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我的忠告

我的忠告
     ——就关于毛泽东历史评价的三博士学术讲座答法大部分网络攻手
                                              

郭世佑
   

主持4月8日晚上昌平校区C段阶三的讲座之后，已经有点疲倦，没有赶上回城的校车与345公交车，就留在昌平，翻开随身携带的专业资料，原以为可以抓紧把授课之余的时间集中起来，静心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赶写论文了，却连续接到不少评论讲座的短信、电话与网上留言，还有数位学生把法大BBS上的火爆争论源源不断地转发到我的信箱。看到其中那些怀疑组织者的讲座动机和随意攻击主讲三博士的帖子，感慨良多。如果他们只是伤害我个人，那倒不要紧，我已经在法大见过世面，不止一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了，纠缠于《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考分的少量学生至今还在迁怒于曾经千方百计从整体上照顾过学生考分的我（只是我和课程组教师都谢绝个体要分），还经常在网上放冷枪，我还得感谢学校给我一个课程负责人的名目，才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一届又一届日新月异的学生——国家未来的法治中坚，我一直在锤炼自己的职业宽容与耐心，而这次部分学生却将重点对准由我出面邀请的三位年轻博士，一种受伤的感觉再袭心田，初春的凉意原来也像寒风刺骨。虽然正如许多学生宽慰我时所说，这样的学生并不代表多数法大学子的态度与水准，但也不能无视肆意攻击教师之风的嚣张，我至少应当对受我之邀的三位青年教师负责，不能缄默。深思再三，那就搁下案头的专业资料，想对那些误把讲座现场当吵架菜场还不够，还要借助于网络的便捷伤害师长的部分法大学子提出如下三点忠告：

第一、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来陪伴你的大学四年？

本次讲座是《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作为本课程的系列讲座之一，委托商学院学生会与准律师协会承办的。我作为课程组负责人，就在讲座的开场白中通报过的我要代表课程组发起和组织这次讲座的三点理由：

第一点理由，它由大学的使命所决定。大学是求真的职业场所，大学的所有活动都在围绕对学生的培养，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练出一身善于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本领，不是培养只会背教材、背定论的考试机器，以便将来体面地走向社会，报效国家，尽量用人格与能力为双翼，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大学没有义务把中学的应试教育那一套延续下去；

第二点理由，它由大学生的使命所决定。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教育并不发达，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的培养质量还在滑坡，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培养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还不太容易，我们的学校还与国家的名字联在一起，法大的学生就更应当主动地承担将来引领社会，开启民智的责任，但你在开启民智之前，就先要把自己的智慧开出来，多接受不同学科的学术熏陶，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如果你还像中学生一样，只满足于一种声音，一种定论，顶多只是一只优秀的鹦鹉，你再去训练百姓当鹦鹉，哪怕是能够整齐地唱出同一首歌，也不可能是生动的和悦耳的。

第三点理由，它由讲座主题的重要性所决定。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像毛泽东那样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包括影响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对他的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还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我们的大学生中也是这样。就此而言，他的影响力已大大地超过孔子，他是绕不过的历史人物。如果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师生互动，开展冷静的切磋和探讨，那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我为什么要约请三位年轻的博士来给同学们谈毛泽东，当时我也说了三个理由：

第一、在关于毛泽东的问题上，请其他教师来讲，总比我一人搞“单口相声”要好；请三个教师讲，也比只请一个教师讲要好，可以尽量避免一言堂，避免一种声音。

第二、胡尚元老师、解启扬老师与邓文初老师，三位年轻的博士，分别来自中央党校的党史专业、人民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和浙江大学的近代史专业，不仅都来自名校，而且出身于不同的学科与专业，他们可以提供三种不同的视角，供全体在场同学参考。不仅如此，三位教师都是喜欢读书和独立思考的教师。

第三、尽管我在史学界也许永远都是“青年学者”，在历史研究的某些学术研讨会上，我们的前辈指令我发言时，至今都是把我作为“青年学者代表”来安排，但在三位年轻教师面前，我就是“老教师”了，除了邓文初老师是我的学生外，其他两位平时对我也挺客气，

挺尊重，那么，我们做“老教师”的，就有培养和锻炼新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要尽快把他们推出来，做他们的人梯，让他们迅速成为法大教学与研究主体中的中坚力量。下次同学们投票评选“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时，我建议你们多注意他们，至少要把投给我的票转给他们。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上述要点，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还有录音资料留着。请问网上发难的同学，对于我的现场表达，你们认真听了吗？对我主办这次讲座的动机有什么好怀疑和挑剔的呢？恕我直言，如果我不是法大的教师，不是兼着校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的负责人，如果不是为了关爱你们去凭借良心多尽一点为师之责，也许我就不会想着要挤时间给你们举办这样的讲座。如果我想赚钱或增加收入，我就不必谢绝一些校外的有偿讲座之邀，去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免费讲座邀请与校外的某些公益性讲座（虽然我把自己定的校内讲座指标是两年一次，旨在让法学教授多说话，自己多读书，少说话，少 “出风头”，实则不忍严拒学生的再三之请，每年都不止一次），还为商定时间、场地等事费神费力。如果我想把学术研究当作自留地，上课之后就可以不管学生了，我也可以埋头于书斋，不必将自己研究的课题一再延期。如果我想爱惜身体，好好休息，那就不必在近期不顾医嘱与家嘱，除了带病上课，还带病讲座，奔波于两个校区之间，4月1日在昌平给国际法学院讲座之后，8日又来昌平，主持关于毛泽东的讲座，还不包括7日下午给学校组织的内蒙古司法系统培训班讲座。我想问问这些稚嫩的网络战士与孩子们，你们攻击教师讲座动机的依据与目的是什么？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来陪伴你们的大学四年？既然你们是如此横蛮无理，仅凭自己的主观好恶与想象力，恣意怀疑我们主办这次讲座的主观动机，还那么强势和肆无忌惮，那么，牺牲个人的利益去关爱你们的教师恐怕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你们还有资格去指责如今的教授不关心学生吗？

我想提醒这样的学生，现在毕竟不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时代了，年纪轻轻，何必带着某种阴暗的心态，总喜欢把好事往坏的方面去想呢？如果你不能善解人意，你将来怎能为劳苦大众代言？如果你是法科学生，能指望你为维护程序的公正与实质的正义而为法大争光吗？

至于所谓三位教师都在“否定”毛泽东，好像就是一个声音，就有学生开始用结果来推导过程，以为这就是我事先策划的结果，其实，你们错了，我们并没有什么与学术无关的预谋。我一直想找一个既能秉持学理又能与三位博士唱“对台戏”的学者来，可惜我的师友圈比较单一，一时还找不出那样的高手。我邀请过清华那个研讨班上像红卫兵一样责难我的讲座的留美女士，她却没来。为了办好这次讲座，我能做的就是：一、把清华讲座札记《震惊与忧虑》放在校内日志，供同学们预先讨论；二、把清华讲座札记发给海内外相关师友，征求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再把他们反馈的49份意见原原本本地转录在校内日志，供你们继续参考。三、讲座之前，我一再提示三位年轻的博士，切忌一种声音，一个论点，在他们之间还应当互相切磋，甚至互相争辩，否则就会失去三人同台讲座的意义。只要不是以你个人的论点与好恶来衡量一切，就不难发现，三位博士大致也是这样做的。谈到某些具体问题，或涉及某些资料时，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互相把话打断和互相商榷的时候，有几次我也在插话中简要地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以便引导现场同学一起作进一步思考。况且他们都没有从整体上谈毛泽东，没有从整体上评论毛泽东，也就谈不上绝对否定之一说，

任何讲座都并非无懈可击，讲座刚结束，有位年轻博士送我时，我就指出他们的某些论点实有偏颇之处，昨天还在继续讨论主讲人说得不够充分的部分，特别是评价方法的部分，这也是我在讲座结束时临时补充的部分，试图有所补救，我只是没有明说而已。一个讲座也罢，一篇论文也罢，重要的并非提供了哪些你最喜欢的论点，而是提供了多少你不知道的资料与论据（可靠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还有相关学术信息与研究方法。如果人家讲的你都知道，都同意，你还有必要来听吗？任何教师都并不需要把自己的论点强加给你们，但有责任引导你们无独立思考，提供资料信息与研究方法，论据比论点更重要，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心态比学力更重要。如果在重点大学待完4年，你还那么坚守中学应试课本与中国特色的宣传机器提供的某些定论，还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自己不独立思考，还不懂得欣赏甚至不准教师去独立思考，你将怎样同寝室、班级与社团同学乃至你的恋人和睦相处？你将怎样向社会展示你的学养、善心、能力与境界，何以成为具有创新资质的法大人？

第二、请不要把辩论赛的功利目的与抢白风气带进讲座现场，还张扬在讲座之后。

法大以法学为主体，法大肩负着国家赋予的培养法学研究人才与法治实务人才的双重使命，法律人需要具备法庭雄辩的技巧与能力，校园的辩论赛当不失为培养雄辩之才的孵化器，理当予以支持，我本人就曾奉校团委与徐显明校长之命，于2007年率领校辩论队参加全国大赛，进入四强。但是，学术研讨与辩论赛还是两回事，应当防止用辩论的功利思维取代学术求真的倾向，干扰课堂与学术讲座。辩论赛场不过是大学校园的一部分，辩论不是大学四年生活的全部，不要把辩论赛中以争胜负为首要目的的功利主义与强词夺理的抢白风气带到学术讲堂。即便是高水准的辩论赛，也应当尊重对方，通过坚实的论据、快速的反应、严密的逻辑、儒雅得体的语词语速语气语态去取得胜利，而不是靠口水战，搞计划型辩论，躲避对方的追问，不敢来真辩，总喜欢把话扯开，自我演绎，搞花架子。

更何况，学术讲座与辩论赛还是两回事，大学生应当尽快养成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还有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性，追寻真相或真实，提炼论据。否则，一切都是免谈。历史认知主体之于历史的解释固然有其主观上的局限，但对事实层面的清理却有许多职业要求与方法设定，历史真实本身是很难讨价还价的。真实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妨听听Larry T. Rhyu的声音：

How and Why do we live in this world?
Because here is the truth.

We know the truth in many ways.
But we do not know it all.

Truth is simple but deeper than sea.
Truth is perfect but higher than heaven.——

法大学生应当学会像年过八旬的佩特拉•凯莉人权奖获得者张思之先生那样，多读多听，笔记不离身，活到老，学到老，多积累一点真本事，何况你还这么年轻，还谈不上多少真本事。你可以在讲座现场提问，也可以质疑，但不要在自己虽然也熟悉但并无专业训练的领域拒绝不同的声音，固执己见，发起争吵。大学既不是群殴的街道，也不是骂架的菜场，而是扩大阅读，深化思考的学术领地，它需要宁静，需要兼听博收，读书就像过日子，不需要一喜一悲，大起大落。请那些乐于搅局的同学先搞清楚你来讲座现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如果你是带着显摆知识与赢得争论的心态而来，那你走错了地方，请不要在教师面前炫耀你的知识有多丰富，无论对自己资料与知识拥有量的估计有多膨胀，无论你自以为你的论点有多正确，也无论青年教师有多年轻，请不要为了博得现场的关注与掌声而话不夸张死不休。人生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和爱情，难道还有你们的学术争辩？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凝固，不想改变也不能改变，就请自便，你可以缺席，也可以退场，却不必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论点，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还把别人的时间也强行赔进去呢？要知道，当今之世，社会的发展已趋多元，即使你是人民币，也无法保证人人都能喜欢你。

讲座现场与课堂一样，都是公共场地，不是自家卧室或菜园，要有全局观念，不要随心所欲，旁若无人。既然举手申请提问的同学还那么多，发言者就应该珍惜提问的机会，简明扼要，不要只顾自己夸夸其谈，搞表演赛，说了半天，主讲人和听众都不知道你的问题究竟在哪。提问者还应当听从现场规则与主持人的劝告，提问数量不要超过两个以上。更不要执意提5个问题之类，不管主讲者能否记得住那一连串的问题，也不管那么多问题究竟有何代表性，听众有无兴趣，无论主持人如何提示他，限制他，却都无济于事。有的虽说只提一个两个问题，其实在搞捆绑式的提问，其中还派生出几个分题，并不尊重主持人与现场听众。

第三、任何学生都无权对主讲教员进行人身攻击。

人文素养的缺失实乃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一个日趋普遍的现象，它有悖于中华文明古国与大学生的整体形象，已经危及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值得家长、学校、社会与大学生群体自身的高度关注。判断一个人的人文素养如何，完全可以从他如何对待自己、他人、社会与自然中作出判断。衡量一个学生的心态是否健康，是否有涵养，单凭讲座提问的方式与网络话语表达中，就能略知一二。请不要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却不把教师当一回事，一个浮躁的社会并不需要浮躁的学府去点缀和强化，法大学子尽量不要做只有文凭却没有文化的大学生。如果把历史上个别独裁者的征服心态移植到你的身上，总有一天你要碰壁的。有话好好说，不要动不动就生气，不要以质问的语气去对待主讲人，甚至嘲笑某个年轻教师主讲时“结结巴巴”，“连一首诗都背不好”，这就无异于人身攻击，此风实不可长。至于网上那些攻击三位年轻教师的话语，更是不堪入目，有失师道与学府的尊严，不成体统。要知道，有理不在声高，也不在人多。

学术的问题只能从学术本身来回答，任何别的手段都是徒劳的。无论是来自寒微之家，还是出身官宦人家，无论是来自多子多女的加油，还是宠得像太阳与皇帝的独子独女，任何学生都无权对教师进行人身攻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党同伐异，请不要效法小人所为，沾染不良习气，给国家重点学府与90后蒙羞。当我目睹围绕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所发生的法大讲座现场的吵闹与网络的攻伐，就不禁想起法国先哲孟德斯鸠说过的一句话：“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不惟如此，当那里的国民翻阅起乏味的历史记录来，也是幸福的，至少不会像我们可爱的法大与中国这么痛苦和混乱。

衡量一个讲座是否成功，并不在于哪个讲座者讲了多少能够与你的观点与情感完全一致的话，也不在于你的提问是否赢得现场的喝彩，而是讲座者能否提供你并不知道的信息量，又能提供多少？是否回答了你或别的听众一直感到困惑的某些真问题，回答了多少？是否还提供了某些新的视角或可以举一反三的思维方法。你可以坚守你的某个论点，可以不读书，不思考，或者可以只读你喜欢读的某类书，你也无权轻蔑自由讨论的大学精神，无权破坏自由讨论的学术环境。否则，你还不如那些整天忙于睡觉或迷于网络偷菜的人，或者只打酱油看热闹的人，后者还不至于妨碍别人，遑论伤害别人。

人生苦短，大学四年尤不过弹指之间，不妨做一个多看书，少说话的经济适应男，不要做一个君临校园的领袖模仿秀，还兼山寨版的学术导师。即便是哪个教授或校长想这样干，也会劳而无获的，即便是确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在世，他也该改一改以往那种意志决定论的征服者姿态了。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要想超越他的时代与群体太多，都不太容易，即便是超越了时代，世界也会像维特根斯坦所估计的：“如果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那么，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

早在1955年，对知识分子研究颇深的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就这样说过，“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此言不啻给某些迷恋毛泽东历史功绩和喜欢争吵的法大学子一个睿智的提醒，请不要对你个人不喜欢的资料与见解纠缠不休，去拼凑选择性的真实图景，攻击师长。近年来，固然有个别学生常藉网络对我放冷枪，进行挖苦与人身攻击，我都可以不屑一顾，但你们对我邀请的三位主讲教师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对教师基本权利的进一步轻蔑和挑衅，是对学术对法治精神与师道的公然侵犯，对不起，我就只能站起来说“不”，请你们好自为之。

孩子们，请别闹了，省点时间好好读书和修炼心境吧。

                           2010年4月10日深夜于海淀区牡丹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