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的出国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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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的出国考察报告
公费出洋的考察报告
十年砍柴
来源:南方都市报
试问今日多如牛毛的公费考察团,谁能找到梁启超、杨度那样的枪手?大部分时间花在夏威夷海滩、拉斯维加斯赌城这种地方的官员们,敢公布自己的考察日记么?

晚清戴鸿慈于1906年刊印《出使九国日记》,详载其出国考察的日程。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流行“保守”与“变革”、“媚洋”与“自大”之争。在我看来,这类问题多数时候是伪问题,关键是基于利益的判断,如果一旦觉得对己有利,大多数官员很快就会做华丽的转身。
1860年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1864年太平天国占据为首都的天京城陷落。从内忧外患中刚刚喘了口气的清朝官僚层,对洋鬼子是又恨又怕,以为洋鬼子所居乃是生番之地。这时候,英法要求与清朝互派常驻公使,这一今日常见的重要外交措施当时被视为不可理喻的荒谬之举,在朝野看来,岂不是天朝的官员去外夷当人质,去伺候洋人,谁愿去受这种侮辱?只有思想开明的郭嵩焘答应前行,家里人以为他必成在匈奴牧羊的苏武,夫人自然不愿随同,只好带个小妾前行。
湖南名流王闿运送他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士人们纷纷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扬言要开除其省籍。郭大人到了“鬼域”后,又犯了“政治觉悟不高”的毛病,不但没有写文章驳斥鬼佬那套玩意不适合于天朝,天朝自有特殊的国情,典章文物远胜鬼域;而是说人家朝野官民的文明程度很高,这下捅了马蜂窝。他被调回国内,回到省城长沙,全城贴满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
等到了戊戌变法后,风气变了,年轻人留学,官员出洋考察成为时髦。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清廷竟然宣布中立。这样的耻辱对官员和庶民是一种莫大的刺激,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已成社会共识。于是乎,朝廷不得不挂起了“预备立宪”的招牌来纾缓民意。经老佛爷首肯,光绪帝发布诏书,选派五位大臣组成考察团,去英、美、日等国考察宪政。
最初确定五位大臣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左丞绍英。这五人并非酒袋饭囊,在当时清廷中,还算是翘楚。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端方是满蒙亲贵中有名的“少壮派”,徐世昌翰林出身,与袁世凯亦师亦友,后来当过一任民国大总统。五大臣出国前,出了变故,考察团刚出京,在天津站就被革命党人吴樾扔了炸弹,绍英受了重伤。行程便耽搁下来,不久后徐世昌改任新设的巡警部尚书,清廷便改派了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充当。
尽管这些官员在同僚中算见识不凡,可是西方的宪政是个啥玩意,没人说得清。考察完毕后,他们必须要交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是要交皇帝御览,且让天下人评议的。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可以搜索下载,去外国图书馆临时抱佛脚拼凑也来不及了。出发之前,足智多谋的徐世昌就想到这点,他派探花出身、在戊戌变法中亲近康梁而受到处罚的熊希龄,拿着大把银子东渡日本找枪手。
熊探花找到谁?一个是他的湖南老乡、鼓吹君主立宪最起劲的杨度,另一位则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被清廷通缉避祸东瀛的梁启超。当时中国人里面,宪政知识能超过这两人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来了。后来,梁启超的捉刀文章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的捉刀文章是《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有梁、杨两大才子当枪手,考察团没有了思想包袱,能充分在外国考察一番。
实事求是地说,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虽然也到过一些名胜地考察旅游资源,到过风月场所考察社会状况,但总体说来,比现在多数公费考察团敬业。载泽、端方回国后,编著了133卷的《列国政要》,对其考察过的国家政府组织、宪法、法律、经济、教育等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戴鸿慈写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秋刊发。载泽亦有《考察政治日记》问世。
试问今日多如牛毛的公费考察团,谁能找到梁启超、杨度那样的枪手?大部分时间花在夏威夷海滩、拉斯维加斯赌城这种地方的官员们,敢公布自己的考察日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