李欣)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今天是“世界卫生日”，“老龄化与健康”成为今年关注的主题。根据卫生部的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1.8亿，而且每年还以500万-800万的数量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慢性疾病问题、医疗保健以及老年生活质量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挑战。

　　电影《桃姐》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状态，除了关爱他们的身体状况，更让我们走进他们孤寂的内心，洞察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其实，现实中的“桃姐”还有更多，在大连的一家养老院，有位80多岁的老人，身体还算硬朗，基本能够照料自己的生活，但是她的内心却总也找不到安宁。

　　老人：哎呀，真是一个人的生活真是不好过，稀里糊涂一天、稀里糊涂一天，儿女可是到不少，可是人家还要上班，人家还能顾得着我啊？人家也顾不得，我就自己这么稀里糊涂一天，就把自己也作践毁了，再早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人老了，家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仅反映出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问题，更让社会反思，如何构建一个健康的老年环境，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保障、有尊严的步入老年。

　　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接近1.3亿，而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3.32亿，超过总人口的23%。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表现的尤为严峻。

　　根据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铁梅的介绍，目前，在我国31个省市当中已经有26个省市进入到老龄化的状态。

　　张铁梅：在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数量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的分布也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所面临的，他是世界的问题，甚至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问题，她也确实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比如老年人口过于的庞大，那么他肯定会在代际分配上产生某些不公平，那么在老年人的方面，他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养老保障，一个是健康医疗。

　　其实，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不仅发生在我国，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到2050年，80%的老龄人口都将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如何为老龄化社会提供必要的医疗和社会体系方面的保障都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张铁梅的介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使慢病患病人群数量不断增加。

　　张铁梅：随着老龄化的加重，从2010年到2020年再到2030年，老龄化本身对慢病人群的数量影响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65岁以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大量的慢病的发生，并且呢，男性要比女性更为严重。那么它必定是会带来疾病负担的增加。

　　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疾病负担占到了当年GDP的12.9%，其中慢病就达到8.1%，而40%来自于老年人。

　　张铁梅： 其实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的医疗后果并不是很理想，同样的一个病，老年人伤残、失能以至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那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的需求都在增加，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需要照料的老年人的数量都在3倍和4倍以上的增加。

　　但是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家庭资源的冲突，4个老人、1个孩子，很多家庭在老人生病和孩子上学两件事情上，难以做到平衡处理，导致家庭负担加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事业发展部副主任唐振兴认为，满足老年人的生活护理是基本，如何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是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唐振兴：老年人虽然说人老了，但是他们的机能仍然是处于活动之中，仍然要跟社会接触，如果不参与社会生活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尤其是老年人精神健康这方面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我们现在是提倡，社区居家养老，通过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在家庭的十分钟活动圈之内，能够享受到社区送餐、活动到活动室，基本的医疗也能解决，但是更多的健康的护理能够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站解决，就解决了老年人到医院疲于奔波的问题，通过居家养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之后，他才能够安心的生活，那样才叫安享晚年。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中国人口峰值2025年达14亿

2012年10月02日11:09 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10月2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中国人口峰值2025年达14亿。

　　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左学金作出的预测。

　　左学金说，根据之前的研究包括联合国关于世界人口前景的展望，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将在2025年达到14亿，低于原有的16亿的预测峰值。人口总量的降低直接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减少。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左学金分析，我国提出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未来政府职能可以归纳为“三重三减”：一是重基础，尤其是基础性科学研究；二是重设施，包括教育、通讯等；三是重环境。三减则是建议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简化行政审批，减少过度规划和不稳定的规划。

卫计委：我国计划生育40余年少生4亿多人

2013年11月11日19:45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1月11日电 (记者吕诺)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1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40多年来，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毛群安介绍，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1.5至1.6，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970年我国出生人口2739万人，净增2321万人，2012年出生人口1635万人，净增669万人。

　　“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的历史性转变。”毛群安说。

　　计划生育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毛群安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既要面对13亿多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也要面对有限的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如果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我国人口恐怕要达到17亿至18亿，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降低20%以上，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发展的需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计划生育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毛群安说，计划生育转变了人们的婚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减少了出生人口规模，降低了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减轻了对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对促进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巨大作用。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53上升到2012年的0.699，是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

　　他说，我国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劳动力比例持续上升，人口红利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实现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2位。计划生育功不可没。

　　计划生育改善了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毛群安说，我国始终将推行计划生育与提高妇女地位、优生优育、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结合起来，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普及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依法保障女婴和女孩的生存发展权利，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取得了突出成效。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分别由1991年的80.0／10万、50.2‰，下降到2012年的24.5／10万、10.3‰。

　　“我国计划生育的成功实践，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毛群安说，我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作出了表率，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单独夫妇可生二胎是人口发展战略决策

2013年11月15日2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并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国家实行这一政策对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完全正确、符合国情实际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付出了艰苦努力，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在全国普遍实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明显变化，“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逐步淡化。根据《决定》的要求，要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国家意志和群众意愿的统一，缩小城乡、地区、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水平。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必将进一步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善家庭人口结构，显著增强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和养老照料功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第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中有降，目前为1.5-1.6。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收入增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健全，特别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第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峰值，2012年下降为9.37亿人，按此趋势，2030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可保持8亿人以上，但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比例下降，劳动力资源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所减弱。同时，人口老龄化明显加速， 201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3%，2013年底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而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3亿和4亿。如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就是要有效应对和积极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影响，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这些决策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全国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国家卫生计生委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领会《决定》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稳妥扎实有序推进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穆光宗：放开单独二胎对人口出生规模影响有限

2013年11月15日20:54  新浪评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对此，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为新浪网友独家进行解析。

　　决定的出台在国家层面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从微观上来说，对个体家庭的影响很大，从宏观上来讲，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有限。光放开二胎还不够，应鼓励生育二胎，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

　　对人口出生规模影响有限

　　政策的影响都有个过程，单独夫妇二胎政策的出台也许会有小的生育回潮，但是对出生规模影响有限，预估将达到每年100-200万数量，以中国人口基数来看，对总人口的影响非常微小，不会有太大的人口反弹，不会失控。
        应鼓励生育二胎

　　从宏观上来说，人口安全是国家基础，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动力，人口失衡、萎缩、超低生育率，呈弱持续发展或不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中国要走出超低生育陷阱，逐步提振生育率，继续改革，鼓励生育，小步快进。改革是连续的过程，单独夫妇二胎政策是起点不是终点，国家需从生育权限政策和生育导向政策两方面做更多积极努力。

　　生育权限要达到自主生育，生育主体能实现自主、自由、负责生育。

　　生育导向方面，国家应鼓励向2个孩子方向发展，杜绝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国家需要出台更良性的刺激和鼓励政策，鼓励更多的年轻家庭生育2个孩子，生育的权利和导向需要得到跟多的保障。目前生育成本太高，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外部化、社会化，由政府承担一定的成本，比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等。对缓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增长作用有限：

　　对单独家庭来说多了一个养老的依靠和支持，有更好的保障。对国家来说，2亿的老龄人口，而每年100万的人口增量，作用有限。

　　人口红利是指人的价值和贡献，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人口就有红利，只不过随着我国目前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加剧，我国目前劳动力优势在减化、弱化。从长远来看，未来人口红利将大大减少，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对人口红利的增长作用同样有限。

卫计委解读单独二胎放开: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

2013年11月16日12:18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1月16日电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今天公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答记者问，以下为答问全文：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这项政策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什么选择在现阶段启动实施？

　　王培安副主任：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低生育水平稳中趋降。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为1.5～1.6，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口总量虽然保持持续增长，但惯性趋弱。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将继续下降，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影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二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2012年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23年以后，年均将减少约800万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近20年来一直在高位徘徊，2012年仍高达117.7。

　　三是家庭规模持续缩减。“六普”数据显示，全国户均3.1人，较“五普”减少0.34人，与上世纪80年代初户均4.43人比较，下降1.33人。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独居老人的比例提高，家庭的传统功能有所弱化。

　　四是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少生优生、优育优教的生育观念正在形成。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当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条件成熟、时机有利。

　　记者：当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何意义？

　　王培安副主任：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合乎民意的重大举措。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有利于”：

　　一是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二是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三是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吗？

　　王培安副主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自2008年以来，我委就启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准备工作，组织开展了深入的调研论证。通过“十一五”人口发展规划终期评估、“千村生育率调查”、“150个县独生子女婚育状况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0～9岁低龄人口基础信息核查、利用教育、公安、统计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开展比对和校验等，对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生育现状及人口变动趋势有了比较客观、准确的判断和估计。同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组织多方案测算比较，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经反复研究论证，逐步形成了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思路和方案。

　　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专题汇报，作出明确指示。今年“两会”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我委深化相关研究论证，并进一步征求各相关部门和各地的意见。经过反复酝酿，党中央作出了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决定。

　　记者：单独两孩政策具体适合于哪些人群，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王培安副主任：单独两孩政策适用于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一般地讲，独生子女是指本人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记者：单独两孩政策如何启动实施？

　　王培安副主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再生育政策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次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我委将做好调研指导工作。

　　记者：各地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否有统一的时间表？

　　王培安副主任：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但是，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不宜间隔得太长。

　　记者：如果我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条件，什么时候能够申请再生育？

　　王培安副主任：当你们夫妇俩的户籍所在的省份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人大常委会作出了专门规定，允许单独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就可以按程序申请再生育了。如果你们俩的户口不在同一个省(区、市)，只要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你们就可在那里申请再生育。

　　记者：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会不会出现符合条件的夫妇扎堆生育，导致短期内出生人口大幅增长？

　　王培安副主任：从全国来看，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再加上单独两孩政策由各省(市、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启动时间，由于各地人口发展形势、工作基础有一定的差别，准备情况各不相同，各地启动实施政策会有时间差，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问题。

　　但是，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人数较多的地区要注意防止这个问题。这些地区可以采取倡导合理生育间隔、优先安排年龄较大的单独夫妇再生育、做好再生育审批等，防止出生堆积。国家将根据“十二五”人口发展规划、近年出生人口变动情况以及单独两孩政策启动实施情况，编制年度人口计划，加强引导调控，确保出生人口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防止发生大的波动。

　　记者：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会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大的压力？

　　王培安副主任：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据预测，政策调整后，全国每年出生人口不会有大的增加，到2020年总人口将明显低于14.3亿，峰值总人口也将大大低于15亿。另外，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但仅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不会给粮食安全以及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大的压力。

　　记者：为什么现阶段不能实施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王培安副主任：我委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动，出现较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长期看，将形成周期性出生人口波动，总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峰值推迟到来，影响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的实现，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等部门和研究机构独立开展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针对此次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计划生育工作要放松了，请问是这样吗？

　　王培安副主任：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工作。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常抓不懈。要继续坚持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

放开“单独”二胎 政策将影响近2千万人

2013年11月16日11:11  新京报

    新京报讯 中央决定放开“单独二胎”，即一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国家卫生计生委昨日发文称，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同时也顺应了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专家表示，放开“单独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调整可缓解人口老龄化

　　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数下降。同时，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加速，今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将突破2个亿。老龄化危机、用工荒，已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

　　调整生育政策，被视为缓解“人口老龄化”，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手段。

　　国家卫计委昨晚坦言，如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而“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就是要有效应对和积极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影响，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

　　国家卫计委认为，放开“单独二胎”的决策，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放开后人口不会暴涨

　　同时，放开“单独二胎”不会带来人口暴涨。国家卫生计生委介绍，进入21世纪，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中有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健全，特别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因此，放开“单独二胎”，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有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现实环境的制约，育儿成本的提高，让很多年轻人不会盲目跟风生育。”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志刚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指出，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低生育思维定式已在处于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

　　半数“单独”夫妇愿意生“二胎”

　　新政主要影响城镇育龄夫妻，大城市夫妇生育意愿低于中小城市

　　昨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介绍，“单独”二胎政策全面落实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影响1500万至2000万人，他们是一方独生子女，且已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妻。

　　翟振武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说，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上述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由于我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翟振武说，此番“单独二胎”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

　　不过，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单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也并不相同。翟振武介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二孩”生育意愿较低，但在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很多都希望新政尽快实施，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国际上通常使用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婴儿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生育水平。当总和生育率小于2.1，代表其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上一代人的数量。国家卫生计生委昨晚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5-1.6。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我国数十年来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过低的生育水平，导致社会日益濒临人口老龄化危机。

　　那么，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后，我国的生育情况、总和生育率会有哪些改变？

　　翟振武说，经过多轮测算，我国城乡一致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后，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高。特别是新政启动后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因此，新政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会维持低生育水平。

　　■ 数说

　　我国人口状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全年出生1635万人，死亡966万人。

　　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

　　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

　　生育率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1.5-1.6，比2000年下降0.1-0.2。

　　劳动年龄人口数

　　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峰值，2012年下降为9.37亿人，按此趋势，2030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可保持8亿人以上。

　　老年人口数

　　201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14.3%，2013年底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而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3亿和4亿。

我国各地现行生育政策盘点：城乡地区有差异

2013年11月16日13:48  北京晚报                   

　　“单独”家庭 放开生二胎 

　　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有了松动迹象！国家卫生计生委昨晚表示，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顺应了群众期盼。专家也表示，放开“单独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改革新举措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

　　一孩政策

　　包括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川、重庆6省(市)的农村居民。

　　一孩半政策

　　指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陕西、甘肃等19个省(区)的农村居民。

　　二孩政策

　　各省(区、市)都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5省(区)的农村居民。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江苏、福建、安徽等7省(市)规定，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三孩政策

　　指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包括青海、宁夏、新疆、四川、甘肃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海南、内蒙古等地前两个孩子均为女孩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云南边境村和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农村居民、黑龙江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居民。

　　特殊政策

　　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的生育政策，藏族城镇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及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

外媒：生育政策放宽后中国将多生950万婴儿

2013年11月16日 09:39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凤凰财经综合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称，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美银美林估计，这项改革将给中国额外带来约950万婴儿。

据2005年的人口普查，独生子女占中国30岁或30岁以下（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一代人）人口的比例为29%。这一人群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应更高。

假定城市育龄人口中的60%为独生子女，按照概率来说，平均有36%的家庭原本已符合生二胎的条件。另外夫妻双方中有一个独生子女的比例的比例约为48%，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城镇育龄家庭可以受惠于这项即将推出改革政策。

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今年育龄妇女（23 -42岁）人数为7900万人。那么7900万人中的48%，就是3800万人将受益。假定受益人群中的25%选择升二胎，那么这项独生子女政策改革将给中国带来950万新生儿。

中长期来看，虽然中国城市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但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却因为收入增加、搬家迁移和城市化或进一步下降。新政后，中国的生育率可能小幅上升数年，而后温和下降。换而言之，压抑多年的需求爆发后，中国的适龄妇女生育率将趋于1.4左右。

从中国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看，山西省翼城县从1985年开始一直在实施“二胎政策”。翼城县是山西一个典型的农村地区县城，人均GDP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翼城县所有夫妻均可以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生育第二个孩子：结婚年龄比全国最低法定婚龄（男性为22周岁，女性为20周岁）晚三岁的，并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大约六年后准备生育第二胎的。

虽然翼城县的生育政策更为宽松，但该县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0年至2000年间，翼城县人口仅增长了19.7%，山西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则分别为28.4%和25.5%。翼城县的适龄妇女生育率仅为1.51，远远低于1.8。

在甘肃酒泉、湖北恩施及河北承德等其他同样实施了“二胎政策”的城市/县城，似乎也出现了这种类似的趋势。这表明，不管是否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自然而然都会下降，但放宽该政策将有助于修复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其他国家在人口控制方面的经验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废除后，生育率可能只会温和回升，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

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人口长，当时韩国的生育率超过了6。在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到了1970年，韩国的生育率很快降至4.5，到1985年又进一步降至1.7。当生育率降至1.08这样非常低的水平时，韩国政府从2005年又开始实施一项新的生育鼓励政策，力争在2020将生育率提高至1.6，然而目前生育率仅回升至1.2。

新加坡和韩国的情况类似。新加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开始提倡“二胎政策”，当时新加坡的生育率为5。 新加坡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并从1977年起一直停留在置换水平。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废除了计划生育政府，开始鼓励受过教育的女性生育，以此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当时的生育率为1.6。到了1988年，生育率升至1.96，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维持在1.6左右。然而从2001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再次开始下降，目前仅为1.25。

长期来看，中国的生育率可能会略高于日本(1.31%)和韩国(1.29%)目前的水平，但可能低于大多数新兴国家，如印度和越南。综合看来，中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是正确的抉择，下一步应考虑尽快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专家谈单独二胎政策：年增人口超300万可能性小

2013年11月19日01:13  第一财经日报         　王羚

　　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参考数据之一，单独生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到底能使中国人口数量增加多少？

　　“根据我们的预测，2013年已经生育一孩还没有生育二孩的单独育龄妇女在1000万~1200万人，政策实施后一两年，每年因此增加的人口数量在一两百万，超过300万的可能性很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昨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他采用随机微观计算机仿真模型进行了多年的计算，得出了上述结果。

　　年增一两百万人

　　从这两天媒体报道来看，单独生二胎政策放开导致中国人口数量增加的数据可谓纷纭。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单独二胎政策调整后，全国每年出生人口不会有大的增加。他没有给出每年增加的数量，只是说受此影响，近几年出生人口会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9年出生人口为1149.5万人；2000年为1379.4万人；2001年为1702万人。1999年和2001年出生人口相差500多万人，据此很难推断出王培安所言“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是指多少。

　　卫计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大学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也没有给出具体增加的数据。他认为，单独二胎政策落实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影响1500万~2000万人，他们是一方独生子女，且已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妻。

　　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实国情下，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

　　王广州的测算显示，全国已生育一胎还未生育二胎的单独育龄妇女总量约在1000万~1200万人，不会超过1500万人。实施政策后一两年，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数量将在一两百万人。

　　王广州介绍，要计算单独生二胎政策会增加多少新生人口，首先要清楚几个大数：一是育龄妇女总数；二是育龄妇女中多少人符合单独生二胎政策；三是这些育龄妇女有多少生了一胎还没有生二胎。

　　在这些大数搞清楚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符合新政的育龄妇女愿意生二胎的数量、不孕的数量、刚生了第一胎短期无法生二胎的数量、第一胎采取剖腹产方式的数量等。同时，还需要很多其他数据进行复核。

　　部分人口学者的测算与王广州的测算相似。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计算，单独生二胎政策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约在200万人。人口学者梁中堂昨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考虑到较低的生育意愿等多种因素，单独生二胎政策每年将增加一两百万出生人口。

　　未来劳动力供应增加有限

　　增加未来劳动力供应也是此次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单独二胎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同比下降幅度达300多万。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将下降到8.4亿，2050年更锐减到6.69亿，只有2010年的72%。

　　单独生二胎政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应？近日关于这一问题的两个说法引人注意。一个是说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下，未来15年后，劳动力总规模将每年多出2800万；另一说法是2030年将增加2200万劳动者。

　　考虑到死亡率、劳动参与率等因素，未来因单独二胎政策新增的劳动力人数应小于因此新增的出生人口数量。

　　第一个数字是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童玉芬在参加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时谈及的。童玉芬昨日回应本报求证时表示，这组数据应是一个不恰当的表述。

　　实际要表述的意思是，到2050年时，相比生育政策不放开，单独二胎情况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要多出2800万人。也就是说，这2800万是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至2050年时多出来的数字，而不是如媒体报道的每年增加的数字。

　　据《人民日报》报道，第二个说法来自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同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本报查询原新讲话原文发现，这也是一个误读。

　　原新当时所讲的是，生育政策调整将使新增人口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8.75亿增加到8.77亿，2050年从7亿增加到7.26亿。从这段讲话来看，并无2030年增加2200万劳动者的内容。

　　童玉芬表示，单独生二胎政策对劳动力供应减少有一定的减缓作用，但影响要在2030年以后才会显现。

　　她介绍，未来劳动力规模下降的趋势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不单单是总体劳动年龄人口在加速下降，由于劳动参与率继续下降而引起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下降幅度将大大快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幅度，24岁~44岁的中青年劳动力下降幅度将更快。

　　“单独生二胎政策能够减缓劳动力规模下降的幅度，但并不能改变劳动力规模下降的趋势。”童玉芬说。

媒体称中国想避免老龄化 妇女每人至少要生2.2个娃

www.eastmoney.com2013年11月24日 10:02

　　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2012年达到最高峰值，引发学者有关中国可能在成为富裕社会之前就进入老龄社会的担忧。

　　《金融时报》本周的一篇报道称，研究显示，中国要避免人口老龄化，每名妇女都需要至少生育2.2个孩子。

　　这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民间人口信息机构“人口咨询社”的研究人员指出，维持老龄和劳动人口比例，通常每名妇女需要生育2 .06个孩子，或者最起码保证每个母亲生育一个女儿。通常人群中男性的出生率会自然高于女性，不过男婴的夭折率也高于女婴。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男女比例最悬殊的国家之一，达到117比100。人口专家此前就曾警告说，男女比例失衡可能在未来导致严重社会问题。

　　人口咨询社的专家指出，中国女性需要每人至少生育2.2名子女。就是说即使未来每个中国妇女都生两个孩子，每十名女性中仍得有两人需要生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增长需要。

　　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在80年代开始推行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一胎政策。目前，我国妇女的生育率是1.08，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为世界最低。

人大教授:单独二孩无法改变中国老龄化趋势

2013年12月03日10:14               

　　翟振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政策是影响中国人口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在宏观上左右人口的变化发展趋势，而且在微观上影响涉及亿万家庭的生活和生育行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上(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至7个孩子)，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骤然提高。在6亿人口的基数上，60年代中国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人，每年净增长人数达到2300万人以上，人口增长率高达2.5%。7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初衷就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0.5%以下。在13亿人的基数上，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净增加人数650万左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降到了1.5至1.6个的水平。30多年来，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人口素质的提高。

　　同时也应看到，今天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劳动力长期供给呈现短缺趋势，出生性别比失衡，这些导致家庭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所降低。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完善和调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政策实施后，虽然出生人数和人口总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数约为一两百万)，但都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一是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老龄化程度(约降低3个百分点)和推迟老龄化进程，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赢得更多的时间和胜算；二是能够改善劳动力老化的结构，改善未来劳动力数量供给平衡；三是改善家庭的结构，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顺应了群众的生育意愿。

　　还有人认为，应该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孩)生育。从长期看，允许每一对夫妇都生育两个孩子，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也能更大程度上缓解老龄化过程、改善人口结构。但是，政策的模拟和预测表明，如果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接近1.5亿独生子女家庭会被纳入政策范围，在现有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等条件下，未来人口总量会突破15亿，并且在政策施行后短期内会形成出生人数的高峰，年出生人数突破3000万，甚至超过3500万人。

　　综合全面地考量，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相对而言，“单独二孩”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但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也要有清醒认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老龄化程度和过程，但无法改变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应对老龄化根本之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道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未来劳动力供应短缺的局面，但未来劳动力数量的缩减是长期的趋势。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再回到多生孩子的时代。

　　(作者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人口学家称我国须正视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

2013年12月12日06:11  中国青年报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根本上来自于对我国人口形势认识的不同观点。坚持生育政策不动的观点之所以会有市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观点迎合了当前许多地方GDP挂帅的发展思路。用GDP的观点去看经济与人口的关系，经济是分子，人口是分母。凡是能把分子做大的，都被认为是好的。

　　当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人就是现在的80后、90后。年轻人要意识到，这些问题都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4个字引来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动了总比拖着好。”曾于2004年与2009年两度与众多学者一起联名上书中央，建议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来自对我国人口形势的不同认识。我国人口问题的潜在风险在数量或规模，更在结构。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城市化与人口流动这四大人口趋势，将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我国必须正视这一挑战并及早应对。

　　十几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有过多次调整机会，有些甚至只差临门一脚，但最终都没了下文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顾宝昌：在《决定》出台的众多改革方案中，第12章第46条下面的这一小段话，居然引起了这么高的关注与讨论，似乎令人意外，但也不是偶然的。其中“启动”两个字很关键，说明和之前生育政策一直不能动的状态相比，现在总算是可以动了。

　　之所以会动，原因很简单，就是“形势比人强”。长期以来，持续的低生育率给我国人口形势带来的变化，已经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反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几年前人们注意到，小学生越来越少了，好不容易盖起来的希望小学荒废了；慢慢地中学生少了；再往后，各省的数据都显示，每年报考大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了，“民工荒”的呼声此伏彼起。人口学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现在生的孩子少，6年后小学生就会少，12年后中学生就会少，18年后大学生就会少，20年后新增的年轻劳动力就会少。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人们往往不相信。前几年高校还在扩招，结果扩到最后，发现学生不够了。那为什么早没有预见到呢？

　　中国青年报：您此前曾多次呼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您有没有想到调整会在今年启动？

　　顾宝昌：不是没有想到，是实在不敢想到，因为几年来已经失望过多次了。这十几年来，曾有好几次快要启动调整了，甚至都到了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候，最终却没有了下文。这一次虽然调整了，但过程是曲折的，是走出了很不容易的一步。

　　中国青年报：这些年来，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学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共识越来越大，每年“两会”的相关提案也越来越多，但为什么总是阻力重重？

　　顾宝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根本上还是来自于对我国人口形势认识的不同观点。从来没有人干脆说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要一直实行下去，但区别就在于，有人主张早就应该调整放开了，有人却说推延得越久越好。有人说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有风险，有人却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不调整或者调整的步子太小。

　　坚持生育政策不动的观点之所以会有市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观点迎合了当前许多地方GDP挂帅的发展思路。用GDP的观点去看经济与人口的关系，经济是分子，人口是分母。在这种思路下，凡是能把分子做大的，都被认为是好的，凡是能把分母弄小的，一般都会得到支持。

　　中国青年报：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真的会影响经济发展吗？

　　顾宝昌：这种担心没有道理。我国现在的人口是13亿多，每年的生育在1500万左右，这在13亿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就算放开单独二胎后每年生育数量有所微增，那对整个人口总量的影响也非常微小。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生育数量增长对经济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许多国家的实践都已经证明，生孩子有利于扩大内需。

　　眼下最紧要的是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青年报：对于放开单独二胎，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尽快全面放开二胎；另一种认为，这在当下是最稳妥的做法，全面放开二胎是未来的事情。您更倾向于哪种观点？

　　顾宝昌：仅仅放开单独二胎，对改变当前人口现状还不够，这也被许多地方的生育实践所证明。拿江苏来说，由于多年来实行城乡一体的一孩生育政策，即便在农村里一孩的比例也很高。同时实行单独夫妇可以生二胎的政策。这么多年下来，尽管符合生育二胎的单独夫妇越来越多，可是并没有多少符合政策的年轻人去申请生二胎，实际生育了二胎的更少，江苏省的生育率一直持续走低。全国各地多年来实行双独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但双独夫妇中实际申请生育二胎的很少，申请后真正生了二胎的更少。

　　但是，对我国来说，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上，争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耽误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现在能动了，总比继续拖下去要好。如果现在还是“坐而论道”，那将来就会更加被动，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更何况，现在有一种希望继续争论的倾向，把问题扯得越大越好，什么人口适度理论、地球承载理论等。作为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开展争论，但对于中国来说，眼下最紧要的就要得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转变人口问题的思路，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

　　中国青年报：一些专家提出，全面放开二胎会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是这样吗？

　　顾宝昌：这个问题，可以用事实来回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经过上级部门批准作为试点实行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共涉及人口达840万左右。这些地区主要在我国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甚至困难，发展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在全国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2005年前后，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上述地区这些年生育政策试点的效果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在政策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多年来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人口暴增的情况，反而一直保持低增长的态势，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而且，这些年来，这些地区的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三孩生育基本没有。也就是说，即使政策允许，生了一个孩子后再想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少了。大家的生育意愿已经转变，生育政策的约束作用已经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

　　在这些试点地区，放开二胎不但没有导致人口的激增，反而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后果。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这一政策有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翼城、酒泉、恩施分别所在的山西、甘肃、湖北三省的出生性别比都严重不正常，2000年的人口普查时分别是112.5、114.8和128.2。可是，上述三个试点地区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还越来越正常。可见，放开二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数量与性别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这些试点地区的经验也证明，全面放开二胎更接近群众的生育意愿，缓解了生育问题上的干群矛盾，推动了计生工作向为群众提供优质健康服务的方向转移。

　　中国青年报：有人担心，由于启动单独二胎政策由各地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一些地方在调研上用上个三五年，这一政策真正实行的时间就要被大大推后了。

　　顾宝昌：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三五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现在就已经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错过了这三五年就是错过了一生的生育机会，以后人生的轨迹就会发生改变。单独二胎政策虽然现在已经启动，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首先，放开单独二胎，有的地方盼望已久，有的地方的观念却一直没有转变过来，还停留在严查大肚子、狠抓计划外的时期。

　　对于后面这些地区来说，如果想要单独二胎政策贯彻得好，就涉及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转型问题，转不过来，就会出问题；其次，现在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是有了，可是正赶上政府机构调整，卫生部门和计生部门合并的时期，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些障碍。现在中央机构层面的合并已经完成了，省一级的机构调整还没有完成，市县一级机构的调整还没有开始。当机构和岗位都还没有尘埃落地时，要集中精力来做好生育政策的调整工作就难免有困难。

　　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城市化、人口流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中国当前人口问题存在哪些风险？

　　顾宝昌：我国人口问题的风险不在于数量或规模，而在与结构。具体地说，有四种结构性的人口趋势，将给未来的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生育率将长期走低。看看周围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就会知道，想要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生育水平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由于饥荒、战争等因素经历过人口的低增长期，可是从来没有过低生育率时期。一个低生育的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得知。

　　其次是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亿，占全国人口的13.26%，比10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这还不是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因为30～50岁的人群是人口金字塔上最大的年龄人群。今后10～20年，当这个年龄人群进入老年，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老龄化社会，从其他国家看到过，但是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没有任何经验。

　　老龄化社会提了很多次，可能在许多人那里都已经听腻了，认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无非是多建一些养老院、多发展一些养老产业而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拿一个不涉及到医改、建设养老院、退休金改革等复杂问题的小事情来举例。有很多6层楼的老房子没有电梯，许多人年龄见长，上下楼越来越困难，上不来下不去，幸福感自然大打折扣。于是近年来呼吁给这些楼装电梯的声音越来越高。据统计，在北京，这样的楼有3万幢左右。假设每幢上有10个老人因为没有电梯而无法上下楼，那么光在北京涉及到的老人就在30万左右。全国保守估计，再乘上个100，就是3000万左右老人。我有一次在一个边远地区讲课，台下的市长听到我这个例子，立马站起来感叹说不能再建这种6层楼了。如果在实际上低估了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艰巨性，将来是会措手不及的。

　　第三是城市化问题。几千年来，中国是农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随着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中国乡土社会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一个城市化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参照。

　　第四是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两亿。过去，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越来越流动起来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不知道。

　　可以预见，这四种现象，将会给中国提出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不单单止于人口层面，更会带来社会形态的改变。

　　中国青年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挑战呢？

　　顾宝昌：最迫切的就是要正视这种挑战的到来。整个社会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更要看到正向我们走来的人口挑战是什么样子。有了认识上的转变，其他问题就顺利成章了。就拿现在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来说，讨论不能只停留在生不生、生几个这种表面的问题上，把它放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好理解多了。政策是对现实情况的应对，现在人口的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理由。

　　令人庆幸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启动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不仅是一个政策上的调整，更引起了全社会对生育政策乃至人口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全民认识的提高是政策调整的基础，只有当广大公众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认识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明白，推动政策调整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大。

　　我相信，就像经济改革中出现了深圳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一样，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是全国一刀切。在生育政策调整上，也应该根据中央简政放权的精神，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模式和探索。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年轻人最应关心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顾宝昌：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年轻人的切身利益呀！现在在生育政策与人口问题上，尽管争论非常激烈，可是年轻人往往很少关注。我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说，当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人指的不是我，而是你们自己。所以，现在的生育政策调不调整或者怎么调整，后果都是要80后、90后去承担。年轻人要意识到，这些问题都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国家庭数量4.3亿户居世界之首 规模趋小型化

2014年05月14日22:24  中国新闻网 我有话说(53人参与) 收藏本文

　　中新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 董子畅)2014年国际家庭日中国纪念大会14日在北京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时指出，中国家庭数量达4.3亿户，居世界之首，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平均家庭规模为3.02人。

　　2014年是“国际家庭年”20周年。20年来，世界各国的家庭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和发展，家庭发展和家庭政策日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

　　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数量居世界之首，有约家庭户4.3亿户，占世界家庭户总数约1/5。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在1950年代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保持在5.3人水平，到2012年缩小为3.02人。

　　“目前中国计划生育家庭为3亿户左右，约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70%。”王培安说，民主、平等的新型家庭关系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确立。家庭功能重心转向情感、消费、照料、安全和娱乐等，经济功能收缩。

　　谈及家庭类型的变化，王培安指出，独居老人比例逐渐升高，单亲家庭、丁克家庭、隔代家庭出现快速增长态势。“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趋势日益明显，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大量出现。”

　　报告中还指出，虽然全国人口增长率已处于较低水平，但家庭数量还会在一个时期内持续增长。据预测，2040年中国的家庭户数量将跨上5亿户台阶，2045年达到峰值(5.04亿)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仍将保持在5亿户左右的规模。

外媒称中国正丧失最大经济资产：人口

2014年10月03日 20:14  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9月28日报道 境外媒体称，中国正不断丧失其最大的经济资产：人口。

　　香港中评社网站9月28日发表题为《美专家疾呼中国正临近人口大灾难》的文章，该文25日刊登在美国《国际利益》杂志网站，作者是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奥莉薇娅·易诺士。文章称，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中国早些时候推出的“单独二孩”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人口有所补充，但效果有限，为了人民的福祉及经济健康发展，中国是时候对其人口政策进行反思及大调整了。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认为，哪怕北京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会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因为中国下一代的劳动人口数量实在过小。

　　文章称，根据预计，中国自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少生了约4亿人口。该政策不仅打破了正常的人口结构，还由于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造成更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

　　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GDP预计增长速度取决于三大因素：劳动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人口减少直接影响了其中的两大因素，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便会失衡。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补给，全要素生产率便随之下降。

　　文章认为，虽然中国已经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前政策规定必须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研究称，该政策预计会增加100万个新生儿，但对于中国每年1600万新生儿的数量来说实在太少。

　　据悉，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困扰着很多国家，包括韩国与日本。中国的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55个子女，韩日两国甚至比这个水平还低。

　　然而与其他出生率低的国家不同，中国无法仅仅依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美国则是依靠移民来弥补本国的低出生率)。

　　人口红利消退对消费行业的影响

　　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左右见顶，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还是市场、媒体，从2000年开始就担心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尽管2013年下半年政府推出了单独二胎政策，我们认为这一政策将使得中国人口红利消退的时间点被推迟，但趋势却难以改变。

　　管窥一斑，结合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我们探讨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消费产生的影响，从而尝试挖掘未来数十年中消费行业最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

　　以汽车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高购车需求人口的年龄段大约集中在25-44岁，日本大约在1960-1975年代，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平均增速在2.05%左右，而这段时间新车销量增长高达25.9%。1986年以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日本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25-44岁年龄人口平均增速为-0.35%，新车销量增速仅为0.2%。

　　而同为东亚的邻国韩国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在1982-1990年间，韩国的高购车需求人口(25-45岁)数量增速达到3.4%，这段时间的新车销售增速达到近30%，但2001年，韩国25-45岁的人口数量见顶，之后增速变负，2001年至今，韩国的新车销售年均增速仅为3%左右。

　　而中国25-45岁的人口数预计在2015年前后达到峰值的，之后会出现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汽车销售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基本过去，但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并不会像日本一样快速进入低速增长期。而是会出现一个5%左右的中速增长时期。

　　而分析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发现在45-65岁年龄段人口，将更多地消费个人护理及服务、教育培训、个人保险 、医疗保健等，尤其是在65岁以上的年龄段人口，医疗及个人护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达到15-20%。

　　而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娱乐支出占比与年龄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性，65-74岁年龄段的人口同样会把5%左右的支出分配给娱乐。而在25-45岁年龄段这一消费支出比例还不到5%。而服装类产品明显更受年轻人青睐，35岁以下的年龄段在服装上的消费支出比重最大，占4%左右，但到了65岁以上，这一比重仅为1-2%。食品饮料的趋势与服装的趋势相同。

　　因此，从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来看，未来食品饮料、服装等日用消费品、汽车类的耐用消费品的增速都会出现下滑，在市场空间遇到天花板的情况下，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新能力将成为板块中企业获得增长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对于医疗保健、保险、娱乐等行业，我们认为未来受益于人口老龄化，还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或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的朝阳产业。（上海证券报）

　　长期资本战略：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选择

　　前30年改革开放释放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未来如何突破人口老龄化浪潮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十字路口的战略选择。一边是经济增长乏力，一边是福利陷阱，过去依赖人口红利和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进行结构调整。未来构建以养老金为体系的长期资本战略，通过资本市场国际化配置，这是抵消和分散人口老龄化冲击的必然选择。

　　那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哪些结构性问题：一是人口结构剧烈转变，过去30年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难以持续，导致经济增速下台阶。二是居民收入结构、居民财富结构失衡，导致国内需求提振困难。三是经济结构失衡，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比例不合理。四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失衡，地方财政依赖土地收入，中央财政依赖于工业增加值；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五是金融结构和融资结构失衡，银行业一枝独秀，银行信贷是融资主渠道，抑制了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导致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六是投资结构失衡，制造业投资受限于产能过剩，服务业投资受限于政府管制；借助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增长，但是面临资产泡沫化、不良资产增加的长期风险。七是货币化速度过快，货币存量规模过大，存在引发通货膨胀的中长期压力。

　　化解上述结构性难题，需要多管齐下的治理对策：一是正在推动的经济改革、简政放权，进一步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获取改革红利。二是正在采用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政策举措，控制投资规模、货币供应、财政补贴，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三是借鉴养老金融学派的观点，通过养老金发展、长期资本积累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转型，获取养老金红利和金融发展红利。

　　实施以养老金发展为核心的长期资本战略，既是推动我国养老金体制、金融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举措，又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资本形成不足、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展举措，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战略举措，更是治理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加快养老金向长期资本积累

　　长期资本是指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政策组合、契约设计来积累和使用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资金。主要包括养老金、保险资金、主权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战略储备资金及其他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商业资金、公益资金等。在长期资本家族中，养老金发展是汇聚长期资本的主渠道和主战场，在美、英、荷兰等国，养老金资产规模超过了GDP，超过了银行资产规模，成为首屈一指的金融支柱，它反映人口与资本、老龄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妥协。

　　以银行资产为代表的短期商业资本，不同于以养老金、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长期资本的特点包括：资金使用的长期性，往往长达20-30年；对投资回报的长期稳健性，往往具有较低收益性要求；具有机构投资者行为特征；投资管理上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可以与宏观经济管理相一致。

　　长期资本与短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形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结构、金融结构。长期资本占比高、分量重，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长期资金使用成本，拓宽金融市场深度，丰富金融功能维度，推动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发展，推动金融创新和经济创新。

　　我国发展长期资本、实施长期资本战略的内涵在于：将我国当前的人口红利转化为未来的养老金红利，实现养老金体系可持续发展，实现金融结构和融资结构的改变，实现养老金发展、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其外延在于：以长期资本发展为基础，构建全球向中国直接融资的经济新秩序、金融新格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金融大国和全球金融中心，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避免“老龄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福利陷阱”，在全球老龄化时代发展出我国新的相对比较优势，塑造新的全球竞争力。

　　长期资本托底经济增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资本形成、投资率(储蓄率)提升，资本形成是一国经济发展中最难突破的瓶颈。发展经济学家纳尔逊有句名言，“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贫穷”。因为在发展初期，由于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很低，经济发展难以获得资本支持，从而长期陷入“纳尔逊陷阱”(即“低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面对“美国滞、英国病、日本热”的现象，以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教授为代表的养老金融学派论证了资本形成对中高收入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费尔德斯坦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储蓄率太低、资本形成困难；建立基金积累制养老金计划，改善国民储蓄率，可以永久性提升美国GDP增长2%。费尔德斯坦教授的观点，为美国里根总统所采纳，1980-2009年，美国养老金资产规模增长了近20倍，进而推动美国金融市场的全面繁荣。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即FDI方式，获得经济发展所亟须的资本形成；90年代以后，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出口创汇，以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方式体现资本形成；2000年之后，特别是加入WTO后，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的规模更加凸显。

　　近年来，大家都在关注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背景是人口红利逐渐衰减，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失去。对此，不少经济学家从产业竞争力角度来进行分析，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福利陷阱”，因为福利过快增长导致劳动力成本提升，进而削弱了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

　　其实，我们可以借鉴养老金融学派的观点，从资本结构、金融结构角度来认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积累长期资本，推动长期投资，推动资本深化、资本存量调整、资本市场发展、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从而继续源源不断地吸收国外资本、发展本国资本，获取长期资本红利，部分抵消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冲击，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5年，养老金发展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正贡献为2%左右，可以抵消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负2%左右的贡献。将人口红利转变为养老金红利，进而获取长期资本红利，可以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

　　2013年我国M2突破100万亿元，银行信贷新增8.9万亿元，但是并没有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老问题。从信贷融资获取上看，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从融资成本上看，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与GDP增速基本相当，甚至接近于企业盈利水平。很显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正在抑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上看，存在期限错配现象(如以短贷长、借短用长等)，不但对长期资金的使用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蕴藏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对此，不少学者提出要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希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际上它能改变的只是银行业结构，而不是金融结构；不少学者提出要大力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方式，实际上没有以保险资金、养老基金、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的汇聚，没有充分保护投资人的法治体系，资本市场难以发展起来。

　　“融资难、融资贵”现象，看是政策扭曲的短期问题，其实是金融结构畸形的长期问题。银行一枝独秀的金融结构得不到改变，上述问题会长期存在。在笔者来看，大力发展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是推动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路。

　　我们对30个OECD国家1980-2009年养老金发展进行过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养老金发展是改变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主要动力。同时，我们还对美英德日四个国家金融结构变迁历程进行了系统考察，模拟测算结果表明：美英与日德两组国家在养老金发展上的差异，对两组国家金融结构差异的解释力可以达到30%-40%。而且，我们还发现：1980-2009年，正是因为以401为代表的养老基金快速发展，导致美国银行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从62.7%下降到33.9%；由于基金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得不到有效发展，该比重下降十分缓慢，德国从89.7%下降到77.6%，日本从63.7%下降到51.8%。

　　笔者认为，宏观金融结构畸形的根子是微观畸形，核心是家庭财富结构以不动产投资和银行存款为主，根源是个人的养老金资产占其终身收入的比重过低。通过养老金改革和发展，汇聚长期资本，分流银行储蓄，实现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制度性分离，实现长期资金与长期投资的对接和匹配，不但可以推动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改变我国畸形的金融结构，事关我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

　　构建养老金“蓄水池”

　　调控货币

　　一是建立制度屏障，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养老金发展是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福利、增强国民经济安全感的重要途径，可以拉近中央政府与国民的距离，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这样既可以把中央政府从“政治压力”中“解脱出来”，又可以把地方政府从“维稳压力”中“解脱出来”。

　　二是建立养老金“蓄水池”，增加宏观经济管理工具。2013年我国M2 余额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接近200%。高速货币化和流动性过剩，将带来长期的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养老金是天然的货币“蓄水池”，它源源不断地汇聚资金并且投资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可以双向调节货币供应量，既防通胀，又防通缩。因此，养老金发展可以为央行执行长期稳健的货币政策获得“安全垫”和“减压阀”。

　　三是增加养老金收入，提振国内消费需求。2011年我国人均养老金资产不到4000元，只有美国的1/100，英国的1/80，智利的1/10。由于养老金资产短缺，收支预期难以稳定，居民不得不压制消费增加储蓄，继续表现出强烈的储蓄养老动机。

　　长期资本战略突围老龄化

　　目前，我国不少学者和官员简单地将欧债危机、日本衰退直接笼统地归因于养老金危机、福利危机，不支持养老金发展。实际上，欧债危机、日本衰退的深层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危机和生育率危机，直接原因是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危机和高福利危机。

　　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与英国一样都遭遇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冲击，但是英国早在80年代就开展了养老金改革，将现收现付制转换成基金积累制，并且发展出了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因此英国没有陷入欧债危机。可以说，日本和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恰恰是30年前没有开展养老金改革，才导致今天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我国而言，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 ，从长远来看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减轻未来的财政负担，因为它减轻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增加了补充养老保险的分量。而且，企业和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收入来为退休养老进行长期储蓄，政府并没有大包大揽。因此，不但不是走欧洲和日本的老路，反而是要避免在将来陷入欧债危机和日本式衰退。

　　实施以养老金发展为核心的长期资本战略，需要做出长远的、长距离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

　　上游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基金积累制的补充养老保险，汇聚可以长期投资的养老金资产，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中游是养老金投资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改变融资结构、金融结构、财富结构、经济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

　　下游是推动金融市场国际化，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全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国际化，用养老金等长期资本奠基金融大国建设，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压力通过资本市场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释放。

　　一、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尽快成立“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即“第二社保基金”，实现对分散在全国2000多个基层单位的3.1万亿资金(2013年)，进行集中、专业、市场化管理，实现保值增值。

　　第二，尽快通过国有股减持、国有资产划拨、国家外汇资产划拨等方式，将个人账户“空账”部分彻底做实，实现完全的基金积累。

　　第三，进一步加大国有股划拨力度，将划拨比例从目前的10%提高到15%，再逐步提高到30%左右，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尽快将全国财政收入“超收”部分，全部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

　　第四，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并且尽快做到全国统筹。借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

　　第一，进一步推动企业年金市场发展。

　　第二，尽快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覆盖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军人、教师、医生等人群。

　　第三，尽快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的试点，并且将其覆盖农民、自雇人士、未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职工。

　　第四，鼓励发展“以养老为目的”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我们建议，借鉴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对上述补充养老保险实施EET税制，即对企业和个人的养老金缴费免税，对养老金投资收益免税，在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我们的测算： 2013-2020年，国家财政每年为实施EET税制将减少1200亿-1500亿元左右的收入，约占2012年我国财政收入1.2%-1.5%，每年可以新增养老金资产2.0万亿元左右。到2020年我国养老金资产总量有望达到20万亿元。

　　三、建立合理机制引导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

　　第一，面向养老金发行30年期的特别国债。国家可以针对存量和新增的养老金资产，每年发行1.5万亿元的30年期、不可流通的特别国债。目前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在4.5%左右，为可流通国债。考虑到养老金持有的是不可流通的30年期特别国债，收益率水平可以确定为6.0%左右。这样，投资者的收益要求可以较好地得到满足，企业的资金需要也可以较低地得到满足。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可以减少货币发行量，减小通胀压力。

　　第二，可以尝试发行优先股，引导养老金和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获取稳定分红的投资收益。

　　第三，借助机构投资者和长期资金来推动金融创新。在加强监管、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养老金投资参与期货市场，实现风险对冲和绝对收益；参与直接股权投资市场，分享经济增长收益；参与风险投资市场，从推动经济创新中获益。

　　第四，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建立信托文化、股权文化、法治文化。

　　第五，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以养老金为垫脚石、奠基石，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四、做好“长期资本战略”的顶层设计。

　　养老金发展涉及到模式选择、体系设计、精算假设等一系列专业要求，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税收、金融监管、地方政府等多个部门和多个层级，为了避免出现“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困境，需要有一个超部委的管理机构来统一协调，具体负责筹划和实施养老金发展战略，负责对养老金进行统一监管，并尽快出台《中国养老金监管法》。

　　总体而言，养老金发展战略不但是我国改革开放战略、人口红利战略的延伸，而且是实施大国战略的基石。在当前人口红利、财政收支结余条件下，大力推动养老金发展，既是一个最佳的时机选择，也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选择。（华夏时报）

　　“人口红利”衰减　中国制造加速向智能科技转型

　　“过去两年企业员工人数裁减了三分之一，但工资总额却增加了20%。我想找一条智能生产线，降低人工成本。”3日，在13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沈阳的一家电子公司负责人周鹏四处打听。

　　在这次展会上，许多慕名而来制造企业都有类似打算。国内日渐升高的劳动力价格，正倒逼装备制造企业加速采用智能科技。

　　“前几年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闹'用工荒’时，工业机器人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前来参展的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王力勇对企业这几年的境遇变化记忆犹新。

　　1996年这家企业成立之初，业务员去工厂推销经常吃“闭门羹”，因为相比靠工人操作的传统机床，当时很多工厂觉得使用机器人太贵、太麻烦了，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今随着需求越来越旺，不少企业已经主动上门跟我们谈合作了。”他说。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近3.7万台，约占全球销量的五分之一，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而在应用领域上，机器人已经从原先的高温高压、有毒有害等特殊环境，拓宽到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机械加工，模具生产等行业。

　　生产模式向智能科技转型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产品方向也变得更加智能化。浙江大学教授应放天举例说，30年前谁家有一台电饭煲已经很时尚了，可现在谁家没有带定时、预约、控制软硬度功能的智能电饭煲，就已经out了。“因为人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需要'高智商’工业品为我们提供优质服务了。”

　　除生产加工类企业外，在深受“用工荒”困扰的生活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智能科技的应用也开始增多。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在展会现场，很多高端制造企业已经谈起了对物联网技术的畅想。

　　“如果说互联网实现了信息之间的传递，物联网则做到了物体与物体之间的智能连接。”东北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吴成东说，物联网大范围使用后，人类很多生产、生活过程有望不再需要人工监测、判断和控制。比如智能交通系统，道路信号会根据排队车辆的多少，自动调节红绿灯的长短。

　　国家早在2011年12月就印发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将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增加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加大产业化专项等对物联网的投入比重，鼓励民资、外资投入物联网领域等，提出到2015年初步完成产业体系构建的目标。专家指出，物联网的重点领域主要涉及智能工业、智能农业、智能物流、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环保、智能安防、智能医疗和智能家居等方面。

　　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趋势，也将一个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智能科技来了，人往哪里去？早在2011年富士康公司宣布百万机器人计划时，就有人担心机器人会不会取代打工者，就业会不会受到影响。

　　“其实劳动者完全不必担心。毕竟智能科技只会辅助和服务人类，而非替代人类。”人力资源专家曹晶荔说，用智能科技将人类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为了让人有更多闲暇和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提高自身的文明和修养，并在此基础上去做更富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最大限度激发自身潜能。

　　仍以装备制造业为例，应放天说，人工从生产线上替换下来后，应该更多地去从事产品研发、设计，售后服务、品牌运营等工作，实现中国制造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新华网）

台湾人口最快5年后负增长 50年后人口或降3成

2014年10月03日09:41  中国新闻网 
2015年世界人口结构图，颜色越深，老龄化越严重 资料图

　　中新网10月3日电 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台当局“国发会”2日提出警告，台湾总人口最快在2019年零成长，5～10年后呈现负成长。对此，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指示扩大幼童免学费提高生育率，提高妇女劳参率至53%，年金改革延后退休年龄，揽才留才等四箭齐发因应。

　　“国发会”昨天在“行政院”报告指出，根据低推估，中推估，台湾人口零成长最快于2019年、2020年到来，次年起开始人口负成长。

　　“国发会”说，2061年人口数约为16.6～19.3百万人，约为2014年的70%～82%，若生育率及时稳定回升至高推估的1.4人，人口零成长应可较中推估的1.1人晚5年发生，有必要优先鼓励生育。

　　“国发会”分析指出，15～64岁工作年龄人口于2015年达最高峰为1737万人，2016年开始递减且渐呈高龄化；民众平均余命延长，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率、人口年龄中位数及老化指数均向上调升；总人口高峰点提前3～4年到来，人口问题恶化快速。

　　江宜桦提出四大因应指示，包括一、提高生育率：希望未来能自5岁幼儿免学费往下延伸到更小岁数；二、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三、年金改革及延后退休年龄；四、放宽侨生留台工作，留才增加工作人口方式之一。

　　“国发会”副主委高仙桂在记者会表示，“国发会”在今年底前将修正人口政策纲领，朝提高劳动参与率，留才揽才及开放移民等方向着手。

　　高仙桂说，2020年时希望劳参率由去年58.4%提高至60%，妇女劳参率由50%提高至53%。估劳参率提高至60%，约可增劳动力人口(15岁以上)约30-40万人。

上海4种特殊情况夫妻可再生育一个子女

2014年10月14日15:22  新闻晨报
上海市人口计生条例有关特殊情况再生育规定的实施意见出炉

　　【快讯：11月1日起，4种特殊情况的夫妻可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上海市人口计生条例有关特殊情况再生育规定的实施意见出炉：11月1日起，双方或者一方为本市户籍的夫妻，符合"双方均为非独、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现家庭无子女"等4种情况，可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详见附图。 @上海发布

全国仅70万单独夫妻申请生二孩 远低于官方预期

2014年10月31日10:43 参考消息
单独二孩申请少于预期（来源：广东卫视）
单独二孩生还是不生
单独二孩产科超负荷 

　　参考消息网10月31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行近一年，申请生第二个孩子的人数却远远低于官方预期，专家指城市生活压力可能是主要原因。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10月31日报道，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计划生育，强制规定夫妇只准生一胎，只有当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才允许生第二胎。去年11月，中国政府对这一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只要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就可申请生第二个孩子。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卫计委)数据称，政府原本预计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今年8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而目前获批的仅62万对，远远低于官方预期。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杰华认为，申请人数低于官方预期显示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改变。

　　他指出，因早期的一胎政策对城市的控制比乡村更严，如今政策放宽后，受影响较大的是居住在城镇的夫妇，但城市的教育费用和楼价都很昂贵，加上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降低，使他们认为没必要多生。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的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为13.6亿人，其中年龄超过60岁者占14.9%，到了2030年预计将达到总人口的25%。老龄化将导致劳动人口的萎缩，这一情况目前已开始显露，去年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就减少了244万。

　　报道称，为应对劳动力不足，许多中国学者都纷纷呼吁当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让非独生子女的夫妇也能生育第二个孩子。

　　据央广网早前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本月16日曾表示，中国可能在2016年左右开始向所有夫妇开放二孩政策，放开后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也认为，全部开放二孩政策，对中国整个生育水平影响不会很大，而且不一定要等两年时间。

　　不过国家卫计委17日回应中新网相关询问时称，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孩的时间表。

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2.45亿 向特大城市聚集加强

2014年11月18日10:58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1月18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今日指出，现在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是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流动人口的总的流向趋势没有改变，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还在加强，如北京、上海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国家卫生计生委今日举行发布会，介绍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工作进展情况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的有关内容。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和武汉市卫生计生委刘庆香副主任就相关问题答问。

　　王谦介绍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全国40个城市启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的一年试点工作时指出，首先，各地高度重视，建立了统筹推进这项工作的领导机制。这项工作得到了各个试点城市的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大部分城市把这项工作纳入到当地党委政府年度工作目标或者重点民生工程。其中山西、辽宁、黑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广西、陕西和青海，他们在本省也启动了这项工作。上海市在全市全面推进均等化工作。各个试点城市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部分城市还成立了由市政府领导担任组长、多部门共同参与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也明确了相关部门的责任。

　　二是明确重点任务，形成了基本项目的运行机制。在服务内容方面，明确将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以及计划生育服务列为试点工作的基本项目，在一些城市，他们还在流动人口中拓展了慢病防治、老年保健、中医药等服务项目。另外，在服务供给方面，各个地方的卫生计生部门积极创新管理手段和服务模式，如武汉市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三是探索卫生计生信息对接，初步形成了信息的引导支撑机制。各地加强对流动人口各项服务情况的摸底调查，将流动人口计生机构掌握的流动人口信息提供给卫生机构用于开展服务。另外，部分城市还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符合本地实际的工作规范和服务流程，并将流动人口服务落实情况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绩效考核指标中。一些信息化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在现有卫生计生信息管理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流动人口服务信息统计制度，积极促进卫生计生两个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和整合，努力实现各方面信息的共享和应用，为我们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四是各相关部门大力支持配合，现在有关这项工作的保障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大部分试点城市都明确，要参照户籍人口标准将常住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探索建立符合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经费保障机制。特别要提到的是，广东省卫生计生委、财政厅联合印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强化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建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投入绩效考核机制和资金拨付机制，省级财政为试点县拨付了专门经费。上海市人均公共卫生经费的补贴以常住人口为基数，不断加大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整体的投入保障力度。

　　王谦称，总的来说，这项试点工作带动了全国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全国和试点城市关于流动人口在居民健康档案建档、产前建档、产后访视、健康检查、儿保手册建册方面的指标都比上一年有所提高。

　　王谦指出，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在这些文件里面对于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提出了新要求。根据这些要求，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农民工办、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中提出，要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总体要求，以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实现“到2020年基本建立起'政策统筹、保障有力、信息共享、科学评估’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完善覆盖流动人口、方便可及的卫生计生服务网络体系，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的总体目标。

　　王谦表示，具体重点推动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各级综治、民政、财政、农民工工作、卫生计生等相关部门加强协作，落实部门职责，实现服务资源共享，合理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二是推动各地切实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和户籍制度改革要求，将流动人口作为服务对象，纳入到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体系中，为流动人口提供内容更为全面、质量不断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的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三是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卫生计生机制，逐步规范各项服务管理工作的流程。四是推动建立健全流动人口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实现流动人口信息跨地区、跨部门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全面掌握流动人口变动和获得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情况。五是要推动各地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力量，创新服务模式，形成高效配置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

　　王谦同时介绍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的三点特色内容，一是现在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是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流动人口的总的流向趋势并没有改变，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还在加强。比如北京、上海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二是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随迁子女比例在增加。流动人口6-15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在2013年达到了62.5%，比2011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三是流动人口的婚育年龄在推迟，流动育龄妇女在流入地怀孕和生育的比例在提高。比如我们调查到的，2012年流动人口中怀孕妇女孕期一直在流入地生活的比例达到57.6%，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是59.2%，这个比例比2011年分别上升了5.9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意味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卫生计生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强，这也就要求流入地要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工作。

美国专家：中国正临近人口大灾难

www.eastmoney.com2014年11月24日 10:41  

　　美国《国际利益》杂志网站刊登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奥莉薇娅易诺士(Olivia Enos)的分析文章表示，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中国早些时候推出的“单独两孩”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人口有所补充，但效果有限，为了人民的福祉及经济健康发展，中国是时候对其人口政策进行反思及大调整了。

　　文章编译如下：

　　中国正不断丧失其最大的经济资产：人口。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认为，哪怕北京在当前已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会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因为中国下一代的劳动人口数量实在过小。

　　根据预计，中国自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少生了约4亿人口。该政策不仅打破了正常的人口结构，还由于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造成更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

　　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研究结果预测，计划生育政策最直接的后果，是让中国GDP预计增长速度从2013年的7.2%下降为2020年的6.1%左右。

　　GDP预计增长速度取决于三大因素：劳动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影响了其中的两大因素，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便会失衡。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补给，全要素生产率便随之下降。

　　在这样的节点上，即使中国政府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经济仍将必不可少地出现波动。为什么？因为即将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已经出生了，他们的人口数量既定，不可能再有增加。

　　虽然中国已经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前政策规定必须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研究称，该政策预计会增加100万个新生儿，但对于中国每年1600万新生儿的数量来说实在太少。

　　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困扰着很多国家，包括韩国与日本。中国的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55个子女，韩日两国甚至比这个水平还低。

　　然而与其他出生率低的国家不同，中国无法仅仅依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美国则是依靠移民来弥补本国的低出生率。)中国在移民等方面的相关政策让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分外困难。

　　计划生育政策引发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劳力缺失、女性人数减少、老年人口缺乏年轻人照料等问题。此外，由于女性减少，该政策间接加重了人口买卖等犯罪行为。

　　若无法正确认识到人力资本的好处—每一位个体能带来的价值—或将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甚至衰退。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5年，北京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主导的人口政策。早些时候推出的独生子女政策虽有放松，但依旧不足以解决问题。

　　为了民众的福祉，也为了更好的经济前景，中国必须调整人口政策。

　　梁建章：为何全面放开二胎依然不够

　　11月12日是“单独二孩”政策公布一周年。“单独二孩”政策意味着夫妇能否生育二胎取决于一方是否为独生子女，这种由出身来决定生育权的做法有悖于公平原则。此外，一些生育期快结束的女性多年期盼能有第二个孩子，她们大都不是独生子女，再拖延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在新生儿数量长期萎缩已成定局的今天，她们按意愿生育不仅可避免自己终生的遗憾，也可缓解出生人口滑坡式衰减。更有甚者，每晚一年放开，全国预计会增加7.6万个失独家庭，即每一天会多产生200多个失独家庭。没有任何理由付出这种伦理代价。

　　不过，仅仅放开二胎依然远远不够。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早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每对夫妻需要生育至少2 .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的可持续繁衍。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11、2012年的生育率(通俗来说即每对夫妻生育孩子数)仅1.18、1.04、1.26，而2012年还是婴儿潮的龙年。在2 .2的更替水平下，即使是1.26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将萎缩43%。

　　中国文化推崇中庸，在人口政策上，有些人会觉得一胎化太极端，同时又认为全面放开是另一个方向的极端，所以放开二胎自然成为比较稳妥的选择。但实际上，仅放开二胎并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支持，这种折中的结果无论是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看都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限制政策。

　　有些人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大幅反弹。确实，由于堆积效应，在全面放开生育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会反弹，但幅度有限。根据我们最宽松的估计，全面放开生育后的反弹最高峰的出生人数也远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也预示了这点。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仅70万对提出申请，大大低于官方预期。

　　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都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回报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现在多出生一些孩子，短期内可促进内需，提振信心，长期更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化和锐减所带来的危害。

　　而且，大量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就是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年轻夫妇，其理想子女个数也不到1.8，比深受低生育率困扰的日本还要低。一般来说，实际生育数会低于理想子女数。比如，日本与韩国的理想子女个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不到1.4。而且，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越南和泰国，其生育率在没有严厉的限制政策下也降到了1.8甚至更低。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从2014至2024年，中国23至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这意味着，即使10年内生育率提升50%，年出生人口的崩塌也难以避免。在如此低的生育率下，真正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生育后新生婴儿的大幅反弹，而是即使放开，年出生人数还是雪崩式坍塌。

　　从资源、环境、经济、文明传承来说，严重衰微的人口趋势对中国未来没有任何好处，对中华民族复兴更是釜底抽薪。因此，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度下滑之际，像几乎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措施，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生育状态，为家庭幸福、国家稳定及繁荣奠定基础。（南方都市报）

　　媒体称多个“非独”家庭呼吁全面放开二胎

　　11月12日，是我国公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周年。昨天，一封由5000个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下称“非独”)的家庭联名上书的建议信——《非独家庭要求全面放开二胎的建议信》，分别寄往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家卫计委。

　　“非独”家庭心声

　　在这封建议信中，5000个非独家庭呼吁全面开放二胎；同时立法保障全体公民的二胎生育权。

　　广州涉外经贸学院经济学教师李润发是联名建议信中来自广东的非独家庭代表。他介绍说，这封信其实今年初单独二孩政策陆续在全国各地实施时就已经草拟好了，因为种种原因，拖到昨日单独二孩政策公布一周年才发出。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此前，全国各地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陆续启动了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从2014年初开始，全国29个省、市、区陆续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根据估算，全国约有1100万对单独夫妻将可以从这项政策中受惠。

　　双独和单独二孩政策先后实施，使得非独家庭感受到了不能公平享受生育权的痛苦。去年就有非独代表致信国家领导人，希望能够考虑到非独群体渴望公平生育权的呼声。

　　据《第一财经日报》调查，非独群体中有相当比例是70后，其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但却面临着育龄即将结束却不能合法生育二孩的苦恼。

　　“超低”生育率预警

　　张萍是北京市昌平区一家事业单位的职工，她和丈夫都不是独生子女，属于典型的双非家庭。尽管渴望再要一个孩子，但是考虑到违规生育二孩可能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处罚，张萍一直在等待国家放开生育政策。作为七零后，张萍既有希望，又有担忧。

　　“我父母是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就因为这个我就没有权利生第二个？这不公平！”张萍说。每当身边的双独或者单独朋友说起不打算要第二个孩子时，张萍心里总是酸酸的。

　　联名建议书也表达类似的担忧：“非独群体里临近生育尾声的70后非独还能赶上这末班车吗？最小的70后已经35岁了，女人35岁后，基本上每大一年，怀上的可能性就下降10%；女人45岁后，基本就等于0了。”

　　联名建议书呼吁，应迅速全面放开二胎。

　　来自湖南的非独家庭代表凤凰(化名)说：“我们非独群体跟双独、单独一样，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有力地支持日渐老龄化的祖国。我们并没有占用更多的资源或者说创造更少的价值，对我们实行有区别的生育政策是不公平的。”

　　联名建议书发出的一个背景是已经放开的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并没有带来预料当中的出生堆积。以单独二孩政策为例，国家卫计委原本预计“单独二孩”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今年8月底，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获批的仅62万对，远远低于官方预期，生育潮并未出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等15名学者曾经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湛中乐认为，各地对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不同，以及双独二孩、单独二孩等政策在事实上造成了公民生育权基于户口、身份和地域等原因的不平等。（第一财经日报)

2013年广东常住人口10644万人 总量居全国首位

2014年11月27日06:26 南方都市报
外地人来穗需登记（来源：广东卫视《广东早晨》）

南都讯 记者刘倩 通讯员黄映川 广东城镇化率近年来不断提高。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广东常住人口为10644万人，人口总量居全国首位，其中城镇人口达7212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规模列全国第一。广东2013年人口城镇化率达67 .76%，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城镇化率仅次于沪、京、津

　　数据显示，广东城镇化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7 .76%，比全国平均水平(53.73%)高14 .03个百分点，仅落后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居全国第四位，在全国各省中排首位。从全国各地城镇化水平看，广东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上海(8 9 .6 0 %)、北京(8 6 .3 0 %)、天津(82.01%)三个直辖市落后21.84、18.54、14 .25个百分点，比紧随其后的辽宁高1.31个百分点，是西藏的近三倍。

　　数据显示，与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相比，广东人口城镇化率较高。2013年末，广东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江苏、浙江和山东高出3.66、3.76和14.01个百分点，表明广东的城镇化进程发展较快。

　　从广东城市体系构成来看，到2013年底，在全省10644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市辖区人口为5055 .66万人，占总人口的47.50%。城区人口大幅增长，是2000年市辖区人口(2582.79万人)的近两倍，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升了17.2个百分点；全省大中城市人口规模发展迅速，各地市辖区人口超过500万的有4个，200万-500万的有1个，100万-200万的有6个，100万以下的有8个。

　　粤西沿海城镇化水平较低

　　省统计局指出，由于全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间人口城镇化水平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纵观广东各区域城镇化水平分布，2013年珠三角人口城镇化率最高，达83.8%，比2000年的71.59%提高了12.2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及增长幅度都高于东西两翼及粤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排第二位的是粤东沿海地区，城镇化率为59.22%，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比全国高5.49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上升了8.77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粤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超过粤西沿海三市，由2000年的36 .09%上升到2013年的45.85%，提高了9.76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居各区域第二位。

　　从广东各地市人口城镇化水平看，截止到2013年底，珠三角9市城镇化水平整体上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全省仍有9个地级市城镇化水平没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有4市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在全省21个地市中，共有7市城镇化水平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基本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在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4个地市中，差别较大的基本为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的地市。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到202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目标，目前广东仍有11个地市低于这一标准，其中10个位于东西两翼及粤北地区。全省2013年3431.63万乡村人口中，珠三角以外地区占73.6%，达2525.52万人。

 

官媒首提“李克强之问”：胡焕庸线怎么破

2014年11月28日10:52 中国政府网


胡焕庸线

　　【李克强：推进城镇化意不在“楼”而在“人”】27日，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对展板上“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几个字高度评价：“这与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不谋而合！”总理说，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其他的一切都要为人服务。推进城镇化意不在“地”，不在“楼”，而在“人”。

　　【李克强之问：“胡焕庸线”怎么破？】李克强27日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李克强鼓励大学生：到西部施展专业才华】李克强27日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遇到几位在此参观的大学生。一位城市规划专业的博士生说，她计划明年毕业后去西部工作，总理连声称赞。他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程度与东部地区有不小差距，但差距也意味着潜力，要靠你们规划设计，到西部施展专业才华。

　　【李克强引诗经妙谈“家”】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对围拢过来的参观者说，“家”是文化的根。诗经以爱情诗为开篇，因为有爱才有家。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很珍视家的观念。好的人居环境能让人们的家更安全、舒适、宜居，也让我们的民族更有凝聚力，家园更美好。

　　资料：

　　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东三省人口危机：每年净流出200万 面临后继无人

www.eastmoney.com2014年12月14日 08:43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但是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

　　继2013年经济明显减速后，2014年东三省这种颓势有增无减：去年经济增速位列倒数第三的黑龙江，今年前三季度，以5.2%的增速成为倒数第一，辽宁增速也收窄为6.2%。

　　这样的增速不仅低于两省年初定下的发展目标，也低于全国平均值。仅有吉林状况稍好，保证了与年度目标相符的8%增长速度。

　　应该说，这股寒意直接来自于全国钢铁、煤炭以及重工业的不景气和产能过剩，是东三省长久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够优化所致。

　　但对东三省而言，还有一个隐蔽但更为棘手的问题——人口危机。多年的人口净流出以及明显的老龄化，让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在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对东三省局部调整的情况下，新一轮东北振兴计划能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产业升级、工资增长，从而阻止人口流出，甚至是吸引人口回流成为观察东北未来经济走向的关键。

　　东北经济失速

　　在振兴战略支持下，2007-2010年，东北经济增速一直高于东部地区。然而从去年开始，外界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增速靠前的东北，开始陷落。

　　2013年，辽、吉、黑三省在全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位于后10名，其中黑龙江位列倒数第三。

　　2014年前三季度，这种情况继续恶化，黑龙江以5.2%的经济增速垫底，辽宁经济增速也继续收窄为6.2%，而这两省年初定下的目标分别是8.5%和9%。只有吉林情况稍好，保证了8%的增长，与2014年的年度目标相符。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分析认为，东北地区结构转型尽管推进很多年，但目前仍以重化工业、大型国企为主，今年以来重化工业下行，石油产量的放缓、煤炭价格的大跌，因此经济受到的冲击也就比较大。

　　今年8月，《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印发，其中也指出，东北地区2013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回落，部分行业生产经营困难，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凸显。

　　从工业增速上看，根据黑龙江省统计数据，1-10月，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3673.2亿元，仅比上年同期增长2.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

　　辽宁的情况也很不乐观。2014年8月辽宁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同比大幅下跌，由7月的8.2%骤降至2.8%。9月、10月更呈现出负增长，分别为-1.6%和-2%。9月份，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4.38亿元，同比下降40.6%。

　　吉林的状况稍好。前三季度，吉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4886.3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5%，高于黑、辽二省，这主要归功于吉林的汽车等产业尚好。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吉林汽车制造业实现增加值1208.48亿元，同比增长8.4%，对全省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1.1%。

　　从投资上分析，受能源价格下行，部分重工业产能过剩影响，东北三省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不同程度萎缩。

　　此外，与全国大多数省区类似，三省房地产投资也呈下降趋势。以黑龙江为例，该省房地产投资与2013年相比明显呈现负增长。截至2014年10月，黑龙江完成房地产投资1092亿元，同比下降12.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此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东北作为装备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基地，整个中国工业发展快，对其需求大时它就增长快；现在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对以装备制造业为特色的东北的影响就更大。

　　人口危机

　　应该说，各方对此已有清醒认识。

　　2014年8月出台的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中，提出要通过简政放权，向市场要活力，同时支持东北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增强国企竞争力。

　　然而，目前看来，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东北的人口问题。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但是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对数十位在深圳工作的东北人的调查发现(以受过高等教育人群为主)，他们选择南下的主要原因是东北的工资收入较低。

　　数据显示，2007年，黑龙江社平工资为1615元，而当年广东的社平工资为3349元；2012年，前者的社评工资才达到2843元，但广东已经是5313元。

　　除了人口净流出外，东北的总和生育率超低。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吉林省长期生育率处在全国低位。今年3月，该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吉林省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处处长姜国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政策实施之初，该省预计一年有12000余对夫妇生育，而实际只有6255对申请，申请的还不一定生育，想生育二胎的估计只有5000对，占不到预测的1/2。据了解，吉林一共有87000余对夫妇符合政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人口学家蔡昉年初在瑞士达沃斯说，“你想让人家不生是可以做到的，你想让人家生，你有什么办法？”

　　还有一个是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比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蔡昉在多个场合呼吁尽快放开普遍二胎。他认为，未来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失调，才是中国发展的大障碍。“要担心说你放了人家不生了，你想调整人口结构的意愿达不到。”

　　经他测算，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能够达到1.8到1.9，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20%。“但这一点很难，我觉得非常难。”

　　短期来看，放开普遍二胎尚无时间表，而快速扭转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也不太现实，老龄化问题更是在加速加剧，新一轮振兴计划在着力结构调整的同时，也需要着力留住更多的年轻东北人。

　　黑龙江10月底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指出，大庆油田明年将下调产量，这导致“量价齐跌”将继续对黑龙江省工业增速下降带来挑战。

中国尚未惊醒的明日危机

www.eastmoney.com2014年12月18日 13:24  

　　近来，来自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人口报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不安。

　　2010年，江苏南通如东县0-14岁人口比重仅为8.98%，属于超级严重的少子化，同“五普”相比少儿所占比重减少了一半，而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是16. 6%(已经严重少子化，低于18%)，世界平均水平是27%。

　　作为全国知名的计生先进县，如东县一直领跑全国，一孩率高达95%以上。

　　197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曾使如东县第一次因为计划生育扬名全国，文章说：“如东的经验说明，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对于农业现代化以至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很大的促进。如果全国两千多个县都像如东那样，在抓紧搞好物质生产的同时，也抓紧抓好人口的有计划生产，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就可以加速了。”由此，如东成为全国计生学习的榜样。

　　如东县生育少子化和人口转变进程极其快速。

　　1956年出生人数为43259人，到2010年仅为5755人，减少了86.6%。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总量减少了8.24%，常住人口总量减少8.9495万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824%，出生率持续稳定在5.6‰左右，而死亡率逐年增加，2010年高达10.34‰。

　　2010年如东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9%，老龄化程度居全国首位(8.5%)，连续十四年人口负增长，接近目前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的水平(20.1%).

　　预计到2030年，如东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将达到不可设想的57%。堪称全球第一，史无前例！这种极度危险的人口年龄结构必然导致发展停滞、社会崩溃和老无所依，人口危机将演化为全面的社会危机。

　　目前，如东社会缺乏人口活力和养老安全已经大显其象。

　　如东以一个悲剧性的个案给正处在少子化漩涡、尚未惊醒的中国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持续的人口少子化进程必然使一个不断老化和失衡的人口逐渐失去生命力、创造力、生产力和支撑力，也会使人口发展失去重心，导致人口的断裂和坍塌，进而诱发社会的崩溃！

　　以如东为例，201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2843元，江苏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1649元，如东县比全省平均低30%以上。如东经济的落后恐怕与生育少子化和青壮年外流所导致的年轻人口亏损、人口活力不足高度有关。

　　有关部门常常过分担心“人口总量”、“人口规模”所带来的虚拟的挑战和压力，却严重忽视“人口结构”和“人口关系”失衡和断裂所包含的问题和危机。如果说山西的翼城提供了人口政策改革的一个经验范本，江苏的如东则提供了人口政策不改革的教训样本。

　　如所周知，中国的人口治理模式高度统一和同质化，所以如东的人口转变过程和人口治理机制成了大国人口演化的一个缩影，成为透视中国人口明天的一个时间窗口。

　　如东这么走过，中国也将这么走过，规律就是如此。持续的低生育率必然破坏人口的结构和功能。中国受到少子化危机和长寿化挑战的夹击。

　　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萎缩危机全面爆发的“如东现象”还不足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吗？如东在生育少子化继而人口少子化道路上高歌猛进一条道走到黑，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但在面子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上下都不愿意承认和接受严格、持续的“一胎化”矫枉过正的教训，而是反其道而为之，长期以来将“教训”当做了“经验”，自喜于生育率强制下降所取得的人口减少的“成绩”而没有意识到中国其实在不断丧失最重要的年轻人口资产，以致于将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亏损”(从潜在到显化)当做了“人口红利”而不是“人口负债”。

　　一刀切、统一化、齐步走的国家人口治理模式完全忽视了区域人口生态的多样性以及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的差异性。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也完全漠视了不同地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人口治理区域化的不同诉求，因此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治理规律。

　　在人口形势、人口问题差别化趋大的今天，人口治理模式亟需从漠视家庭私权的国家统一集中治理模式转向尊重家庭私权的地方分权自治模式。

　　由于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单方面的强势宣传和人口政策的执行惯性，掌握着国家人口命运重权的有关部门还认识不清今后中国将面对的巨大的人口危机与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减少密不可分。

　　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对于这样的“胜利”，其实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昂贵的代价，未来还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测，不得不品尝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所带来的苦果。

　　大国空巢，大势所趋也。不过，如果国家能当机立断，从“如东现象”中汲取教训，或许能将新人口问题控制在局部危机中消化，否则必将出现更多的“如东”，逐步演化为全局性危机而难以应对。

　　本文作者穆光宗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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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尽管如此，政府还应该继续坚持“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人口生育政策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但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不能指望有明显的逆转。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即一旦TFR低于1.3的警戒水平就很难反弹。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落入这一“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因此，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综上，政府应该尽快从现有的“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同时，通过微观调查，跟踪典型地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进而根据人口发展现实及时调整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从目前的“单独二孩”政策(假设TFR为1.6)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甚至更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假设TFR能够达到1.94)，对潜在增长率产生的短期“负效应”最多达到0.2个百分点，但是产生的长期“正效应”却能达到0.4~0.5个百分点。

　　即使从现在开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也只能等到2030年之后。在短期，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放松生育政策不仅不能提升潜在增长率，反而会因少儿扶养比的上升导致资本积累放缓，最终使潜在增长率低于基准情景。当然，短期负效应非常微弱。此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即使进一步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或者说，即使放松生育政策也不能改变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中国正逐步踏入人口老龄化通道。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低于4%。这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巨型经济体来说无疑是很严峻的挑战。

　　中国应该根据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及时调整增长目标。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一定的转折点时，快速的经济增长最终将会放缓，在世界范围内这已被证实。然而，在面对经济增长率快速下降时，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与此后的经济表现却大不相同。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增长放缓是供给因素变化所导致的潜在增长水平降低，而是错误地将政策投入到短期需求因素上。最终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实体经济泡沫持续膨胀，对于日本的影响则是“失去的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的经验对我们的启示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趋势。如果从需求因素入手则是“南辕北辙”，反过来还可能伤害潜在增长率。（中国网）

　　外媒：中国房地产遭遇人口陷阱 或步日本崩盘后尘

　　中国先前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在今年大部分时间持续低迷，但今后可能会更加糟糕，因为过去数十年房地产繁荣的主要推动因素——人口结构即将发生变化。

　　根据新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国购房主力人口(25岁至49岁之间人群)将在明年达到峰值，随后就会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超过需求数量的新公寓投放市场。

　　中国房地产专家、报告作者艾经纬表示，购房人口数量将从2018年起大幅下降，城市购房者人数下降速度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农村购房者，而且后者有能力购买昂贵公寓房的可能性也要低得多。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房地产业一直是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在此期间中国房价飙升，新开工楼盘在全国遍地开花。

　　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估计，去年房地产的建造、销售和配套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

　　中国已习惯了高增长率，房地产行业的长远健康仍被视为保持高增长率的关键因素。

　　但在多年过热增长之后，中国房地产销售在今年前十个月同比下降10%，促使10月全国房价出现自2011年官方开始发布这项数据(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译者注)以来的同比最大跌幅。

　　然而，房地产销量和价格的下跌迄今仍相对温和，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寄望于明年乃至更远的未来市场会出现复苏，仍在继续扩大库存，尽管步伐有所放缓。

　　房地产市场对中国至关重要，大多数分析师认为，这种日益恶化的过度供应是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最大威胁。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表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开发商手中的待售商品房数量高达560万套，这一数字在两年的时间里几乎翻了一番。实际的待售商品房数量甚至可能还不止这么多。”

　　艾经纬估算，中国现在待售和在建的住宅很可能需要7年多时间才能消化完。但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潜在购房人口缩减是更令人担忧的挑战。

　　艾经纬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从2015年开始，中国购房年龄人口数量将开始下降，房地产市场将经历需求结构改变，事实上，我们有可能看到购买力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短缺。”

　　他估计，中国25岁至49岁人口数量将在明年达到5.68亿的峰值，随后在2020年降至5.43亿，到2025年降至5亿以下，而在2010年该数据是5.47亿人。

　　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59岁之间)的官方数据在2012年达到峰值，并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数百万人。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控制人口数量而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口结构变化形势的恶化。

　　劳动力市场趋紧和许多行业工资上涨已经体现了这种转变。

　　艾经纬的研究报告中更令人不安的发现之一是，历史上其他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房地产泡沫破裂之间看上去存在相关性。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最明显且最令人不安的例子是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后者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92年达到峰值，仅仅一年后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开始破裂。

单独二孩申请量低于预期 专家称应彻底改变国策

2015年01月12日05:5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李新玲《中国青年报》(2015年01月12日03版)

　　1月11日，北京市卫计委对外发布信息，自北京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截至2014年12月30日，北京市共收到“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30305例，审批28778例。目前，每月申请量在2000～3000例之间，基本趋于稳定。

　　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并在当天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计委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根据2013年12月抽样调查，在一方为北京户籍、女方年龄在20～49岁的家庭中，“单独”家庭数量约为55.4万个，其中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约为45.1万个，“单独”已育一孩家庭中，绝大多数符合“单独二孩”条件且具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会在5年内完成第二个孩子的生育。

　　北京市卫计委根据统计数据对“单独二孩”新政带来的人口增加也做了分析：按接受调查的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夫妇的50%～60%计算，北京市将累计新增加人口最高为27.07万。政策放开后，平均每年将新增加出生人口5.42万人左右。

　　可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北京“单独二孩”新政实施10个月后，申请家庭数字与之前预计平均每年将新出生5.42万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粗略计算，3万多家庭申请，只占符合政策家庭的6.7%。

　　实际情况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这不仅是在北京存在，记者查询全国其他地区，情况也类似。

　　广东省深圳市从2014年3月27日“单独二孩”政策正式落地以来，截至2014年10月31日，共受理“单独”家庭再生育申请11636份，办理再生育登记10561份。申请个案逐月减少。经测算，深圳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家庭比例为29.09%。

　　2014年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过了“单独二孩”政策。据媒体近日报道，“单独二孩”新政在广西柳州遇冷，申请比例不到两成；桂林市近万个已生育一孩的家庭，仅有三成申请生育二孩。

　　2014年1月23日，安徽省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前的人口调查显示，安徽全省城镇户籍人口中符合“单独”条件，且有意愿再生育的育龄夫妇有19万对左右。但是截至2014年10月，安徽只发放了2.3万余张“单独二孩”准生证。

　　“单独二孩”申请数量为什么远少于预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4年11月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全国范围内2052名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符合“单独二孩”申请条件的受访者中，仅24.9%的人提出了申请。没有提出“单独二孩”申请的主要原因有：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高，抚养孩子的时间成本高，觉得一个孩子就够了。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2014年12月参加“妇女发展与家庭和谐”论坛时分析，“单独二孩”政策绕不开生育主体妇女的意愿，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负担对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有较大负面影响，是妇女和家庭的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单独二孩”申请遇冷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连续几年在北京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想生二孩的受访者比例一直为25%左右。她表示，导致大家不想生二孩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成本、教育成本、照料时间等。

　　不仅是“单独二孩”申请远低于预期，有调查显示，上海有200万个“双独”家庭，卫计委调查发现，其中40%～50%有生二孩意愿，但过去5年，只收到申请1.5万例。

　　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是“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的重要因素。据统计，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预计2023年以后，年均减少约800万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北京市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户籍人口生育率连续18年稳定在1左右，低于全国1.5～1.6的平均水平。2000年以来，全市常住人口出生率一直属于低于10‰的超低生育水平。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近年来，户籍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缓，“人口红利”趋弱。2012年，全市户籍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5人，低于全国3.1的水平。

　　“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刚刚公布的数据都显示，'单独二孩’家庭申请数量远远低于预期，这说明政策制定时的预测是与实际情况脱节的，要及时调整政策方针。”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希望，这些数据能引起高层决策部门的重视，这些数据显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有根本性改变，是全面彻底改变国策的时候了。

　　各国发展和经验显示，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不愿生育的比例越高，这导致了人口下降。如欧洲各国及韩国、新加坡等，即使政府发放各种补贴鼓励生育，也不能吸引人们多生孩子。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2年人口报告称，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日本青年，有20%将一生不婚不嫁，低生育率将导致日本人口减少三分之一。

　　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注意到，2015年以来，一些地方对“单独二孩”政策再次“松绑”。2015年新年假期过后，江苏南京市出台新政策，放宽再婚夫妇再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与南京同期放宽再婚夫妻生育标准的还有江苏泰州市。

劳动力连续三年净减少潜藏什么危机？

第53期

2015年01月20日18
 导读

      “快取消计划生育吧！”范剑平在微博呼吁。放开二胎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从现在的社会环境来看，再次出现人口高峰的可能性并不大。

• 开篇语

　　1月20日，当所媒体和公众的目光都聚集在2014年GDP 增长7.4%创下24年来最低的数据上时，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却发微博称，他对GDP的数值一点兴趣也没有。

　　“每年最值得关心的是人口老龄化数字。年轻人减少速度惊人！”

　　范剑平微博里所指的年轻人，是指劳动力的数量。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2年，中国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比重继续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

　　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统计范围由15岁提升到16岁，数量依然净减244万人。

　　2014年，统计范围还是以16岁到60岁为分界线，净减371万。

　　“快取消计划生育吧！”范剑平在微博呼吁。

         净减少数据背后的危机

　　2013年1月，当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时，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建议要关注此数据。

　　这是在多年增长后，首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绝对数的下降。

　　曾经被认为人口红利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理论，要面对劳动力人口净减少的现实。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持续享受了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似乎就要告一段落了。

　　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随之而来。

　　系统研究“人口红利”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也曾在2013年对媒体表示，伴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预计“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降至7.19%，“十三五”期间再降至6.08%。

　　“在我看来，若没有创新的推动，参照日本经济增长的历史记录，中国的经济减速可能会超预期，因为人口抚养比上升不仅降低消费力，而且弱化创新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则指出，这些年来，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是因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劳动力减少，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人口结构失衡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绝对数量的减少，除了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中国现有人口结构失衡的严重问题。

　　易富贤与苏剑两位人口学专家指出，中国的年龄结构很快就要变成高度不稳的倒三角形——劳动力严重短缺、人口高度老年化、经济丧失活力。

　　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

　　201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60%。而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这个比例分别为3.6%、27.7%、22.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在分析数据后推算出，我国目前的妇女生育率为1.3—1.5，如果确实达到这个水平，那就意味着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的生育本质就是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超低生育率将使我国面临劳动力日益减少的局面。

　　不仅是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中国的养老问题形势严峻，而男女比例的失调也将埋下隐患。

　　“六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在现有的人口结构里，出生人口素质亦亟待提升。

　　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7年，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儿降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另一方面，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效用未能充分发挥。

中国面临人口结构失衡

     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人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是由复杂因素综合而成。

　　70年代末计划生育的实施对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可谓深远。生育率降到“超低”，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和B超等医疗手段更导致人口男女比例逐渐失衡。

　　面对已现端倪的人口红利“拐点”，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步入了实践阶段。

　　单独二孩政策从2014年3月份开始陆续启动实施。但从国家卫计委2015年1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大概有100万对的单独夫妇提出了申请。目前新增出生人口低于官方预测。

　　承担国家发改委“十三五”人口政策课题研究的专家刘长庚建议尽快试点，然后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此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也撰文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

　　人口专家易富贤更发文称《允许单独二胎只是杯水车薪》，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不仅新增出生人口低于官方预测，而且申请二胎的人数亦在逐月减少。

　　易富贤认为，人口预测就像在高山爬行，如果像在平原那样循规蹈矩，是会摔下悬崖的。中国日后鼓励生育的任务将非常繁重。

　　《中青报》曾调查报道，“就学难”、“学区房”、“压力”、“房价”等关键词，成为网络上热议的不要二孩的主要原因。

　　从计划生育时代的“不能生”，到现在育龄夫妇的“不想生”，中国对于出生人口的预测也需一变再变。

　　易富贤提到，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年代曾提倡生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76年、1982、1983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后面鼓励生育，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现在生育率只有1.0左右。

　　放开二胎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从现在的社会环境来看，再次出现人口高峰的可能性并不大。(新浪网 吴云青)

中国大陆人口超13.6亿 男性比女性多3376万

2015年01月20日10:31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月20日电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

　　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37‰，死亡人口977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1‰，比上年提高0.29个千分点。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6(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

　　从年龄构成看，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人口就业总体稳定。

201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115.88 连续第6年下降

2015年02月04日01:59 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电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计生委了解到，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即每100名出生女婴对应115.88名出生男婴，实现了自2009年以来的连续第六次下降。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指标，正常范围是103至107。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82年为108.47，1990年为111.14，2000年为116.86，2004年达到121.18。而从2008年至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依次分别为120.56、119.45、117.94、117.78、117.70、117.60、115.88。

　　专家认为，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整体水平依然偏高，并且已经显现出后果。

两幅图看清中国人口严峻趋势

2015年03月29日 12:52  华尔街见闻 
　　美国金融服务公司Charles Schwab的首席全球投资策略师Jeffrey Kleintop认为，中国人口面临两大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下滑趋势越来越像日本，二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劳动力增长走到了拐点，与美国形成鲜明反差。

　　Kleintop用两幅图表展示了上述趋势。首先是中日对比。

　　Kleintop认为，中国此前经济崛起主要源于，在劳动力过剩的环境下，劳动者愿意接受比国外同行更低的工资，中国工厂的生产成本也就比国外低。中国不是第一个利用这种模式发展的国家。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就凭借低成本的出口驱动型经济模式晋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生育率下降和劳动人口减少，日本不得不改变增长模式。现在中国的15-64岁劳动人口就要达到巅峰，未来几年开始下滑。

　　如下图所示，1970-2030年日本的劳动人口增减变化与1990-2050年中国的这一变化趋势基本相似。

　　再看中美对比。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近些年有所放宽，但1979年以来已减少生育4000多万人。这产生的一种影响是，中国目前已进入人口拐点，未来几十年，适龄劳动者可能加速下滑。如下图所示，2020-2055年，中美两国劳动人口增长分化越来越严重，美国继续走高，中国急剧减少。

　　展望未来，Kleintop认为，即使劳动力减少，中国经济已开始变得更依赖消费支出和企业生产力，这也是发达经济体过去发展转变的趋势。过去1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约10%，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每六年增加一倍。中国消费者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增长速度和构成的力量。另外，由于增加创新和采用自动化技术，中国企业也将提高生产力水平。

　　Kleintop预计，这种变化长期来看利好中国股市，但由于中国经济转型，铜、铝、铁矿石等工业大宗商品的需求可能减少，对这类大宗商品可能形成下行压力。

全球人口平均寿命增至71岁 日本为最长寿国家

2015年05月15日13:13 参考消息
资料图：海南万宁荣获“世界长寿之乡”美誉。

　　参考消息网5月15日报道 俄媒称，世界卫生组织本周发布了2015年版《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全球人口平均寿命是71岁，女性73岁，男性68岁，与1990年相比，男女的寿命均延长了6岁。

　　据俄新社5月15日援引港媒报道，报告指出，从总体上看，全世界人口的寿命都较以往有所增加，其中日本为最长寿国家。中国在此次报告中的人口寿命平均为：男性74岁，女性77岁。

　　美国媒体指出，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1岁，男性为76岁。而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和性別分別为日本女性(87岁)和冰岛男性(81.2岁)。此外，2013年日本人平均寿命为84岁，蝉联全球第一。

　　此外，比较1990年，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的国家有利比亚(从42岁增加到62岁)、埃塞俄比亚(从45岁到64岁)、马尔代夫(从58岁到77岁)、柬埔寨(从54岁到72岁)、东帝汶(从50岁到66岁)、卢旺达(从48岁到65岁)。

　　平均寿命最低的是西非国家塞拉利昂，为46岁。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寿命依然偏低，莱索托50岁、中非51岁，安哥拉、乍得和刚果(金)均为52岁。

我国男性比女性多3376万

2015年07月11日23:54 央视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14年中国经济数据，我国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376万，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6(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

 

中国黑户人口超1300万 公安部高层开会商议对策

2015年11月24日00:45 第一财经日报 

　　由于没交上数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北京市昌平区杨先生四岁半的儿子成为一个黑户。因为没有户口，孩子不能坐飞机，不能上公立幼儿园，连防疫针也不能打。更让杨先生发愁的是上学问题，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的学费远远超出他的经济承受能力。

　　总量在1300万左右、占总人口1%的中国人没有户口，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社会公平、和谐的重大问题。11月21日，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暨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会议的两大主题，一个是反恐工作，另一个就是解决全国无户籍人口的户口登记问题。

　　1%的人口没有户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约有1300万人口没有户口，成为俗称的“黑户”。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等人在2014年七、八月 份的调研，这些黑户中60%以上是超生人员，其他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弃婴、未婚生育、相关证件丢失、户籍办理程序繁琐或基层部门不作为等多种原因导致 的无户籍人员。

　　因为没有户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失去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机会。而随着“实名制”逐渐普及，他们的生活受影响更大，出行也变得困难。

　　一个国家1%的人口没有户籍，这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管理的一个怪现状。然而，按照相关法规，黑户问题本不应该存在。

　　195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根据这一条例，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户口登记，没有任何附加条 件。

　　但是，对于各地基层计生部门来说，急需一个抓手来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虽然条例明令不允许给公民登记户口设置任何附加条件，但在具体工作中，又开了一 个自相矛盾的口子：公安部门作为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兼职委员单位，在新生儿落户时又要履行相关职责，即要求出示其父母《计划生育服务证》，并将有关情况通 报给当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正是这个口子，使得“超生罚款”与“新生儿入户”捆绑一直成为一些地方通行的“土政策”，超生而未缴纳罚款，就不能办理户口。户口登记于是成为计生工作的一个筹码。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至少有20个省（市、自治区）有明确的规定或案例，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在省级户籍制度上明文规定，将计生与户籍挂钩。

　　万海远等人在调研中发现，黑户的普遍存在已经导致不良影响，包括黑户人群自卑心重、缺乏安全感、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无法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等，从而也制约了人口流动、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依法登记户口符合宪法

　　为得到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每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普查办都要下发通知，要求“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但地方政府往往并没有兑现这一要求，导致很多父母不敢给孩子登记。这意味着事实上的黑户总量会明显高于1300万。

　　在各省当中，福建省是一个特例。2008年，福建省明确规定了超生婴儿无条件登记。到2010年5月，该省为历年累计下来的近50万“黑户”人口登记了户口。

　　公安部此次高层会议上，基调和原则依然鲜明。会议强调，依法登记户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事关社会公平、和谐稳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把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公安改革的出发点，切实落实无户口人员落户政策，着力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切实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常住户口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此次会议明确了区别情况、分类解决，分类实施相关政策的工作思路，并形成了一个关于解决无户籍人口问题的意见。会议还要求将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与相关领域政策统筹考虑、协同推进，同时抓紧修改完善意见后按程序报审。

　　万海远等人建议，在当前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背景下，要尽快推进户籍管理电子化，取消户籍登记与社会抚养费以及各种福利补贴挂钩的政策，规定凡是在中国出生的公民都应自动地、无条件地给予登记并使其获得公民身份，同时还要鼓励过去因各种原因没有进行身份和户籍登记的人重新进行登记，让所有黑户都拥有户口。

　　福建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的新常态。如果缺少了这1300多万黑户，中国的少子化程度、老龄化程度会更加严重。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明确，下一步应该取消社会抚养费这道紧箍咒。这项工作要作为全面二孩政策落地重要的配套措施来推行，让中国的人口管理跟得上已经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姚美雄说。

“黑户”也该成历史了

“黑户”李雪，20年的人生都在试图找回身份证上的“李雪”。因为是超生的二孩，她没有户口，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上不了学，不能参加社保，无法就医...[详细]11月9日 07:57

计生“黑户”问题该有一揽子解决了

原标题：计生“黑户”问题该有一揽子解决了 ■ 观察家 随着“一孩政策”终结，国家是时候对作为“一孩遗留问题”的计生“黑户”给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了。[详细]11月8日 02:39

全国超1300万超生“黑户” 成历史遗留问题(图)

原标题:超生“黑户”全国超1300万 成历史遗留问题(图) “黑户”李雪，20年的人生都在试图找回身份证上的“李雪”。 因为是超生的二孩，她没有户口...[详细]11月7日 14:17

让户籍的归户籍，计生的归计生

殷国安《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23日02版） 今年7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卫计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小孩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详细]2015年 10月23日 07:02

为“黑户”松绑是对常识的重申

■ 社论 民众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的目的，就可以剥夺下一代的公民权利。社会抚养费征缴应与入户松绑，完整的权利不应有其他附加条件...[详细]2015年 10月22日 02:41

广东给“黑户”松绑：户籍与计生政策脱钩

就在今年7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小孩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重申公安机关在办理新 生婴儿户口登记手续时，“不得将持有计划生育证明或结扎证明等作为办理出生入户的前置条件”。如有违反此规定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详细]2015年 10月21日 08:59

消除计生与户籍捆绑，还“黑户”公民权

人人生而平等，一个追求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不应该有“黑户”的存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清理不合理的“土政策”，让户籍与计生处罚“脱钩”，以此终结“黑户”历史，让千千万万“黑户”一样得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详细]2015年 10月9日 09:01

超生6子家庭现状：生活拮据难吃肉 3人黑户辍学

总是让9岁女孩张晓曼满面愁容的，是她的“黑户”身份。作为家里第七个孩子，她同其他超生的5个哥哥姐姐一样，难以取得户口，甚至因户口改变人生。[详细]2015年 10月8日 02:42

公安部：切实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公安部21日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切实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 会议指出，依法登记户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事关社会公平...[详细]11月23日 10:31

24个省份出台户籍改革明确标准和时间表

9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的户籍改革实施意见。[详细]2015年 10月1日 14:42
 

1300万中国“黑户”的影子人生样本

 

2015年11月24日19:17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被外界承认的公民权利。作为“黑户”，李雪不能上学、不能结婚，甚至不能接种疫苗、坐火车、坐飞机，一切需要“身份”得以维护的基本权利，都与她无关，她像影子一样生活在人群中。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的“黑户”人口在中国存有1300万，占总人口的1%。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被外界承认的公民权利。

　　作为“黑户”，李雪不能上学、不能结婚，甚至不能接种疫苗、坐火车、坐飞机，一切需要“身份”得以维护的基本权利，都与她无关，她像影子一样生活在人群中。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的“黑户”人口在中国存有1300万，占总人口的1%。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规定全面放开二孩。11月21日，公安部开始探讨解决全国无户籍人口的户口登记问题。

　　为上户口奔波20余年的李雪一家，终于有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机会。

　　李雪是二胎，因为交不上超生罚款，就不能办理户口。在当初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背景下，户口登记是计生工作的一个筹码。

　　所以“黑户”中有60%以上是超生人员。其他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弃婴、未婚生育、相关证件丢失、户籍办理程序繁琐或基层部门不作为等多种原因导致的无户籍人员。他们的人生因为“黑户”而不能生活在“阳光下”。

上不了学的童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鸿玉和白秀玲以为凭借着双方都是残疾人的特殊性，可以为自己的二女儿换来一个合法的公民身份，但在那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苛的年代，这样的想法毫无可能。

　　用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的话形容：“各级政府用尽一切办法防止公民多生孩子”。

　　李雪于1993年8月出生在北京，有一个年长8岁的姐姐。白秀玲还在月子里的时候，便接到了工厂的“职工开除（除名）公职审批表”。李鸿玉也停岗在家。

　　这个四口之家迅速陷入贫穷，也未能交上5000元社会抚育费。自此，李雪成了“黑户”。

　　“黑着就黑着吧，多生个孩子，总不至于犯了死罪吧”。李雪还没到学龄时，李鸿玉的心思和大多数超生父母一样，先拖着不交。等到孩子快上学，必须要户口时，“才千方百计地给孩子上户口”。

　　据梁中堂和民间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的估计，大多数的超生““黑户””年龄应在7岁以下。

　　但李雪终究未能踏入学校的大门。

　　李雪开始自学。已经上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学拼音，李雪学会了就查字典自学。学了11年，李雪自认为有小学4年级水平，而且只限于语文和数学。抽屉里，放着4年级的课本，从街坊孩子那里借来的。

　　遇到同龄的孩子，最怕别人问：“你在哪个学校上学？”这几乎是孩子们相互结识的第一句话。李雪总是愣在那里，然后怯怯地回答：“我没有户口，我没有上过学”。

　　远在千里外的广州，董思敏姐弟也同样因为“黑户”而无法迈进校门。董思敏每天看着学校操场上课的学生：“好羡慕人家。”弟弟董振宇会把自己的名字写成“董进宇”。因为识字不多，董振宇给朋友发信息只能发语音。

　　上不了学的李雪，只能每天呆在家里，“没有朋友，也没有童年，相当于跟社会脱轨了似的”。李彬觉得，妹妹小时候很胆小，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她也不喜欢照相，因为户口的事儿，有些自卑。”

　　而认字不超过20个的董振宇，则靠着借来的身份证长期流连网吧。在游戏里，他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

　　生于80年代初的白云虽有幸入学，但却忍受着外界异样的眼光。“育红班里的小朋友搬着小板凳坐在一起，认真地相互打听，你有户口吗？”白云说这事说起来挺搞，“但比攀比你爸爸有没有带你吃肯德基更有杀伤力。”

　　白云回忆，身为一个专业的“黑户”，忍受了同学的得意后，还要忍受哥姐的嘲讽：“家里就你没户口，吃白饭。”

没合法身份 影子般的活着

小学3年级的李美珍发烧3天了，只能在家熬着。图片来自新京报。

　　李雪发现，她似乎没有被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存在。她有时会问：“世界上真的有李雪这个人吗？”她用姐姐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借书证借书，她作为姐姐的影子活着。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李雪”的人无关。没去过博物馆，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没收过汇款，连快递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

　　“她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从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8公里，可是22年来，她从没出过北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香山。

　　她没谈过恋爱，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像姐姐一样结婚生子。“结婚证都领不了。”一说起来，李雪就眉头紧皱。

　　12岁那年夏天，她在西单、王府井发“传单”，就是一封写有自己遭遇的求助信，“希望找到一位包公”。

　　有一次，警察把她和其他来京上访的人带走了，送到永定门救济站。救济站的人一听说她是北京人，立刻就将她赶出来了。那是一个上午，救济站发的早餐票她还没来得及用，就只能站在明晃晃的大马路上哭……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因为没有身份，自己可能随时被“消失”。

　　而孙慧慧想要在她婚后的暴力家庭中“消失”，却因为没有身份证根本出不了门。

　　1983年出生的孙慧慧，生母在其4岁时病逝，收养家庭为避免超生罚款不给她上户口。“黑户”的她像个“物品”一样先后被“转让”近10次。16岁那年，最后的收养人逼她出嫁，跟随躲债的丈夫逃到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

　　也是16岁，，董振宇外出打散工。因工头同情，他才得到了一份搬砖的工作。没有身份证，别人3000元的月薪，他只能拿到800元。因为不懂技巧，一天下来，手上布满血痕，“我就想证明自己”。

　　没有身份，在很多常人眼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到了李雪和董振宇等“黑户”身上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2008年1月6日，北京一名高三女生因没有户口，担心不能参加高考，服毒自杀。

　　云南注明的“黑户”村马头坡村，小学3年级的李美珍发烧3天了，只能在家熬着。没有户籍，没有医疗保险，当地人生病大都靠自愈。

　　而同村的王少华的土房简陋得甚至没有门窗。17岁的他担心自己没法出去打工挣钱而娶不到媳妇。

与政府纠缠 找回自己的身份

李雪家唯一一张全家福。图片来自网络。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诉、上诉、找户口。”李雪说。

　　1995年，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2岁的李雪上访。上访要不来户口，从1998年开始去法院起诉。

　　先告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区计生办，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鸿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

　　结果通常都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16年间，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官司的结果全都一样。每当接到败诉的消息，李鸿玉就坐在破旧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烟，一声不吭。两三块钱一包的红梅，他一根一根不间断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烟抽完。

　　官司在一次次败诉，孩子却在一天天长大。李鸿玉夫妇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上访。他们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法院、检察院、妇联和残联等十数个政府机关、单位和部门。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一家成了“特别关照的对象”。“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李雪翻出一张“控制力量值班表”。

　　这张表格显示，被控制人为李鸿玉和白秀玲，2009年从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庄63号路口和民主北街93号口，每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门，外面就有人拿着对讲机喊，一号出去了；三号、四号出去了。”李雪说。

　　2014年11月6日，李鸿玉去世。在为女儿的户口上访19年，诉讼16年后，一个父亲最终还是没能为女儿找来户口。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孤儿-收养数据

2015年11月24日09:17 

文章关键词： 流美儿童

 

“虐狗”：中国单身男女已近2亿 第4次单身潮来袭

2015年12月04日 13:40来源：
　　日前，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正在到来，主动选择单身的男女明显增多。数据显示，全国的独居人口已从1990年的6%上升至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据了解，根据《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我国18岁以上非婚人口达2.49亿。来自官方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趋势。去年5月份，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1人户的家庭翻倍。
　　而南京的“单身狗”们表示：看到有这么多人陪我单身，我就放心了。

　　今年开出近12万张单身证明，比离结婚总数还多

　　南京单身人口有多少？虽没有直接的最新统计数据，但可从另外一些数据中找到佐证。

　　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南京开单身证明的数量连年高峰。数据显示，近几年南京开具“单身证明”的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2013年、2014年两年开具“单身证明”达33.5万张，2012年开出11万张，2013年就开出了17.5万张，增长十分迅猛。而到今年9月南京民政部门正式取消开单身证明时为止，南京今年也已经开出了近12万张单身证明，比结婚离婚的总人数还多出了3万多张。平常到登记处开单身证明的人比办结婚离婚的还多，有的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无奈笑称，开单身证明倒成了主业，办理结婚离婚倒好像成了副业。

　　另一个数据是南京的离婚数据。离婚后回到单身的人群也大大增长。根据江苏省民政厅的数据，今年1—6月，江苏有402966对新人结婚，91652对离婚，比去年上半年离婚数增加了786对。

　　南京近几年来离婚增长人数远超结婚增长人数，增长幅度甚至是结婚增长幅度的几倍。根据江苏省民政部门的统计，南京结婚与离婚人数的比例在全省最低，为2.55:1，这意味着南京每三对新人结婚的同时，就有一对夫妇分道扬镳成路人。

　　比如2013年1—6月，南京离婚人数“暴涨”，比2012年同期增长了七成，上半年的离婚人数几乎赶上了2012年一整年。而2013年比起2012年全年，结婚人数增长了5000多对，而离婚人数增长了15000多对，是结婚增长数的整整三倍。事实上这几年来南京的离婚率比起结婚率来增长迅猛，2012年全市结婚人数比2011年只多了500多对，可是离婚人数却比2011年增加了3000多对，达到了6倍之多。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南京人的初婚年龄越来越大，一年比一年晚婚。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一组数据，2011年年末，南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还是29.8岁，2012年年末就达到30.2岁，2013年年末则达到了30.7岁，而在2014年年末又回落，降到了30.1岁，可是仍然在30岁大关开外。而且连续几年来，都是南京姑娘比小伙结婚更晚，去年一年，南京小伙子平均初婚年龄为30.1岁，姑娘为30.2岁。

　　国内曾经出现过三次单身潮     “单身潮”每20年光顾一次？

　　第一次20世纪50年代原因：受首部《婚姻法》影响特点：单身男性居多

　　那个时期的离婚率至今都是最高的，1953年全国离结率在53%左右。

　　第二次20世纪70年代末

　　原因：知青为返城纷纷离婚

　　特点：单身女性居多

　　很多男知青在下乡时接受了当地的女青年，恋爱成家，可从大城市来的女青年却很难接受当地的男青年，宁肯单身也不愿“下嫁”。

　　第三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

　　原因：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

　　特点：从被动单身到主动单身

　　《婚姻法》修改后，“感情破裂”可作为离婚的合适理由。许多人出于对情感婚姻质量更加看重，不愿轻易凑合。

　　单身故事

　　结婚并不是默认选择

　　33岁的吕小姐是银行主管，有房有车，她大学毕业后在南京打拼，等她坐到主管的位置时突然发现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她开始着急，但已经由不得她选择了。要么单身，要么找一个条件比她差很多甚至离异的男性。她不愿委屈自己，于是就这么不尴不尬地又过了几年。今年33岁的她已经“认命”，“一切随缘”， 成了她的口头禅。虽然单身，吕小姐却不亏待自己，房子、车子都有，平常健身、看音乐剧、认识各种朋友，生活惬意充实，男人好像变得无足轻重。“如果随便找个人将就，两个人过得还不如我一个人过得好，那结婚的意义是什么？我对爱情还抱有理想，纯真的爱情、婚姻对我们来说是比房子、车子更昂贵的奢侈品。”

　　34岁的赵小姐比起吕小姐的单身状态更加潇洒。“对于结婚和生育，随遇而安。遇上了，时机合适便去做，不必刻意而为。”赵小姐说，结婚后的日子她基本可以想象，白天上班挣钱养家，晚上做家务带孩子，难得有个休息天说不定也要去孝敬公婆，万一运气不好还要遇到老公出轨离婚；“我问过已婚的闺蜜，婚前快乐还是婚后快乐？她们的反应都是沉默……然后我就想，人生苦短，要好好地、明明白白地活。”“自由很好，没有身为妻子、母亲的家庭压力”。

　　赵小姐现在月薪一万元左右，自己月供买了房，休假时去国外旅游，在朋友圈经常晒各地美食和风情，保养得当让她看起来比带孩子操劳家务的同龄人年轻很多，她单身的潇洒日子让很多已婚闺蜜也很羡慕。“我觉得结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单身也是一种选择，这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不是默认选择。”

　　专家观点

　　互联网“朋友圈”给第四次单身潮添了把火

　　昨天，南京市婚姻登记机关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其实第四次单身潮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早在2010年前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就出现了新一轮单身潮，这其中有很多种原因。比如房价飞涨的今日，房子成为了多数人结婚的硬指标。结婚成本、成家养育孩子成本都翻了数倍。另外与以往三次单身潮相比，这波单身潮的特点是主动“奔单”者明显增多，而且愿意选择单身的都市女性比男性更多。这类型的“单女”都有稳定的工作和优秀的条件，对感情不愿将就，因没有合适的男友而纷纷选择主动单身。

　　“单身潮也是近10年来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她表示，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国家都陷入了单身潮。该人士认为，这波单身潮和互联网对年轻人的影响有关，互联网“朋友圈”将人们的交际结构从过去的熟人社交向陌生人社交领域拓展，这意味着人们的情感需求有了无限释放而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

全国逾1300万“黑户”大部分系超生

[学者建言停征社会抚养费      治疗不孕不育中年妇女猛增]

国务院：超生人员等“黑户”将可正常落户

[适龄儿童无户口也可先入学     1300万黑户的影子人生即将终结？]

 

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全国人口超13.73亿

[单身汉福音:男女性别比下降 老龄化呈上升趋势 城镇人口比上升]

 

独家策划：1977年以来高考变迁

[霍金祝福考生   河南9人卖假试卷答案和作弊器   2016年高考专题]

 

专家：深圳未来人口将突破3000万

       2016年06月20日10:13 南方都市报

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上，专家认为未来人口还会继续向超大城市集聚

　　专家预测深圳人口未来将破3000万

　　南都讯 记者张小玲　深圳未来人口将突破3000万？在昨日结束的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上，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作出这样的预测。与会不少专家认为，未来人口还会继续向深圳这样超大城市集聚，解决城市病的方法是建立大都会区。

　　大城市越来越拥堵，小城市住房过剩

　　中 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昨日在深圳结束，谈到中国城市化问题，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提到，深圳、北京、上海都有目标人口，北京一开始定1500万，现在定到 了2000万；深圳最早定800万，后来定到1300万，现在已经是2100万。现在是限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然后鼓励大家在小城镇。他认为，深圳未来人 口将突破3000万。

　　樊纲介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最重要的效果就是有集约效应，有人口集聚产生的市场、服务业的发展 等，创造更多的就业。工业化阶段第一阶段一定是向大城市集中，取得人口集中、产业集中的效果。“但这么多年一直想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结果现在就导致 各种城市病。一方面，大城市拥挤，因为原来就没计划这么多人，路也窄，路也没通，各种基础设施就不够那个规格，那么这时候人来了，那当然就是拥堵、拥挤、 房价飙升，深圳最近又翻了一番的房价，老百姓都喊贵。”樊纲认为，一定意义上是因为最早深圳希望是1000万人口的城市，结果现在2000多万。另一方 面，小城市的问题是住房过剩。所以一方面大城市越来越拥堵，另一方面小城市被荒废，然后资源产生很大的浪费。

　　对比首尔，深圳人口密度并不算高

　　综 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胡彩梅介绍，我国目前共有特大城市16个，其中超大城市6个，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和重庆，剩下还 有10个是特大城市。这几个超大城市人口密度，上海是6100人/平方公里，北京为5500人/平方公里，广州-佛山为6000人/平方公里，深圳是 6900人/平方公里、天津是5400人/平方公里，首尔为10400人/平方公里。“从这个对比来看，我们国家超大城市人口密度并不算特别高。这也说 明，未来人口还会继续向超大城市集聚。”胡彩梅提到，16个特大城市，到目前对于全国G D P贡献大概达到30%，也算是比较大。

　　胡彩梅认为，中国特大城市人口屡控屡破，从世界的规律来看，中国将来还会发生人口进一步向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集聚。

　　未来城市要淡化行政区划，走大都会区的发展道路

　　“房 价上涨过快也是城市病。”胡彩梅说，特大城市的房价上涨过快，公共服务短缺现象也比较严重。“未来城市要更多的是去淡化行政区划，走大都会区的发展道 路。”胡彩梅认为，大“都会区”也就是由轨道交通连接的区域，国家未来也要不可避免地走都市区划的发展道路，但从城市规划角度还没有完全实现互联互通，也 是问题。

　　综开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由于城市化农民工的早退，使中国提早进入“刘易斯拐点”。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会急 剧上升，也使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受到影响，最重要的是影响内需市场，深圳也是如此。“这会使城市缺乏熟练工人，要转型的时候发现没有熟练工人。”郭万 达认为，现在特别需要培训劳动力，因为缺乏熟练工人，没有技术的积累。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76.34岁

2016-07-22 07:07:24 来源：长沙晚报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胡浩)国家卫生计生委21日公布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病人医药费用涨幅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下降。

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10年提高1.51岁。婴儿死亡率由2014年的8.9%下降到2015年的8.1%。孕产妇死亡率由21.7/10万下降到20.1/10万。

2015年，我国居民年均就诊5.6次，年住院率15.3人。根据统计数据，按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公立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上涨4.7%;人均住院费用上涨5.1%;乡镇卫生院门诊和住院费用分别上涨4.2%和6.1%。病人费用涨幅低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同时，我国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继续下降。根据全国卫生总费用初步核算，201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40587.7亿元，其中个人卫生支出占比29.97%，比去年下降2.02个百分点，实现了个人卫生支出比重降到30%以下的“十二五”规划目标。

 

 

报告：流向非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提升

2016年10月19日13:23 中国证券网                   

　　报告：流向非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提升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赵静）国家卫计委19日举办专题发布会，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流动人口中，流向非中心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正在提升。

　　《报告》称，中心城市吸收的跨省流动人口虽然过半，但比例有所下降。而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吸纳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比例在增加，并逐渐成为吸收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主要地区。

　　数据显示，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56.8%，在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至54.9%。另外，流向中心城市之外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全国相应人口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45.6%提升至2015年的50.5%。  

专家：人口向东部城市集中趋势未发生根本改变

             2016年10月19日13:40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19日电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今日表示，东部地区接受比例最大的是跨省的流动人口，既然跨省流动，更多的向东部集中，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主要接受的是省内的流动人口，很少有东部地区的人跨省流向西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今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等有关情况。2015年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会上同时介绍，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到上一次的普查，总的结论是流动人口出来之后他们往沿海城市甚至更准确地讲往沿海的大城市集中，概括叫做集中甚至集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过去40年基本上是很稳定、很持续的，当然现在有一系列的均衡地区发展的战略，比如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等，随着这些战略的深入实施，流动人口向中西部分散应该会逐渐展现出来。

　　目前来看中西部一部分城市群，一部分城市比如说像成渝、武汉，接受的流动人口的规模比例也在逐渐提升。整体来讲，向东部和东部城市集中的趋势，从今天来看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段成荣称，东部地区东部的城市还要继续做好迎接流动人口，包括解决流动人口相关的问题，要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中西部城市要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流动人口的到来。    让投资变得更简单 首页 >股票 > 焦点透视 > 正文

人口雪崩！中国生育水平已是全球最低 没有之一

2016-11-02 03:27:48 来源： 凤凰财经         

　　新生儿数量

　　文/梁建章 携程CEO兼董事会主席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换言之，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般国家要高出约10%，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不衰减；从群体繁衍来看，中国1.05的生育率只相当于发达国的1.0的生育率。这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以维持人口代际平衡，而中国生育率则需要达到2.2才能做到这点。

　　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依然声称实际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说生育率确实有这么高，那意味着2015年耗资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数据就漏算了1/3的婴儿；普查机构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大的漏报比例承担责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上个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后，我们就关注过当地的生育数据。2015年8月宜昌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地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是基于30%的育龄妇女，抽样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调查的30倍，应当非常准确。

　　宜昌是一个地级市，包括5个县，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该地的城市化率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说宜昌的生育率仅有0.81，那全国1.05的生育率并不离奇。宜昌的数据也暗示，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样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并不像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宣称的那样严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对生育率的调整则是刻意的误导。而且，2015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比例较高的小普查，按理应该比之前的几年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们将2010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总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这主要是因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与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变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实际的超低生育率、抽样误区以及其他宏观波动因素之外，我们认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可能部分归因于生育率的进度效应。

　　所谓进度效应是指，育龄女性在某些年份普遍推迟生育，导致这些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走低。假设这些女性只是推迟，而非放弃生育，那么总和生育率在开始年份的下降幅度会在实际生育年份得到补偿。我们注意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增加了将近1岁，说明进度效应可能确实存在。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年轻女性推迟婚育。

　　不过，由于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及怀孕几率都会随年龄下降，延缓生育所降低的生育率只有一部分会在未来得到补偿。 再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对大部分人来说，生育率不过是一个数据，多高或多低都没有切身感受。特别是，过去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依然在世，虽然每年出生人口已经显著少于1950年代初期，但总人口依然还在增长，使得极少有人会认识到未来人口衰减将多么触目惊心。上述国家统计2010年到2015年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生育率高达卫计委所宣称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着每50年减少超过40%；这也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来影响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首先，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社会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这是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而女性就业的普及、父母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生活的丰富，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其次，“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

　　再者，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而且，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进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孩子。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比如：

　　很多单独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担心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养育成其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其次，随着大量年轻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导致不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大幅增加了很多学龄孩子上学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宜昌的数据就显示，农村的生育率比城市还低。实际上各种生育率意愿调查已经印证了，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低于超低生育率的日韩，那种农村生得很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者，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既然扭转低生育率的危机如此艰难，那么，现在理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然而，现在人口政策仍然在严厉处罚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辽宁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数抚养费，超生两个子女以上的，将以5-10倍基数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严厉惩罚多胎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比较一下辽宁与韩国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辽宁严惩三孩政策的荒谬。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韩国在大力鼓励生育，辽宁省却仍然在严格限制生育。事实上，过去韩国也曾实行过鼓励少生的政策。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达6以上。在1962～1995年间推行小家庭鼓励少生后，韩国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间。2010年9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计划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一巨大的预算将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韩国70%的家庭将会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开始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韩国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上述分析都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5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这些预言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被一个又一个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已经可靠的经济学分析所印证的现象。前面提及的辽宁就是一个例子。辽宁的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之一，与人口控制论者宣扬的相反，少生不仅没有带来快富，反而致贫。从1980年到2015年，虽然辽宁的人口增长显著慢于全国，但辽宁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反而却比全国还要低20%以上。而且，到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还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辽宁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虽然辽宁经济的低迷有起点较高、体制观念甚至核算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低生育率是辽宁经济萎靡的根本性因素。在如此暗淡的人口前景下，不去大力鼓励生育，而是严禁三胎，并想靠进一步大规模投资来振兴辽宁无异于异想天开。从人口形势来看，辽宁只是比全国快了一二十年。除非能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大幅度地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续的水平，辽宁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人口分布新趋势：逃离东部涌向中西部 京沪聚集力持续下降

2016-11-24 00:06:0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 中国人口分布新趋势： 东部增长放慢，中西部加快聚集

最近几年，中国常住人口分布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京沪的聚集力逐步下降，上海常住人口总量与新增量从去年开始负增长，北京今年有望步其后尘，但是以往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人口却在反弹。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统计年鉴发现，最近几年，中国常住人口分布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京沪的聚集力逐步下降，上海常住人口总量与新增量从去年开始负增长，北京今年有望步其后尘，但是以往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人口却在反弹。

今年合肥、武汉、郑州的房价为何暴涨？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增长图谱，揭示了背后的秘密。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发现，最近几年，中国常住人口分布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京沪的聚集力逐步下降，上海常住人口总量与新增量从去年开始负增长，北京今年有望步其后尘，但是以往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人口却在反弹，这包括湖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

东北地区的人口仍在减少，2015年全国新增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地区，除了上海比上一年减少11万外，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分别减少了21万和9万。

盘点全国人口流动大趋势，中国北方地区新增常住人口整体呈现减少的态势，东部人口增长也在放慢，中西部的吸引力正在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长三角、京津冀就业机会减少，也不是居民不愿意到这些地区发展，而是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聚集，伴随着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高房价、雾霾、公共服务缺位等问题，抑制了外来人口持续的增长。

2015年，上海、北京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156.5万、123万。而有些地区，比如东北地区的就业机会在减少，2015年辽宁和黑龙江私企就业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138.9万、128万。

中西部常住人口增长加快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最近几年常住人口的区域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东部部分地区新增常住人口呈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新增常住人口则呈增长趋势。

东北地区人口总数出现负增长，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新增量下降明显。预计北京2016年人口总量可能会接近零增长，天津和河北新增常住人口也在快速下降。

在长三角地区，除了浙江以外（2015年新增常住人口31万，比2014年新增的10万大幅提高），上海和江苏的常住人口新增量都在下降，上海2015年常住人口总量比上一年减少了11万。江苏2015年新增人口16万，比上一年新增量减少了5万，按照这样的趋势，江苏常住人口未来也可能会进入负增长。

而福建、广东的常住人口新增量却在增加。其中，广东2015年新增人口125万，比上一年新增量多了45万。

在上海常住人口总数和新增量同时下降时，中部省份安徽这两项指标都在上升。2015年安徽常住人口新增加了61万，此前的2011、2012、2013、2014年安徽常住人口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1万、20万、42万、53万，扭转了2010年常住人口减少174万的态势。

以往以人口输出著称的河南、广西、四川、贵州情况也类似。比如西部的四川2010年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40万。但是到了2011、2012、2013、2014、2015年，该地区常住人口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5万、26万、31万、33万、64万，呈现迅速加快的态势。

2015年常住人口出现迅猛增加态势的地区还有西部的新疆，比上一年新增加了62万人。当地常住人口也呈现明显加快的态势，2011、2012、2013、2014年新疆常住人口总数比上年分别增加了24万、24万、31万、34万。

陕西2015年新增常住人口18万，比上一年常住人口新增11万数字也大为增加。西部的其他地区，比如宁夏、青海、甘肃、西藏常住人口新增量多年比较稳定。

什么因素影响人口分布？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中国常住人口分布格局出现巨大变化，背后的原因复杂，并非因为上海和北京等发达地区没有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2015年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重庆私企的就业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123万、156.5万、347.3万、352万、120.4万、157.6万、123.7万，但是2015年常住人口比上一年明显增加的只有广东、浙江、山东、重庆，分别有125万、31万、58万、26万，江苏只增加了16万，北京增加19万，上海减少11万。

这就是说，沿海地区普遍有充足的就业机会，但是部分地区由于规划和产业疏解等原因，聚集力下降。比如北京2010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新增量分别是102万、57万、50万、46万、37万、19万，逐年减少。上海2010年的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93万，但是此后每年新增量整体不断下降，2015年比上一年减少了11万。

为什么沿海地区有就业机会，并且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大增，但是新增常住人口却呈现下降趋势？除了部分超大城市的主动疏解，与中西部私营企业的工资收入与沿海地区逐步缩小也有关。

比如2010年安徽、四川、重庆的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是18493元、18316元、20790元，相比上海的23305元，分别差4812元、4989元、2515元，但是2015年上海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41762元，安徽、四川、重庆分别比上海少4614元、6635、-2451元。这就是说，除了四川外，2015年安徽私企平均工资与上海的差距在缩小，重庆私企平均工资甚至超过了上海。

表面上看起来，四川与上海的私企工资差距拉大，但是由于上海生活成本高，扣除必要的开支因素，实际上在四川私企工作的收入比上海相差不大。

以小学生人数占全部人数比，以及每平方米商品房价格对应当地居民收入来看，京沪竞争力很低。比如每万人小学生人数，京沪津都在300-400之间，但是河南是接近1000，贵州接近900，湖北、安徽、重庆接近700，这就是说京沪津等地外来户籍人口多，小学生配备比例其实是不足的。

再以房价收入比看（每100平方米商品房均价与一对夫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5年京沪分别是21︰1、20︰1，天津也达到14︰1，但是重庆和四川、湖北、安徽都只有10︰1的水平，贵州甚至是9︰1。这就是说，中西部地区买房压力更低一些。

实际上，中西部的居民收入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在缩小，同时中西部生活成本比京沪等地要低，这是中西部户籍人口开始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原籍附近地区回流的一个原因。

这种回流，导致了常住人口区域分布格局的变化。

2010年，安徽、河南、广西、四川、贵州常住人口总量，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174万、82万、246万、140万、58万。湖北2010年常住人口只增加了8万，辽宁、黑龙江只增加了7万。

与此同时，2010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北京、河北、天津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93万、171万、118万、311万、102万、160万、71万。

这些地区常住人口的剧烈变动从一个侧面证明，2010年安徽、河南、广西、四川、贵州等地人口大量流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而最近几年，京津冀、长三角聚集力在下降，珠三角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东部的浙江等地以及中西部地区成为新的人口流入方向。

专家:中国人口峰值出现在2028年 总数达14.5亿

            2016年11月26日19:04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11月26日电（汤琪）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北京举行的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预测，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或将使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峰值延后3年左右，于2028年前后出现，达到14.5亿人。

　　2016年出生人口预计将超1750万

　　在26日的资讯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

　　他说，根据计划生育、住院分娩统计和各省出生人口与孕情资料综合研判，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的人口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

　　二孩累积效应释放后，生育率变动幅度有多大？稳定在什么水平？在新的政策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育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王培安坦言，这还需要监测观察，希望人口学界、科研单位继续跟踪分析。

 

　　国家卫计委回应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仍然充裕

　　近年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下降。王培安对此回应称，不能简单地以人口多少判断是否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虽然下降，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数量仍然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并没有减少。”

　　“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数量仍然充裕。”王培安解释，2015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10.03亿，是欧美发达国家总和的两倍。 “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一直到203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低于50%，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王培安指出，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处于人口发展深度转型期，要重点研究如何化解人口总量与结构矛盾，如何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如何创建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专家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延后3年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我国人口态势与中长期发展趋势》中指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虽然会拔高我国总人口规模的峰值，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我国人口拐点的到来，并放缓我国人口规模在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的缩减速度。

　　“预测结果显示，如果维持原来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不变，总人口规模将在2025年时就迎来峰值，达到14.15亿人。”

　　翟振武表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峰值延后3年左右，于2028年前后出现，达到14.50亿人，比维持原来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下的峰值人口多3500万人。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这与一年前媒体报道的“人口峰值推迟两年”的预测稍有变化。

　　对此，翟振武在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数据是根据现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情况的变化，以及关于二孩生育量的测算得出的，人口预测不是会计，每年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大概的趋势是在2028年达到峰值。”   

春节迁徙大数据：全国“空城指数”长沙排第五

2017-01-31 09:46长沙晚报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1月28日讯 春节期间，你所在的城市，上演“空城计”了没？360大数据中心发布的“春节空城指数报告”显示，春节空城指数排行前5名的城市分别是东莞、佛山、广州、深圳、长沙；北上广深分别空了61.36%、60.76%、56.76%和52.01%。根据春运至春节迁出人口计算，江西，湖南，河南的人们外出打工最拼。

  

学者：2020年我国人口恐难达到14.2亿

            2017年02月07日15:12 新京报    原标题：媒体：2020年我国人口有可能达到14.2亿吗

　　据媒体报道，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人口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年均自然增长率在6‰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

　　那么，2020年全国总人口能不能达到14.2亿人呢？

　　如果要实现这一预期目标，每年人口净增长要达到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8271万人（即13.8271亿人），如果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这意味着从2016年末到2020年末这四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要达到372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至少要达到932万人。就目前而言，这个目标能否顺利完成？

　　我们先看看近几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至2015年全国每年净增人口分别为：644万人、669万人、668万人、710万人、680万人。2016年由于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所以净增人口达到809万人。

　　可见，2011年至2015年全国每年净增人口在644万人至710万人之间波动，即使是在二孩堆积生育的2016年，净增人口也只是刚刚超过800万人。那么，这就意味着，从2016年末到2020年末这四年间，我国年均净增人口要达到932万人，这恐怕不易。

　　进一步而言，在2016年和2017年二孩生育高峰之后，由于二孩生育堆积势能已得到释放，二孩出生人口将开始减少；再加上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五年就将减少2500万人左右。这些因素叠加，也将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所以，依笔者看来，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左右，恐怕不易达到。

　　不久前，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鼓励按政策生育。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

　　因此，如果在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方面向生育二孩的家庭倾斜，将有利于鼓励更多育龄夫妇生二孩，也有利于实现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这一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