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理性化与文革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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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理性化与文革的‘死亡’(杨丽君)

世俗化、理性化与文革的‘死亡’

杨丽君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有人又在呼唤文革的理念了。即使文革的理念还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但文革的实践已经“死亡”了。文革是被杀“死”的。是被谁杀“死”的呢?简单地说,是被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所产生的世俗理性所杀“死”的。

  文革一般被认为是中共政权建立以来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的非理性运动。这场以“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标的运动长达十年之久,并且席卷了整个中国。但是当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文革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判断似乎有点过于简单。诚如毛泽东所言,文革实际上是一种“继续革命”。从长历史或者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文革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政治激进主义最终的非理性表达。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追求各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梦。在上个世纪初,各种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无政府主义,要什么就有什么。人们拼命追求各种主义,但并不问这些主义在政治上的可行性。最终一些主义消失了,另一些主义生存了下来,更有一些主义变成了政治实践。而在所有这些主义的背后则是各派政治实力的较量。

  不可否认,从理论层面来说,各种乌托邦的政治理念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具体到实践中总是因为没有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而又必然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要实践一个政治理念,而在这片社会土壤上有没有任何基础来实践该一政治理念。结果,政治实力就变得重要起来。当政治成为了决定因素的时候,非理想因素也必然随着而来。

  从早期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再到*所进行的各种政治实践,都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多长的浪漫时间就结束了。尽管推翻了清皇朝,但无能组织一个有效的新政权,把中国社会推入了军阀割据时代。蒋介石以来,就实际上废除了孙中山的民主理念,改成军事专制基础上的政治精英主义。蒋介石的精英主义尽管比孙中山的民主乌托邦有效,但是仍然脱离不了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主义之上的政权无疑是缺失社会合法性的。蒋介石政权建设国家的蓝图马上就被另一种更为浪漫的主义,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所取代。

  毛泽东非常懂得用理想主义来动员中国农民,所以他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政权。但是,一旦取得了政权,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主义又开始主导中国政治。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的追求在文革时达到顶点。在乌托邦式的政治世界中,各种政治实践主要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而在政治实践中,政治动员是最能激发人的非理性面的。在文革中,社会群体的非理性的一面被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所激发,各种非理性现象呈现于空前。在形形色色的革命口号之下,为了忠诚于领袖或是实现国家目标,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都可以相互揭发,相互斗争。抄家、武斗、对异己分子的虐杀等非理性的行为成为中国社会的日常现象。   

    理想多走一步就成乌托邦    

  人们一直在歌颂从“五四运动”起就开始提倡的政治启蒙教育。但这样那样的政治启蒙运动在开启人民政治理想的同时,是否也造就了人们的政治乌托邦主义呢?理想和乌托邦本来就只有一步之遥。当理想多走了一步变成乌托邦的时候,非理性主义就会主导人们的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五四运动”到文革,各种政治教育并没有使得中国人变得理性。

  真正使中国人变得理性化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这种理性主要来自于与资本主义商业化紧密相关的世俗化。在任何社会,包含于资本主义商业化里面的是基于个性的理性考量。从世界历史来看,基于资本主义商业化之上的世俗化是理性主义的最大动力。这在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各种制度改革已经把中国推向了高度的商业化,中国社会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浪漫社会转型成为基于利益之上的物质主义社会。在商业化下,人们行为的最大动机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开始变得世俗,不再执著于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再去靠通过追求理想、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个人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如果文革的代名词是“以政治忠诚为本”,那么今天社会的代名词应当是“以钱为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的实践已经彻底地“死亡”了。

  今天中国社会因为种种矛盾,文革的乌托邦式理念又受到重视,并对弱势社会群体产生相当的吸引力。现存的社会矛盾自然要得到解决,但文革的实践也的确已经“死亡”。很难想象,今天的人们还会使用文革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文革是毛泽东时代贫穷社会主义的产物。一旦当人民拥有私人空间和财富的时候,文革式的政治动员就不再有效。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文革理念的诉求不过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浪漫遗产罢了。

  (作者从事社会学研究,著有《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社会构造》(日文版),现旅居英国。)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时间:2006-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