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全球化与中国责任

胡舒立　总第224期　出版日期：2008-11-10  共有23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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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并帮助塑造未来国际金融体系
也是在11月，也是在华盛顿，人们在聚焦美国总统大选、兴奋于奥巴马历史性获胜之后，又将目光投向关乎世界未来的下一起大事件：将于11月15日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
这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最重要经济体领导人首次聚首，共议应对之策（参见本期“专访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虽然不能幻想已经极度深化的危机能通过一次高层会商顿获解救之道，但多边会商行动本身就意义重大；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期待，此次会议将成为建立广泛共识、制定实质性行动计划的关键性起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亲自赴会，正是外交部发言人所称中国政府在“积极考虑”之后展现的积极姿态。
放在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定位此次高规格多边会议，需要承认全球化大势已成。须知此次危机应对与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本质差别，当年尚可“自扫门前雪”，今天惟有同舟共济。过往数月中，各大央行的同步举措正是前奏。无论全球化如何被斥为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无论当事者如何各有打算，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互相依存已经成为现实。20国首脑相约峰会的目的，就是要共同化解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携手迎战世界经济衰退。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效应，喜之怨之均在其次，作出取其利避其害的抉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承认这一现实，则应当看清中国的位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任何经济体能够幸免，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不可能例外。应当看到，此次以华尔街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危机有个扩散过程，发展中经济体起初只是身处冲击波外围，而眼下深度挑战正在来临。中国很可能将面对更为恶化的局面。国际劳工组织近日表示，全球金融危机有可能使世界失业人口从2007年的1.9亿人增加到2.1亿人，这种史所未见的增幅，将使中国出口出现持续甚至急剧减速。而在中国国内，投资增幅下降已导致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表现可能相对胜出，但自身感受的伤痛仍可能极为深重。虑及此，更应当看到这场全球性危机中并无“救世主”和“被解放者”之分，没有机会作壁上观。对中国而言，积极参与国际间协调机制以化解金融危机，通过必要努力以推动全球性经济信心重塑，正可缓解外部冲击造成的本国经济增长过快下滑和失业快速增加等问题，可谓惠人利己。
当然，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只能与其他经济体一起，担负类似应对气候变化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所谓共同责任，是指全球化通过金融市场和物质产品市场实现了收益传递，也导致了风险传染，因此，只有通过共同化解风险才能共渡难关；所谓有区别的责任，则指各国在全球性金融体系重塑和各自金融市场监管中应各自有所作为，且根据自身经济受冲击的程度给出合理的政策安排。
中国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继续致力于自身金融体系的完善，深化银行改革、健全资本市场、提升监管体系都是重要议题。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持续崛起，是推动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催化剂。如果中国通过有效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确保中产阶级发展成长，使7.3亿农村居民纯收入翻一番，则有希望在未来五至十年中保持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全球性过剩产能提供吸纳地，为资本流动提供“避风港”。这将在明年和后年两年，构成对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防波堤”。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不容回避。在当前，最现实的举措，就是积极向发达经济体提供必要的融资安排，推动全球金融市场走出困境。坐拥1.9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决策者当清醒认知大型债权人的特殊地位，深悉任何币种结构调整或债务减持的微小举措，都可能在事实上使外汇储备资产市值进一步缩水；而只有持续推动债权和币种结构稳定，才能坚定全球投资者对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信心，进而确保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
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协调和监管机制作了初步反思。虽然尚难有详细擘画，但建设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议已然纷起。中国一方面应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的改革，通过平衡各成员国的份额和表决权，更多地发挥该组织在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应提速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动人民币定价市场化，并逐步转换对外贸易中的定价货币机制，使人民币步入区域化、国际化之路。在此基础上，中国货币当局应与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等货币发行机构合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谋求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面向全球金融稳定的新型国际货币框架。
金融危机不是全球化的失败和终结。各国政府在处理危机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机制，无疑将为更为深广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提供制度保障，提升全球抗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能力。新一波全球化必将在危机过后滚滚而来，而危中之机就在眼前！■
（本文刊于11月10日出版的2008年第23期《财经》杂志）